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開頭就像講故事。作者說起一個盲人不識太陽。一個盲人從來沒見過太陽，就向有眼的人打聽。有人告訴他：太陽的形狀像銅盤。以這個比方向盲人解釋，本不算錯；可是比喻總是蹩腳的，打比方的人沒有考慮到銅盤有聲音而太陽沒有聲音。“扣盤而得其聲”，盲人一敲盤子就聽到了聲音。過了一天，聽見鐘響，他以為是太陽響了。又有人告訴他：太陽是有光的，正像蠟燭一樣，也是有光的。這個解釋也並不算錯，可是忘記了盲人根本不懂什麼是“光”，於是盲人就“捫燭而得其形”，心想太陽大概是長的。過了一天，他拿到一隻“龠”，發現也是長的，他想，這大概是太陽了。這是作者打的頭一個比喻。下面接著說太陽和鍾、龠相差也太遠了。然而盲人卻不知道它們有很大的區別，這是為什麼呢？“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一般人對“道”瞭解不足，與一個不知道太陽是什麼的盲人，可以說相差無幾。如果讓一個通達事理的人（“達者”）講給他聽，即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誘導啟發，恐怕也不比用盤子和蠟燭來解釋太陽強多少，因為打比方總不能百分之百把道理講清楚。於是作者下結論說：“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這是說，當時一般談論“道”的人，誰也沒有真懂“道”是什麼，只就他自己所看到的一點點東西硬給起個名字，說這就是“道”，就是真理，有的人連看也沒看見，只是憑空瞎猜，這都是不動腦筋，專門依賴別人所發生的毛病。 “然則道卒不可求歟？”他先用孫武的話來回答，意思是說：善於作戰的人能掌握主動，使敵人不由自主地走近自己，而不至於陷入被動，被敵人牽引過去。又引用了子夏的話，意思是說，各行各業的手藝人，都在鋪子（肆）裡待著，社會上的人由於需要，都自動地到鋪子裡來買東西，因此他們坐在店裡就可以“成其事”，把各人的業務完成，用來比方一個人只要努力學習，總有一天會體會到什麼是“道”。最後，作者自己回答什麼是“致”：“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與歟？”不去求它而它自己就來了的，這就是“致”。“求”主要是依賴別人幫助，“致”主要是靠自己虛心學習，掌握主動。必須這樣，才能發現真理。 “南方多沒人”這一段的道理又深入一層。蘇軾告訴我們：所謂“學”得有實際經驗，我們現在叫做實踐。沒人能沉在水裡是怎麼練的呢？天天同水在一起生活。一個人能長時間沉沒在水裡，這哪兒是隨隨便便就做得到的，一定得對水的規律有所體會、有所掌握才行。一個北方的勇士只靠向南方的“沒人”打聽到一些空理論，真要按照他的話去河裡試試，那非淹死不可。這樣，作者又得出一個結論：“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意思是：一個人不踏踏實實做學問而專門好高騖遠去尋求什麼高深的抽象的“道”，那就跟北方學“沒”的人一樣，早晚是要吃虧的。 最末一段，結合當前具體情況，談了作這篇文章的目的。 …… 這篇文章所闡述的道理，是有蘇軾親身體驗在內的。對於探求真理和鑽研學問的艱苦歷程，蘇軾自己是過來人，所以談起來格外親切有味。我們透過這篇文章，可以更好地理解三方面的道理。首先，做學問如果不透過自己刻苦鑽研，親身實踐，只是靠打聽別人，隨便相信別人，就一定不會深入，不僅失於片面，而且還容易犯錯誤。如果只憑主觀瞎猜，危害性就更大。其次，外因必須透過內因起作用，專靠外力是無濟於事的。探求真理，鑽研學問的內因，就是靠自己學習，不能只撿別人的現成果實。還有第三點，所謂學習，不能只空談理論，而是得自己下真功夫，下苦功夫，要有真才實學，要受過實際鍛鍊。儘管蘇軾說，有一天“道”會不用你去求而主動地來找你，實際上他卻正是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你要不下苦功夫，“道”是不會來找你的。這些道理，在今天看來，還是正確的，對我們是有用的，值得借鑑的。 …… 但是，這篇文章最吸引我們的還是那幾個豐富多彩而又恰當準確的比喻。全篇文章一共用了四個比喻，一頭一尾，盲人不認識太陽和北方人學潛水是兩個明顯的、由作者直接創造的比喻，形象性很強，一眼就看得出。中間兩個，則是借用古人現成的、比較隱晦的、間接的比喻。一個是引用孫武的話，用作戰來說明人應該掌握主動；另一個是借用子夏的“百工居肆”的比喻來說明“道”與“學”的關係。這兩個好像是引經據典，其實是利用古人現成的材料為自己服務。這就看出作者的筆是多麼靈活，駕馭古書的能力有多麼強。 第一個比喻是說明人在認識客觀事物方面所存在的問題，是就“知”一方面來說的。一個人只靠片面地拾取零碎的知識而對事物缺乏系統全面的理解，必然要犯錯誤。只靠別人轉述的第二手材料而不親自參加調查研究，就一定得不出正確的結論。看去像講故事，其實是用活潑新鮮的形象來感染讀者，讓讀者進一步悟出作者所要講的道理。這個比喻最重要、最精彩，也最深刻，因此把它擺在最顯著的地位，這就大大地加強了文章的生動性，同時也加強了說服力。 第二、三兩個比喻好像很簡單，很現成，其實是很經濟、很確切的。敵我雙方戰鬥，誰爭取到主動誰自然佔上風。探求真理和鑽研學問也正是如此，必須爭取主動才行。用開鋪子比喻求真理，也很有意思。一個人學問淵博、經驗豐富，才容易發現事物的規律，正如鋪子裡貨色齊，主顧才多。但是作者還得緊接著用第四個比喻來說明實踐的重要性。因為學問淵博、經驗豐富不能是紙上談兵，更不能只靠道聽途說，而是要經過親身檢驗，經過鍛鍊，對事物才有徹底的瞭解。必須有這四個比喻，作者所要闡明的道理才全面，文章因而也才顯得完整。從每個比喻來看，它們各有各的作用，而這四個比喻又互相關聯，缺一不可。這就體現了作者運用比喻豐富與確切兩結合的特點。 然而這篇文章畢竟是說理文，不能只孤立地靠比喻來討人歡喜，還得把讀者從感性認識誘導到理性認識階段。於是在打完每個比喻之後，以及在每一段結束的地方，都用最簡明概括的語言把結論交代出來。這就使得作者的本意表達得更顯著，文章也更為醒目。打比喻是啟發讀者，給讀者留有餘地；下結論則是點醒讀者，讓讀者一目瞭然。