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先後改任戶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於世宗對議禮的重視，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嚴嵩和世宗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據他自己說，當時世宗忙於同輔臣及禮部尚書等制定禮樂，有時一日召見兩三次，有時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約四里，乘車驅隸弗及，往往是單騎疾馳。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請獻皇帝廟號稱宗，以入太廟。朝中大臣，包括嚴嵩在內，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問》，嚴厲質問群臣。嚴嵩盡改前說，並且“條劃禮儀甚備”。獻皇帝入廟稱宗之爭，是大禮議的尾聲。嚴嵩在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學會了如何應付性情乖僻多變的世宗。 勤勉加上溫順，嚴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當時在西苑值宿並不時得到召見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勳、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閣臣夏言和顧鼎臣，以及禮部尚書嚴嵩，嚴嵩作為世宗親信的地位被確定下來。 角逐廟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輔夏言革職閒住，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這是他經歷第一場重大斗爭所取得的結果。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嚴嵩曾為該科會試的同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夏言以議禮貴，比嚴嵩早發達。他建議立南、北二郊，實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賞識，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給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禮部尚書。入閣以後，他推舉嚴嵩任禮部尚書。因有引薦之恩，夏言對嚴嵩傲慢無禮，以門客視之，兩人關係迅速惡化。而此時，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滿。嚴嵩適時地利用世宗的不滿，攻擊夏言，更使世宗下決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輔翟鑾因事削籍，嚴嵩成為首輔，先後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這並不是說，他的地位就完全鞏固了。 威脅仍然來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寫下“公謹”（夏言字）二字，表現出對夏言的眷戀之情。嚴嵩聞知此事，主動提出，“故輔臣夏言可詔用”。或稱，世宗復思夏言，是因為“微覺嵩貪恣”。 夏言再次成為首輔，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嚴嵩。凡有批答，他獨自擬稿。凡是他憎惡的官僚，或與嚴嵩親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嚴嵩知世宗眷寵所在，噤不敢言。 與夏言相反，嚴嵩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世宗一直保持謙恭的態度，並注意不讓世宗感到他在獨執朝政。他曾聲言：“臣每次獨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議，竊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贊，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在生活細節上，他也頗為留意。他後來對徐階講過一個故事：“貴溪再相，每閣中令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攜酒餚甚豐飫，器用皆黃金，與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對，乘二載未嘗以一匕見及。”這種情況反映給世宗，他自會有一番想法。謙恭，不但是嚴嵩打敗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長期維持世宗恩寵的主要手段。 直接導致夏言失敗的因素是“復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陝西三邊總督曾銑議復河套，夏言極力支援。世宗本來也贊同此議，對持反對意見的官僚嚴加訓飭。但在朝廷一片“復套”的呼聲和積極籌辦之中，他又改變立場，提出一系列疑問：“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變化未必由嚴嵩引起，而嚴嵩的機會卻由此而得。他立刻聲稱，“復套”之議不當，且藉機攻擊夏言的專擅：“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鉅細，理須商榷，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制..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於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嚴嵩又利用掌管錦衣衛的都督陸炳與夏言的矛盾，總兵官仇鸞與曾銑的矛盾，聯合陸、仇二 嚴嵩石刻 人，確立夏言與曾銑交結為奸的罪名，置他們於死地。 夏言死，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仇鸞曾被曾銑彈劾，逮捕下獄。 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子嚴世蕃為他起草彈劾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仇鸞有寵，不甘心為嚴嵩掣肘。他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視。