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頭》是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作品，發表於1834年。這部小說在展示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觀的進步性與侷限性方面，在表現《人間喜劇》的藝術成就和不足之處方面，都具有代表意義。小說以1819年底和1820年初為時代背景，以伏蓋公寓和鮑賽昂夫人的沙龍為舞臺，以高老頭和拉斯蒂涅兩個人物基本平行而又間或交叉的故事為主要情節，真實地勾畫出波旁復辟王朝時期法國社會的面貌。《高老頭》對這一時期封建貴族權勢的得而復失，盛而復衰的歷史趨勢，作了細緻而深入的描寫。鮑賽昂夫人是“貴族社會的一個領袖”，她的府邸是貴族住區“最有意思的地方”，能在這“金碧輝煌的客廳裡露面，就等於一紙閥閱世家的證書”，“一朝踏進了這個比任何社會都門禁森嚴的場所”，“就可以到處通行無阻”。但巴爾扎克在描繪這花團錦簇的繁華盛世時，就同時指出了潛藏著的危機，預示了隱伏著的災難。拉斯蒂涅被引進鮑府的時候，鮑賽昂夫人已到了“被遺棄的關頭”，她騷動在心中的不安已經溢於言表，“上流社會最可怕的禍事”已經臨頭。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雖則鮑賽昂夫人自視清高，對資產階級婦女不屑一顧，但她對拉斯蒂涅的“開導”卻完全是資產階級式的；她對但斐納非常輕視，卻讓拉斯蒂涅去追求這位銀行家的太太，並親自帶他到劇院去結識但斐納。因為個人的閱歷和遭遇使她懂得了貴族的一套已經不時興了，資產階級的金錢力量才是真正的統治者。她自己就是金錢的手下敗將。洛希斐特是新起的暴發戶，鮑賽昂夫人的情夫阿瞿達也並不十分喜歡洛希斐特小姐，但他卻毅然決然拋棄了名媛貴婦鮑賽昂夫人，決定和資產階級暴發戶聯姻，因為可以得到“20萬法郎利息的陪嫁”。鮑賽昂夫人告別巴黎的盛大舞會，恰似貴族社會的迴光返照，是巴爾扎克著力刻畫的“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輓歌”。富麗堂皇的外景與鮑賽昂夫人淒涼的心境形成強烈的對比。這位貴婦儘管在眾人面前“安閒靜穆”，“始終保持著她的本來面目”，好象“到了最後一刻，她依舊高高在上地控制著這個社會”；但在臥室裡，她卻流著眼淚燒燬情書，做著訣別巴黎的最後準備。這種人前背後的表演，正是貴族階級行將沒落而又強恃尊嚴的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鮑賽昂夫人淚眼晶瑩地到鄉下隱居去了，而被她百般奚落的但斐納，卻在貴族的哀樂聲中終於擠進了這個“她一心要高攀”的社會，實現了她的夙願。當鮑賽昂夫人強顏歡笑的時候，但斐納卻在“得意自己在大眾面前的鋒芒”，連鮑賽昂夫人也不得不承認“紐沁根太太今晚漂亮得很”。兩相對照，前後比較，一榮一枯，一起一落。兩個階級的命運一清二楚。《高老頭》一書著重揭露批判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係。高老頭的兩個女兒，在高老頭的培養下都過著奢華的生活。一個高攀貴族，跳進了上流社會，成了新貴雷斯多伯爵太太；一個喜歡金錢，嫁給了銀行家，成為紐沁根夫人。這是一對典型的資產階級蕩婦。她們出嫁的時候，每人得到80萬法郎的陪嫁，所以對高老頭極盡奉承體貼之能事。但是，不久高老頭就被攆出了女兒的大門，在伏蓋公寓裡過著窮酸的生活。開始他還可以每星期在女兒家吃一兩次飯，後來改為1個月兩次，再後他就連女兒的門都進不去了。這種感情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到了復辟時期，父親的麵條商身份已不能給女兒的家庭帶來光彩；更重要的是因為高老頭的錢越來越少了，“做父親的應該永遠有錢，應該籠絡女兒，象對付狡猾的馬一樣”。她們有時也來到伏蓋公寓父親的住處，目的就是為了繼續榨取高老頭的僅存的錢財。兩個女兒競先下手，互相爭奪，在財產的面前，一對親姐妹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高老頭之死是這幕家庭醜劇的高潮。高老頭死前想見女兒，哭天喊地，但也枉然，這才使他悟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的真理。“錢可以買到一切，買到女兒”。