文章也顯得既有風趣，又有分量。 最後一段，指出吳彥律有志於學，這是正面鼓勵。但意在言外，勸他還應該注意兩個方面。第一，求學必須有目的（這就是“求道”）。第二，要踏踏實實下真功夫做學問，不能浮光掠影只追求皮毛。這從文章末尾批評過去和當時讀書人考科舉的兩層意見（即“昔者，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士求道而不務學”）就可以體會得出來。但作者寫得很含蓄，寓鞭策於嘉獎之中，這也是應該注意的。 這篇文章語言十分流暢親切，沒有板起面孔說教的味道。但是在輕鬆、風趣的後面又儼然存在著鄭重嚴肅。這正是作者大量用比喻來寫說理文所取得的效果。 （節選自《閱讀和欣賞》，北京出版社1960年版） 三、《日喻》賞析（朱靖華、柯象中） 蘇軾之文長於說理，往往“昭晰無疑”（《藝概·文概》），長篇論說文是這樣，短小精悍的雜說也莫不如此。而且雜說較之正式的議論文更靈活，筆調更從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書》），充滿了詩一樣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尋味咀嚼。本文就是其雜說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開頭就敘述故事，這種故事中的人物、時間、地點，都不明確（即使虛擬的也沒有），其結構是抽象的，是作為論據的“寓言”。因其描寫生動，故而顯得具體實在，說服力極強。它告訴我們：任何知識都來源於感性經驗，如果撇開感性經驗而單靠間接經驗，就像瞎子那樣“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那麼勢必會“轉而相之”，混淆這一事物與他事物的各種屬性，加以臆測，杜撰，鬧出“聞鍾以為日”“捫燭以為日”的笑話，那就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求達也無以異於眇。”如果單憑“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 然而單有感性經驗還不夠，還得親自實踐，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認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麼“致”與“求”有什麼區別呢？作者引古人語對“致”作了解釋：“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這裡的“致”就是一種“循序漸進”，平時積學，自然得“道”的意思，學至則道自致。譬如軍隊能夠掌握主動權，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待時機成熟就行出擊，才能獲勝，若牽“求”勝利，就成了“致於人”了，就會失敗。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經過平時不斷的實踐，而不是急於求成，那麼道是可致的。 作者為了論證這個觀點，又給我們講了另一個寓言故事。作者發現“南方多沒人”，而北方則少有，原因何在？就在於“南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因為“日與水居”，故能漸識水性，“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沒”，“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可見求“道”單憑勇氣是不行的，還得經過長期的實踐。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學而務求道”，走捷徑，投機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學“沒”者那樣，沒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運用寓言闡述道理時，夾敘夾議，深入淺出，寓言講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連續運用兩個寓言說明認識過程的兩個階段，絲絲入扣，環環相接，可稱之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運用兩個內容相近但有連續性發展性的寓言故事構成層出不窮、變化多端的結構，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趨深入和加強，這是蘇軾的創新（參見朱靖華《蘇東坡寓言評註·序言》）。 最後一段聯絡實際並交代為文的目的。“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相反，“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經術本來就是載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務學”，他們不知道“道”是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絡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單靠讀幾本經書，應該雜學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經驗，又要經過長期的摸索思考，以漸進於道。這裡，作者是針對王安石以經術取士而發的。《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八雲：“宋自王安石始以經術取士，一時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談道德仁義；及致之於用，則茫然失據，亦與妃青媲白無二焉，此蘇軾《日喻》所以作也。” 