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1819年5月31日出生於美國長島。父親務農兼作木匠，因為不能餬口，五歲那年全家遷往紐約附近的布魯克林。老惠特曼從小就受啟蒙主義思想影響，推崇獨立革命時期的進步思想家托馬斯·潘恩，使惠特曼從小就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薰陶。惠特曼為生活所迫，8歲就步入社會，先後做過跑差、藝徒、排字工人、小學教師、記者、編輯、水泥匠等。惠特曼青年時代對民歌產生濃厚興趣、經常學習民歌，並且練習寫作。1846年2月至1848年1月之間，他擔任《布魯克林之鷹》的編輯。1848年去新奧爾良編輯報紙，不久回到布魯克林。此後的五、六年中，他幫助年邁的父親承建房屋。經營小書店、小印刷廠，自由散漫，隨意遊蕩；與少年時一樣，盡情地和船伕、Navigator、馬車伕、機械工、漁夫、雜工等結交朋友。 《草葉集》是惠特曼的一部詩歌總集。1853年，《草葉集》第1版問世，收入了《自我之歌》、《大陸之歌》等戰前時期的12首詩。後來，惠特曼又對這部詩集進行多次修訂，至1892年，共出10版，成為包括296首詩的洋洋鉅著。這首詩的內容幾乎包括了作者畢生的主要思想，是作者最重要的詩歌之一。詩中多次提到了草葉：草葉象徵著一切平凡、普通的東西和平凡的普通人。詩的背景是紐約的街道和長島的海灘，反映了各勞動階層的生活：滿載著稻草的車車、船伕和挖蛤蠣的人、屠夫的小夥計、鐵匠、趕馬車的黑人、木工以及Navigator、紡紗女郎、排字工人、築路者、拉縴者、妓女等等。詩人在詩中用十分漫柔的筆觸寫了一個逃亡中的黑奴形象。 《自我之歌》還表達了作者思想的其他重要方面。他十分重視、而且也經常描寫人們極為自然的性生活，“我是肉體的詩人，也是靈魂的詩人。”他認為人的肉體和性行為沒有絲毫必須鄙視的地方。這在長期以來習慣於清教徒成規的美國體面人的目光中是駭人聽聞、大逆不道的；當時承繼著新英格蘭文化傳統的著名詩人洛威爾和朗費羅對此都極不以為然，希望詩人把描寫性的部分從詩集中刪去，但是惠特曼卻斷然加以拒絕。 惠特曼自稱是個喜歡戶外生活的人。他虔誠地崇拜自己赤裸裸的、無罪的肉體。他認為性的結合就是肉體和靈魂的結合；靈與肉是人體不可分割的一個東西的兩個方面。惠特曼思想中也有不少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東西，在這裡表現為上帝和“宇宙靈魂”的存在。詩人並不信奉基督教，他有時把上帝叫作長兄或同志，但有時他又認為有一個象愛默生的“超靈”那樣的上帝存在。這是一個抽象的原則，存在於萬物之中，因此每一個微小的生物或物件都包含著廣闊的世界，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自己也和萬物相通，因此“自己”或“自我”也是神聖的，而且每一個男人或女人也都有一個神聖的“自己”。與此相聯絡的是他關於“死亡”的看法，他並不認為“死亡”就是一切的消滅，“死亡”恰好是一種屬於精神的、新生命的開始，而且是一種更高的生命。 第1版《草葉集》中有一篇重要的序言，其中誇大了年輕的美利堅共和國的巨大成就，但是作者的堅定的民主思想也表達得很清楚。 這薄薄一冊劃時代的詩集受到了普遍的冷遇。只有愛默生給詩人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我認為它是美國從未有過的一部不同尋常的具有才識和智慧的作品……我因它而極為歡欣鼓舞。裡面有無與倫比的內容，其說法也是無與倫比的……我向你的偉大事業的開端致敬。” 惠特曼從這封信中得到巨大的鼓舞。 1856年，第2版《草葉集》出版，共收詩32首。第1版的序言已為《在藍色的安大略湖畔》所代替。