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大約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 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裡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裡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計程車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年時期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里又來召他做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諡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裡，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慄裡（今星子溫泉慄裡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飢，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汙）。”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賙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的求貸或接受賙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輓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淵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有關陶淵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證，因此此處的六十三年之說也有待考證），與世長辭。他被安葬在南山腳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縣和星子縣交界處的面陽山腳下。如今陶淵明的墓儲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塊碑石組成，正中楷書“晉徵土陶公靖節先生之墓”，左刻墓誌，右刻《歸去來兮辭》，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孫所立。[1] [編輯本段]【歸隱原因】 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一體，為中國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沖淡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同時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情況表示關注或進行研究分析。下面結合陶淵明的詩歌試對此作出探討。 一、陶淵明少年時受家統和儒經的影響，懷有兼濟天下大濟蒼生的壯志。但是，由於門閥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門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門閥士族對高官權位的壟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的理想是難以化為現實的，他理想的夢幻註定會破滅。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的“高齡”才出仕為官，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過是祭酒、參軍、縣丞一類的芝麻小官，不僅壯志無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歲時，多年來的經歷使他的思想發生了質的變化，他開始轉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此後，他又為彭澤令，因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餘日就解印掛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經的彷徨，義無返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 自四十一歲歸隱田園之後，陶淵明確確實實享受了一段“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樂趣。然而書香門第出來的陶淵明畢竟不是稼穡的好手，“開荒南野際”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義熙四年在陶淵明四十四歲時，一場災禍更使得他全家一貧如洗。這年夏天，詩人筆下洋溢著生活氣息的“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親朋好友的接濟過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時生活已近絕境，其情狀反映在《有會而作》一詩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詩人貧病交加，在其《輓歌詩》中第二首自輓詩中，詩人對死後可以“鼓腹無所思”的幻想讀來讓人心酸：“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蟻，何時更能嘗。餚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歲的陶淵明黯然瞑目。 二、關於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於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徵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閒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於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計程車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係。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願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身戀歸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山丘”，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表明了他並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勳之後，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盪：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汙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於“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鬥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願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於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三、從陶淵明歸隱後的生活來看，陶淵明的歸隱不同於東晉時借歸隱買名邀譽的其他隱士，他是真隱，是一種人生的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且看陶淵明一生大致經歷：始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後仕職於桓玄、劉裕、劉敬宣的幕下，最後任職彭澤令八十餘日，因不肯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毅然辭職歸耕田園。後有人勸他再度出仕為劉宋王朝服務，他寧願貧病交加，窮困潦倒也不願再涉官場。可以說，陶淵明歸隱得真守拙得真。在《歸園田居》、《飲酒》等詩中，詩人對自己歸隱後的生活作了描寫，“白日掩柴扉，對酒絕塵想。時復墟里人，披草共往來。相見天雜言，但道桑麻長。”“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些別人都瞧不上眼的鄉村、平凡的事物、鄉間生活，在詩人筆下卻是那樣的優美、寧靜，顯得格外親切。歸隱後的陶淵明還親自參加生產勞動，接近勞動人民，歌頌勞動，這使得他的田園詩更具勞動生活氣息。《癸卯歲始春懷左田舍》、《歸園田居》、《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等，都描寫了詩人參加勞動的情況：“在昔聞南苗，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癸“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人負來還。”“溫原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在早出晚歸的辛勤耕作中，詩人與勞動人民的關係更為密切，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也更為真摯：“且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於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觚遠見候，疑我與時乘。”從這些詩中，讀者可以看出，在這種閒適的田園生活中，詩人心情自然而寧靜，達到了心靈發展的真正和諧的境地，這才是真正的歸隱。 陶淵明的隱居生活並非完全的出世，他隱居的本身就是對於黑暗現實不同流合汙的一種反抗，這和逃避現實不一樣。詩人在農村長期參與田間勞作，感情上越來越貼近勞動人民，更瞭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詩中對勞動人民的貧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虛偽多有反映。他在詩中寫到：“夏日常抱飢，寒夜無被眠”，“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重華去我久，貧上世相尋”。雖然歸隱田園，但詩人心中並不平靜，他不願也不可能完全拋卻社會現實，他將自己未盡的政治理想寄寓詩中。在《桃花源記》裡，詩人描述了一個心中的理想社會：“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重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人人都“怡然自樂”。這裡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大家過著富庶和平的生活。這個“世外桃源”反映了詩人美好的願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詩人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否定。它是詩人歸田後對農村生活實踐的結晶，是詩人思想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也足以證明，歸隱後的陶淵明並未完全脫離現實。 從陶淵明的歸隱和他歸隱後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淵明嚮往的社會是和平與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無身外之求的人生；喜愛的人生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之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大多數的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但其背後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身感無所感的焦慮。