嘉靖三十一年（1552），嚴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當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把刺探到的仇鸞的不軌行為向世宗彙報。世宗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自然消除。 嚴嵩相繼除去了政敵夏言、仇鸞，朝中一時無與匹敵，但他深知世宗對大臣的猜忌心理，為了保住他的權位，他對所有彈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殘酷的打擊，輕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楊繼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沈鍊傳》說他“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名士徐渭也贊“以奇驚一也”，始補府學生，以文奇；始知溧陽，以政奇；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最後，謫斥為民，以憨奇。他上疏，羅列嚴嵩十條罪狀。主要指責嚴嵩“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妒賢嫉能”，“陰制諫官”，“擅寵害政”，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實。嚴嵩由此大恨，反擊說沈鍊在知縣任上犯有過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處分，一來避考察，二來取清名。世宗被打動，謫發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罵嚴嵩父子為常，嵩聞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嚴世蕃囑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總督楊順合計除沈，許以厚報，“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蓮教徒閻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楊、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經兵部題覆，沈鍊被殺。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北直隸容城（今屬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兵部武選司郎中。他上疏論嚴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頭疼的北邊安危與嚴嵩聯絡在一起；又說，去春雷久不發，主大臣專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說與嚴嵩聯絡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內容主要仍是貪賄納奸，結黨營私，打擊異己。這些都摸準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結尾處寫道：“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這就犯了大忌。一來，世宗聽通道家者言，根本不願見二王；二來，藩王不當過問政事，詢問二王是何用意？史載：“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遂將楊繼盛送鎮撫司拷訊。為殺楊繼盛，嚴嵩故意將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張經和李天寵之後，一併奏上。世宗報可，嚴嵩就輕而易舉地殺了楊繼盛。 嚴嵩被論，主要在貪賄和攬權方面，而特別是攬權。雖然一時未起作用，但潛在的影響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對嚴嵩產生惡感，曾經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會促使他早下決心。因此，言官對大臣的彈劾，也是一種形式的較量。在與夏言的較量中，嚴嵩主要依靠他的謙恭，而在與言路的鬥爭中，他更多是依靠對世宗心理的揣度。 議處政事嚴世蕃，號東樓，是嵩之獨子，自視為天下才。史稱，嚴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實際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嚴嵩還是在不斷髮表自己的見解，有時甚至是與世宗相左的見解。 對災情和賑濟災區的事務，嚴嵩仍然關注。如吳鵬奉旨賑濟南直隸受災地區，他起草的敕書寫道：“命爾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及營田都御史，督同該府州縣官，將被災人戶查審以完，計口給賑，如前項銀米不敷，即查各府州縣預備倉糧，及在庫無礙銀兩相兼支用，分投給散，務使貧民各沾實惠，毋致裡書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與世宗討論賑濟問題，又談到：“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或可稍紓日前之急。其山東、河南等處當多發臨、德二倉米給賑。”“發米出糶，雖米價稍平，但四處饑民有身無一錢者，未免仍坐斃道路。請於十萬石內以八萬石出糶，濟在京軍民，二萬石敕戶部委官運赴城門外各廠，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庶得並沾實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縣旱荒，民眾乏食，嚴嵩還將世宗所賜銀二千餘兩買稻穀五千餘石陸續賑濟饑民。嚴嵩說，這樣做是為了“以廣聖澤”，或者說，是為了維護明朝的穩定。 北邊的民族關係，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從借收復河套的爭議殺夏言、曾銑，到“庚戌之變”，不過兩年時間，而嚴嵩又一再告誡主持戰事的兵部尚書丁汝夔不要輕戰。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輕戰是嚴嵩的一貫思想，而非出自權宜。他對北邊形勢的認識從來是不樂觀的。嘉靖二十一年 嚴嵩像 （1542）八月，也就是剛剛入閣不久，嚴嵩與世宗談論邊事：“臣以為虜寇不足患，惟中國久安，武備久弛，將領非人，兵力單弱，糧餉缺乏，邊圍空虛而民不見徵，法令不嚴而將帥不肯用命，功過不明而上下相為欺蔽，使虜得以窺我虛實，此深可患者也。”