總之，作者運輕靈之筆娓娓道來，彷彿與人對面而談，親切動人，語淺道明，毫無論說文的板滯之弊。且本文還繼承了戰國議論文的優點，以寓言作為論據，使行文簡潔明瞭，形象生動。正如王文濡所評：“文以道與學並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詩，能令老嫗都解。”（《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二） （選自《中華文學鑑賞寶庫》，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四、蘇軾的文學主張 蘇軾多才多藝，詩、詞、散文都有很高的造詣，是北宋最負盛名的文學家。又工於繪畫，擅長書法，與黃庭堅、米芾、蔡襄齊名，並稱“四大家”。他的文學主張散見在他的部分詩、文、書、序、札記之中，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廣泛影響。 蘇軾強調作者要有深厚積累，文章應有充實的內容。在《南行前集敘》中說：“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云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鬱勃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他要求文章要“有為而作”，聯絡現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鳧繹先生詩集序》）。《答俞括書》稱讚俞括的文章：“皆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濟世之實用，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他在《答謝民師書》中提出：“（文章）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根據內容的要求，自由表達，擺脫形式限制，使之恰到好處，以取得自然流暢，波瀾起伏的藝術效果。這與他在《文說》中提出的“隨物賦形”的觀點是一致的，即根據所表現的物件，真實生動地描寫外物。他還發揮“辭達”的見解，認為“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蘇軾認為“辭達”是文學創作的最高要求。他還強調“神似”，反對“形似”，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中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即此詩，是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清新自然，意境深遠，達到傳神的藝術效果。蘇軾的風格是“天馬脫羈、飛仙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其意中所欲出。”（沈德潛《說詩語》）但在《書黃子思詩集後》中卻極力推崇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的風格，即使對李白、杜甫也稍嫌不足。在《評韓柳詩》一文中說：“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即外在的質樸平淡與內在的含蓄濃郁相結合。這種風格概括了陶潛、謝靈運、韋應物、柳宗元一派詩人的創作特點，也正是唐末司空圖所總結和提倡的詩風。因此蘇軾非常讚賞司空圖論詩“味在鹹酸之外”（《與李生論詩書》）的主張。 （選自王洪主編《古代散文百科大辭典（修訂版）》學苑出版社1997年版） 五、蘇軾軼事 少立範滂志 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範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宋史·蘇軾列傳》） 文驚歐公 嘉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議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一頭地。”聞者始譁而厭，久乃信服。（《宋史·蘇軾列傳》） 何須出處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用“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試官，以示歐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及揭榜，見東坡姓名，歐公曰：“此郎必有所據。”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宋人軼事彙編》） 名懾舉子 （東坡）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相國韓魏公語客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宋人軼事彙編》） 老兵有鑑識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諮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鑑識。”（《宋人軼事彙編》） 作文先有意 有問作文之法於東坡，坡曰：“譬如城市中種物，欲致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宋人軼事彙編》） 平生快意事 東坡嘗謂：“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矣。”（《宋人軼事彙編》）
