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殉清是目前最認可的說法。

王國維自殺當天曾經向清廢帝溥儀上了一封遺折，表達了他有心報國，無力迴天的憤懣之情，滿心痛苦之下，只有自殺以殉清。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曾說那封遺折字跡工整，但不是王國維的手筆，而後來文史研究者將這封遺折與王國維以往的奏摺相比對，確認字跡是相同的，可見遺折確實是王國維親手所寫，那麼自殺以殉清的說法，也就更加可能是王國維自殺的真正原因。

後世也認為，當時國民北伐軍攻打至河南，全國革命熱情空前高漲，王國維感到滿清復辟的幻想已經破滅，萬念俱灰之下選擇了自殺。

王國維是清朝末期人物，也是中國近代史上面最後一位文學思想家，他的《人間詞話》成就及影響很高。

個人認為，應該是各種因素的刺激下如：殉清說、逼債說、文化殉葬等原因，才導致了這場悲劇的發生。當然，這些都不一定是王國維自殺的真相，自己相信就行了。

王國維的一生，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際遇充滿了矛盾。個人和家庭、精神和肉體、新學和舊學、理性和情感、學術和政治、道德準則和社會變遷、追求學術獨立和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他人，一系列個人生命的矛盾，使他成為一個戲劇性地矛盾交織、去留兩難的人物。

我覺得，對於王國維之死給予最正確解釋的，是他的同事、同是清華四大國學導師之一的陳寅恪。在王國維死後，陳寅恪寫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長詩，叫《王觀堂先生輓詞》，回顧了王國維一生的際遇和學術成就，在這個輓詞的前面，有一個不長但是也不算短的序。其中指出，當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這種文化所化之人，會感到非常痛苦。當這種痛苦達到無法解脫的時候，他只有以一死來解脫自己的苦痛。陳寅恪認為這就是王國維的死因，王國維的自沉，是殉中國固有文化，而非殉清。這篇長序，闡述了陳寅恪的文化觀點及王國維之死因，不僅對王國維之選擇赴死給以文化意義上的正解，同時也是解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與社會變遷謎團的一把鑰匙。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這是陳寅恪為王國維撰寫的輓聯。上聯寫王國維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的處境，剩水殘山，形容亡國後的或經過變亂後的土地景物，透過此山河殘破，魂飛魄散，似乎可以理解王國維最後之終局。下聯說到王國維遺囑中“書籍可託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之事。以學術書籍交付陳吳二人，無異於王國維的文化託命，反映出三個人之間相交之深。陳寅恪痛承好友遺命，倍感傷神。

新文化運動後，科學主義日漸深入人心，加之國家內外交困的形勢，中國的大學遂走上了科學與實利之路。在此洪流中的特例，是1925年成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與流行的學術分科方式不同，清華國學院的專業分工並不細緻，保持了傳統“國學”的統包性，導師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都是通人。國學院兼採中國古代書院和英國牛津、劍橋書院制，強調導師對學生學問及人格整體的照顧及引導，學生入學時必須行拜師禮，迥異於後來只重學術研究和職稱評比、不重導師功能的風氣。簡直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一股清流。

當時就讀於清華國學院的學生藍文徵回憶：

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院中都以學問道義相期。故師弟之間，恩若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

可清華國學院只存在了4年，便因王國維和梁啟超的相繼去世而停辦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如此有理想的教育，在也沒有走出多遠。但清華國學院的4年，與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學的4年一樣，對中國二十世紀教育史影響深遠。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稱，古今凡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其實今天重讀，如同詩讖般驚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西風”就是秋風，“凋碧樹”，風把綠色的樹葉全部吹走了，所以變成了枯樹。一個人走到向西的樓上，“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深知身在情長在，領悟到只要自己的肉體存在，大概情感也就永遠存在，對於這種情感是沒有辦法完全捨得的。對於美，對於自己所耽溺的這些事物，永遠沒有辦法拋棄掉。最後，那個尋尋覓覓、驀然回首的姿態，其實是一個賈寶玉式“懸崖撒手”的姿態，中國文化的理想，明滅在燈火闌珊處，他返身投奔的姿態，如此的決絕。可見，王國維內心的壓抑與苦悶由來已久，在文化轉型期，徘徊新舊之間，華人對於華人的文化沒有信心。「國故」不再，國將不國。生活在一個不待見自己傳統文化的社會中，王國維經此世變，深感奇辱，願做一個警醒華人的殉道者，效屈原之自沉汨羅。