每一首詩也都有了題目，詩集中的佳作之一《給一個遭到挫敗的歐洲革命者》其實是獻給全世界的革命者，詩人鼓勵他們在遭到挫敗後必須再接再厲，因為自由終究要勝利，勝利偉大的，但是失敗也一樣偉大；而他自己則是一個支援“全世界每一個無畏的叛逆”的堅定不移的詩人。 《一路擺過布魯克林渡口》是詩人最優秀的作品之一。詩人寫渡口的繁忙景象，特別寫熙熙攘攘的來擺渡的人群，感到他和他們心心相印，和他們所想、所看到、所感受的完全一樣，和他們渾然一體。他不但在當前和他達到了精神上的一致，即在將來，在數代之後，亦復如此。這裡又表現出了惠特曼哲學思想中的“宇宙靈魂”、“極靈”的存在。 《闊斧之歌》的主人公是闊斧和它所創造的各種形象，它是拓荒者，在創造一個新世界。作品不但歌頌了闊斧的創業精神，也歌頌了“一切有進取心、有膽略的人們的美”，以及有“獨立精神，獨立的出發點，和依靠自己力量的行動的美”。詩中還穿插了一段對“偉大的城市”的描寫：偉大的城市不是一個物資多、數目大、體積和分量重的地方；偉大的城市必須既無奴隸又無主人，必須有最忠誠的朋友在那裡立足，必須是個兩性的白璧無瑕也站住了腳跟的地方。因此闊斧還有一個本來的重要任務，即創造一個理想的、真正民主的世界。 惠特曼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曾草擬過許多演講詞，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論第十八屆總統選舉》，是在1856年總統大選之年寫成。惠特曼這時脫離了民主黨，支援新成立的反對奴隸制的共和黨及其總統候選人。他在演講詞中指責16、17屆總統完全支援奴隸主的利益，他要求消滅蓄奴制，甚至要求用武器人反對“逃亡奴隸法”，但是他常常把理想的美國描寫成小私有者的國家。他也諷刺了議會中的政客和官僚，要求青年工人進入國家機構。這篇文章直到1928年才出版。 1859年，《星期六週刊》的聖誕專號上刊出了惠特曼的一首優秀抒情詩《從永不休止地擺動者的搖籃裡》，這是一首愛情和死亡的頌歌。在發表這首詩的前後三年中，惠特曼和在紐約百老匯大街普發福餐館集會的一批文人過從甚密，其領袖人物是《星期六週刊》的主編亨利·克萊普。僅在1859至1860年一年之中，這家週刊就刊載了始終受著冷遇的惠特曼的大約25篇作品和評論惠特曼的文章。在餐館集會的全盛時代，惠特曼應波士頓一出版家之請印行了《草葉集》的第3版（1860），這本詩集算是第一次“正式出版”。集中有124首新詩，包括《從永不休止地擺動著的搖籃裡》和3組分別名為《民主之歌》、《亞當的子孫》、《蘆笛》的詩歌。開卷的第一首詩《從鮑瑪諾克開始》是自傳體長詩，詩人在這裡作為西方世界的一個嶄新人物出現。《民主之歌》包括16首新詩，較好的一首是《我聽見美洲在歌唱》。在《亞當的子孫》中，詩人認為失去樂園的不是亞當，而是他的子孫。他們本來是清白的，但卻自以為墮落，其實肉體是無罪的，應把它昇華為精神的東西。《亞當的子孫》寫男女之間的情愛是肉體的；而《蘆笛》則寫男子之間的同志友好關係，是精神的，是民本精神的基礎，同男女之間的情愛比更加熱烈而持久。用詩人自己的話來說，蘆笛是草類中葉片最大、最健壯的，而且清新，有芳香，是在水中成束生長的。“蘆笛”顯然是“草葉”的進一步發展，象徵最堅毅、最能耐受風霜……的同志愛的各種特點。這一組詩因為流露出同性相愛的情緒而受到當時文學界的強烈斥責。 南北戰爭期間，惠特曼作為一個堅定的民主戰士，顯示了他的深刻的人道主義本色。1862年底戰爭激烈進行時，他主動到華盛頓去充當護士，終日盡心護理病的兵士，以致嚴重損害了健康。他的生活十分艱苦，借抄寫度日，把節省下的錢用在傷病員身上。他充當護士將近兩年的時間中，大約接觸了10萬士兵，有許多後來還一直和他保持聯絡。 戰後惠特曼在內政部的印第安事務局任小職員，不久局長髮現他是《草葉集》的作者，把他解職；後來他在司法部長辦公室供職，工作8年。