文章一開頭就像講故事。作者說起一個盲人不識太陽。一個盲人從來沒見過太陽，就向有眼的人打聽。有人告訴他：太陽的形狀像銅盤。以這個比方向盲人解釋，本不算錯；可是比喻總是蹩腳的，打比方的人沒有考慮到銅盤有聲音而太陽沒有聲音。“扣盤而得其聲”，盲人一敲盤子就聽到了聲音。過了一天，聽見鐘響，他以為是太陽響了。又有人告訴他：太陽是有光的，正像蠟燭一樣，也是有光的。這個解釋也並不算錯，可是忘記了盲人根本不懂什麼是“光”，於是盲人就“捫燭而得其形”，心想太陽大概是長的。過了一天，他拿到一隻“龠”，發現也是長的，他想，這大概是太陽了。這是作者打的頭一個比喻。下面接著說太陽和鍾、龠相差也太遠了。然而盲人卻不知道它們有很大的區別，這是為什麼呢？“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一般人對“道”瞭解不足，與一個不知道太陽是什麼的盲人，可以說相差無幾。如果讓一個通達事理的人（“達者”）講給他聽，即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誘導啟發，恐怕也不比用盤子和蠟燭來解釋太陽強多少，因為打比方總不能百分之百把道理講清楚。於是作者下結論說：“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這是說，當時一般談論“道”的人，誰也沒有真懂“道”是什麼，只就他自己所看到的一點點東西硬給起個名字，說這就是“道”，就是真理，有的人連看也沒看見，只是憑空瞎猜，這都是不動腦筋，專門依賴別人所發生的毛病。 “然則道卒不可求歟？”他先用孫武的話來回答，意思是說：善於作戰的人能掌握主動，使敵人不由自主地走近自己，而不至於陷入被動，被敵人牽引過去。又引用了子夏的話，意思是說，各行各業的手藝人，都在鋪子（肆）裡待著，社會上的人由於需要，都自動地到鋪子裡來買東西，因此他們坐在店裡就可以“成其事”，把各人的業務完成，用來比方一個人只要努力學習，總有一天會體會到什麼是“道”。最後，作者自己回答什麼是“致”：“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與歟？”不去求它而它自己就來了的，這就是“致”。“求”主要是依賴別人幫助，“致”主要是靠自己虛心學習，掌握主動。必須這樣，才能發現真理。 “南方多沒人”這一段的道理又深入一層。蘇軾告訴我們：所謂“學”得有實際經驗，我們現在叫做實踐。沒人能沉在水裡是怎麼練的呢？天天同水在一起生活。一個人能長時間沉沒在水裡，這哪兒是隨隨便便就做得到的，一定得對水的規律有所體會、有所掌握才行。一個北方的勇士只靠向南方的“沒人”打聽到一些空理論，真要按照他的話去河裡試試，那非淹死不可。這樣，作者又得出一個結論：“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意思是：一個人不踏踏實實做學問而專門好高騖遠去尋求什麼高深的抽象的“道”，那就跟北方學“沒”的人一樣，早晚是要吃虧的。 最末一段，結合當前具體情況，談了作這篇文章的目的。 …… 這篇文章所闡述的道理，是有蘇軾親身體驗在內的。對於探求真理和鑽研學問的艱苦歷程，蘇軾自己是過來人，所以談起來格外親切有味。我們透過這篇文章，可以更好地理解三方面的道理。首先，做學問如果不透過自己刻苦鑽研，親身實踐，只是靠打聽別人，隨便相信別人，就一定不會深入，不僅失於片面，而且還容易犯錯誤。如果只憑主觀瞎猜，危害性就更大。其次，外因必須透過內因起作用，專靠外力是無濟於事的。探求真理，鑽研學問的內因，就是靠自己學習，不能只撿別人的現成果實。還有第三點，所謂學習，不能只空談理論，而是得自己下真功夫，下苦功夫，要有真才實學，要受過實際鍛鍊。儘管蘇軾說，有一天“道”會不用你去求而主動地來找你，實際上他卻正是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你要不下苦功夫，“道”是不會來找你的。這些道理，在今天看來，還是正確的，對我們是有用的，值得借鑑的。 …… 但是，這篇文章最吸引我們的還是那幾個豐富多彩而又恰當準確的比喻。全篇文章一共用了四個比喻，一頭一尾，盲人不認識太陽和北方人學潛水是兩個明顯的、由作者直接創造的比喻，形象性很強，一眼就看得出。中間兩個，則是借用古人現成的、比較隱晦的、間接的比喻。一個是引用孫武的話，用作戰來說明人應該掌握主動；另一個是借用子夏的“百工居肆”的比喻來說明“道”與“學”的關係。這兩個好像是引經據典，其實是利用古人現成的材料為自己服務。這就看出作者的筆是多麼靈活，駕馭古書的能力有多麼強。 第一個比喻是說明人在認識客觀事物方面所存在的問題，是就“知”一方面來說的。一個人只靠片面地拾取零碎的知識而對事物缺乏系統全面的理解，必然要犯錯誤。只靠別人轉述的第二手材料而不親自參加調查研究，就一定得不出正確的結論。看去像講故事，其實是用活潑新鮮的形象來感染讀者，讓讀者進一步悟出作者所要講的道理。這個比喻最重要、最精彩，也最深刻，因此把它擺在最顯著的地位，這就大大地加強了文章的生動性，同時也加強了說服力。 第二、三兩個比喻好像很簡單，很現成，其實是很經濟、很確切的。敵我雙方戰鬥，誰爭取到主動誰自然佔上風。探求真理和鑽研學問也正是如此，必須爭取主動才行。用開鋪子比喻求真理，也很有意思。一個人學問淵博、經驗豐富，才容易發現事物的規律，正如鋪子裡貨色齊，主顧才多。但是作者還得緊接著用第四個比喻來說明實踐的重要性。因為學問淵博、經驗豐富不能是紙上談兵，更不能只靠道聽途說，而是要經過親身檢驗，經過鍛鍊，對事物才有徹底的瞭解。必須有這四個比喻，作者所要闡明的道理才全面，文章因而也才顯得完整。從每個比喻來看，它們各有各的作用，而這四個比喻又互相關聯，缺一不可。這就體現了作者運用比喻豐富與確切兩結合的特點。 然而這篇文章畢竟是說理文，不能只孤立地靠比喻來討人歡喜，還得把讀者從感性認識誘導到理性認識階段。於是在打完每個比喻之後，以及在每一段結束的地方，都用最簡明概括的語言把結論交代出來。這就使得作者的本意表達得更顯著，文章也更為醒目。打比喻是啟發讀者，給讀者留有餘地；下結論則是點醒讀者，讓讀者一目瞭然。文章也顯得既有風趣，又有分量。 最後一段，指出吳彥律有志於學，這是正面鼓勵。