自古以來，目睹政事之“迴天無力”而“旋乞歸鄉”，幾乎已成為“為臣之道”的傳統。在清末民初蕪雜的政局之下，士人大多不是遁往“山林”，或“山林”的象徵——故鄉，而是或依舊滯留京都，或輾轉青島、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掙得“世外”轉圜的餘地。去留之際，隱匿著個人與家國政治的離合。王國維曾為友作輓聯，曰：“問君胡不歸？赤縣竟無干淨土。”巨大的革命風潮的席捲，則相當於寸寸“王土”的淪喪。這樣，原本足以容身的“家鄉”，此時也被目為“汙濁”之地而“有鄉不得歸”。王國維在《疆村校詞圖序》中嘆言：“夫有鄉而不得歸者，今日士大夫之所同也。”此處的“歸鄉”，不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精神文化意義上的。那種中國文化理想所呈現的，煙水迷離之致、低徊要眇之情，那種山川、風雨、花鳥外不得已的心情懷抱，那種芬芳悱惻的心靈，已經越來越冉冉遠去了——王國維早就說出了近世以來中國士人的宿命。無鄉可返的王國維，最後只有在殘山剩水之中，燈火闌珊之處，帶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百年孤獨，四海無人，奇哀遺恨，為中國文化招魂返魅，與那個不斷破毀之中的文化精神，共命而同盡。這就是王國維的文化選擇，不顧世俗實利，跳出俗諦桎梏，以一死而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

1927年6月4日，上海《申報》刊登了一條清華教授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河而死的訊息。訊息一經傳出，舉世為之震驚！

時光流轉，一晃王國維投湖自沉已80餘年。80年來，關於先生的死一直是眾說紛紜，時至今日依然是一樁歷史公案。目前國內外有關王國維死因研究的說法不下十幾種，比較典型的有：“殉清說”，“逼債說”，“羅王失和說”，“長子逝世說”，“梁啟超排擠說”，“憂懼社會變革說”，“以身殉文化說”，等等。其中最有影響、幾乎已成為人們尤其是文化人判定王國維死因的，當數陳寅恪先生的“文化殉節”說。

毫無疑問，最有可能證明王國維先生自殺死因的無疑是那份遺書了。然而唯一能證明死因的遺書卻偏偏又是語焉不詳。遺書沒有一字一句提到前朝或者遜帝。即便說王國維先生自沉是為了“殉節”，那也應該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儀皇帝被驅逐出宮時，而不可能是這個時候。

王國維先生若果真是死於一種文化的話，他內心當是十分痛苦，而且這種痛苦不是一朝一夕的。如此強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之前是不可能沒有任何蛛絲馬跡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國維先生的死卻是出奇的“雍容淡雅”。

據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姚名達等人的事後追記，王國維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動甚是“從容”：中午，研究院畢業諸生在清華學校工字廳公宴諸導師，梁啟超致詞，王國維則“雍容淡雅之態感人至深”，“席散與眾作別如常，無異態”。下午，他來到清華南院二號陳寅恪處，像往常一樣與陳先生“閒聊”。晚飯前回寓，在書房內接待姚名達、朱廣福、馮國瑞等本屆畢業生，“博問而精答，相語竟一小時”。至晚餐，始送別諸生。晚飯後，又有本屆畢業生劉節、謝國楨來寓，“問陰陽五行學說之起源”，予以解答，並談“日本學者研究干支之得失”。惟談及時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亂移居之思也焉”。送別劉節等同學後，在書房內“閱試卷畢”，爾後起草臨終《遺書》。起忠誠學業，可謂至死不變！當晚，“熟眠如常”。