“倘若我有錢，倘若我留著傢俬，沒有把財產給她們，她們就會來了，會把她們的親吻來舐我的臉！”“父親軸心”無情地被“金錢軸心”代替了。女兒們“為了參加跳舞會，即使踩著父親的身體走過去也在所不惜”。一個囊空如洗的父親無異於一個被榨乾的檸檬，對於驕奢淫逸的女兒還有什麼意義呢？為了籌款治喪，拉斯蒂涅“在紐沁根夫婦與雷斯多夫婦兩處奔走”竟“毫無結果”，理由是：“先生跟太太謝絕一切賓客。他們的父親死了，都悲痛得了不得。”在送葬的行列裡，出現的是這兩家“有爵徽的空車”。巴爾扎克的揭露和批判真可謂入木三分，力透紙背。《高老頭》還多方面地觸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累累罪惡。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一個培養骯髒靈魂的大溫床。無論在“上流社會”還是在下層公寓，極端利己主義的冰水淹沒了一切道德原則，金錢象一隻巨掌，牽著無數木偶，在社會舞臺上各盡其能地進行著醜惡的表演。為了覬覦高里奧的財產，伏蓋太太竟喬裝打扮、媚態百出；貪圖3000法郎收入，米旭諾和波阿萊成了官方的密探，對伏脫冷暗下毒手；為了到手20萬法郎，伏脫冷巧設陷阱，殺害了泰伊番的獨子；紐沁根大耍無賴手段，鯨吞妻子的全部錢財；拉斯蒂涅則以他眼前的“英雄”們為榜樣，亦步亦趨，在社會這個大泥坑裡越陷越深，明知“入了地獄”，還決心要“耽下去”、“拼一拼”。伏脫冷這個人物在《人間喜劇》中佔據著特殊的地位。這是個具有象徵性的惡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他在不同作品中以不同身份出現，但卻起著同樣的引誘青年墮落的作用。在《高老頭》裡，他的地位是被警察特務追捕著的苦役犯，但他的思想和行動，卻與資產者、銀行家沒有什麼不同。他夢寐以求的是“把日子過得象小皇帝一樣”，他設計的發財途徑是用20萬法郎購買200個黑人，“有了這筆黑資本，10年之內我可以掙到300~400萬”。為了達到目的，他動了殺人念頭，勾引拉斯蒂涅做他的同謀，企圖獵取銀行家泰伊番的財產。“我要成功了，就沒有人盤問我的出身。我就是400萬先生，合眾國公民。”盜匪與資產者無異，差別至多是殺人“見血不見血”而已。法律制裁伏脫冷，也只是為了保護角逐場上的勝利者。正是透過這樣巧妙的構思，使得作品對社會罪惡與資產階級的批判更加深入一層。伏脫冷老於世故，深知黑暗社會的底蘊，他用最赤裸裸的語言，把資產階級極端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在拉斯蒂涅面前和盤托出，開始使涉足不深的拉斯蒂涅感到驚訝、可怕，繼而在他腦海裡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巴爾扎克透過伏脫冷的長篇臺詞，嬉笑怒罵，冷嘲熱諷，對社會腐朽的道德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毫不留情的鞭撻。拉斯蒂涅受多方面的影響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而伏脫冷的“道德教育”卻具有提綱挈領的性質。鮑賽昂夫人是在暴發戶的逼攻下走向滅亡的貴族的典型，拉斯蒂涅則是為暴發戶所腐化的貴族子弟的典型。他的墮落過程是貫串全書的主線。他來往於“上流社會”與伏蓋公寓之間，把兩個場景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融合為一體。他在兩處受教育，方式不同，內容一樣：金錢便是力量。為了爬上去，必須有錢，為了有錢必須塗黑良心。透過拉斯蒂涅所走過的道路和他的心理變化，作家細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對人們靈魂的巨大腐蝕作用。拉斯蒂涅在外省是破落貴族子弟，到巴黎是窮困窘迫的大學生。花花世界的巴黎與家道中落的故鄉相比，強烈地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慾望。於是他追尋家譜，找到了遠親鮑賽昂夫人作為高攀“上流社會”的引進人。然而，世道變了，高貴的門第只能幫助他進入“上流社會”，卻不能幫助他在“上流社會”紮根，連這位鮑賽昂夫人自己也在與資產階級婦女的角逐中敗下陣來。聆聽鮑賽昂夫人的“教導”，目睹她的命運，金錢的威力超過了姓氏的力量，這是時代的特點。