由於在內戰中受到了鍛鍊；增加了閱歷，政治思想認識也得到了提高，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865年，惠特曼在紐約自費印行他在內戰後期寫的詩集《桴鼓集》，其中共收入新詩53首。幾個月之後他又出版了一本續集，其中有悼念林肯的名篇《最近紫丁香在庭院裡開放的時候》。 1867年的《草葉集》第4版只有8首新詩，都是並不出色的短詩，但是收入了《鼓集》及其續集。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發表的長篇文章《民主遠景》，它總結了作者的文藝觀和政治主張。與第1版《草葉集》的序言相比，惠特曼在這篇文章中對於美國的民主制度有了深刻得多的認識。而對勞動人民和普通群眾的熱愛和信任則始終十分堅定，他認為未來的美國文化和民主國家要靠他們來創造，但是當時的狀況卻完全不理想。作者沒有在他的祖國見到真正的民主，他說：“我們經常使用‘民主’這個詞，但是我必須不厭其煩地重複說，這個詞的真實意義還在睡大覺，還絲毫沒有醒過來，雖然筆底和舌尖為了這兩個字發出了隆隆然憤怒的雷聲和風暴。這是個偉大的詞，我認為它的歷史還沒有寫下來，因為這部歷史還沒有上演。”惠特曼的這篇文章表明作者在思想上的成熟，它的風格也很有氣派。 《草葉集》的第5版在1871年和1872年各印刷了一次。第一次增收13首新詩，第二次收入一般評論家公認為詩人最後一首重要的長詩《通向印度之路》和少數幾首新詩，其中有《啊，法蘭西的明星》。惠特曼在這首詩中向以巴黎黎公社為最後高峰的法國革命浪潮致敬。他說：“法蘭西之星不僅僅屬於法國，目前這場戰鬥和大膽進取是為了自由，為了理想，為了四海之內皆變成兄弟，為了使暴君和僧侶膽戰心涼。”巴黎公社只持續了一週，但是作者認為法蘭西之星十分美麗，明亮，金光閃閃，將永遠放射光輝。《通向印度之路》歌頌了三項剛剛完成的重大工程：蘇伊士運河的鑿通，在水路上貫通了歐亞兩洲；北太平洋鐵路的建成，連線了美國大陸的東西兩端；橫貫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底電纜的鋪設。這三大工程完全接通了東西半球，顯示了科學技術的威力，具有社會政治意義，而對惠特曼說來還具有哲學意義。長詩描寫現代科學技術把空間縮短了：“遠的變近了，不同的地域焊接在一起了”；也把時間銜接起來了——過去的古老的東方和現代的年輕的西方連線在一起。作者還描寫了由蘇伊士運河開創的海上活動、太平洋鐵路所擔負的運輸和沿路瑰麗的自然環境；歐亞連線在一起實現了當年哥倫布想找一條到達印度的通道卻找到了新大陸時的那種理想。 惠特曼認為，在精神領域裡，詩人也要做工程師們；在物質領域裡的工作，自然與人類不應再有隔閡。“一切分離與空隙必須掛起鉤來，必須連線起來”。詩人和他的靈魂還渴望和上帝合一；他認為能夠航行到的目的地應比印度遙遠得多。“啊，必須朝更遠更遠的方向扯起風帆！” 惠特曼在編印各版《草葉集》時，經常變動詩篇的前後次序。他編排的原則不是按詩篇寫作時間的先後，而是按照它們的內容、主題分類。他還隨時更動某些詩篇或某組詩篇的前後次序。但是按照第5版第一次印刷的內容和編排來看，已經象是最後的一次安排。1873年他身患癱瘓症，後來始終沒有恢復健康，他的寫作能力從此也一蹶不振。但他的樂觀主義，對生活的熱愛和敏感，他的民主理想等還是至死不衰，1884年3月他在卡姆登買下一所小屋，並在那裡終老。他的晚年鬱郁不得志，除編印了幾個版本外，偶爾寫些詩文，在英美兩地的報刊發表。 1876年他出版了《草葉集》的第6版，以紀念獨立宣言的一百週年。這是一部包括散文作品在內的兩卷集，第一卷即第5版的內容，第二卷他取名為《兩條小溪》，包括散文、18首新詩、第5版的《通向印度之路》和附詩，詩句趨向於抽象。