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孔子學說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一句話。即使是當今社會一樣適用。

朱熹在《論語集註》中的註釋道“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對“義”和“利”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就是說“義”所謂的宜，是要符合天理的標準，“利”則是人由於情所產生的慾望。朱熹引用程頤的話“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和楊時的話“君子有捨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是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捨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來說明君子與小人的差別主要是由於君子深刻的認識到了“義”的重要性，而小人則正好相反，追求的只是利益。明確提出了義利問題。把追求個人利益的人視為小人。經過後代儒家的發展，這種思想就變成義與利尖銳對立、非此即彼的義利觀。“義”和“利”並不是必須對立的，更多的情況下是可以相輔相成的。需要把握的是追求利益的時候，不能違背仁義，要在“義”的前提下去追求“利”。也有人認為這裡所說的“利”主要是指私利，我們應該認識到每一個人都有追求幸福和快樂的權利。

其實君子之所以成為君子，不是因為他不知道利的好，而是因為即使他知道利的好，依然會選擇“義”。反之，大多數所謂的小人也知道“義”的正當性，但還是無法讓理智戰勝慾望，心不甘情不願的選擇了“利”。即使在一個人身上，君子與小人也可能由於選擇的不同則不斷轉變著。如何讓我們能更堅定的站在選擇“義”的一邊，也就是能始終讓自己處於君子的狀態，則需要不斷的學習、實踐，不斷的思考、體會，格物、致知、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正是不斷求學、實踐的過程嗎？故“喻”一方面是懂得的意思，更重要的應該還包含了踐行意思。

什麼是義，什麼又是利。誰又能說利不屬於義？反之亦然！

無外乎就是，不曾損害別人，大眾接受的了的事物便是義，不曾損害他們，或者他們得利，即人們口中的所謂君子。

什麼君子，小人。無愧於本心即可，

個人拙見！

君子之交淡如水，平平淡淡之中才能有真摯的友誼。

真正的朋友，心中永存的一個義字。從來不像你索取多少，而在你危難的時候，卻能挺身而出，慷慨相助！

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貴。

無論你是高朋滿座，還是孤家寡人！

他總是在默默地守候在你身邊！一個義字心中長留。

人活一生，得一個君子相倍，足矣！

君子坦坦蕩蕩，小人長慼慼。

小人眼睛裡只有利字，無利不貪，他們心中沒有道德，只要對得起自己，損人利己！近君子，遠小人。

這句話是有一定普世道理的，讓我們從一些事例分析一下。

一、抗戰時期，人們面臨著民族大義和自身利益的抉擇。有些人寧死不屈，誓死捍衛自己和民族的尊嚴，譜寫了一曲曲悲壯的生命之歌，可謂踐行了君子為正義獻身的高尚情操；有些人，貪生怕死，在敵人的誘惑面前，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出賣朋友、兄弟以及民族利益，變成了讓人唾棄的漢奸。

二、文天祥的故事大家都應該知道。南宋末年，面臨著元軍南下入侵的危險，文天祥力主抗元，卻遭到宦官董宋臣的反對，卻勸宋理宗遷都。董宋臣考慮問題不過以自己利益為重罷了，怕打仗丟了性命、養尊處優的生活不保。而文天祥從國家社稷大義出發，力主斬殺董宋臣，統一人心，抗擊外族入侵。

最終，宋朝在小人當道的情況下，面臨覆滅，文天祥被捕入獄，在高官厚祿的引誘下不為所動，寫下了著名的《過零丁洋》詩歌。

董宋臣的小人行徑和文天祥的正人君子之風就是鮮明的寫照。

我對這個是持肯定關點的，君子之風，謙謙君子，之所以稱為君子，無論做人，行事，有大家風範，有道德底線，有一把尺子，有可為，有不可為之。文天祥，氣節之臣，高官厚祿嗤之以鼻。杜甫李白民間詩人，為民請命，終留詩聖，詩仙美稱。人生在世皆為過客，何必為了區區半鬥米折腰。小人之行則於利，無做人之根本，可為利，為目的，出賣朋友，出賣良心，唯利是圖，奴顏婢膝，認賊作父，近代史上，多少漢奸賣國賊，出賣祖國利益，終究是千骨罵名，讓世人唾棄！

“君子欲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句話是正確的。它出自《論語·里仁》，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是孔子的原話，代表著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學說中，君子是儒家樹立的讀書人的模範形象，與之相對應的小人就是其反面的典型。

在儒家的學說中，號召人們以君子的行為規範來要求自己，盡力去做一個君子。以小人的行為來警醒自己，透過與君子對比，勸誡世人遠離小人。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首先要知道“喻”的含義，喻與義和喻於利，可以看出“喻”在這句話裡面是動詞。

最古老的字典《廣雅》裡說：喻，通知、告也。那麼君子喻於義的含義，就是君子要用“義”來告知、來勸解、來開導、來教育。

為什麼要用“義”來進行勸解呢？因為儒家學說中君子的核心品質就是講“仁義”。

仁義思想是一個完美君子對自己內在的要求，是一個君子對自己的言行的規範，是君子為人處事的道德標準。這個與小人喻於利的內心之外的利益和利害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孟子的文章當中，都是用各種各樣的比喻來勸誡君王或者讀書人要講仁義。

小人喻於利，“利”是利益和利害，與君子相對的小人，他們對自己在思想道德上沒有要求。因此要用君子身心之外的利益和利害來告知、來勸解、來開導、來教育小人。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孔子的儒家學說在對世人的教育方法上來說，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所教育的物件，採取不同的教育內容和方法。