伏脫冷也向他道出了這個真理，鮑賽昂家只能給他撐腰，但袋裡空空如也還是無濟於事，要想爬得上去，必須有“100萬家財”，而“要搞大錢，就該大刀闊斧的幹，要不就完事大吉。……人生就是這麼回事。跟廚房一樣的腥臭。可是要作樂，就不能怕弄髒手，只要你事後洗洗乾淨：今日所謂的道德，就是這一點”。資產階級的賭博心理和道德準則被伏脫冷一語道破，它深深地印在拉斯蒂涅的心中。但是，拉斯蒂涅並不是立即就全部接受下來並付諸實施的。他的經歷，他的見聞，不斷印證了伏脫冷的邪惡說教。大量的罪惡事實，特別是伏脫冷的被捕和鮑賽昂夫人的被逐，對他震動尤大。高老頭之死，是拉斯蒂涅上的最後一課。他自始至終目擊了這場戲的演進。為了讓高老頭最後能見到女兒，為了給高老頭籌款治病辦喪，他來回奔走於伏蓋公寓和高老頭兩個女兒的府邸之間。高老頭臨終前絕望的哀鳴和憤怒的咒罵，彷彿是這段樂曲中的主調，反覆出現，不絕於耳。與之相對照的，或是兩個女兒踩著父親的身體向鮑府的舞會走去，或是兩對夫婦為了錢財問題鬧得不可開交，或是為了避免破鈔，乾脆閉門不納。面對此情此景，伏脫冷的哲學被全盤接受了，拉斯蒂涅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炎炎的慾火，縱身跳進了巴黎“上流社會”這個罪惡的深淵。這樣，我們看到拉斯蒂涅步步墮落的同時，也就看到了社會的重重罪惡。表現了貴族階級的必然滅亡，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累累罪惡，使《高老頭》不愧為批判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為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豐富的形象材料，但作家的思想弱點也在作品中留下了印記。保守的貴族意識使巴爾扎克對衰亡中的貴族傾注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對鮑賽昂夫人被迫退隱的描寫，明顯地流露出“哀其不幸”的情調。以“情慾說”為特點的人性論，也常常損害巴爾扎克筆下人物的典型性，過分誇大以至絕對化了的“父愛”，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麵粉投機商高老頭的本來面目。拉斯蒂涅的形象交織著作家的同情與厭惡。他同情他向上爬的慾望，又厭惡他那不擇手段的極端利己主義。這種對個人奮鬥道路的正面肯定，是與巴爾扎克所處的社會地位相一致的。從對現實的細緻觀察中進行精確描寫，是巴爾扎克藝術的最大特色，這是與他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相適應的。巴爾扎克非常重視詳細而逼真的環境描繪，一方面是為了再現生活，更重要的是為了刻畫人物性格。他總是力圖為他的人物提供真實、具體的活動背景，從而使人物獲得真實感、典型性。“假如他不按照實物臨摹的話，在1850年人們就不會相信它們了。”他筆下的環境是個性化的，是為活動於其中的人物服務的。《高老頭》一開始對伏蓋公寓內外景的描寫，確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先寫外景：街道、建築、陰溝、牆腳，顯出“一派毫無詩意的貧窮”，讀起來就象生活在其中的人一樣，會“無端地不快活”。然後寫內景：院子、客廳、地板、陳設，無一不散發著“公寓味道”，就象那股“閉塞的、黴爛的、酸腐的氣味”也會向讀者迎面撲來一樣。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給我們介紹那一張張奇形怪狀的臉譜，就顯得十分自然，十分貼切了。但是巴爾扎克的寫景也時常失之冗長、繁瑣，儘管他曾為這一缺點多方辯解，有時也不無道理，但我們還是認為他那些過於細膩的“考古學描寫”，不免有些累贅。客觀環境的逼真描寫，只是構成“典型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恩格斯所說的“典型環境”，主要是要求作家真實地再現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階級關係，要在正確的階級關係中來塑造各種典型人物。《高老頭》中展示的貧窮的伏蓋公寓，是巴黎下層社會的縮影，“整個社會的分子，在這樣一個集團內當然是應有盡有”。