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1851～1862)這是他的探索、實驗和成長的時期。思想和藝術風格都在發展和變化，個別作品帶有模仿的痕跡。他後來作品中的一些基調和特色也已初具雛型。 托爾斯泰早在1847年起開始寫日記，以後一直堅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記和書信，幾乎佔他的文學遺產的二分之一。日記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斷進行探索的心靈的紀錄，也是鍛鍊寫作、透過自身研究人的內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樣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記擴充和藝術加工而成的。 托爾斯泰的許多作品帶有自傳性質，這首先見於最早發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寫成的中篇小說《童年》(1851～1852)以及後來陸續發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據他的構思還要寫最後一部《青春》，構成長篇小說《四個發展時期》，但沒有寫成)。這個三部曲表現主人公如何在周圍環境影響下成長。他不滿自己，醉心於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著貴族莊園生活的牧歌情調，但也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儘管作家晚年說這是不真誠的。同一時期創作的《襲擊》(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軍事小說，是根據作者親身經歷和見聞寫成的。這些作品克服俄國文學中戰爭描寫的虛假的浪漫主義傾向，表現流血和死亡的真實場面，描寫普通士兵和軍官的樸素但卻悲壯的真正愛國主義，揭示貴族軍官的虛榮心和裝腔作勢。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爾斯泰才華的兩個特點：“心靈的辯證法”(即寫心理的過程)和道德感情的純潔，主要就是根據上述作品概括出來的。 從他的心靈探索和精神面貌發展的線索來說，繼三部曲之後的是：《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農奴制下透過改善農民生活以協調地主和農民的關係的道路。這也是他親自觀察所得，因此能夠“鑽到農民的心靈中去”(車爾尼雪夫斯基語)。《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愛情關係的反映，但也表現了他當時逃避現實、追求與世隔絕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這篇作品。《哥薩克》(1853～1863，這是原計劃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沒有寫成)，表達了作家要脫離自己環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嘗試。主人公奧列寧厭棄上流社會的空虛和虛偽，在奇偉的大自然和純樸的哥薩克中間，認識到幸福的真諦在於愛和自我犧牲，為別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擺脫貴族的習性，這幻想以破滅告終。這個“出走”的主題後來不斷出現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藝術上，《哥薩克》開始從心理的細緻刻畫轉向客觀地廣泛描寫現實生活的史詩畫面，為創作《戰爭與和平》作了準備。 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兩個驃騎兵》(1856)寫父子兩代人，作者欣賞父輩的熱情豪邁的騎士風度，而鄙棄子輩的猥瑣自私的實利觀點。《阿爾別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寫藝術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創作”問題，作品中宣稱“美是人世間唯一無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的產物。《琉森》以作家旅遊瑞士時的見聞為基礎，揭露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和資本主義同藝術相敵對的實質。但這裡已出現否定資本主義文明的相對進步意義的傾向，他的批判又是從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發，是托爾斯泰主義的最初表現。這篇作品的嚮往自然和歸真返樸的思想在《哥薩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後兩部作品並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識作為衡量真理的尺度。這裡有盧梭的影響。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農民接近，他開始直接描寫農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園詩》(1860～1861)和《吉洪和瑪蘭尼婭》(1860～1862)對古老的農民生活方式過分美化。《波里庫什卡》(1861～1863)表現農奴制下不可能為農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卻導致波里克依的自殺，作品充滿了陰暗的色彩。在這部作品裡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錢萬惡的問題。 中期(1863～1880) 這是托爾斯泰才華得到充分發展、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時期，也是思想上發生激烈矛盾、緊張探索、醞釀轉變的時期。 托爾斯泰從1856年開始想寫關於十二月黨人的小說，在1860至1861年間寫了開頭3章(1884年發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這個題材寫了一些片斷，但與原來的構思毫無聯絡)。他的注意力漸漸轉移到關於1812年衛國戰爭的《戰爭與和平》(1866～1869)。這不是遁入歷史，而是試圖從歷史上給貴族階級尋找存在的價值，用以解答當時解放運動應由哪個階級領導的問題。但由於長期的親身體驗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歷史上的作用，從而使小說成為一部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的史詩。 