所以，王國維先生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觀之的，其最終的自殺，當自殺於精神之寄託與慰藉的無可指望。悲觀厭世之思想是王國維自沉的遠因，而生活顛沛形成的內心之痛苦是促使其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脫然無所戀念的內因。至於痛失愛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無疑是誘發其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導火線。

總的來說，王國維先生的死，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我們更願意相信他是為“殉節”而死，更願意信仰這種人性和文化的浪漫。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學術界的大家，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及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特別是那部《人間詞話》，其人生之三種境界被許多人奉為經典。然而在1927年6月2日，一代大家王國維，卻在頤和園昆明湖中投湖自盡。

“王於二日早晨驅車至頣和園、付車資四角、卽購門劵入園、洋車夫度其必返清華園、停車門外候之、王之園步至魚藻軒、為時甚早、殊少遊人、惟一園丁打掃得道而已......少頃湖水激起有聲、回視則老者落水、急喊救人、群集赴援、不及一二分鐘、即行救上、然五官為泥所塞、早已嚥氣矣、魚藻軒前湖水甚淺、上為細泥浮藻、王投入、倒插水中。”——《申報》

而學界對他選擇投水自盡的原因，一直以來都是爭論不斷，眾說紛紜之中，“殉清”說最為流行，也最為可信。

近代以來，列強叩關，西學東傳，中國無數的知識分子或投入、或被裹挾到這場思想的浪潮當中，王國維也是其中之一。他不是一個革命黨人，他沒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信念，他也不是一個布林什維克，堅信“明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天下”。

他是一個略顯保守與本分的知識分子，在西學成為潮流的大背景下，他仍然穿著傳統的衣服，過著不那麼“摩登”的生活。

這與他的身份不無關係，他在晚清時期考取秀才，並在皇帝手下謀了個差事，還被破格提拔，可以說，“末代皇帝”溥儀對他有著知遇之恩，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做了大清的臣子，也就要對大清盡心盡力，也難怪別人稱他為“前清遺老”。

他是個改良主義者，他可以被歸為康梁之黨，與其說他是對君主立憲充滿熱情，不如說他對這個王朝滿懷忠心。辛亥年之後，王國維老先生帶著一大家子去了日本，也算是“流亡”。

總的來說，王國維對晚清還是抱有忠誠之心的，他雖然接觸了西方的諸多學問，骨子裡卻是個中國文人。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就是“一死為君王”。王國維之所以選擇在大廈既傾之際，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從其身份和思想來看，也是有其邏輯淵源的。王國維的死之所以顯得蹊蹺。

許多人傳言，說他死前絲毫沒有準備跡象，這其實是不準確的，在1924年的時候，大軍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隨後，攝政內閣頒佈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廢除了帝號，並將溥儀等前清皇室成員驅逐出了紫禁城。

當時馮玉祥和一種晚清遺老就打算集體“殉國”，所幸被家人阻止。而人們常說的，王國維在死前並沒有表現出異常，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是帶著知識分子的尊嚴離開的，他堅信自己的理念與思想，且他要“殉道”的物件是他一心效忠的帝王與帝國，如何能不體面恭敬地對待？

陳寅恪評價他說：“一絲從容殉大倫”，總這一評價當中也能窺見王國維的死因，與所謂“大倫”不無關係，而這大倫，或許指的是對清朝的君臣之倫，也可能是他和中國傳統的文化之倫。

再看王國維本人的遺書，第一句話就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所謂“世變”或許是說北京政變，或許是說整個清帝國的傾覆，這或許也是促使王國維選擇自殺的原因之一。