疏論中對“擇大將”、“募壯勇”、“足糧餉”、“嚴法令”、“信賞罰”等問題均有精采的論述，最後歸結為：“此數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見諸實行者，無乃未得其人歟？誠得人，以視國如家為心，以之擇將必無私舉，以之募兵必得實用，以之處糧必無空乏，以之定賞罰必無輕縱。”世宗讀後連連稱歎，說它是“探本窮源”之論。儘管言之壯烈，嚴嵩的基本主張仍是守險。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與世宗討論北邊形勢，他的守險主張更加明確。世宗問：“北虜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歲一驅逐，今如遵舉一行，可歟？”嚴嵩無關痛癢地頌揚了世宗“聖謨弘遠”一番，然後說：“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於昔也。”出於守險的需要，嚴嵩對邊牆十分重視。嘉靖三十六年（1557），韃靼一部逼近永平、遷安等處。他提出：“須將各口原修未竟邊牆，作速修補堅固”，“須嚴敕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堅未修者，作速修完，務在實行。”對於各邊糧餉，嚴嵩也很關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區豐收。嚴嵩說：“近聞大同頗熟，銀一兩可得米九鬥。臣等伏念此時發銀該鎮，令趁時糴買，備半年餉。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來春二、三月時，米價騰貴，銀二兩才可得米一石耳。”對於倭寇問題，嚴嵩也發表過不少見解。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對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說：“倭寇之起，因閩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眾盛，遂起狂謀。去歲只在沿海侵犯，今則各地深入。據報，真倭數不滿千，皆系漳溫近海賊徒結夥導引，一如北虜我逆之導也。”這也是當時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擴大統帥的許可權。他認為，數年來東南戰事不利，“皆本之銓曹及督撫諸司懷欺不忠，號令不一，寡謀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給總督胡宗憲的敕諭中宣佈：“其在軍門及行軍之際不用命者，武職自參（將）、遊（擊）、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副總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殺賊；文官四品以上指實參究，五品以下徑自拿問。”胡宗憲對平定倭寇海盜起了不小的作用，嚴嵩的信賴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嚴嵩在建儲問題上的表現最得官僚們的稱讚。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沒有確立太子的情況下，安排裕王朱載垕（即後來的穆宗）、景王朱載圳婚事，詔於各府舉行婚禮。嚴嵩不同意。這雖是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免與外人易於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他認為可以“俱留在內成婚，亦於保護為便”。世宗不客氣地問：“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嚴嵩回答：“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於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線，僅隔一牆。從人眾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後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卻俱出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也。”一年以後，嚴嵩又進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為首務。臣叩奏密對，屢以為請，聖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頸顒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請及開歲之首則告舉行。”這是嚴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說此論“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復請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對此事的評價卻頗為公允。對嚴嵩素無好感的官僚徐學謨說：“嵩此論既慮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慮二王在外主勢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言也。”世宗崇通道教，嚴訥、郭樸、李春芳、袁煒等人都因為善寫青詞而入閣，被稱為“青詞宰相”。嚴嵩也善於撰寫青詞，但他經歷了多次官場上的權力鬥爭，對朝政自有一番見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詞宰相”。 盛極而衰嚴嵩的權勢超過了他以前的任何一個閣臣。他在位時，“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其他官僚對嚴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妄奏寇平。時徐文貞（階）為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分宜。文貞恐其應答差訛，商議兩日夜，始參謁。分宜無他所問，惟訊江南倭寇若何。仰齋答雲：‘勢甚猖獗。’分宜不懌。文貞知之，率仰齋請罪，始釋然。”嚴嵩對嚴世蕃的寵愛和放縱，幾乎是有文必錄。他以東樓（嚴世蕃別號）稱呼兒子，這在明代恐怕沒有第二例了。至於對家人，嚴嵩也並非一味放縱。有一個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僉事，嚴嵩家僕有不法者，加以笞責。後林一新入賀京師，嚴嵩對他“甚加敬禮”。但由於嚴嵩的權勢過大，嚴府的僕隸亦成為士大夫結識的物件。