小說展示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時期——從1805年到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前夜。出現於前景的是兩種型別的貴族。一類接近宮廷，談吐優雅，雍容華貴，但道德敗壞，利慾薰心，醉生夢死，崇拜法國文化，漠視祖國命運。另一類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領地貴族，主要是羅斯托夫和包爾康斯基兩家，忠厚慷慨，感情強烈，富於愛國主義精神。屬於這類貴族的還有彼埃爾·別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爾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們兩人都不斷進行思想探索，飽嘗生活中的甘苦，都在衛國戰爭中瞭解到人生的真諦，並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後安德烈因負傷死去，彼埃爾將成為十二月黨人。 小說所熱情歌頌的真正愛國英雄是人民，是許多平民出身計程車兵和軍官，他們樸實英勇，藐視死亡，和貴族軍官的譁眾取寵適成對照。小說還把庫圖佐夫寫成人民智慧的體現者。他於單純、平凡中見偉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資本主義西歐的傲慢自負而實際渺小的拿破崙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緒，聽任事物的客觀發展，因此高於拿破崙並取得對後者的勝利。 在托爾斯泰看來，俄國的前途在於“優秀”貴族和人民的合作，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但在小說中，這種結合是在面臨民族矛盾時實現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時，他雖然也寫到彼埃爾和安德烈所實行的農業改革，卻並不隱諱農民對地主的不滿心理。 小說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見。例如婚後的娜塔莎表現了宗法制家庭的賢妻良母理想；庫圖佐夫形象表現了反對理性、崇奉無意識活動和自發的生活原則。特別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後的農民，宣揚逆來順受和不抗惡的思想。 《戰爭與和平》寫成後，面對俄國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和宗法制農村舊秩序的分崩離析，托爾斯泰企圖從彼得一世時代尋找當代社會變化的原因。他承認彼得做了偉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責備他把歐洲文明移植到俄國。從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時代的大堆史料。但這項工作為《啟蒙讀本》所打斷。後來只寫成關於彼得的小說的開頭部分，便轉向現代生活題材的《安娜·卡列寧娜》的創作。 《啟蒙讀本》(1871～1872)涉及的國民教育問題，在當時也是迫切問題。托爾斯泰自稱這本書的宗旨在於教育俄國“整整兩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還是農民的孩子”。這部書共包括373篇作品，有關於自然科學的，但大部分是文學方面的，思想傾向保守。而且由於托爾斯泰不同意科學的啟蒙作用，《啟蒙讀本》反對新教育學的基本方法和原則，因此遭到進步教育學家的反對。他曾為此撰文辯解，並公開辯論。但《啟蒙讀本》確有可取之處：它擺脫了新教育學的機械方法；其中很多經過改編的民間故事都富於藝術性，語言簡潔、明確、生動。特別是1875年經過他修改的《新啟蒙讀本》，很受歡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構思始於1870年，到1873年才開始動筆，原來只想寫一個上流社會已婚婦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寫成的定稿中，小說的重心轉移，主要是寫農奴制改革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災難性後果：貴族階級家庭關係的瓦解和道德的敗壞，貴族地主在資產階級進逼下趨於沒落以及農村中階級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虛偽和冷漠，追求真正的愛情和幸福。但她既無力對抗上流社會的虛偽而冷酷的道德的壓力，又不能完全脫離貴族社會，戰勝自己身上貴族的傳統觀念，在極其矛盾的心境下臥軌自殺。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傳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經濟的沒落，尋求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農民合作來緩和階級矛盾，並把這種“不流血的革命”推廣至全世界。這種空想破滅後，他悲觀失望，懷疑人生意義，甚至要從自殺中求解脫，最後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農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歸宿。這部作品已沒有《戰爭與和平》中和諧明朗的色彩和歷史樂觀主義，人物充滿著矛盾、緊張和惶恐的心情，全書閃現著惡夢、宿命的預感和死亡的陰影。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安排”的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常和作家世界觀中悲觀情緒的滋長。不過，列文的緊張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變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強。 晚期(1881～1910)這時期總的傾向是：一方面揭露當代社會的各種罪惡現象，另一方面是表達自己的新認識，宣傳自己的宗教思想。創作是多方面的，有戲劇、中短篇和長篇小說、民間故事，而佔重要位置的則是政論和論文。 托爾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寫戲劇，其中《一個受傳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對“虛無主義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對劇作發生興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勢力》(1886)揭露金錢的罪惡，同時宣揚拯救靈魂的說教；《教育的果實》(1891)以貴族和農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為衝突的基礎，諷刺前者的遊手好閒和精神空虛，表達後者因缺乏土地而產生的強烈憤慨；《活屍》(1911)寫一個覺醒的貴族因社會制度不合理而離家出走，同時揭露貴族的自私冷酷和他們的合法婚姻的虛偽性。