所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陶淵明大約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 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裡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裡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計程車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年時期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里又來召他做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諡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裡，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慄裡（今星子溫泉慄裡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飢，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汙）。”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賙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的求貸或接受賙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輓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淵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有關陶淵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證，因此此處的六十三年之說也有待考證），與世長辭。他被安葬在南山腳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縣和星子縣交界處的面陽山腳下。如今陶淵明的墓儲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塊碑石組成，正中楷書“晉徵土陶公靖節先生之墓”，左刻墓誌，右刻《歸去來兮辭》，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孫所立。[1] [編輯本段]【歸隱原因】 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一體，為中國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沖淡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同時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情況表示關注或進行研究分析。下面結合陶淵明的詩歌試對此作出探討。 一、陶淵明少年時受家統和儒經的影響，懷有兼濟天下大濟蒼生的壯志。但是，由於門閥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門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門閥士族對高官權位的壟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的理想是難以化為現實的，他理想的夢幻註定會破滅。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的“高齡”才出仕為官，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過是祭酒、參軍、縣丞一類的芝麻小官，不僅壯志無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歲時，多年來的經歷使他的思想發生了質的變化，他開始轉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此後，他又為彭澤令，因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餘日就解印掛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經的彷徨，義無返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 自四十一歲歸隱田園之後，陶淵明確確實實享受了一段“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樂趣。然而書香門第出來的陶淵明畢竟不是稼穡的好手，“開荒南野際”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義熙四年在陶淵明四十四歲時，一場災禍更使得他全家一貧如洗。這年夏天，詩人筆下洋溢著生活氣息的“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親朋好友的接濟過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時生活已近絕境，其情狀反映在《有會而作》一詩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詩人貧病交加，在其《輓歌詩》中第二首自輓詩中，詩人對死後可以“鼓腹無所思”的幻想讀來讓人心酸：“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蟻，何時更能嘗。餚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歲的陶淵明黯然瞑目。 二、關於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於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徵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閒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於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計程車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係。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願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身戀歸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山丘”，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表明了他並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勳之後，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盪：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汙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於“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鬥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願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於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三、從陶淵明歸隱後的生活來看，陶淵明的歸隱不同於東晉時借歸隱買名邀譽的其他隱士，他是真隱，是一種人生的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且看陶淵明一生大致經歷：始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後仕職於桓玄、劉裕、劉敬宣的幕下，最後任職彭澤令八十餘日，因不肯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毅然辭職歸耕田園。後有人勸他再度出仕為劉宋王朝服務，他寧願貧病交加，窮困潦倒也不願再涉官場。可以說，陶淵明歸隱得真守拙得真。在《歸園田居》、《飲酒》等詩中，詩人對自己歸隱後的生活作了描寫，“白日掩柴扉，對酒絕塵想。時復墟里人，披草共往來。相見天雜言，但道桑麻長。”“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些別人都瞧不上眼的鄉村、平凡的事物、鄉間生活，在詩人筆下卻是那樣的優美、寧靜，顯得格外親切。歸隱後的陶淵明還親自參加生產勞動，接近勞動人民，歌頌勞動，這使得他的田園詩更具勞動生活氣息。《癸卯歲始春懷左田舍》、《歸園田居》、《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等，都描寫了詩人參加勞動的情況：“在昔聞南苗，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癸“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人負來還。”“溫原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在早出晚歸的辛勤耕作中，詩人與勞動人民的關係更為密切，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也更為真摯：“且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於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觚遠見候，疑我與時乘。”從這些詩中，讀者可以看出，在這種閒適的田園生活中，詩人心情自然而寧靜，達到了心靈發展的真正和諧的境地，這才是真正的歸隱。 陶淵明的隱居生活並非完全的出世，他隱居的本身就是對於黑暗現實不同流合汙的一種反抗，這和逃避現實不一樣。詩人在農村長期參與田間勞作，感情上越來越貼近勞動人民，更瞭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詩中對勞動人民的貧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虛偽多有反映。他在詩中寫到：“夏日常抱飢，寒夜無被眠”，“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重華去我久，貧上世相尋”。雖然歸隱田園，但詩人心中並不平靜，他不願也不可能完全拋卻社會現實，他將自己未盡的政治理想寄寓詩中。在《桃花源記》裡，詩人描述了一個心中的理想社會：“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重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人人都“怡然自樂”。這裡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大家過著富庶和平的生活。這個“世外桃源”反映了詩人美好的願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詩人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否定。它是詩人歸田後對農村生活實踐的結晶，是詩人思想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也足以證明，歸隱後的陶淵明並未完全脫離現實。 從陶淵明的歸隱和他歸隱後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淵明嚮往的社會是和平與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無身外之求的人生；喜愛的人生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之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大多數的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但其背後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身感無所感的焦慮。所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