管家嚴年號萼山先生，公卿“得與萼山先生一遊者，自謂榮幸”。因此，對於嚴世蕃和嚴府家人的作為，嚴嵩當然是負有責任的。 傲慢態度 嚴重的是，嚴嵩的傲慢態度在世宗面前漸有顯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書吳鵬致仕，嚴嵩指使廷推他的親戚歐陽必進。世宗厭惡此人，見名單大怒，擲之於地。嚴嵩上密啟，“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國，以慰老境”。世宗礙於情面，答應了他。嚴嵩密啟的內容傳出，許多官僚大為吃驚，有人說他“與人主爭強，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幾個月後，世宗命歐陽必進致仕，是對嚴嵩的嚴重警告。這一年嚴嵩八十二歲，對許多問 《打嚴嵩》 題不能正常進行思考和判斷，或許和年齡有關。如十月，永壽宮火災，他請世宗暫徙南城離宮，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間被軟禁的地方，這當然使世宗很不高興。應付世宗本來就不容易，何況是垂老之人。嚴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從嚴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參政。嚴嵩接到世宗的詔書，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親信徐階，嚴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動決定了嚴嵩的命運。世宗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常使預卜禍福。一日，嚴嵩有密札言事。徐階事先通報藍道行，藍道行降神仙語，稱：“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嚴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禮拜神仙的世宗對他究竟是忠是奸發生了疑問。正在一內侍處避雨的御史鄒應龍聽到這個訊息，認為是個好時機，上疏論嚴嵩父子不法狀。結果，嚴嵩被勒致仕，嚴世蕃先是發戍，後以通倭罪被殺。籍沒嚴嵩家，上報金三萬二千餘兩，銀二百餘萬兩，另有珠玉寶玩數千件。但抄收上來的家產，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牽涉面很廣，“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嚴嵩回到江西，儘管他曾為家鄉父老做過一些好事，卻晚景淒涼，“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吊者”。這是在隆慶二年（1567），終年八十八歲。嚴嵩的詩文主要收在《鈐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編為《歷官表奏》，草敕被編為《直廬稿》，詩被編為《振秀集》等。唐順之說他“於詩文，各極其工”⑥。楊慎稱讚他“字字皆詩，句句有味”。這些評語或許太過，但嚴嵩的著作對於研究他本人，對於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別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無疑有重要的價值。
嵩先後改任戶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於世宗對議禮的重視，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嚴嵩和世宗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據他自己說，當時世宗忙於同輔臣及禮部尚書等制定禮樂，有時一日召見兩三次，有時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約四里，乘車驅隸弗及，往往是單騎疾馳。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請獻皇帝廟號稱宗，以入太廟。朝中大臣，包括嚴嵩在內，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問》，嚴厲質問群臣。嚴嵩盡改前說，並且“條劃禮儀甚備”。獻皇帝入廟稱宗之爭，是大禮議的尾聲。嚴嵩在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學會了如何應付性情乖僻多變的世宗。 勤勉加上溫順，嚴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當時在西苑值宿並不時得到召見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勳、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閣臣夏言和顧鼎臣，以及禮部尚書嚴嵩，嚴嵩作為世宗親信的地位被確定下來。 角逐廟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輔夏言革職閒住，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這是他經歷第一場重大斗爭所取得的結果。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嚴嵩曾為該科會試的同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夏言以議禮貴，比嚴嵩早發達。他建議立南、北二郊，實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賞識，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給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禮部尚書。入閣以後，他推舉嚴嵩任禮部尚書。因有引薦之恩，夏言對嚴嵩傲慢無禮，以門客視之，兩人關係迅速惡化。而此時，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滿。嚴嵩適時地利用世宗的不滿，攻擊夏言，更使世宗下決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輔翟鑾因事削籍，嚴嵩成為首輔，先後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這並不是說，他的地位就完全鞏固了。 威脅仍然來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寫下“公謹”（夏言字）二字，表現出對夏言的眷戀之情。嚴嵩聞知此事，主動提出，“故輔臣夏言可詔用”。