這其實是靈活變通，根據事物的發展變化而採取相對應的方式方法的一種聰明的教學方法。避免了教條主義和循規蹈矩，也是儒家思想能夠傳承幾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現實生活中，極端的君子和小人的都比較少見。像曾國藩那樣嚴格要求自己的人很少，曾國藩說“不為聖賢，則為禽獸”，聖賢是君子的優秀的代表。

我們絕大多數普通人既是君子又是小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就看其內心那個部分佔主導支配的地位。我認為只要取得的“利”是不違背社會道德標準就可以了。能夠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沒有必要每一個人都以聖賢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在與世人打交道的時候，就要根據物件是是君子多一點，還是小人多一點來採用不同的方法。

一、那麼何為君子？何為小人？

才和德兼備謂之聖人，德大於才謂之君子，無才無德謂之愚人，才大於德謂之小人。

聖人難求，可重用君子，次而寧願任用愚人也不要重用小人，何故？才為資，德為師。“德”指引方向，“才”具備條件，方向走對了，條件也具備了，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利，容易達到成功的彼岸。

二、君子重仁重義，敦厚誠實，做事以德為先，行仁義之事，同時又才幹突出，知謀善斷，容易把握機會，知行合一，厚德載物，所以容易得到別人的擁護和認可，事情會越走越順利，事業會越來越發達。以善為善，其善越大。

三、反之，小人有知識有能力，才幹很強，殺謀伐斷，衝鋒陷陣，都是槓槓的，但缺泛仁德之心，以自我為中心，自私自利，一切以利益為重，以才支配德，為達目的，常常不擇手斷，損人利己，由於能力很強，如果讓他坐高位，做起壞事來，破壞性更強，德不配位，其害更大。

四、而愚人則是無才無德，也就是庸人，沒什麼本事，也沒見識，好事做不了，由於沒有能力而頭腦，壞事破壞性遠比小人小。

所以重君子，退其次寧用愚人，也要遠離小人。

大家好，我是小蕪同學。

1，此語出自《論語·里仁》，是孔子所說的話。大家對此句常有的誤解是，好象孔子在此是在貶低小人、否定利。事實果然如此嗎？我們來看看，什麼叫“義”？什麼叫“利”？朱子說：“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說的“天理”，相當於孔子所說的“天道”，《禮記·樂記》中記載，孔子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沒有私心的好惡，便是無私，便合乎天道、天理，我們總不能說我喜歡的就說是對的、不喜歡的就是錯的嗎？“天理之所宜”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君子，不管是自己喜歡不喜歡，只要是符合道義的時候，符合仁義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到最好，不符合的，即使自己喜歡也不能做。什麼叫“君子”？什麼叫“小人”？ 程子說：“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捨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有捨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由此可知，能不為利所動，能夠見利而先思義，便是君子；見利而忘義，拋棄人生原則，便是小人。那麼，請問，誰喜歡與這樣的小人一起做事交朋友呢？貶低這樣的小人，而提倡人們學習著去做個君子，不是要害人害社會，而正是要有益於人有益於社會。那麼，孔子是不是否定“利”呢？《易傳》中說“利者，義之和也。”只要我們能盡職盡責地按照自強不息的精神去做事了，那麼，利也就在其中了。最大的利是使我們活得心情舒暢、問心無愧，而不是富貴。富貴不是人們想求就必然能夠得到的，也不是得到之後就永遠能擁有的，因此，不必有意地去提倡追求“利”，卻應該提倡做好此時此刻該做、能做的事。

2，喻在古漢語字典中有三種解釋：1知道，明白，瞭解；2比喻；3開導。我覺得應該選第一種解釋比較正確。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完全正確。正仁君子，是行俠仗義的。見義勇為，助人為樂和大公無私的精神，為大多數人著想的。而小人是自私自利和不勞而獲的，根本沒有實踐的經驗，專躲在別人背後謀奪取權利，還誇誇其談，自稱為智者，忘天下不亂。

這句話出自《論語.里仁篇》，原文：

4. 16 子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這裡的喻是明白的意思，但還有一種隱隱的不用說教自然本能的含義，比如不言而喻。那麼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君子自然本能的就明白了什麼是義，小人自然本能的就明白了什麼是利。君子把義放在第一位，小人把利放在第一位。

孔子對義和利的看法是非常辯證的，這個義就是正義、正道的意思。只要是正道上的利，孔子是讚賞取之的，小人所喻之利，是不管什麼正道歪道，只要見到利就唯利是圖，就皆取之。這就是君子和小人對利的區別。我們看《論語.述而篇》，原文：

7. 12 子日：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在正道上，雖然是執鞭之士這樣低微的職位，我也能做。若不是正道，從我所愛好的。這就是孔子對利的看法，歸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是正道上的利。孔子還說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不是正道的富和貴，孔子是絕對不取的。我們再看《論語.泰伯篇》，原文：

8. 13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一條對我們現在的人來說最有指導意義。邦有道，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不是邦有道，即然是邦有道，那麼你還是那樣的貧窮落後，是不是非常可恥的事情呢？就連兩千餘年前的孔子都認為這種貧窮落後是可恥的，那為什麼還不使自己富強起來呢？國家走富強的道路，全國的華人都在走富強的道路，每個人都在奔富強使勁，而你確貧窮，這不僅是可恥的，而且還不值得同情。因為你這是逆時代而行，那又有什麼值得同情的呢？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若放在我們這個時代來看，應該重新注入新的內容。如果是合法的從商，合法的經營，和法工作而喻於利都是君子所為，若是非法的都是小人所為。

孔子是反對法律、法制的，孔子以德治的政治主張，經過兩千餘年封建王朝的檢驗，證明是不可行的，必須加入法制觀念才能使社會和平穩定。所以我們現在注入的法制理念，是對孔子的儒家思想的補充和發展。

故此，用法制理念去補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再加上孔子的道德理念，才能使這句話更豐滿，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