對這夥失意落魄人物的描述，重點在於境遇的變遷所造成的性格變異，一些準確的經濟數字告訴我們，他們來自哪個階級，現在的經濟地位又是如何。這裡瀰漫著市儈習氣，充斥著爾虞我詐的關係，也流露出對上層的妒羨和不滿，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們認識了伏脫冷這個典型。而在富麗堂皇，珠光寶氣的沙龍里，集結的是一群“出名放肆的男人”和“最風雅的婦女”，他們尋歡作樂，放蕩不羈，作者著力描寫輝煌掩蓋下的精神空虛，虛偽遮飾下的勾心鬥角，正是在這裡，我們目睹了鮑賽昂夫人的榮辱。這兩個交替出現的場景，或者說，整個萬頭攢動、互相傾軋的巴黎社會的典型環境，為野心家拉斯蒂涅的成長髮展提供了真實可信的依據。他以伏蓋公寓為基地，向“上流社會”猛衝過去，上下兩個熔爐，合鑄了這個典型性格。緊扣著環境表現人物，環境的變化促使人物發展，典型人物又使環境具有典型特徵，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這樣，巴爾扎克的創作就較好地體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一現實主義的根本原則。巴爾扎克基本上遵循現實主義集中概括的典型化原則塑造人物。“為了塑造一個美麗的形象，就取這個模特兒的手，取另一個模特兒的腳，取這個的胸，取那個的肩。藝術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這個人體裡去，把描繪變成真實。如果他只是想去臨摹一個現實的女人，那麼他的作品就根本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這種“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的做法，使作家筆下的人物從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鮮明、突出的特點，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爾扎克象出色的素描畫家一樣，只需寥寥數筆，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徵勾畫得惟妙惟肖，而且與其內在性格相得益彰。在《高老頭》中，重要人物如伏脫冷，次要人物如伏蓋太太，都是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性格描寫上，巴爾扎克特別渲染他筆下每一個典型最基本、最富於特徵、最能表現其性格本質的東西。如高布賽克的貪婪、葛朗臺的吝嗇、於洛的好色、菲力普的兇殘等等。為了達到最充分地揭示形象的目的，他把這類主導特徵又加以擴大、提煉和誇張，乃至用近於漫畫的手法，刻畫得淋漓盡致。但是，巴爾扎克認為這是人物“情慾”惡性發展的結果，他把這種“情慾”絕對化，就難免會導致人物的失真。《人間喜劇》中的人物數以千計，但主要人物，有的儘管型別相同，也同樣做到了面目各異。如同是愛錢如命的高布賽克和葛朗臺，同是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和呂西安，絕無雷同之感。就是許多次要人物，雖然著墨不多，但也栩栩如生，各具特點。這是因為巴爾扎克不但牢牢把握了人物的本質，也賦予人物以鮮明的個性。高里奧的兩個女兒就是既有共同點，又絕不會被混淆的人物。大女兒由於混入了貴族圈，因而高傲、跋扈；二女兒由於還被排擠在“上流社會”之外，又遭到情人的遺棄，丈夫的虐待，因而陰鬱、傷感。同樣敲詐父親的錢財，前者是豪奪，後者是巧取，作為藝術形象，都是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典型。巴爾扎克還善於用“人物再現”的方法即以前作品中的人物在以後作品中再次出場的方法，把《人間喜劇》的許多典型人物貫穿起來。如拉斯蒂涅在《高老頭》中還是一個涉世不深，“天良”未泯的大學生；但到了《紐沁根銀行》裡，他已是銀行家投機生意的得力助手了。以後他還得到伯爵封號，當上了部長。這樣，不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得到了符合於性格特徵的充分發展，而且把各個獨立的單篇也連成一個互相關聯的藝術上的“有機整體”。