《草葉集》的第7版（1881~1882），它的文字、每首詩的題目和排列的先後次序，都已最後審定。而惠特曼還是繼續寫詩，直至1892年去世。他最後的詩作被列為“附詩一”（1888~1889）、“附詩二”（1892）；他還囑咐他的死後遺作可列為“附詩三”，以使第7版保持原狀，不可更動。第7版《草葉集》的另一個特點是，它是唯一由知名的出版商正式出版的本子。第7版共收20首新詩，都是短詩，沒有佳作。 1882年詩人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典型的日子》，其中包括《民主遠景》一文。1888年出版的《十一月枝丫》，收入62首新詩和一些文章，序言題為《回顧曾經走過的道路》，其中的詩篇後來收入《草葉集》的第8版（1889），併成為“附詩一”。1891年費城的出版家出版惠特曼的新作《再見吧，我的幻想》，其小的詩篇成為《草葉集》的“附詩二”；《草葉集》的第9版（1892）包括、“附詩一”、《七十之年》和“附詩二”《再見吧，我的幻想》。詩人去世後的遺詩《老年的回聲》，作為“附詩”，見1897至1898年出版的集子，後來的個集也都收入。現在通用的全集，是所謂“臨終版”，即1892年出版的第9版。 惠特曼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作家，他並不崇拜古老的歐洲文明，而是全心全意為建立美國式的、民主的文學而奮鬥。但是他也不是沙文主義者，他十分關心歐洲的革命運動，曾寫過不少詩歌加以鼓勵和祝賀，他是個熱情的國際主義者。 惠特曼詩歌的藝術風格和傳統的詩體大不相同，他一生熱愛義大利歌劇、演講術和大海的滔滔浪聲，西方學者指出這是惠特曼詩歌的音律的主要來源。他只寫過極少幾首用傳統詩法的詩歌，如流行的悼念林肯之歌《啊，船長啊，我的船長！》。他的詩行比較接近口語和散文詩的節奏，沒有韻，也沒有極為規律的重音，因而更加接近於他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他的詩歌經得起推敲，而他的散文則常常顯得粗獷、鬆散而龐雜。他的思想感情和泛神論的宇宙觀，不大肯受傳統習慣的約束和限制，但他的詩體仍有規律可尋，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是思想、形象和用詞、造句上的平行法。最淺顯的平行法是兩行或多行的語法結構相同或每行中的思想相類似，甚至詞類也相同。更加常見的是每一句的句首是同一個詞、詞類，或同一個短句，這種形式成為惠特曼常用的列舉法——一連串類似的形象、動作或內容排列在一起，或多或少。詩句沒有傳統的一定數量的重音，但仍有節奏，有如海浪的節奏，口語的節奏，朗誦的節奏。一句詩不一定以重音為單位，而可以用思想、語調、標點符號或停頓為單位；一節詩或整首詩不一定按邏輯構成，而是由弱到強，由少到多，透過累積過程直到高潮。此外，也有整首詩的結構模擬義大利歌劇的形式。但不論是他抒發的思想感情，還是詩體形式，都是“離經叛道”、大膽創新的。 惠特曼的詩歌對中國五四運動以後的新詩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郭沫若譯過惠特曼的一些詩，從他的《地球，我的母親》等詩中可以看出受惠特曼影響的痕跡。 惠特曼是19世紀美國傑出的詩人，他的創作具有鮮明的民主色彩和樂觀精神，反映出美國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廣大人民的情緒和願望。他的詩歌以其民主的內容和革新的形式對美國以至世界的詩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惠特曼於1892年逝世。