但意在言外，勸他還應該注意兩個方面。第一，求學必須有目的（這就是“求道”）。第二，要踏踏實實下真功夫做學問，不能浮光掠影只追求皮毛。這從文章末尾批評過去和當時讀書人考科舉的兩層意見（即“昔者，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士求道而不務學”）就可以體會得出來。但作者寫得很含蓄，寓鞭策於嘉獎之中，這也是應該注意的。 這篇文章語言十分流暢親切，沒有板起面孔說教的味道。但是在輕鬆、風趣的後面又儼然存在著鄭重嚴肅。這正是作者大量用比喻來寫說理文所取得的效果。 （節選自《閱讀和欣賞》，北京出版社1960年版） 三、《日喻》賞析（朱靖華、柯象中） 蘇軾之文長於說理，往往“昭晰無疑”（《藝概·文概》），長篇論說文是這樣，短小精悍的雜說也莫不如此。而且雜說較之正式的議論文更靈活，筆調更從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書》），充滿了詩一樣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尋味咀嚼。本文就是其雜說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開頭就敘述故事，這種故事中的人物、時間、地點，都不明確（即使虛擬的也沒有），其結構是抽象的，是作為論據的“寓言”。因其描寫生動，故而顯得具體實在，說服力極強。它告訴我們：任何知識都來源於感性經驗，如果撇開感性經驗而單靠間接經驗，就像瞎子那樣“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那麼勢必會“轉而相之”，混淆這一事物與他事物的各種屬性，加以臆測，杜撰，鬧出“聞鍾以為日”“捫燭以為日”的笑話，那就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求達也無以異於眇。”如果單憑“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 然而單有感性經驗還不夠，還得親自實踐，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認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麼“致”與“求”有什麼區別呢？作者引古人語對“致”作了解釋：“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這裡的“致”就是一種“循序漸進”，平時積學，自然得“道”的意思，學至則道自致。譬如軍隊能夠掌握主動權，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待時機成熟就行出擊，才能獲勝，若牽“求”勝利，就成了“致於人”了，就會失敗。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經過平時不斷的實踐，而不是急於求成，那麼道是可致的。 作者為了論證這個觀點，又給我們講了另一個寓言故事。作者發現“南方多沒人”，而北方則少有，原因何在？就在於“南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因為“日與水居”，故能漸識水性，“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沒”，“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可見求“道”單憑勇氣是不行的，還得經過長期的實踐。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學而務求道”，走捷徑，投機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學“沒”者那樣，沒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運用寓言闡述道理時，夾敘夾議，深入淺出，寓言講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連續運用兩個寓言說明認識過程的兩個階段，絲絲入扣，環環相接，可稱之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運用兩個內容相近但有連續性發展性的寓言故事構成層出不窮、變化多端的結構，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趨深入和加強，這是蘇軾的創新（參見朱靖華《蘇東坡寓言評註·序言》）。 最後一段聯絡實際並交代為文的目的。“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相反，“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經術本來就是載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務學”，他們不知道“道”是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絡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單靠讀幾本經書，應該雜學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經驗，又要經過長期的摸索思考，以漸進於道。這裡，作者是針對王安石以經術取士而發的。《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八雲：“宋自王安石始以經術取士，一時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談道德仁義；及致之於用，則茫然失據，亦與妃青媲白無二焉，此蘇軾《日喻》所以作也。” 