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一段大分裂時期，群雄爭霸，此消彼起，戰爭是經常的事，各個國家之間互相攻佔，導致整個社會處於動盪的局面，讓生活在這個時期的百姓深受其害，但期間也會出現短暫的和平時期 ，推動了社會的向前發展，當然也包括商業的發展，具體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雖然整個社會環境不穩定，但是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是向前發展的，尤其是以鐵器為代表的生產工具代替了青銅器，青銅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而鐵器相比較銅器工藝和製作方便，更有利於推廣和應用，直接促進了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促進經濟向前發展。

2.有價值的金屬貨幣的出現，為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之前以物易物的方式只能在小範圍內應用，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物易物的方式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於是各國逐漸發行了本國的貨幣，這樣對本國內的商品流通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實現大宗貿易交易變成可能，極大促進了商業的發展，而且為專業市場出現打下了基礎。

3.社會分工的出現，促進了商業的進一步繁榮。社會分工讓社會各行各業興起，極大促進了社會商品生產和流通，商業活動空前發展，採礦、冶煉、鑄造工藝，以及手工業中的青銅工藝、玉石工藝、漆器工藝、織繡工藝等蓬勃發展，進一步推進商業向更深更細的方向發展，促進了商業模式和行業格局的初步形成。

4.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崛起和建立，自此城市以商業為基礎，聚集大量的人財物，以及各行各業的精英，實現城市的不斷擴大，最終形成規模。

人類聚落形態長期演變和發展，推動著鄉村和有著特殊政治經濟與文化功能的城市這兩大型別的分途。城市作為一種獨立的有機體，並不等同於眾多家庭的匯聚，整體雖然由其各個部分組成而一且形成，其內部各部分即形成緊密的聯絡而無法分解，從而作為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存在。沒有出現社會分工並伴隨私人工商業及非農業人口的存在，就不能被定位為城市，從這一概念上說，以農業為主的村莊，不論其規模如何龐大，也只是聚落，不是城市。因此，從一定意義上看，春秋戰國時代以前，中國並不存在完整意義上的城市，而只能將其定位為城市的濫觴時期，即聚落、城堡、都城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境內儘管存在著許多城堡、邑、採以及純粹作為區域社會與政治中心的都城，但顯然它們在數量和歷史作用上都不能再居於最主要的地位。與此同時，具有一定工商業經濟職能的城市在這一時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遍及各地，在社會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春秋時期的重要城市，仍然主要伴隨著政治中心存在，即仍然是由政治主導帶動產生的城市。從規模上看，大體可分為周王城、諸侯國都、大夫采邑和子男之城四個等級，或者稱之為王都、大都、中都、小都，這同樣也體現了城市作為政治中心的級別差異。雖然周王朝對各級城市有禮制上的嚴格等級規定，但事實上，春秋時代的城市規模已超出了禮制規定的範圍，這反映了春秋時代封建領主等級制度，已隨諸侯國逐步遊離於周王朝，隨著自身政治經濟的發展而變化。據不完全統計，《春秋》《左傳》《國語》共出現城邑地名1016個，其中以“國”為名的城邑有百餘個，這是作為相對重要的政治中心而言，這樣推算春秋時城市數量達到千餘之數的說法，是符合實際的。

進入戰國時期，諸侯國的獨立性進一步提高，在嚴酷的兼併潮流中，富國強兵成為每個國家的主導思想，極大地推動著城市的發展，使之進入一個突飛猛進的時期。首先獲得發展的是春秋時期的舊城，它們在原有基礎上規模不斷擴大。其中，原列國諸侯的都城，成為戰國時期各城市群經濟文化區的核心，對城市的發展起到了極強的帶動作用，作為中央集權制新興國家的政治中心，具有極大的優先發展優勢。因此，它們作為各區域的中心城市，在區域城市發展中所起的帶動作用更為顯著。