經過長時間創作的《光在黑暗中發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觀轉變後同家庭和社會的衝突，宣揚不抗惡，而劇情的發展又反駁了這種說教的無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萊採奏鳴曲》(1891)、《魔鬼》(1911)、《謝爾蓋神父》(1912)和《舞會之後》(1911)的主題主要是精神覺醒或離家出走，並反對性愛，宣揚宗教的禁慾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批判貴族資產階級的空虛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間的虛偽而冷酷的關係；《舞會之後》還揭露軍隊中的酷刑。此外，《霍爾斯托密爾》(1863～1885)揭示私有財產對其犧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毀滅性的危害；《偽息券》(1911)則接近《黑暗的勢力》的主題。在1905年革命前夕寫成的《哈澤—穆拉特》(1904)描寫山民的強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這次革命中寫成的《為什麼？》(1906)歌頌波蘭人民的英勇起義，揭露沙皇的殘酷鎮壓；兩者是對當時暴力革命的反應，但就在同時寫成的《柯爾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則又重複博愛和寬恕可以擺脫邪惡的論調。 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節的基礎是真實的案件。貴族青年聶赫留道夫誘□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斯洛娃，導致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當時社會卻有典型意義。小說一方面表現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主要方面則是借聶赫留道夫的經歷和見聞，展示從城市到農村的社會陰暗面，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過，作品的後面部分，漸漸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托爾斯泰的力量和弱點，在這裡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 《民間故事》(1881～1886)大多滲透著宗教倫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風遺習的傾向，但卻以情節緊湊、語言簡樸著稱。某些作品也具有積極意義，如《一個人需要很多土地嗎？》譴責土地私有，《兩個老頭》批判私有財產，《蠟燭》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緒等等。 托爾斯泰的文章和論著儲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構成他的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政論性的論文佔大多數，其寫作始於青年時代。60至70年代寫過關於教育問題和關於薩馬拉饑荒的論文。最有意義的是世界觀激變以後的文章。《教條神學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麼？》(1882～1884)、《教會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會是“有產者政權”的婢女，並宣傳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觀；《那麼我們該怎麼辦？》(1882～1886)、《天國在您心中》(1890～1893)和《當代的奴隸制》(1899～1900)等文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實即奴隸制，而工廠奴隸制是土地奴隸制的直接後果；國家是保衛有產者並壓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則是“戰爭、死刑、法庭、奢侈、淫蕩、兇殺和使人毀滅”的萬惡之源。在90年代初俄國許多省份受災時，他寫了《論饑荒》(1891)、《可怕的問題》(1891)和《饑荒抑或不是饑荒》(1898)，指出當時饑荒的嚴重性，並斷言“人民之所以飢餓，是由於我們吃得太飽”，應該“從人民的脖子上爬下來”，把土地等歸還他們。在1905年革命的時期，他宣稱自願充當“從事農業的一億人民的辯護士”，寫了《論俄國的社會運動》、《深重的罪孽》、《致農民的論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而在《關於莫斯科的調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論俄國革命的意義》(1906)和《究竟該怎麼辦？》(1906)等文中還陳述城市下層的貧困境況和工人的沉重勞動。此外還有一些反對侵略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文章。這些論文同樣有其消極面，如否定一切國家、一切暴力，幻想人們的團結，鼓吹愛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爾斯泰早期寫過文學論文，如《人們為什麼寫作》(1851)肯定文學的崇高使命；《在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上的講話》(1859)反對暴露文學，但仍主張文學應當適應社會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論文中，主要強調應為人民而寫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論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於現實主義藝術的原則；要求作家對所描寫的事物抱道德的態度，明確“善和惡之間的區別”。《什麼是藝術？》(1897～1898)批判“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觀點，指出當時一些美學理論為統治階級的口味進行辯解的實質，揭示頹廢派藝術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學思想基礎；同時提出藝術是人們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論點。