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知行合一"旳提法，出自儒家的《中庸》，《中庸》裡講，"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這一段，主要是針對儒家的三德——智、仁、勇，這三德是儒家的三把利器，儒家對自身修養的完成，主要依靠這三件法寶。

《論語》裡面講"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有了三德的加持，儒者就可以立於天地之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大平。

所以儒者對三德是極其重視的，而《中庸》裡面又講"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所以三德並不是純粹的理論，更不是抽象的思想理念，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境界。

所以僅憑"知"是遠遠不夠的，而是一定要和實際的行為結合起來，這樣才能發揮它們具體的功效，王陽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來對學人加以督促！

我曾經研究過儒家，但不精通，只能說一些自身淺顯的見解。

儒家精義在中國基本上消失了，剩下的大多數似是而非，或者只是很機械的把書本背熟然後照本宣科翻譯。王陽明的心學屬於儒家的一個流派，要想理解心學，首先要理解儒家的基本思想。

儒家的根本在於“仁、禮”二字。仁者愛人，禮者秩序。

我先說個“禮”字。“禮”可包含“法”，“法”卻不能包含禮，這個是儒家和法家最大的區別。

原因很簡單，法是自上而下之定，就自然代表了統治者的意志，覆蓋面就遠不能和“禮”相比，因此法是赤裸裸的“權”的體現。而“禮”，不但是由上而下的法律秩序，也在於平等交流的社會秩序，更在於由下而上的流動秩序，而且還從現實跨越到思想領域，這才是“禮”。

只強調由上而下，貫徹統治者意志的“法”，就失去了“仁”的內涵，而變成了權術，所以才有秦朝才顯得暴虐，赤裸裸的體現統治者剝削和鎮壓的意志。

現在講個“仁”字，仁者愛人，有“禮”而無“仁”，就變成了禮教，所謂禮教殺人吃人，其實都是法來代替了禮的具體表現，儒家後期發展出來的三綱五常，已經不再屬於儒，只強調上下秩序，不強調“仁”對家庭，社會，國家的目的，因此實際上，已經開始蛻化成法家，只是面具是儒家而已。

而儒家的目的，歸根到底是“仁”，有了仁，才能要求禮，失了這個前提，就已經不是儒家正意，所以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篇 下）

迴歸正題，我們大致瞭解了儒家的基本思想，也就是淺顯的“知”，以這個“知”為前提，那如何去“行”呢？孔子說，吾寧知不可而為之，孟子說，雖千萬人而吾往矣。“行”需要九死而猶不悔的大決心，百折不撓的大毅力，去執行貫徹“知”，終始如一。做到這點，基本就是“知行合一”本身的體現。

另外奉勸一句，現在很多“假”儒家傳統文化學習講座對“心學”的誇大宣傳，導致很多人沉迷在《了凡四訓》《傳習錄》中，妄圖透過很玄學的方式來改變命運。逃避現實的艱辛，忽略自身的努力，本身即失了“知”，更偏了“行”，與所期待的命運便是南轅北轍遙遙無期。

人們一提陽明心學，第一反應便是“致良知”、“知行合一”，稍微有所瞭解得都能說上一兩句。殊不知，對於“知行合一”，陽明自己是否定的。

原因是在“知行合一”提出之後，不僅未能將學生引入心學大門，還曾經引發了學生思想的混亂。

《王陽明年譜》曾這樣說：“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

可見，對於提出“知行合一”，陽明是後悔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筆者認為，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陽明傳道授業初期的一種嘗試。但是因為經驗不足，提法並不成熟。

《王陽明年譜》中，提到過這樣一大段關於“知行合一”話：

“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乃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慾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複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為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卻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為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是之為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卻以為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這裡，最關鍵的就是兩句話就是“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複本體”，“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

復得本體，這個本體是知的本體還是行的本體？抑或是知與行的本體？透過文中意思，很容易就得出，知行的本體是一樣的，是一體的。對此，陽明十分清楚。但是，他不僅需要自己清楚，也要叫學生們清楚。

所以，陽明從平常人經常分裂開的“知與行”入手，叫同學們嘗試將“知與行”合到一起。陽明的出發點無疑是為了有個教學的“把柄”。但是這個“把柄”不僅未起到作用，反而造成更大的困擾。

原因是，陽明並未直接說出知行本一，而是預設“知行”為二。（假若為一，何談“合”字？）以“知行”為二為前提，教學生將“知行”硬合到一塊，結果事與願違，學生們無所適從，“紛紛異同”，眾說紛紜，也許因此 “辯論”一番，總之是思想無法統一到一塊。

其實，陽明無意當中犯了朱熹所提“格物”之病。十幾年前，陽明正是深信朱熹所說，硬去格竹，但是心與物依然判若為二，結果大病一場。

到了陽明去教學生，雖然主觀上提的是“權法”，但在客觀上不小心照樣落了朱熹的“窠臼”。還好，陽明及時悔悟，不久以後便找出問題所在。

可以發現，自此以後，陽明便極少主動提“知行合一”。

有了此次的教訓，對於所提教學的“把柄”，他是謹慎多了。經過多年的提煉，五十歲時才提出“致良知”。

並且，在正式提出之前，他對“致良知”是暗中檢驗多次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致良知”是“經宸濠、忠、泰之變”等大風大浪中驗證的。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這一段話，可見主人公對“致良知”的得意。