其次，戰國時期郡縣制在各諸侯國都不同程度地獲得推行，這也促使大批中小型城市伴隨著制度的變化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了。同時在各諸侯國邊境地區，因軍事防禦興起的城市也大批出現。它們雖然主要出於戰略地位和防禦的需求，同時也因各國互市貿易廣泛流行而成為商品集散地，其經濟上的功能也不可小覷。再次，大小城市群的興起並形成相對突出的經濟發展區域，也是戰國時期城市發展的又一特點。在社會區域經濟日益發展和各地產業特色日益分化的歷史條件下，城市的作用以及長途販運商業的地位就顯得格外重要。

雖然戰國時期的城市發展仍然主要依附於政治中心，但商業的發展也在側面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城市的興起對商業活動的發展又起到不可忽視的反作用。春秋戰國時舊的封建領主制步入窮途，在這一重大社會變革時期，社會分工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伴隨著城市的興起而有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獨立的手工業者和純粹以經商謀生的商人群體數量都在激增，他們很大程度上推動著城市經濟的繁榮。但這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仍然受到政治的強烈限制，官營手工業的發展和官營壟斷商業仍然是社會經濟的主導因素，私人手工業的發展道路極為坎坷，這與中國以農為本的自然經濟意識相吻合，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對執政者而言，是導致農業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故一直處於受壓制的地位。

城市手工業雖然以生產為主，透過交換實現其勞動價值，但生產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為了謀求手工業者自身的生存需求，這樣他們對生產的規模並沒有過多的奢求，就不可能形成具有影響力的規模經濟，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官營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保證和滿足貴族、領主對奢侈品的需求，而並非著眼於百姓平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這一時期中國的城市具有很強的消費性，並且經濟基礎極為脆弱，無法擺脫對農村經濟的依賴。

戰國時期，諸侯國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推行富國政策，對都城發展的管理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對廣大的農村區域卻很少關注，而僅僅只是作為財稅收入的物件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早期的城鄉對立局面。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商品經濟發展對這一矛盾起到一定程度的調解作用，城市市場關係的深化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鄉村土地所有制形態。

市場貨幣關係深入到農村，政府推行的貨幣廣泛流通，也為大大小小的市場遍及全國各地創造了條件，出現了“野與市爭民”的現象，在當時的農村，定期的置市貿易相對較為普遍。隨著郡縣制的普遍推行，農村自發的集市活動也普遍開展。在城市經濟的帶動下，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這時金屬貨幣作為商品交換和流通手段與儲藏手段的地位得以牢固確立。但這也引起了統治者的注意，並有意識地限制手工業與商品經濟的發展，目的是為了保證農業人口的穩定，從而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

總之，春秋戰國時代城市以及城市經濟的發展，都達了一個高峰期。這一方面是由於各諸侯國富國政策的推動，同時也是各個諸侯國之間激烈的生存競爭所導致的。然而仍不能過高地估計這一時期的商品經濟發展，重農抑商思想在中國一直根深蒂固，商人被認為是不能產生生產價值的寄生群體，是各國政權一直努力限制的群體。另一層面，商品貿易的發展促使承受沉重賦稅的農民棄農從商，一定程度上導致農業人口的流失，這對於有著嚴重“農本商末”思想的統治者，無疑是動搖根本的，所以在很長時期內一直壓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很長時期內雖然隨著城市的興起有很大的進步，但規模仍然極為有限，“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早期商業的發展。

我們歷史上的物品交換，可謂是由來已久；傳說，神農氏“日中為市”，便已有了早期商業活動的印記；雖然，此時的交換，還僅限於氏族部落間的以物易物；與完全意義上的商業活動，仍有很大的區別。專家們猜測，甲骨文中出現的“貝”，便是作為物品交換的媒介，最早使用的貨幣；當然，這還有待，更多專家的考證與認可。



不容否認的是，周人克商後；當聚居於東方的商人，被驅逐到南方，或被遷徙到周原時；作為殷商傳統的商業活動，才在更廣闊的地域內發展了起來。

最早見於史籍的商業活動，是西周初年的《尚書·酒誥》中；周武王對妹土居民講，“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妹土，曾是商人的都邑，大概是殷商遺民居多吧；所以，武王鼓勵他們，趕著牛車到遠處去經商。



