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和王安石變法的原因有關。

北宋因為各種原因，造成冗兵冗官冗費，國家財政收入的80%用來養兵養官，財政局面一直非常困難，到宋真宗時期就已經需要改革。所以才有宋仁宗慶曆新政。

雖然慶曆新政失敗，但大宋需要變革，這是所有官員士子均認同的。宋英宗時期短暫，年輕的宋神宗急需做出功績，啟用負天下名聲三十年的王安石，給予極大支援與信任，力圖改變三冗的不利局面。

然而，改革肯定要損害既得利益者的權益，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事實上造成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這當然會遭遇反對，這很正常。

但是，王安石變法本身是有極多缺陷的，這必然對普通百姓造成傷害。比如，變法前國家財政收入7000萬貫/石，變法高潮時期達到了1.2億的高度，顯然，增加的70%稅負都是普通百姓繳納的，不可能是貴族地主承擔的。

同時，王安石號稱清廉，但其兒子、女婿、弟弟、侄兒、學生們卻撈錢大量不義之財，這樣的清廉實際就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所以，原本支援變法的蘇軾在為父親守制時親身體會到了基層百姓的困難，因此提出了著名的寒暑論，意圖對變法做出修訂。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蘇軾有調查有實踐，所以反對變法，是反對變法中的惡法及不足。下面我們簡單分析一下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解決當時北宋王朝因三冗（冗官冗軍冗費）問題而帶來的嚴重的財政危機，所以大多變法措施以增加財稅收入為主要目標，相繼出臺了青苗法、免疫法、於田法、保甲法等；顯然，任何政策都不會是完美的：如青苗法解決了農民青黃不接無糧可用的痛點，卻沒建立因天災人禍而破產的救濟及減免制度，又加上利息太高及地方官為了政績強力推進催交，最終傷農害農；再如免疫法，交錢給政府，由政府花錢僱勞力完成差役，解決了原來無償派單模式中存在的剝削及公平公正問題，也避免了一部分家庭因承擔特殊差疫而家破人亡的風險，但是，免疫法要求根據家庭人口交錢，沒考慮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等弱小群體的承受能力，因而不得人心。而王安石本人堅定而執拗，又加上變法團隊官員裡小人多政客多，最終政策沒能因地制宜因時調整，變法一意孤行，結果可想而知，很遺憾!

編輯

北宋的政治，與文人的理想是分不開的。

文人們讀孔孟之書，習孔孟之道，遵儒家之規，懷家國理想，大都以輔佐明君、匡正朝綱、推行仁政為己任。

在這個理想上而言，蘇軾與王安石並無根本分歧、明顯差別，但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因而發生了一系列的不愉快。

為什麼要推行新政？這是因為，北宋皇帝的接力棒傳到宋神宗手裡的時候，北宋已經有了五代皇帝，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而從建國到他登基，已經108年。

這百年的發展，當然有好的，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但因為宋太祖立了個“與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規矩，揚文抑武，結果文化是繁榮了，但武備從此鬆弛，因而老被外族侵略，打不贏就得賠錢，造成民生凋敝，國庫空虛。

同時，因為落後，便經常捱打。

這陷入了一個無奈而憋屈的迴圈。

國家窮了，就得想辦法增收，而王安石這個人，在基層當了幾十年地方官，當年宋仁宗要調他回京做官，他幾次委婉地謝絕，為的是深入瞭解基層，後來他還進行過改革嘗試。

宋神宗20歲不到就當上了皇帝，年輕氣盛，一腔熱血，一心要改變落後捱打的局面，就起用王安石為宰相，進行了改革。

王安石的改革是立體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教育等，面面俱到，也是縱深的，無論朝官、地主、商戶、平民等，涉及各個階層，千家萬戶。

改革的措施是超前的。比如青苗法，針對農民青黃不接的時候沒錢買種，政府就成立一個類似於銀行的機構，在農民沒錢的時候，給農民貸款，待到收穫的時候再還，政府收取一定的利息，這既解決了農民的燃眉之急，又給政府增加了收入，還發展了農業生產，本是三贏的，利國利民的事情。

又如市易法，便是利用國家杆杆 ，對物價進行宏觀調控，物價上漲時，國家就利用市易機構，配給一定的物資，讓老百姓能採買到平價物資，以平穩物價。

再如免役法，規定農民可以交一定的錢，實現免役，騰出時間專心於農業生產。同時，官紳、地主之家，也要服役，或以錢抵役。這樣，既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也擴大了徵役的範圍，增加了國庫的收入。