或稱，世宗復思夏言，是因為“微覺嵩貪恣”。 夏言再次成為首輔，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嚴嵩。凡有批答，他獨自擬稿。凡是他憎惡的官僚，或與嚴嵩親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嚴嵩知世宗眷寵所在，噤不敢言。 與夏言相反，嚴嵩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世宗一直保持謙恭的態度，並注意不讓世宗感到他在獨執朝政。他曾聲言：“臣每次獨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議，竊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贊，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在生活細節上，他也頗為留意。他後來對徐階講過一個故事：“貴溪再相，每閣中令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攜酒餚甚豐飫，器用皆黃金，與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對，乘二載未嘗以一匕見及。”這種情況反映給世宗，他自會有一番想法。謙恭，不但是嚴嵩打敗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長期維持世宗恩寵的主要手段。 直接導致夏言失敗的因素是“復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陝西三邊總督曾銑議復河套，夏言極力支援。世宗本來也贊同此議，對持反對意見的官僚嚴加訓飭。但在朝廷一片“復套”的呼聲和積極籌辦之中，他又改變立場，提出一系列疑問：“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變化未必由嚴嵩引起，而嚴嵩的機會卻由此而得。他立刻聲稱，“復套”之議不當，且藉機攻擊夏言的專擅：“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鉅細，理須商榷，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制..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於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嚴嵩又利用掌管錦衣衛的都督陸炳與夏言的矛盾，總兵官仇鸞與曾銑的矛盾，聯合陸、仇二 嚴嵩石刻 人，確立夏言與曾銑交結為奸的罪名，置他們於死地。 夏言死，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仇鸞曾被曾銑彈劾，逮捕下獄。 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子嚴世蕃為他起草彈劾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仇鸞有寵，不甘心為嚴嵩掣肘。他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視。嘉靖三十一年（1552），嚴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當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把刺探到的仇鸞的不軌行為向世宗彙報。世宗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自然消除。 嚴嵩相繼除去了政敵夏言、仇鸞，朝中一時無與匹敵，但他深知世宗對大臣的猜忌心理，為了保住他的權位，他對所有彈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殘酷的打擊，輕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楊繼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沈鍊傳》說他“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名士徐渭也贊“以奇驚一也”，始補府學生，以文奇；始知溧陽，以政奇；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最後，謫斥為民，以憨奇。他上疏，羅列嚴嵩十條罪狀。主要指責嚴嵩“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妒賢嫉能”，“陰制諫官”，“擅寵害政”，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實。嚴嵩由此大恨，反擊說沈鍊在知縣任上犯有過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處分，一來避考察，二來取清名。世宗被打動，謫發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罵嚴嵩父子為常，嵩聞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嚴世蕃囑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總督楊順合計除沈，許以厚報，“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蓮教徒閻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楊、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經兵部題覆，沈鍊被殺。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北直隸容城（今屬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兵部武選司郎中。他上疏論嚴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頭疼的北邊安危與嚴嵩聯絡在一起；又說，去春雷久不發，主大臣專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說與嚴嵩聯絡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內容主要仍是貪賄納奸，結黨營私，打擊異己。這些都摸準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結尾處寫道：“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這就犯了大忌。