惠特曼，1819年5月31日出生於美國長島。父親務農兼作木匠，因為不能餬口，五歲那年全家遷往紐約附近的布魯克林。老惠特曼從小就受啟蒙主義思想影響，推崇獨立革命時期的進步思想家托馬斯·潘恩，使惠特曼從小就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薰陶。惠特曼為生活所迫，8歲就步入社會，先後做過跑差、藝徒、排字工人、小學教師、記者、編輯、水泥匠等。惠特曼青年時代對民歌產生濃厚興趣、經常學習民歌，並且練習寫作。1846年2月至1848年1月之間，他擔任《布魯克林之鷹》的編輯。1848年去新奧爾良編輯報紙，不久回到布魯克林。此後的五、六年中，他幫助年邁的父親承建房屋。經營小書店、小印刷廠，自由散漫，隨意遊蕩；與少年時一樣，盡情地和船伕、Navigator、馬車伕、機械工、漁夫、雜工等結交朋友。 《草葉集》是惠特曼的一部詩歌總集。1853年，《草葉集》第1版問世，收入了《自我之歌》、《大陸之歌》等戰前時期的12首詩。後來，惠特曼又對這部詩集進行多次修訂，至1892年，共出10版，成為包括296首詩的洋洋鉅著。這首詩的內容幾乎包括了作者畢生的主要思想，是作者最重要的詩歌之一。詩中多次提到了草葉：草葉象徵著一切平凡、普通的東西和平凡的普通人。詩的背景是紐約的街道和長島的海灘，反映了各勞動階層的生活：滿載著稻草的車車、船伕和挖蛤蠣的人、屠夫的小夥計、鐵匠、趕馬車的黑人、木工以及Navigator、紡紗女郎、排字工人、築路者、拉縴者、妓女等等。詩人在詩中用十分漫柔的筆觸寫了一個逃亡中的黑奴形象。 《自我之歌》還表達了作者思想的其他重要方面。他十分重視、而且也經常描寫人們極為自然的性生活，“我是肉體的詩人，也是靈魂的詩人。”他認為人的肉體和性行為沒有絲毫必須鄙視的地方。這在長期以來習慣於清教徒成規的美國體面人的目光中是駭人聽聞、大逆不道的；當時承繼著新英格蘭文化傳統的著名詩人洛威爾和朗費羅對此都極不以為然，希望詩人把描寫性的部分從詩集中刪去，但是惠特曼卻斷然加以拒絕。 惠特曼自稱是個喜歡戶外生活的人。他虔誠地崇拜自己赤裸裸的、無罪的肉體。他認為性的結合就是肉體和靈魂的結合；靈與肉是人體不可分割的一個東西的兩個方面。惠特曼思想中也有不少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東西，在這裡表現為上帝和“宇宙靈魂”的存在。詩人並不信奉基督教，他有時把上帝叫作長兄或同志，但有時他又認為有一個象愛默生的“超靈”那樣的上帝存在。這是一個抽象的原則，存在於萬物之中，因此每一個微小的生物或物件都包含著廣闊的世界，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自己也和萬物相通，因此“自己”或“自我”也是神聖的，而且每一個男人或女人也都有一個神聖的“自己”。與此相聯絡的是他關於“死亡”的看法，他並不認為“死亡”就是一切的消滅，“死亡”恰好是一種屬於精神的、新生命的開始，而且是一種更高的生命。 第1版《草葉集》中有一篇重要的序言，其中誇大了年輕的美利堅共和國的巨大成就，但是作者的堅定的民主思想也表達得很清楚。 這薄薄一冊劃時代的詩集受到了普遍的冷遇。只有愛默生給詩人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我認為它是美國從未有過的一部不同尋常的具有才識和智慧的作品……我因它而極為歡欣鼓舞。裡面有無與倫比的內容，其說法也是無與倫比的……我向你的偉大事業的開端致敬。” 惠特曼從這封信中得到巨大的鼓舞。 1856年，第2版《草葉集》出版，共收詩32首。第1版的序言已為《在藍色的安大略湖畔》所代替。