“致良知”可以說是直指本體--良知即是本體，本體是無對待的，是單一的。這是心學的最大特點--簡易直接,直接點出本體。“知行合一”預設為二，是有對待的，單單是這一點，高下立見。所以，致良知提出以後，知行合一便不必再提了。

天地良心，天地神明。

一心不昧，萬法皆明。

良心所在，就是天命。

知行合一，道法自然。

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中的「知」，與我們平時所認為的「認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人有兩套心智系統，我們平時所用的是第一套心智系統，我們平時所認為的「認知」，是在第一套心智系統中的「認知」。

而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的「知」，是在第二套心智系統中的「知」，這個「知」與行為是高度同步合一的。

所以不要用對第一套心智系統中的認知，去認識王陽明在第二套心之系統中的認知體驗，那完全是兩個概念。

知是那裡才能知？

行是誰發起的？

都是說的心。

說心的修行不應只停留在知中，也要在行中修！

這兩種方法應該是一體的。

王陽明等於認為，我們的認識必須同時是實踐性的，實踐也必須是認識性的。也就是說，應當一邊認識一邊實踐，一邊實踐一邊認識，將兩者統一起來。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這一概念相當於現代哲學的“認識”，“行”相當於“實踐”。

王陽明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觀，乃是針對當時程朱理學的流弊而發的。

朱熹曾經說過：“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主要針對朱學而發，與朱熹的意見不同。

王陽明認為，“今人卻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

由此可見，王陽明強烈當時反對學者在程朱理學的學習中，援引朱熹的說法，認為知先行後，甚至由此實際造成重知輕行、“徒懸空口耳講說”的風氣。

雖然朱熹本人的實際說法裡頭也是重行的。但是程朱理學包括與朱熹同時主張心學的陸九淵，全都主張“知先行後”，將知行分為兩截，認為須得先有認識，然後才能實踐的錯誤認識論。

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確實有糾朱學之偏的功效，而且在認識論上也的確是撥亂反正的。

他認為，“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他的意思是“知”本身就是一種“行”，“行”本身也是一種“知”，本體終究是一個。

所以，他提出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由此可見，王陽明更強調勇於實踐，不必須得等到全部認識清楚後才開始實踐行動，須得在一邊認識中一邊實踐，一邊實踐中一邊認識。應該說，王陽明的說法更符合科學的認識論。

他為此還舉動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按常規我們的理解是所學的知識面和行為融合一體。知是知道，識是見識、認識，知與識攜手為“知識”。知識是透過書本而儲存於大腦記憶的經驗，知識可以透過文字形式記載、記錄，以便借鑑和學習，也可以透過口口傳授，手把手的教學等等，那要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說白了就是要和實際的實踐相互融合，真正做到才行。但其實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就是知道你就要做到，你不能光說知道，實際上行為卻做不到。比如說，抽菸，很多人都知道對身體有害，但卻戒不了；酗酒，很多人也知道對身體不好，但到酒桌上就什麼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還有現實生活中很多不文明的行為，隨地亂扔垃圾、隨地亂吐痰、亂插隊、霸座、破壞公共設施等等，這些三歲小孩都懂是破壞環境，不道德行為，為什麼大多數人都還要去為之？道理很簡單，因為做不到“知行合一”，所以，所做所為無法自我約束，自覺尊守道德法律法規。當然，人非聖人，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確實很難，只能說能做到儘量去做，確實不能做到也就隨波逐流吧。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如何理解，我的理解是，王陽明為什麼要強調知行合一？是因為知易行難，所以知行合一更加難以做得到，古往今來那些做得到的都成了聖人，比如王陽明，比如孔子，

這個問題就算是智慧機器自動排列出來的，回答它我也會覺得榮幸，儘管我回答的不見得正確，但比起那些百度出來顛倒一些關鍵詞的次序的那些答案，也不算褻瀆了這樣高階的提問

王陽明，一代宗師，一個聖人，群山之巔，我13君，班門弄斧啊！侃大山，講幾點

1知行合一的目的，儒家的最高目標，做聖人。人皆可為堯舜。內聖外王，但做聖人，比較難，中華五千年，有人說，只出了二個半聖人。做君子，切實可行，伸手可及，己之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儒家的重心了。

2知行合一，的知，什麼內容，不單是知識，而是指的儒家有智仁勇三德，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是君子的標準。

3行是什麼意思，儒家講，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4怎麼做到知行合一了，這就是王陽明的創造性了，王陽明講了許多，我來講講皮毛，

a放下自我，慾望要少，莫道山中無供給，明月清風不要錢。

b越是艱難處，越是立身時。人須在事上磨。

c人皆有良知。致良知。

d吃飯，穿衣，工作，皆是修行。不坐金丹不參禪，飢來吃飯倦來眠。

d活在當下。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

e只問耕耘，但行好事，不問收穫，莫問前程。前面兩句是行，後面兩句是知，合起來，知行合一。

王陽明，天賦異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身，為往聖續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令人神往。我輩凡夫俗子，知行合一。好好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