一來，世宗聽通道家者言，根本不願見二王；二來，藩王不當過問政事，詢問二王是何用意？史載：“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遂將楊繼盛送鎮撫司拷訊。為殺楊繼盛，嚴嵩故意將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張經和李天寵之後，一併奏上。世宗報可，嚴嵩就輕而易舉地殺了楊繼盛。 嚴嵩被論，主要在貪賄和攬權方面，而特別是攬權。雖然一時未起作用，但潛在的影響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對嚴嵩產生惡感，曾經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會促使他早下決心。因此，言官對大臣的彈劾，也是一種形式的較量。在與夏言的較量中，嚴嵩主要依靠他的謙恭，而在與言路的鬥爭中，他更多是依靠對世宗心理的揣度。 議處政事嚴世蕃，號東樓，是嵩之獨子，自視為天下才。史稱，嚴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實際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嚴嵩還是在不斷髮表自己的見解，有時甚至是與世宗相左的見解。 對災情和賑濟災區的事務，嚴嵩仍然關注。如吳鵬奉旨賑濟南直隸受災地區，他起草的敕書寫道：“命爾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及營田都御史，督同該府州縣官，將被災人戶查審以完，計口給賑，如前項銀米不敷，即查各府州縣預備倉糧，及在庫無礙銀兩相兼支用，分投給散，務使貧民各沾實惠，毋致裡書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與世宗討論賑濟問題，又談到：“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或可稍紓日前之急。其山東、河南等處當多發臨、德二倉米給賑。”“發米出糶，雖米價稍平，但四處饑民有身無一錢者，未免仍坐斃道路。請於十萬石內以八萬石出糶，濟在京軍民，二萬石敕戶部委官運赴城門外各廠，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庶得並沾實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縣旱荒，民眾乏食，嚴嵩還將世宗所賜銀二千餘兩買稻穀五千餘石陸續賑濟饑民。嚴嵩說，這樣做是為了“以廣聖澤”，或者說，是為了維護明朝的穩定。 北邊的民族關係，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從借收復河套的爭議殺夏言、曾銑，到“庚戌之變”，不過兩年時間，而嚴嵩又一再告誡主持戰事的兵部尚書丁汝夔不要輕戰。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輕戰是嚴嵩的一貫思想，而非出自權宜。他對北邊形勢的認識從來是不樂觀的。嘉靖二十一年 嚴嵩像 （1542）八月，也就是剛剛入閣不久，嚴嵩與世宗談論邊事：“臣以為虜寇不足患，惟中國久安，武備久弛，將領非人，兵力單弱，糧餉缺乏，邊圍空虛而民不見徵，法令不嚴而將帥不肯用命，功過不明而上下相為欺蔽，使虜得以窺我虛實，此深可患者也。”疏論中對“擇大將”、“募壯勇”、“足糧餉”、“嚴法令”、“信賞罰”等問題均有精采的論述，最後歸結為：“此數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見諸實行者，無乃未得其人歟？誠得人，以視國如家為心，以之擇將必無私舉，以之募兵必得實用，以之處糧必無空乏，以之定賞罰必無輕縱。”世宗讀後連連稱歎，說它是“探本窮源”之論。儘管言之壯烈，嚴嵩的基本主張仍是守險。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與世宗討論北邊形勢，他的守險主張更加明確。世宗問：“北虜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歲一驅逐，今如遵舉一行，可歟？”嚴嵩無關痛癢地頌揚了世宗“聖謨弘遠”一番，然後說：“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於昔也。”出於守險的需要，嚴嵩對邊牆十分重視。嘉靖三十六年（1557），韃靼一部逼近永平、遷安等處。他提出：“須將各口原修未竟邊牆，作速修補堅固”，“須嚴敕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堅未修者，作速修完，務在實行。”對於各邊糧餉，嚴嵩也很關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區豐收。嚴嵩說：“近聞大同頗熟，銀一兩可得米九鬥。臣等伏念此時發銀該鎮，令趁時糴買，備半年餉。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來春二、三月時，米價騰貴，銀二兩才可得米一石耳。”對於倭寇問題，嚴嵩也發表過不少見解。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對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說：“倭寇之起，因閩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眾盛，遂起狂謀。去歲只在沿海侵犯，今則各地深入。據報，真倭數不滿千，皆系漳溫近海賊徒結夥導引，一如北虜我逆之導也。”這也是當時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擴大統帥的許可權。他認為，數年來東南戰事不利，“皆本之銓曹及督撫諸司懷欺不忠，號令不一，寡謀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給總督胡宗憲的敕諭中宣佈：“其在軍門及行軍之際不用命者，武職自參（將）、遊（擊）、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副總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殺賊；文官四品以上指實參究，五品以下徑自拿問。”胡宗憲對平定倭寇海盜起了不小的作用，嚴嵩的信賴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嚴嵩在建儲問題上的表現最得官僚們的稱讚。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沒有確立太子的情況下，安排裕王朱載垕（即後來的穆宗）、景王朱載圳婚事，詔於各府舉行婚禮。嚴嵩不同意。這雖是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免與外人易於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他認為可以“俱留在內成婚，亦於保護為便”。