司馬遷—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天文學家。

文學家。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是偉大的文學家。

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郭沫若特別讚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誇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讚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唐代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鍊、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宋元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遊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遊，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史學家

翦伯贊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明清，金聖嘆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聖嘆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係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後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文學家、史學家。

公元前91年（徵和二年），《史記》全書完成。[53] 全書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鑑》並稱為“史學雙璧”。

漢代揚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讚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讚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史學家、天文學家。

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絡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天文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佔有最高地位。

司馬遷總結了戰國以來的天文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執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週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資料。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徵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週期，但其執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天文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綜上所述，司馬遷是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和天文學家。

司馬遷使用文學家的筆法，完成歷史學家的編寫工作！文學家乎？史學家乎？兼而有之！故而，文學無韻！史學有誤！所以，司馬遷是:文學界的史學家！史學界的文學家！

司馬遷既是史學家又是文學家，他的代表作《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從三皇五帝到漢武帝時期的史實。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民間代代相傳的風聞記事。《史記》最獨特的地方在於兩點一是不以成王敗寇論英雄，二是每篇結尾都有作者自己的觀點。

作為文學家主要是《史記》的編寫採用文學的方式敘述而成，魯迅曾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不僅僅是歷史學家，還是文學家，更是星象學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瞭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而縱觀《史記》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學對司馬遷的影響主要為：其一，公羊家頌揚湯武革命，主張以有道伐無道，成為《史記》反暴政的思想基礎；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張"大一統"的思想，成為《史記》貫串全書的主要觀念；其三，公羊家崇讓、尚恥之義是《史記》褒貶歷史人物的道德標準。

因孔安國為孔子後人，家中有當世失逸的《古文尚書》十餘篇，併兼通今古文學。故而司馬遷亦嘗就《古文尚書》問故於孔安國，學習古文經學的故訓，以及別擇古文資料的古文學，掌握考信歷史的方法。而《古文尚書》作為整個古文學的核心，司馬遷寫上古三代史亦從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馬遷曾在《史記·孔子世家》給給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讚揚。其亦吸收孔子學說和六藝經傳的精華，效法孔子精神，繼《春秋》作《史記》，完成一代大典。綜上所述可以知曉司馬遷即是史學家又是文學家。

透過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絡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天文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佔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天文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執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週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資料。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徵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週期，但其執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天文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在中國古代文史是不分家的，所以司馬遷既是史學家，又是文學家，魯迅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和《資治通鑑》合成史學雙壁，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並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憑此作司馬遷必須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是史學家是人所共知的，有一副對聯“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直接將司馬遷和司馬相如並列，可見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也是得到大家公認的，《史記》意到筆隨，縱橫變化，章法、句法、用詞都有許多獨特之處，別出心裁，不蹈故常，搖曳迴盪，跌宕有致，其語言之魅力毋庸置疑。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史書，

但又不是那種單純死板的記事。書中有很多作者個人的情感論述，文筆上達到了不可多得的高度，也是常說開創了什麼什麼的先河，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云云。因此司馬遷稱史學家，文學家。

我看歷史還是那種入門的小學生級別，只看熱鬧，思考太欠缺。

司馬遷既是文學家也是史學家。首先，他是史學大家，所著《史記》記錄自三皇五帝至漢武帝時代的歷史，注重資料收集的完整、確鑿，不人云亦云，從二十歲開始，司馬遷遊歷全國各地。在浙江會稽，考察過大禹召集部落首領開會的地方；在長沙汨羅江邊憑弔愛國詩人屈原；在曲阜，考察孔子講學的遺址；在漢高祖的故鄉，聽取沛縣父老講述劉邦起兵的情況……這種遊覽和考察，使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知識。

同時，司馬遷還是一位文學家，他寫的《史記》是中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端。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是史記首創。它標誌中國古代史傳文學的發展已經達到高峰。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對司馬遷著作的最高評價。

漢人習慣把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統稱為文章家，如《漢書》說“文章如司馬遷、司馬相如”。南北朝時，才有了歷史和文學的區別，如“文史兼發”，又如設儒學祭酒、文學祭酒、史學祭酒等。

提起司馬遷，我們都知道《史記》，這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分為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記載了從三皇五帝至漢武帝時期的史實，所以說，司馬遷即是文學家又是歷史學家

不管怎麼樣，完成《資治通鑑》就是不一般，況且在那個年代，有著不一般的統治階級思想要求，不可能所有內容全部是真實的。所以他是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