此外，《高老頭》在結構安排，語言個性化，心理描寫等方面，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高老頭》是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作品，發表於1834年。這部小說在展示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觀的進步性與侷限性方面，在表現《人間喜劇》的藝術成就和不足之處方面，都具有代表意義。小說以1819年底和1820年初為時代背景，以伏蓋公寓和鮑賽昂夫人的沙龍為舞臺，以高老頭和拉斯蒂涅兩個人物基本平行而又間或交叉的故事為主要情節，真實地勾畫出波旁復辟王朝時期法國社會的面貌。《高老頭》對這一時期封建貴族權勢的得而復失，盛而復衰的歷史趨勢，作了細緻而深入的描寫。鮑賽昂夫人是“貴族社會的一個領袖”，她的府邸是貴族住區“最有意思的地方”，能在這“金碧輝煌的客廳裡露面，就等於一紙閥閱世家的證書”，“一朝踏進了這個比任何社會都門禁森嚴的場所”，“就可以到處通行無阻”。但巴爾扎克在描繪這花團錦簇的繁華盛世時，就同時指出了潛藏著的危機，預示了隱伏著的災難。拉斯蒂涅被引進鮑府的時候，鮑賽昂夫人已到了“被遺棄的關頭”，她騷動在心中的不安已經溢於言表，“上流社會最可怕的禍事”已經臨頭。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雖則鮑賽昂夫人自視清高，對資產階級婦女不屑一顧，但她對拉斯蒂涅的“開導”卻完全是資產階級式的；她對但斐納非常輕視，卻讓拉斯蒂涅去追求這位銀行家的太太，並親自帶他到劇院去結識但斐納。因為個人的閱歷和遭遇使她懂得了貴族的一套已經不時興了，資產階級的金錢力量才是真正的統治者。她自己就是金錢的手下敗將。洛希斐特是新起的暴發戶，鮑賽昂夫人的情夫阿瞿達也並不十分喜歡洛希斐特小姐，但他卻毅然決然拋棄了名媛貴婦鮑賽昂夫人，決定和資產階級暴發戶聯姻，因為可以得到“20萬法郎利息的陪嫁”。鮑賽昂夫人告別巴黎的盛大舞會，恰似貴族社會的迴光返照，是巴爾扎克著力刻畫的“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輓歌”。富麗堂皇的外景與鮑賽昂夫人淒涼的心境形成強烈的對比。這位貴婦儘管在眾人面前“安閒靜穆”，“始終保持著她的本來面目”，好象“到了最後一刻，她依舊高高在上地控制著這個社會”；但在臥室裡，她卻流著眼淚燒燬情書，做著訣別巴黎的最後準備。這種人前背後的表演，正是貴族階級行將沒落而又強恃尊嚴的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鮑賽昂夫人淚眼晶瑩地到鄉下隱居去了，而被她百般奚落的但斐納，卻在貴族的哀樂聲中終於擠進了這個“她一心要高攀”的社會，實現了她的夙願。當鮑賽昂夫人強顏歡笑的時候，但斐納卻在“得意自己在大眾面前的鋒芒”，連鮑賽昂夫人也不得不承認“紐沁根太太今晚漂亮得很”。兩相對照，前後比較，一榮一枯，一起一落。兩個階級的命運一清二楚。《高老頭》一書著重揭露批判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係。高老頭的兩個女兒，在高老頭的培養下都過著奢華的生活。一個高攀貴族，跳進了上流社會，成了新貴雷斯多伯爵太太；一個喜歡金錢，嫁給了銀行家，成為紐沁根夫人。這是一對典型的資產階級蕩婦。她們出嫁的時候，每人得到80萬法郎的陪嫁，所以對高老頭極盡奉承體貼之能事。但是，不久高老頭就被攆出了女兒的大門，在伏蓋公寓裡過著窮酸的生活。開始他還可以每星期在女兒家吃一兩次飯，後來改為1個月兩次，再後他就連女兒的門都進不去了。這種感情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到了復辟時期，父親的麵條商身份已不能給女兒的家庭帶來光彩；更重要的是因為高老頭的錢越來越少了，“做父親的應該永遠有錢，應該籠絡女兒，象對付狡猾的馬一樣”。她們有時也來到伏蓋公寓父親的住處，目的就是為了繼續榨取高老頭的僅存的錢財。兩個女兒競先下手，互相爭奪，在財產的面前，一對親姐妹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高老頭之死是這幕家庭醜劇的高潮。高老頭死前想見女兒，哭天喊地，但也枉然，這才使他悟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的真理。“錢可以買到一切，買到女兒”。