而且，在王國維自殺當天，他還給溥儀寫過一封書信，以表達他對帝王社稷的忠心和無能為力的痛苦。

究其根本，他對於清朝與清帝的一片忠心，最終使他在晚清這座危樓轟然倒塌時選擇做他的殉道者。

從容

關於王國維的死，趙萬里的《王靜安先生年譜》有如下記載:

“五月初二日夜, 閱試卷畢, 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飲食, 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 獨行出校門, 僱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軒西魚藻軒前, 臨流獨立, 盡紙菸一支, 園丁曾見之, 忽聞有落水聲, 爭往援起, 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 時正巳正也。”

據此可見，靜安先生之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從容而絕。而其時，也並未有任何突發事件的指向。所以，他並非死於某個具體的時事，而是對瀰漫在其周圍的文化氣氛的絕望。也正因如此，這種不易被人說清道明的死因，使靜安之死成為文化史上的著名公案，延伸出來諸多“蠅營狗苟”的假設。

假說

目前王國維死因說法不下十幾種，比較典型的有：“殉清說”、“逼債說”、“羅王失和說”、“長子逝世說”、“憂懼革命說”、“梁啟超排擠說”等等。私以為，“逼債”一說，只是無聊的坊間傳聞。“憂懼革命”，則是其時新黨對舊時文人的傲慢與偏見。而最為“主流”的“殉清”說，懂靜安先生之人，當不會提。

還是顧頡剛先生說的中肯：

“他拿了中華民國的俸給已有五六年了, 他已經不能說是一個‘西山采薇蕨’的遺民了。”

事實上, 靜安先生一面不屑新黨之狂稚, 一面痛責清廷之愚腐, 喻之以“魚爛而亡”。自日本歸國後, 雖任舊朝南書房行走, 亦接受了清華大學的教職。所以，以政治臉譜化的識人方式，又怎能讀懂複雜的文人內心？

至於其他，不值一辯。

魚藻

靜安先生，自沉於魚藻軒前。據金梁先生回憶，靜安投湖三日前，曾對他說：

“今日干淨土, 唯此一灣水耳”

故金梁先生認為，靜安擇魚藻軒投湖，“似有深意”。

《詩》曰:“魚在在藻, 有頒其首。王在在鎬, 豈樂飲酒。”此憂王居之不安也。

《逸詩》曰:“魚在在藻, 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 不如死之久矣。”此憂世變之日亟也。

細想之下，前憂王居之不安，後憂世變之日亟，確是處於晚清與民國夾縫中的靜安先生一生文化底色的真實寫照。

保守

英國文豪阿諾德，有一句著名的詩：

徘徊於兩個世界之間, 一個死了/一個尚無力誕生

陳寅恪與吳宓二位先生，都是飽讀西洋墨水的新派文人，卻與靜安引為知己。他們親身經歷了靜安先生的阿諾德式煩惱：在上次世紀交匯的短短几十年裡，文化保守主義者們，既回不到傳統而被過去拋棄, 又融不入時代而被未來拒斥。所以，當陳寅恪先生提出靜安先生是“殉文化”時，有人認為這只是“殉清”的矯情演義，執拗的繼續自己臉譜化的解讀，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保守”。

自沉

提起靜安先生，總會不由得想起屈原。他們一個在傳統文化之源，一個在傳統文化之末，為“文人”二字，畫上了一個水淋淋的閉環。

迪爾凱姆在其《自殺論》中，認為自殺是社會進化的必要環節, 只有以死亡的終極存在來達到或者捍衛一些比生命更重要的價值。而故意染上艾滋病以體驗死亡滋味的福柯更是直指人心：

自殺不是登出世界或我自己的一條途徑, 而是重新發現我在其中為自己創造世界的那最初時刻的一條途徑。

於是，靜安與屈原，最終都選擇了那輕輕一躍，在盪漾的波心，激起沉重的漣漪。

他們像兩座界碑，一前一後，框住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標定了只屬於他們的精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