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道碑帖結合分為四個階段

(一)從隋唐開始，比如舉一個代表性人物歐陽詢，他是從陳朝出生經歷隋，初唐，所以他的書法受到了當時少數民族書法的影響，用筆方俊，不避險絕，而自成一格，這是最早一批碑帖結合的人。看《蘇孝慈墓誌》就可以發現，早在隋朝就有和歐陽詢風格十分接近的作品。(圖一)

(二)而後到了宋代黃庭堅學習梁朝陶弘景《瘞鶴銘》，長槍大戟一波三折，甚至評價《瘞鶴銘》為大字無過之。

(三)再到清代以及民國，隨著碑的發掘工作，阮元，包世臣，康有為，趙之謙，張裕釗，沈尹默，等書家同樣取法魏碑，以振作民族精神，抵禦外侵，強華人之骨。所以魏碑的雄強大氣，就滿足了人民的心裡需求。

(四)到了現代，展覽復興，人們追求震撼力，衝擊力的展廳效果所以魏碑再一次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求，也同樣是因為文化還不夠高度，學出來特別野，缺少一些文采，多有荒率之感。

這便是碑帖結合的歷史！不同時代有不同原因，政治的，文化的，個人喜好的，可以分開來看。

謝謝邀請。 某某與某某結合學習，這些都不存在矛盾。怎樣學習都可以。不過，要求注意，楷書加前時代的東西可以融入進去。如果是早時代的融入後面的東西就不行了。這是一個邏輯問題。例如:爺爺不可能有曾曾孫子的東西，而曾曾孫子可以有爺爺的東西。就是時間先後注意一下可以了。

我是這樣理解的，碑帖結合也不是什麼新鮮玩意。所謂碑，多表現蒼茫，荒率，雄強等，而帖學，多表現優雅，精緻，妍美。眾所周知，帖學已千年，碑雖然很早就有，而碑學風格卻盛於清晚期。碑的興起於當時推動改革不無關係，各個領域都需要改變。

那麼碑帖能結合嗎？我覺得不能，想蒼茫就要放棄優雅，想荒率就要放棄精緻，想雄強就得放棄妍美。正負極相吸是不可能的。那麼怎麼能創新那？其實我們回到書寫最本真的理解，字如其人就能瞭解什麼是創新，因為每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的，書寫只要能如其人就是創新。每個人寫字都一樣，要筆跡學幹嘛？簽字還有什麼用？所以書法並不需要刻意的創新

我的觀點是：書法趕時髦與碑帖結合與關！這是其一。

其二，不要動不動就談書法創新，當把自己的字寫的超過古人的字後，再談書法創新不遲。如果自己的字寫的僅得幾分古人書法的形似和神韻，那就靜下心來，老老實實的學習古人的字。

無論是學碑還是學帖，都是學書的正路。碑與帖，想結合時就結合，不想結合時，要麼專工碑，要麼專工帖。不要認為學碑學者傻，學帖者才是真聰明。

有人認為，學碑不易得其古人的筆法，實則不然，啟功先生說：“學書自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 學碑，照樣可得古人的筆法。

碑帖結合不是書法創新的出路！關於這一點，每個學書之人都應該牢記在心。但是，如果把碑帖結合得微妙了，能對自己書法風格的形成有較大幫助的。

還是那句話，在沒有把傳統書法繼承好之前，勿妄言書法創新！

搞設計有個困惑:要有特點和創新，字型選擇特難，尤其是標題更難選，片名更難定。字型檔全華人民都認識，想在這裡突破基本不可能，防止視覺通俗，宋體仿宋楷書基本不敢用，新魏有選用。後來就盯上了書法，唐楷及一切楷書、館閣體基本不能用，偶爾機會巧遇一本龍門二十品，仔細一研讀才發現，這裡有我要的東西，一發不可收拾，原來魏碑這塊寶藏太豐富了，以至於放棄了攝影愛好專門練字了。重點關注魏碑，到了門口才發現，華人到那兒都擁擠，搞書法的人很多，搞魏碑也這麼多？咱不懂藝術，魏碑的藝術性無法論述，只覺得魏碑比唐楷豐富，更有表現力，比唐楷耐琢磨。

非常感謝邀請。碑帖結合是趕時髦還是書法創新新出路？這個問題，應該說碑帖結合並不時髦。自古以來，致力於碑帖結合的人多了，可以說，哪一個學書者碑帖都沒少學，十八般武藝都沒落下，時髦不時髦都得學。但很少有人把它們結合在一起。即使結合在一起，也沒有幾個像樣的。至於是不是創新，那要看“新”到什麼成度。如果真的是結合的恰到好處，妙造自然，而且，前無古人之面目，現無今人之雷同，恭喜你，真的是創新，成功了。反觀今日書壇，哪有這樣的人呢？大多數都是人云亦云，在古人堆裡討生活。亦步亦趨的把古人的東西能表現出來，就不錯了。即使真是多年苦心經營，也不否認，可以寫出具有一定的新意。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認可呢？如今，就是傳統的書法，都可以說，很多書家的作品都不一定真正欣賞的了。所以說，碑帖很難結合，即使結合，也猶如水火不相容，變成生、冷、硬。當然，碑帖的結合，是一條值得關注的路，關鍵在於拿捏的恰到好處。如果努力探索，具有新意，獲得成功，也可以視為是一種新的“時髦”。