“倘若我有錢，倘若我留著傢俬，沒有把財產給她們，她們就會來了，會把她們的親吻來舐我的臉！”“父親軸心”無情地被“金錢軸心”代替了。女兒們“為了參加跳舞會，即使踩著父親的身體走過去也在所不惜”。一個囊空如洗的父親無異於一個被榨乾的檸檬，對於驕奢淫逸的女兒還有什麼意義呢？為了籌款治喪，拉斯蒂涅“在紐沁根夫婦與雷斯多夫婦兩處奔走”竟“毫無結果”，理由是：“先生跟太太謝絕一切賓客。他們的父親死了，都悲痛得了不得。”在送葬的行列裡，出現的是這兩家“有爵徽的空車”。巴爾扎克的揭露和批判真可謂入木三分，力透紙背。《高老頭》還多方面地觸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累累罪惡。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一個培養骯髒靈魂的大溫床。無論在“上流社會”還是在下層公寓，極端利己主義的冰水淹沒了一切道德原則，金錢象一隻巨掌，牽著無數木偶，在社會舞臺上各盡其能地進行著醜惡的表演。為了覬覦高里奧的財產，伏蓋太太竟喬裝打扮、媚態百出；貪圖3000法郎收入，米旭諾和波阿萊成了官方的密探，對伏脫冷暗下毒手；為了到手20萬法郎，伏脫冷巧設陷阱，殺害了泰伊番的獨子；紐沁根大耍無賴手段，鯨吞妻子的全部錢財；拉斯蒂涅則以他眼前的“英雄”們為榜樣，亦步亦趨，在社會這個大泥坑裡越陷越深，明知“入了地獄”，還決心要“耽下去”、“拼一拼”。伏脫冷這個人物在《人間喜劇》中佔據著特殊的地位。這是個具有象徵性的惡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他在不同作品中以不同身份出現，但卻起著同樣的引誘青年墮落的作用。在《高老頭》裡，他的地位是被警察特務追捕著的苦役犯，但他的思想和行動，卻與資產者、銀行家沒有什麼不同。他夢寐以求的是“把日子過得象小皇帝一樣”，他設計的發財途徑是用20萬法郎購買200個黑人，“有了這筆黑資本，10年之內我可以掙到300~400萬”。為了達到目的，他動了殺人念頭，勾引拉斯蒂涅做他的同謀，企圖獵取銀行家泰伊番的財產。“我要成功了，就沒有人盤問我的出身。我就是400萬先生，合眾國公民。”盜匪與資產者無異，差別至多是殺人“見血不見血”而已。法律制裁伏脫冷，也只是為了保護角逐場上的勝利者。正是透過這樣巧妙的構思，使得作品對社會罪惡與資產階級的批判更加深入一層。伏脫冷老於世故，深知黑暗社會的底蘊，他用最赤裸裸的語言，把資產階級極端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在拉斯蒂涅面前和盤托出，開始使涉足不深的拉斯蒂涅感到驚訝、可怕，繼而在他腦海裡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巴爾扎克透過伏脫冷的長篇臺詞，嬉笑怒罵，冷嘲熱諷，對社會腐朽的道德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毫不留情的鞭撻。拉斯蒂涅受多方面的影響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而伏脫冷的“道德教育”卻具有提綱挈領的性質。鮑賽昂夫人是在暴發戶的逼攻下走向滅亡的貴族的典型，拉斯蒂涅則是為暴發戶所腐化的貴族子弟的典型。他的墮落過程是貫串全書的主線。他來往於“上流社會”與伏蓋公寓之間，把兩個場景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融合為一體。他在兩處受教育，方式不同，內容一樣：金錢便是力量。為了爬上去，必須有錢，為了有錢必須塗黑良心。透過拉斯蒂涅所走過的道路和他的心理變化，作家細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對人們靈魂的巨大腐蝕作用。拉斯蒂涅在外省是破落貴族子弟，到巴黎是窮困窘迫的大學生。花花世界的巴黎與家道中落的故鄉相比，強烈地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慾望。於是他追尋家譜，找到了遠親鮑賽昂夫人作為高攀“上流社會”的引進人。然而，世道變了，高貴的門第只能幫助他進入“上流社會”，卻不能幫助他在“上流社會”紮根，連這位鮑賽昂夫人自己也在與資產階級婦女的角逐中敗下陣來。聆聽鮑賽昂夫人的“教導”，目睹她的命運，金錢的威力超過了姓氏的力量，這是時代的特點。