總之，作者運輕靈之筆娓娓道來，彷彿與人對面而談，親切動人，語淺道明，毫無論說文的板滯之弊。且本文還繼承了戰國議論文的優點，以寓言作為論據，使行文簡潔明瞭，形象生動。正如王文濡所評：“文以道與學並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詩，能令老嫗都解。”（《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二） （選自《中華文學鑑賞寶庫》，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四、蘇軾的文學主張 蘇軾多才多藝，詩、詞、散文都有很高的造詣，是北宋最負盛名的文學家。又工於繪畫，擅長書法，與黃庭堅、米芾、蔡襄齊名，並稱“四大家”。他的文學主張散見在他的部分詩、文、書、序、札記之中，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廣泛影響。 蘇軾強調作者要有深厚積累，文章應有充實的內容。在《南行前集敘》中說：“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云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鬱勃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他要求文章要“有為而作”，聯絡現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鳧繹先生詩集序》）。《答俞括書》稱讚俞括的文章：“皆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濟世之實用，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他在《答謝民師書》中提出：“（文章）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根據內容的要求，自由表達，擺脫形式限制，使之恰到好處，以取得自然流暢，波瀾起伏的藝術效果。這與他在《文說》中提出的“隨物賦形”的觀點是一致的，即根據所表現的物件，真實生動地描寫外物。他還發揮“辭達”的見解，認為“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蘇軾認為“辭達”是文學創作的最高要求。他還強調“神似”，反對“形似”，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中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即此詩，是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清新自然，意境深遠，達到傳神的藝術效果。蘇軾的風格是“天馬脫羈、飛仙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其意中所欲出。”（沈德潛《說詩語》）但在《書黃子思詩集後》中卻極力推崇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的風格，即使對李白、杜甫也稍嫌不足。在《評韓柳詩》一文中說：“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即外在的質樸平淡與內在的含蓄濃郁相結合。這種風格概括了陶潛、謝靈運、韋應物、柳宗元一派詩人的創作特點，也正是唐末司空圖所總結和提倡的詩風。因此蘇軾非常讚賞司空圖論詩“味在鹹酸之外”（《與李生論詩書》）的主張。 （選自王洪主編《古代散文百科大辭典（修訂版）》學苑出版社1997年版） 五、蘇軾軼事 少立範滂志 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範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宋史·蘇軾列傳》） 文驚歐公 嘉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議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一頭地。”聞者始譁而厭，久乃信服。（《宋史·蘇軾列傳》） 何須出處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用“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試官，以示歐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及揭榜，見東坡姓名，歐公曰：“此郎必有所據。”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宋人軼事彙編》） 名懾舉子 （東坡）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相國韓魏公語客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宋人軼事彙編》） 老兵有鑑識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諮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鑑識。”（《宋人軼事彙編》） 作文先有意 有問作文之法於東坡，坡曰：“譬如城市中種物，欲致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宋人軼事彙編》） 平生快意事 東坡嘗謂：“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矣。”（《宋人軼事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