西周時期的諸侯國，尚處於“邦國”時期。在貴族們聚居的地方，建起宗廟，以及為貴族們服務的小工業，便形成了早期的“邑”；“邑”的外邊是郊野，圍著郊野建起城牆，便稱之為一個“國”了；“國”與“國”之間是遼闊的荒野，即便是遊牧部族，在這荒野中游獵，國君們也不會以為他們侵犯了自己的領土，所以史籍中稱之為“棄地”。此時的“邑”，還沒有專門從事商業活動的“市”；“國”與“國”之間的“棄地”，也不具備，商業活動所必須的、安全的“商路”。

直到春秋時期，藉著“各諸侯國間頻繁盟會、戰爭”的契機；才開始出現，網路各諸侯國間的道路；正應了魯迅那句話，“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們於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最早的金屬貨幣，便屬於這個時期；足可見，此時的商業活動，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正在此時；形成了歷史上，最早的商業活躍區；以鄭國、衛國為核心的中原地區；和以齊國為中心的山東半島地區。

或許，早在西周初年；基於漁鹽之利的開發，紡織業的發展；山東半島上的商業活動，已經很活躍了。據說，正是由於“一旦管仲勒緊鹽袋子，半數諸侯國沒鹽吃”的物質基礎，才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而鄭、衛兩國商業的活躍，則是賴於中原核心四通八達，便利的交通條件；像極了幾十年前的鄭州，被稱作“火車拉來的城市”。



《左傳》成公三年，記載了一個鄭國商人；他去楚國做生意，並試圖營救被楚國俘虜的晉國大夫荀犖；還有一個叫弦高的鄭國商人，從事於周鄭之間的商業活動；甚至有實力冒充鄭國特使犒賞秦國的軍隊。

眾所周知，衛國曾被戎狄滅國；在齊桓公幫助下，在楚丘營建了新都，才得以復國；復國後的衛文侯以“務材訓農，通商惠工”為國策，使衛國很快復興了起來。



進入戰國後，各諸侯國間競爭日趨白熱化；能夠帶來巨大利潤的商業活動，越來越被國君們重視起來；大量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各種金屬貨幣，便是很好的物證。這時期也出現了，如齊國的臨淄、趙國的邯鄲，魏國的大梁等，大型的商業城市；以及如范蠡、子貢等，見之於史冊的優秀商人。

楊寬在其《戰國史》中稱，此時還出現了貨運“通行證”，並明文規定：陸上運輸以五十輛車為限；水上以一百五十隻船為限。足可見，這個時期商業活動的規模已經很大了。

不幸的是，日趨繁榮的商業活動，在“商鞅變法”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當秦始皇統一六國，將“商鞅變法”的法令推廣到全國後，更是極大的阻礙了，商業活動的發展。幸運的是，漢朝以後，伴隨著張騫“鑿空西域”，也開闢出一條商路——“絲綢之路”，通往中亞、以及更西的西方；同時，由南海出南洋的海上貿易，也開始悄無聲息地發展起來。

需要的產生當然會出現市場。戰爭本身就是得消耗各種資源的。同時也就會有各類資源的大量需要，商業肯定會蓬勃發展。

春秋戰國兵戈不止，並且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是否有商業發展呢？

自然是有的，大商人兼政治投資家呂不韋是戰華人，被後世敬仰的陶朱公范蠡生活在春秋時期。戰國中期的郭縱壟斷趙國冶鐵業，並憑藉雄厚的資金實力躋身趙國核心圈。

另外孔老夫子的得意門生子貢也是著名商人，孔子能東奔西走各處喊口號，很多時候都是子貢在做財力支撐。

一個時代能有如此多的商人聞名於後世，必然是商業大繁榮時期。

可是有一點很奇怪，春秋戰國距離今天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那個時代沒有後世的CBD商圈，田地出產有限、手工業並不發達，甚至各個國家間的文字貨幣都沒有統一，商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現在我逐條分析一下。