還有很多，包括軍事，也加強了軍備，提升了軍隊的戰鬥力。

總體來說，這些改革是利國利民的，尤其是增加了財政收入，據說，王安石改革所增收入，可用於20年的國家財政支出，其效果是明顯的。

而且，改革的力度也是超前的。凡是支援改革、推動改革的官員，都得到了提拔重用；凡是反對改革的官員，都受到了影響，有的靠邊，有的貶官。

蘇軾是什麼態度呢？

他在改革期間，大多數時間也在基層工作，他並不反對改革的初衷和大部分措施，但他對青苗法是有意見的，認為青苗法在推行過程中走了樣，變成了盤剝百姓的工具，因為很多官吏為了爭功，對老百姓進行攤派，無須借錢的也給強迫貸款，結果有的地方非但沒幫助農民，反而傷害了農民，他因此向宋神宗上書，對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也不完全叫做反對變法，他屬於支援改革初衷，但反對傷農的措施。

當然，蘇軾後來因此也受到了排擠，被貶官多地，所以，他後來在《自題金山畫像》一詩中便自嘲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我是老威，我來回答。

蘇軾之所以反對王安石的新政，是因為王安石的新政表面上看起來完美無缺，但是實際操作起來卻弊端連連。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富國強民，但實際在實行過程中卻導致了國進民退，國富民窮的局面。

下面我們分析一下王安石變法的幾個主要政策及其執行的情況就知道了。

青苗法是在農民遇到災荒的時候，因為青黃不接，所以會導致農民在當年沒有口糧生活，同時也沒錢購買種子以發展來年的生產。所以當時就出現了一些民間的農民借貸，在農民遇到天災青黃不接的時候，民間資本借錢給農民，讓他們渡過難關，並在來年有資本開展新一年的農業生產，等到秋收之後再償還之前借貸的本息。

王安石的變法就是把民間經營的這門生意攬到了政府手中，以前農民是找當地的有餘錢的人借貸，現在變成了只能找政府借貸。借貸的利息一般是一年20%左右，這個利息在今天我們看起來都是很高的利息，但是在當時來說是屬於一般的利息。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地方官都喜歡要政績，這項政策推行的情況會直接納入當地官員的考核，而在實行過程中，當地官員又能透過這種借貸從中獲利，所以在實行過程中，官員們往往就非常地積極，積極到什麼程度呢？很多農民和當地的居民實際上不需要借貸（因為當年實際上風調雨順），他們也要強行攤派，強行要人去借貸。借貸了之後自然就會產生利息，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就有很多人還不上利息，因此而傾家蕩產。

實際結果是大量的人因為不需要借貸而“被借貸”，官員們有透過這種借貸從中中飽私囊，巧取豪奪，造成了大量無辜百姓的家破人亡。

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在執行的時候變成了壞事。

執行這項政策的負責人，王安石用了一個貪官。他上任後就不斷地收購市場上的物資，從針線到水果到糧食到布匹，反正是市場上的商販們能做的生意，他全給包了。

在他大量地採購市場物資之後，就抬高市場物資的價格，從中謀取暴利，卻搞得老百姓怨聲載道。

甚至有朝中大臣就毫不顧忌地說道：“道路的兩旁，政府竟然做起了水果攤、針線攤的生意，這成何體統！”而王安石卻輕描淡寫地說道：“自古以來政府不也是搞鹽、鐵專營嗎？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也就是這樣的政策，造成了市場上物價飛漲，老百姓苦不堪言，貪官卻從中大發橫財。

再如均輸法，設立發運使，掌握東南六路生產情況和政府與宮廷的需要情況，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統一收購和運輸。作用在於降低國家支出，減輕了納稅戶的額外負擔，限制了富商大賈對市場的操縱和對民眾的盤剝，便利了市民生活。

但實際上這項工作操作難度極大，這就需要具體負責操作的官員對各地的物價、特產、生產生活情況瞭如指掌。在實際操作的時候，王安石也是因為任用的官員在這方面確實能力極強，才把這項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但是作為一項制度來說，如果操作難度極大，就不能夠成為制度，因為操作難度極大的工作，需要能力極強的人才能做好，而能力極強的人不會總是出現，這樣的人他也總有退休的時候，繼任的人一旦能力一般，哪怕是比較強的哪種，都做不好這項工作，導致本來是利國利民的政策，最終變為了害國害民。

關於蘇軾反對王安石新法的這個話題，實際上蘇軾不是反對，只是提出了意見，就他看到新法實行過程中的問題向王安石提出了意見，被王安石當成了反對派，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