每一首詩也都有了題目，詩集中的佳作之一《給一個遭到挫敗的歐洲革命者》其實是獻給全世界的革命者，詩人鼓勵他們在遭到挫敗後必須再接再厲，因為自由終究要勝利，勝利偉大的，但是失敗也一樣偉大；而他自己則是一個支援“全世界每一個無畏的叛逆”的堅定不移的詩人。 《一路擺過布魯克林渡口》是詩人最優秀的作品之一。詩人寫渡口的繁忙景象，特別寫熙熙攘攘的來擺渡的人群，感到他和他們心心相印，和他們所想、所看到、所感受的完全一樣，和他們渾然一體。他不但在當前和他達到了精神上的一致，即在將來，在數代之後，亦復如此。這裡又表現出了惠特曼哲學思想中的“宇宙靈魂”、“極靈”的存在。 《闊斧之歌》的主人公是闊斧和它所創造的各種形象，它是拓荒者，在創造一個新世界。作品不但歌頌了闊斧的創業精神，也歌頌了“一切有進取心、有膽略的人們的美”，以及有“獨立精神，獨立的出發點，和依靠自己力量的行動的美”。詩中還穿插了一段對“偉大的城市”的描寫：偉大的城市不是一個物資多、數目大、體積和分量重的地方；偉大的城市必須既無奴隸又無主人，必須有最忠誠的朋友在那裡立足，必須是個兩性的白璧無瑕也站住了腳跟的地方。因此闊斧還有一個本來的重要任務，即創造一個理想的、真正民主的世界。 惠特曼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曾草擬過許多演講詞，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論第十八屆總統選舉》，是在1856年總統大選之年寫成。惠特曼這時脫離了民主黨，支援新成立的反對奴隸制的共和黨及其總統候選人。他在演講詞中指責16、17屆總統完全支援奴隸主的利益，他要求消滅蓄奴制，甚至要求用武器人反對“逃亡奴隸法”，但是他常常把理想的美國描寫成小私有者的國家。他也諷刺了議會中的政客和官僚，要求青年工人進入國家機構。這篇文章直到1928年才出版。 1859年，《星期六週刊》的聖誕專號上刊出了惠特曼的一首優秀抒情詩《從永不休止地擺動者的搖籃裡》，這是一首愛情和死亡的頌歌。在發表這首詩的前後三年中，惠特曼和在紐約百老匯大街普發福餐館集會的一批文人過從甚密，其領袖人物是《星期六週刊》的主編亨利·克萊普。僅在1859至1860年一年之中，這家週刊就刊載了始終受著冷遇的惠特曼的大約25篇作品和評論惠特曼的文章。在餐館集會的全盛時代，惠特曼應波士頓一出版家之請印行了《草葉集》的第3版（1860），這本詩集算是第一次“正式出版”。集中有124首新詩，包括《從永不休止地擺動著的搖籃裡》和3組分別名為《民主之歌》、《亞當的子孫》、《蘆笛》的詩歌。開卷的第一首詩《從鮑瑪諾克開始》是自傳體長詩，詩人在這裡作為西方世界的一個嶄新人物出現。《民主之歌》包括16首新詩，較好的一首是《我聽見美洲在歌唱》。在《亞當的子孫》中，詩人認為失去樂園的不是亞當，而是他的子孫。他們本來是清白的，但卻自以為墮落，其實肉體是無罪的，應把它昇華為精神的東西。《亞當的子孫》寫男女之間的情愛是肉體的；而《蘆笛》則寫男子之間的同志友好關係，是精神的，是民本精神的基礎，同男女之間的情愛比更加熱烈而持久。用詩人自己的話來說，蘆笛是草類中葉片最大、最健壯的，而且清新，有芳香，是在水中成束生長的。“蘆笛”顯然是“草葉”的進一步發展，象徵最堅毅、最能耐受風霜……的同志愛的各種特點。這一組詩因為流露出同性相愛的情緒而受到當時文學界的強烈斥責。 南北戰爭期間，惠特曼作為一個堅定的民主戰士，顯示了他的深刻的人道主義本色。1862年底戰爭激烈進行時，他主動到華盛頓去充當護士，終日盡心護理病的兵士，以致嚴重損害了健康。他的生活十分艱苦，借抄寫度日，把節省下的錢用在傷病員身上。他充當護士將近兩年的時間中，大約接觸了10萬士兵，有許多後來還一直和他保持聯絡。 戰後惠特曼在內政部的印第安事務局任小職員，不久局長髮現他是《草葉集》的作者，把他解職；後來他在司法部長辦公室供職，工作8年。