伏脫冷也向他道出了這個真理，鮑賽昂家只能給他撐腰，但袋裡空空如也還是無濟於事，要想爬得上去，必須有“100萬家財”，而“要搞大錢，就該大刀闊斧的幹，要不就完事大吉。……人生就是這麼回事。跟廚房一樣的腥臭。可是要作樂，就不能怕弄髒手，只要你事後洗洗乾淨：今日所謂的道德，就是這一點”。資產階級的賭博心理和道德準則被伏脫冷一語道破，它深深地印在拉斯蒂涅的心中。但是，拉斯蒂涅並不是立即就全部接受下來並付諸實施的。他的經歷，他的見聞，不斷印證了伏脫冷的邪惡說教。大量的罪惡事實，特別是伏脫冷的被捕和鮑賽昂夫人的被逐，對他震動尤大。高老頭之死，是拉斯蒂涅上的最後一課。他自始至終目擊了這場戲的演進。為了讓高老頭最後能見到女兒，為了給高老頭籌款治病辦喪，他來回奔走於伏蓋公寓和高老頭兩個女兒的府邸之間。高老頭臨終前絕望的哀鳴和憤怒的咒罵，彷彿是這段樂曲中的主調，反覆出現，不絕於耳。與之相對照的，或是兩個女兒踩著父親的身體向鮑府的舞會走去，或是兩對夫婦為了錢財問題鬧得不可開交，或是為了避免破鈔，乾脆閉門不納。面對此情此景，伏脫冷的哲學被全盤接受了，拉斯蒂涅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炎炎的慾火，縱身跳進了巴黎“上流社會”這個罪惡的深淵。這樣，我們看到拉斯蒂涅步步墮落的同時，也就看到了社會的重重罪惡。表現了貴族階級的必然滅亡，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累累罪惡，使《高老頭》不愧為批判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為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豐富的形象材料，但作家的思想弱點也在作品中留下了印記。保守的貴族意識使巴爾扎克對衰亡中的貴族傾注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對鮑賽昂夫人被迫退隱的描寫，明顯地流露出“哀其不幸”的情調。以“情慾說”為特點的人性論，也常常損害巴爾扎克筆下人物的典型性，過分誇大以至絕對化了的“父愛”，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麵粉投機商高老頭的本來面目。拉斯蒂涅的形象交織著作家的同情與厭惡。他同情他向上爬的慾望，又厭惡他那不擇手段的極端利己主義。這種對個人奮鬥道路的正面肯定，是與巴爾扎克所處的社會地位相一致的。從對現實的細緻觀察中進行精確描寫，是巴爾扎克藝術的最大特色，這是與他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相適應的。巴爾扎克非常重視詳細而逼真的環境描繪，一方面是為了再現生活，更重要的是為了刻畫人物性格。他總是力圖為他的人物提供真實、具體的活動背景，從而使人物獲得真實感、典型性。“假如他不按照實物臨摹的話，在1850年人們就不會相信它們了。”他筆下的環境是個性化的，是為活動於其中的人物服務的。《高老頭》一開始對伏蓋公寓內外景的描寫，確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先寫外景：街道、建築、陰溝、牆腳，顯出“一派毫無詩意的貧窮”，讀起來就象生活在其中的人一樣，會“無端地不快活”。然後寫內景：院子、客廳、地板、陳設，無一不散發著“公寓味道”，就象那股“閉塞的、黴爛的、酸腐的氣味”也會向讀者迎面撲來一樣。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給我們介紹那一張張奇形怪狀的臉譜，就顯得十分自然，十分貼切了。但是巴爾扎克的寫景也時常失之冗長、繁瑣，儘管他曾為這一缺點多方辯解，有時也不無道理，但我們還是認為他那些過於細膩的“考古學描寫”，不免有些累贅。客觀環境的逼真描寫，只是構成“典型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恩格斯所說的“典型環境”，主要是要求作家真實地再現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階級關係，要在正確的階級關係中來塑造各種典型人物。《高老頭》中展示的貧窮的伏蓋公寓，是巴黎下層社會的縮影，“整個社會的分子，在這樣一個集團內當然是應有盡有”。對這夥失意落魄人物的描述，重點在於境遇的變遷所造成的性格變異，一些準確的經濟數字告訴我們，他們來自哪個階級，現在的經濟地位又是如何。