世宗不客氣地問：“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嚴嵩回答：“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於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線，僅隔一牆。從人眾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後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卻俱出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也。”一年以後，嚴嵩又進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為首務。臣叩奏密對，屢以為請，聖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頸顒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請及開歲之首則告舉行。”這是嚴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說此論“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復請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對此事的評價卻頗為公允。對嚴嵩素無好感的官僚徐學謨說：“嵩此論既慮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慮二王在外主勢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言也。”世宗崇通道教，嚴訥、郭樸、李春芳、袁煒等人都因為善寫青詞而入閣，被稱為“青詞宰相”。嚴嵩也善於撰寫青詞，但他經歷了多次官場上的權力鬥爭，對朝政自有一番見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詞宰相”。 盛極而衰嚴嵩的權勢超過了他以前的任何一個閣臣。他在位時，“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其他官僚對嚴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妄奏寇平。時徐文貞（階）為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分宜。文貞恐其應答差訛，商議兩日夜，始參謁。分宜無他所問，惟訊江南倭寇若何。仰齋答雲：‘勢甚猖獗。’分宜不懌。文貞知之，率仰齋請罪，始釋然。”嚴嵩對嚴世蕃的寵愛和放縱，幾乎是有文必錄。他以東樓（嚴世蕃別號）稱呼兒子，這在明代恐怕沒有第二例了。至於對家人，嚴嵩也並非一味放縱。有一個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僉事，嚴嵩家僕有不法者，加以笞責。後林一新入賀京師，嚴嵩對他“甚加敬禮”。但由於嚴嵩的權勢過大，嚴府的僕隸亦成為士大夫結識的物件。管家嚴年號萼山先生，公卿“得與萼山先生一遊者，自謂榮幸”。因此，對於嚴世蕃和嚴府家人的作為，嚴嵩當然是負有責任的。 傲慢態度 嚴重的是，嚴嵩的傲慢態度在世宗面前漸有顯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書吳鵬致仕，嚴嵩指使廷推他的親戚歐陽必進。世宗厭惡此人，見名單大怒，擲之於地。嚴嵩上密啟，“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國，以慰老境”。世宗礙於情面，答應了他。嚴嵩密啟的內容傳出，許多官僚大為吃驚，有人說他“與人主爭強，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幾個月後，世宗命歐陽必進致仕，是對嚴嵩的嚴重警告。這一年嚴嵩八十二歲，對許多問 《打嚴嵩》 題不能正常進行思考和判斷，或許和年齡有關。如十月，永壽宮火災，他請世宗暫徙南城離宮，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間被軟禁的地方，這當然使世宗很不高興。應付世宗本來就不容易，何況是垂老之人。嚴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從嚴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參政。嚴嵩接到世宗的詔書，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親信徐階，嚴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動決定了嚴嵩的命運。世宗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常使預卜禍福。一日，嚴嵩有密札言事。徐階事先通報藍道行，藍道行降神仙語，稱：“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嚴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禮拜神仙的世宗對他究竟是忠是奸發生了疑問。正在一內侍處避雨的御史鄒應龍聽到這個訊息，認為是個好時機，上疏論嚴嵩父子不法狀。結果，嚴嵩被勒致仕，嚴世蕃先是發戍，後以通倭罪被殺。籍沒嚴嵩家，上報金三萬二千餘兩，銀二百餘萬兩，另有珠玉寶玩數千件。但抄收上來的家產，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牽涉面很廣，“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嚴嵩回到江西，儘管他曾為家鄉父老做過一些好事，卻晚景淒涼，“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吊者”。這是在隆慶二年（1567），終年八十八歲。嚴嵩的詩文主要收在《鈐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編為《歷官表奏》，草敕被編為《直廬稿》，詩被編為《振秀集》等。唐順之說他“於詩文，各極其工”⑥。楊慎稱讚他“字字皆詩，句句有味”。這些評語或許太過，但嚴嵩的著作對於研究他本人，對於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別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無疑有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