由於在內戰中受到了鍛鍊；增加了閱歷，政治思想認識也得到了提高，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865年，惠特曼在紐約自費印行他在內戰後期寫的詩集《桴鼓集》，其中共收入新詩53首。幾個月之後他又出版了一本續集，其中有悼念林肯的名篇《最近紫丁香在庭院裡開放的時候》。 1867年的《草葉集》第4版只有8首新詩，都是並不出色的短詩，但是收入了《鼓集》及其續集。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發表的長篇文章《民主遠景》，它總結了作者的文藝觀和政治主張。與第1版《草葉集》的序言相比，惠特曼在這篇文章中對於美國的民主制度有了深刻得多的認識。而對勞動人民和普通群眾的熱愛和信任則始終十分堅定，他認為未來的美國文化和民主國家要靠他們來創造，但是當時的狀況卻完全不理想。作者沒有在他的祖國見到真正的民主，他說：“我們經常使用‘民主’這個詞，但是我必須不厭其煩地重複說，這個詞的真實意義還在睡大覺，還絲毫沒有醒過來，雖然筆底和舌尖為了這兩個字發出了隆隆然憤怒的雷聲和風暴。這是個偉大的詞，我認為它的歷史還沒有寫下來，因為這部歷史還沒有上演。”惠特曼的這篇文章表明作者在思想上的成熟，它的風格也很有氣派。 《草葉集》的第5版在1871年和1872年各印刷了一次。第一次增收13首新詩，第二次收入一般評論家公認為詩人最後一首重要的長詩《通向印度之路》和少數幾首新詩，其中有《啊，法蘭西的明星》。惠特曼在這首詩中向以巴黎黎公社為最後高峰的法國革命浪潮致敬。他說：“法蘭西之星不僅僅屬於法國，目前這場戰鬥和大膽進取是為了自由，為了理想，為了四海之內皆變成兄弟，為了使暴君和僧侶膽戰心涼。”巴黎公社只持續了一週，但是作者認為法蘭西之星十分美麗，明亮，金光閃閃，將永遠放射光輝。《通向印度之路》歌頌了三項剛剛完成的重大工程：蘇伊士運河的鑿通，在水路上貫通了歐亞兩洲；北太平洋鐵路的建成，連線了美國大陸的東西兩端；橫貫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底電纜的鋪設。這三大工程完全接通了東西半球，顯示了科學技術的威力，具有社會政治意義，而對惠特曼說來還具有哲學意義。長詩描寫現代科學技術把空間縮短了：“遠的變近了，不同的地域焊接在一起了”；也把時間銜接起來了——過去的古老的東方和現代的年輕的西方連線在一起。作者還描寫了由蘇伊士運河開創的海上活動、太平洋鐵路所擔負的運輸和沿路瑰麗的自然環境；歐亞連線在一起實現了當年哥倫布想找一條到達印度的通道卻找到了新大陸時的那種理想。 惠特曼認為，在精神領域裡，詩人也要做工程師們；在物質領域裡的工作，自然與人類不應再有隔閡。“一切分離與空隙必須掛起鉤來，必須連線起來”。詩人和他的靈魂還渴望和上帝合一；他認為能夠航行到的目的地應比印度遙遠得多。“啊，必須朝更遠更遠的方向扯起風帆！” 惠特曼在編印各版《草葉集》時，經常變動詩篇的前後次序。他編排的原則不是按詩篇寫作時間的先後，而是按照它們的內容、主題分類。他還隨時更動某些詩篇或某組詩篇的前後次序。但是按照第5版第一次印刷的內容和編排來看，已經象是最後的一次安排。1873年他身患癱瘓症，後來始終沒有恢復健康，他的寫作能力從此也一蹶不振。但他的樂觀主義，對生活的熱愛和敏感，他的民主理想等還是至死不衰，1884年3月他在卡姆登買下一所小屋，並在那裡終老。他的晚年鬱郁不得志，除編印了幾個版本外，偶爾寫些詩文，在英美兩地的報刊發表。 1876年他出版了《草葉集》的第6版，以紀念獨立宣言的一百週年。這是一部包括散文作品在內的兩卷集，第一卷即第5版的內容，第二卷他取名為《兩條小溪》，包括散文、18首新詩、第5版的《通向印度之路》和附詩，詩句趨向於抽象。《草葉集》的第7版（1881~1882），它的文字、每首詩的題目和排列的先後次序，都已最後審定。