這裡瀰漫著市儈習氣，充斥著爾虞我詐的關係，也流露出對上層的妒羨和不滿，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們認識了伏脫冷這個典型。而在富麗堂皇，珠光寶氣的沙龍里，集結的是一群“出名放肆的男人”和“最風雅的婦女”，他們尋歡作樂，放蕩不羈，作者著力描寫輝煌掩蓋下的精神空虛，虛偽遮飾下的勾心鬥角，正是在這裡，我們目睹了鮑賽昂夫人的榮辱。這兩個交替出現的場景，或者說，整個萬頭攢動、互相傾軋的巴黎社會的典型環境，為野心家拉斯蒂涅的成長髮展提供了真實可信的依據。他以伏蓋公寓為基地，向“上流社會”猛衝過去，上下兩個熔爐，合鑄了這個典型性格。緊扣著環境表現人物，環境的變化促使人物發展，典型人物又使環境具有典型特徵，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這樣，巴爾扎克的創作就較好地體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一現實主義的根本原則。巴爾扎克基本上遵循現實主義集中概括的典型化原則塑造人物。“為了塑造一個美麗的形象，就取這個模特兒的手，取另一個模特兒的腳，取這個的胸，取那個的肩。藝術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這個人體裡去，把描繪變成真實。如果他只是想去臨摹一個現實的女人，那麼他的作品就根本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這種“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的做法，使作家筆下的人物從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鮮明、突出的特點，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爾扎克象出色的素描畫家一樣，只需寥寥數筆，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徵勾畫得惟妙惟肖，而且與其內在性格相得益彰。在《高老頭》中，重要人物如伏脫冷，次要人物如伏蓋太太，都是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性格描寫上，巴爾扎克特別渲染他筆下每一個典型最基本、最富於特徵、最能表現其性格本質的東西。如高布賽克的貪婪、葛朗臺的吝嗇、於洛的好色、菲力普的兇殘等等。為了達到最充分地揭示形象的目的，他把這類主導特徵又加以擴大、提煉和誇張，乃至用近於漫畫的手法，刻畫得淋漓盡致。但是，巴爾扎克認為這是人物“情慾”惡性發展的結果，他把這種“情慾”絕對化，就難免會導致人物的失真。《人間喜劇》中的人物數以千計，但主要人物，有的儘管型別相同，也同樣做到了面目各異。如同是愛錢如命的高布賽克和葛朗臺，同是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和呂西安，絕無雷同之感。就是許多次要人物，雖然著墨不多，但也栩栩如生，各具特點。這是因為巴爾扎克不但牢牢把握了人物的本質，也賦予人物以鮮明的個性。高里奧的兩個女兒就是既有共同點，又絕不會被混淆的人物。大女兒由於混入了貴族圈，因而高傲、跋扈；二女兒由於還被排擠在“上流社會”之外，又遭到情人的遺棄，丈夫的虐待，因而陰鬱、傷感。同樣敲詐父親的錢財，前者是豪奪，後者是巧取，作為藝術形象，都是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典型。巴爾扎克還善於用“人物再現”的方法即以前作品中的人物在以後作品中再次出場的方法，把《人間喜劇》的許多典型人物貫穿起來。如拉斯蒂涅在《高老頭》中還是一個涉世不深，“天良”未泯的大學生；但到了《紐沁根銀行》裡，他已是銀行家投機生意的得力助手了。以後他還得到伯爵封號，當上了部長。這樣，不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得到了符合於性格特徵的充分發展，而且把各個獨立的單篇也連成一個互相關聯的藝術上的“有機整體”。此外，《高老頭》在結構安排，語言個性化，心理描寫等方面，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