碑帖結合學習書法是彌補碑與帖各自對立面學習書法所帶來的不足或缺憾。碑刻或刻帖與墨跡書帖，由於一個有二次加工痕跡，一個是原汁原味，即便是同樣作品也會出現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對於臨摹學習書法者而已往往差之毫釐，甚至形成不同的自我風格。

碑就是魏碑，指用筆剛猛，點畫誇張的書法。

這種書法從唐代以後，，由於不太適合科舉快速的書寫，所以，就不在被重視，一直到晚清，有人突然提出書法要崇尚魏碑。

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包世臣、阮元。後來包世臣的學生趙之謙在魏碑書法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所以，也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欣賞。

但是，魏碑引起社會高度關注，還得從“戊戌變法”前後算起。康有為、梁啟超為了挽救老朽的清王朝的滅亡，建議清政府變法圖強，其中就有對魏碑書法的欣賞，而且康有為、梁啟超成為新黨領袖人物，他們親自學習魏碑，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於是，變法圖強與寫剛猛的魏碑書法，就具有了時代的新標誌。學習魏碑，也成為一種時髦，這是毫不誇張的。

例如，民國初的藝術家，都是寫魏碑的。康有為的弟子就有徐悲鴻、遊壽。

民國時代，繼承了學習魏碑的精神，像于右任也是魏碑的積極推行者。

新中國成立以後，魏碑作為具有時代性的精神仍然存在。

近年以來，一種推行碑帖結合的呼聲，似乎也比較高。有些理論家，不惜把王羲之的書法也列入，有魏碑特點的書法例如，有人把《萬歲通天帖》說成是具有魏碑的書法。

真不知是不是要趕時髦。

但是，真正成功的，好像還沒有，起碼我們至今還沒有駕馭魏碑這種書體，又有帖學味道的書法創造，還沒有人超過趙之謙。

魏碑與二王的書法風格能不能相容?理論上是有這個可能性的，但是，也有很大矛盾。

魏碑的方筆稜角比較多，而二王的書法圓轉比較多。稜角多，行筆就自然要慢一些，圓筆多，行書就要自然快一些，這是有技法矛盾的。

讓王羲之書法體系多一些剛猛的成分，給魏碑一些靈動的成分，這種美學想象是好的，但是，創作的技術成本更高了。

所以，需要探索學習。祝願有志於書法的朋友，勇於改革創新。但是，也不必盲目創新就好，更不能以為碑帖結合是一種趕時髦。

碑帖結合應該不是趕時髦，因為早在清初期碑學就已興起，清中後期碑帖結合更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清初，帖學的衰落是歷史的必然，碑學隨之興起，統治書壇兩百餘年。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現代攝影印刷術的興盛，碑帖皆興。到了今天，碑帖融合已成大的趨勢。因為單寫碑帖成就難以超越古人，而且現在書家碑帖大家皆有，很難說不受多方面的影響。書貴有金石氣，單寫帖易軟弱，但寫碑易呆板。

所以我認為，碑帖結合是書法創新的新出路。

碑學和帖學之分是清代中期以後提出來的，距離現在也有兩三百年的歷史，並不是某一個人的心血來潮，得到了主流書法界的認可，並且延續到現在，可以說是清代書法的一個很大的創新，並不是簡單的趕時髦，它有系統的書法理論和強大的書法家團隊，有代表人物和經典的作品。

明代以前，大部分人學習書法都是使用帖，清代嘉慶時期，阮元提出了重碑輕帖的理論，把妍美的古代的墨跡、刻帖稱為“帖學”，把古拙、粗獷的刻石書法稱之為“碑學”。所以碑學並不只是單單指的魏碑，還包括隸書、墓誌和摩崖刻石。

後來的康有為在他的《廣藝舟雙輯》中更加強調了重要碑輕帖的理論，提出“北碑南帖”之說。實際上，碑和帖都是都是書法的總要組成部分，只是它們流傳下來的形式不一樣，無論碑和帖都有精品，都有我們值得學習的精品。

後來的書法家也開始注意到這一點，並不偏激的認為帖好還是碑好，開始用帖學的方法去學習碑刻，用帖學的用筆去理解碑刻，所以啟功先生也說要“透過刀鋒看筆鋒”，其實就是一種碑帖融合的學習方法。這種學習方法也得到了大部分書法家的認可。

所以，碑帖融合並不是一時的趕時髦，是趕了幾百年了，是書法家共同的審美選擇。到了現在，書法界對於碑和帖都特別包容，無論你是學碑和學帖還是碑帖融合，只要寫的好，就會被認可，就能在展覽上入展或者獲獎，沒有清代的那種碑和帖的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