而惠特曼還是繼續寫詩，直至1892年去世。他最後的詩作被列為“附詩一”（1888~1889）、“附詩二”（1892）；他還囑咐他的死後遺作可列為“附詩三”，以使第7版保持原狀，不可更動。第7版《草葉集》的另一個特點是，它是唯一由知名的出版商正式出版的本子。第7版共收20首新詩，都是短詩，沒有佳作。 1882年詩人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典型的日子》，其中包括《民主遠景》一文。1888年出版的《十一月枝丫》，收入62首新詩和一些文章，序言題為《回顧曾經走過的道路》，其中的詩篇後來收入《草葉集》的第8版（1889），併成為“附詩一”。1891年費城的出版家出版惠特曼的新作《再見吧，我的幻想》，其小的詩篇成為《草葉集》的“附詩二”；《草葉集》的第9版（1892）包括、“附詩一”、《七十之年》和“附詩二”《再見吧，我的幻想》。詩人去世後的遺詩《老年的回聲》，作為“附詩”，見1897至1898年出版的集子，後來的個集也都收入。現在通用的全集，是所謂“臨終版”，即1892年出版的第9版。 惠特曼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作家，他並不崇拜古老的歐洲文明，而是全心全意為建立美國式的、民主的文學而奮鬥。但是他也不是沙文主義者，他十分關心歐洲的革命運動，曾寫過不少詩歌加以鼓勵和祝賀，他是個熱情的國際主義者。 惠特曼詩歌的藝術風格和傳統的詩體大不相同，他一生熱愛義大利歌劇、演講術和大海的滔滔浪聲，西方學者指出這是惠特曼詩歌的音律的主要來源。他只寫過極少幾首用傳統詩法的詩歌，如流行的悼念林肯之歌《啊，船長啊，我的船長！》。他的詩行比較接近口語和散文詩的節奏，沒有韻，也沒有極為規律的重音，因而更加接近於他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他的詩歌經得起推敲，而他的散文則常常顯得粗獷、鬆散而龐雜。他的思想感情和泛神論的宇宙觀，不大肯受傳統習慣的約束和限制，但他的詩體仍有規律可尋，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是思想、形象和用詞、造句上的平行法。最淺顯的平行法是兩行或多行的語法結構相同或每行中的思想相類似，甚至詞類也相同。更加常見的是每一句的句首是同一個詞、詞類，或同一個短句，這種形式成為惠特曼常用的列舉法——一連串類似的形象、動作或內容排列在一起，或多或少。詩句沒有傳統的一定數量的重音，但仍有節奏，有如海浪的節奏，口語的節奏，朗誦的節奏。一句詩不一定以重音為單位，而可以用思想、語調、標點符號或停頓為單位；一節詩或整首詩不一定按邏輯構成，而是由弱到強，由少到多，透過累積過程直到高潮。此外，也有整首詩的結構模擬義大利歌劇的形式。但不論是他抒發的思想感情，還是詩體形式，都是“離經叛道”、大膽創新的。 惠特曼的詩歌對中國五四運動以後的新詩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郭沫若譯過惠特曼的一些詩，從他的《地球，我的母親》等詩中可以看出受惠特曼影響的痕跡。 惠特曼是19世紀美國傑出的詩人，他的創作具有鮮明的民主色彩和樂觀精神，反映出美國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廣大人民的情緒和願望。他的詩歌以其民主的內容和革新的形式對美國以至世界的詩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惠特曼於1892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