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些歷史資料上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具有攸久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裡我們的祖先廣交盟友與鄰邦有著頻繁密切的對外交流。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唐朝佛教的交流、明代透過海上的交流等等，也有外來官方的使者，文化交流的使者，以及部分領域的佔領等。

隨之而來的就是外來文化的元素也被廣泛採用，其中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的元素，比如政治、經濟、文化、科學、軍事等都不同程度移植及借鑑外來文化的元素。

較早的大概就是佛教的一些用語，“佛”字，大家不會陌生吧？那麼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經，緣分等等，近代的“幹部”、“公司”、“經理”、“派出所”，以及來自西洋歐美的“雪茄”、“夾克”、“沙發”等等，在度量單位方面長度單位“米”、重量單位“千克”、還是許多自然科學方面的物理量詞，化學方面的元素名稱，有機化學方面許多名詞等等。

江南造船廠，其前身為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中國第一座鍊鋼爐、第一艘機動兵輪、第一尊後膛鋼炮、第一艘潛艇全部誕生於此。江南造船廠更是把現代科技的理念帶給了古老的中國，推動了中國近現代工業和科技的發展。在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的附屬機構—翻譯館內，工作人員共翻譯出了百餘種西方近代科技書籍，包括中國第一張翻譯過來的門捷列夫的化學元素表。

大概在1890到1905年約15年時間，日本西學的譯介工作高過中國，但是所用的詞彙大多是借用中國古籍中的現成詞彙或中國早年翻譯西學已經使用過的詞彙，當然也有少數日本用漢字組合的新詞。　　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年後，中國經歷了一次從日文轉譯西書的階段，因為是中國傳統語料中已存在的詞彙，一看就懂，所以一般就直接用原詞。一些腦殘學者，不追根溯源，就得出漢語現代詞大量來自日語的印象。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這“百年禁教”的時期中國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譯著的西方文獻，非但傳播不廣，而且已經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學在中國幾成絕學。但解除禁教令後，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隨著西力東侵愈演愈烈，西學東漸及新語創譯又達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紀末為止，近60年裡中國譯著的西學新書遠遠超過明末清初的190年間，內容更為廣泛。

在華人士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鑑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也創造了許許多多漢語新詞彙，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釐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並傳入日本，被日本視為國際公法範本。［14］之後日本於1866年出版的《畢灑林氏萬國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國法論》採用中國《萬國公法》相同的法律詞彙術語達250餘例。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制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首次提出了“動產”、“不動產”的概念，稱“動產”為“能移動之產業”，“不動產”為“能傳授之產業”，並多次採用了“資本”這個詞，提出了“資本”的概念：“所謂資本者，不弟錢財已也，凡值錢之物，如舟車、房屋、鐵路及寶石之類，皆可謂之資本。”可當時“資本”一詞並未被華人採用，嚴復、梁啟超等均採用“母財”，後來才被傳到日本的所謂日源漢字“資本”所取代。［15］《微積溯源》中釐定了變數、函式、微分、積分、係數、極大值、極小值等術語。《電學》釐定了電極、電線、電鐘、摩擦生電等。這些書籍都傳到日本，其中的漢語新詞也隨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語中去了。因此，漢文的“西學新書在日本的利用不僅是透過中國渠道吸收西洋知識的一條途徑，而且給日語語彙裡灌輸了近代概念的新鮮血液。”［16］

外國傳教士還在中國開設了出版機構，如1843年英華人在上海建立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等書籍，釐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係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並傳往日本，為日本人所採用。1844年美華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1860年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心算啟蒙》、《五大洲圖說》、《地理略說》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學揭要》、《西學樂法啟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學衛生論》、《熱學圖說》、《植物學》、《代數備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還編纂中西詞典供來華傳教士研習漢語。1822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經將“使徒”、“鉛筆”、“消化”、“交換”、“審判”、“法律”、“水準”、“醫學”、“自然的”、“必要”、“新聞”、“風琴”、“演習”、“半徑線”、“精神”、“單位”、“行為”等詞彙與英語進行了對譯。之後，1844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將“文法”、“新聞紙”（到現在日本的報紙還稱為“新聞紙”）、“金剛石”、“內閣”、“領事”、“碼”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編纂的《英漢字典》將“直徑”、“本質”、“知識”、“機器”、“幹事”、“物質”、“平面”、“白金”、“偶然”、“教養”、“交際”、“天主”、“默示”、“同情”、“小說”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1869年間出版的由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將“園藝”、“侵犯”、“蛋白質”、“陽極”、“映像”、“副官”、“銀行”、“麥酒”、“公報”、“想象”、“碳酸”、“陰極”、“克服”、“保險”、“白旗”、“自由”、“文學”、“元帥”、“原罪”、“受難”、“原理”、“特權”、“宣傳”、“右翼”、“法則”、“記號”、“隨員”、“寒帶”、“熱帶”、“噸”、“戀愛”、“讀者”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編纂《華英萃林韻府》將“電報”、“電池”、“光線”、“分子”、“民主之國”、“地質論”、“物理”、“光學”、“理論”、“動力”、“國會”、“會議”、“納稅”、“函式”、“微分學”、“代數曲線”、“沿海”、“羅盤”、“閃電”、“午線”、“拋物線”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17］。這些辭典都東傳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的編纂所借鑑，為日本學習西方的思想、科技，創造新詞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華人還自己開辦翻譯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海軍衙門、稅務總司、京師大學堂編譯館、上海的南洋公學、湖北官書局、北洋官書局等。據統計，僅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從1855年（咸豐三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近60年間，共有468部西方科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總論及雜著44部，天文氣象12部，數學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譯之書內容廣泛，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質地理、天文、航海、博物、醫、工藝、造船及水陸兵法等共180種。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學名詞，都是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最初定下來的。有讀者曾留言說：“我們現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專有名詞都是日本從西文中翻譯，然後傳入。其實最早日本從江南製造局的翻譯館買了很大一批科學書籍回去，存於現在極有名的東洋文庫，之後這些名詞又‘出口轉內銷’回來了。”［18］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也證實：“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透過加註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裡去了。”［19］事實完全可以證明，許多所謂的“日語外來詞”，都是“出口轉內銷”的“中中國產品”。即使沒有日語外來詞，華人照樣可以翻譯西方科學文獻，華人照樣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照樣可以做實驗報告博士論文。

從上述可知，其實在近代，日本從中國輸入並被採用的新詞彙，是中國從日本引進新詞彙的數十倍之多！所謂“現代漢語中的日本外來詞”，絕大多數是華人，或與西方人士合作創制的！為什麼某些華人，包括某些學者，閉口不談這一情況呢？造成好像只有日本向中國輸入新詞彙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