第一，重農抑商思想在春秋戰國並非主流。

重農抑商可以說是封建王朝的基本國策，可是這一國策在這段時期還沒有形成規模。誰是最早提出重農抑商思想的人？

有人說是李悝，有人說是商鞅，但無論是誰，都只是在自己的國家小範圍實行。

並且一套改革方案從初稿到實施需要充足的時間，從開始實施到取得成效更需要漫長的等待，還需要統一的中央集權才能令行禁止。因此重農抑商這一思想在戰國時期被人提出，徹底在中原實行時已經是秦朝一統天下之後。而對後世正式產生影響，是從西漢文景之治休養生息開始的。春秋戰國，沒有貶低商人這一說法。經商不受歧視，有天賦的人自然會前仆後繼。

第二，百姓家裡有餘糧，開始追求生活質量。

孔子說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但是站在歷史的角度看，這是最好的時代。落後的奴隸制社會正在瓦解，更為先進的封建社會已經到來。這段時期，冶鐵技術高速發展，並且廣泛適用於農業生產。都江堰等一批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修建完成，灌溉更加便利。祖先掌握了更為先進的耕種技術，糧食產量成倍增長。普通百姓不僅吃飽了肚子，還能達到家有餘糧的地步。

既然實現了吃喝有餘的目標，就一定要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於是集市進一步發展。西周時期的集市只是在農村大道兩旁擺放生活必需品，大家可以透過物物交換的方式得到想要的商品。但是春秋時期出現了調和買賣雙方的商人。《孟子·公孫丑下》中說“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網市利”。這句話描寫的是商人站在集市高處，密切關注市場動態的神情。若是有賣不出去的貨物，商人就要開始囤積居奇了。

第三，城市商業高速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大都市的商業已經頗具規模，各國都城或者重大交通樞紐都能形成熱熱鬧鬧的商業場所。比如齊國邯鄲，當時晏嬰居住的地方臨近商業區，大家勸他搬到安靜一點的地方。可是晏嬰說這裡“朝夕得所求”，也就是買東西方便，堅決不同意搬走。我認為晏嬰這句話也能說明城市商業快速發展的原因：大家對物質生活有進一步的追求，商人敏銳的看到了市場，商業自然能高速發展。

《史記·蘇秦列傳》中臨淄城更是達到“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的盛況，可以與現在的五一小長假相比拼。這是商業繁榮發展的強有力證明。

集市上賣些什麼呢？除了必備的糧食鋪，金銀首飾鋪、珠寶玉器鋪、皮貨鋪、綢緞鋪、鞋鋪、藥鋪等同樣應有盡有，還有賣兵器的場所，自相矛盾的故事就是這段時期出現的。為了得到更多的顧客，酒店已經學會“旗幟高懸”。並且這時的商業已經有了相應規則，

《韓非子》中那個笨笨的鄭華人，就是為自己買鞋還要事先測量尺寸的人，他忘記把量好的尺碼帶到集市上，只能返回家取出並再次返回集市，可是這時已經“市罷，遂不得履”。這個人雖然好笑，但也能說明在這段時期，市集是有時間限制的。

第四，混亂的局勢促進商業發展

春秋戰國也是亂世，但亂世並非一無是處。五胡十六國亂的後人不忍直視也能促進民族融合，更不要說推翻周天子統治的各路諸侯。這段時期雖然亂，但商人可以自由行走於各個國家之間，這就為販運貨物提供了便利，極大促進商業發展。戰國還規定“陸地運輸五十輛車以下、水路運輸一百五十隻船以下可以免除商品稅”，這項規定可以證明當時的商業運輸規模，也能表明各國對商業發展持支援態度。打仗在很多時候拼的都是綜合國力，若是沒有足夠的金錢，哪能有足夠的底氣與他國開戰。

總之，這段時期百姓實現了溫飽，開始追求更好的生活。城市高速發展，城裡人希望商人帶來更多的日用品和奢侈品。各個國家的君主也需要大量的金錢支撐他們開疆破土的政治抱負。商業蓬勃發展，順應天時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