《論莎士比亞及其戲劇》(1906)指責莎士比亞的劇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劇作的某些藝術特點。這些論著都闡明作者後期關於藝術實質和作用、形式和內容的關係、藝術的道德意義等問題的見解，後兩部還同時要求文藝傳達宗教意識。 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從他的創作初期開始，特別在60年代以後，他始終不渝地真誠地尋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眾災難的真實原因，認真地思考祖國的命運和未來，因此，他的藝術視野達到罕有的廣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夠反映1861年農奴制廢除後到1905年革命之間的重要社會現象，提出這個轉折時期很多的“重大問題”，儘管他的立場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錯誤的。然而，托爾斯泰的偉大，主要還由於他以天才藝術家所特有的力量，創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那些“重大問題”大多就是在“圖畫”中藝術地提出來的。 托爾斯泰的藝術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廣度，創造了史詩體小說。象《戰爭與和平》那樣的鉅著，再現了整整一個時代，氣勢磅礴，場面廣闊，人物眾多(500以上)。歷史的事實融合著藝術的虛構，奔放的筆觸揉和著細膩的描寫；在巨幅的 回答者：小松部落格 - 董事長 十七級 4-14 19:47主要作品 - 《童年》（1852） - 《少年》（1854） - 《青年》（1856） - 《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1855－1856＠ - 《哥薩克》（1863） - 《戰爭與和平》（1865－1869） - 《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 - 《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 - 《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1886） - 《克萊採奏鳴曲》（1889） - 《復活》 （1899） - 《哈吉穆拉特》（1912）
托爾斯泰的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1851～1862)這是他的探索、實驗和成長的時期。思想和藝術風格都在發展和變化，個別作品帶有模仿的痕跡。他後來作品中的一些基調和特色也已初具雛型。 托爾斯泰早在1847年起開始寫日記，以後一直堅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記和書信，幾乎佔他的文學遺產的二分之一。日記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斷進行探索的心靈的紀錄，也是鍛鍊寫作、透過自身研究人的內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樣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記擴充和藝術加工而成的。 托爾斯泰的許多作品帶有自傳性質，這首先見於最早發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寫成的中篇小說《童年》(1851～1852)以及後來陸續發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據他的構思還要寫最後一部《青春》，構成長篇小說《四個發展時期》，但沒有寫成)。這個三部曲表現主人公如何在周圍環境影響下成長。他不滿自己，醉心於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著貴族莊園生活的牧歌情調，但也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儘管作家晚年說這是不真誠的。同一時期創作的《襲擊》(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軍事小說，是根據作者親身經歷和見聞寫成的。這些作品克服俄國文學中戰爭描寫的虛假的浪漫主義傾向，表現流血和死亡的真實場面，描寫普通士兵和軍官的樸素但卻悲壯的真正愛國主義，揭示貴族軍官的虛榮心和裝腔作勢。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爾斯泰才華的兩個特點：“心靈的辯證法”(即寫心理的過程)和道德感情的純潔，主要就是根據上述作品概括出來的。 從他的心靈探索和精神面貌發展的線索來說，繼三部曲之後的是：《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農奴制下透過改善農民生活以協調地主和農民的關係的道路。這也是他親自觀察所得，因此能夠“鑽到農民的心靈中去”(車爾尼雪夫斯基語)。《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愛情關係的反映，但也表現了他當時逃避現實、追求與世隔絕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這篇作品。《哥薩克》(1853～1863，這是原計劃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沒有寫成)，表達了作家要脫離自己環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嘗試。主人公奧列寧厭棄上流社會的空虛和虛偽，在奇偉的大自然和純樸的哥薩克中間，認識到幸福的真諦在於愛和自我犧牲，為別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擺脫貴族的習性，這幻想以破滅告終。這個“出走”的主題後來不斷出現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藝術上，《哥薩克》開始從心理的細緻刻畫轉向客觀地廣泛描寫現實生活的史詩畫面，為創作《戰爭與和平》作了準備。 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兩個驃騎兵》(1856)寫父子兩代人，作者欣賞父輩的熱情豪邁的騎士風度，而鄙棄子輩的猥瑣自私的實利觀點。《阿爾別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寫藝術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創作”問題，作品中宣稱“美是人世間唯一無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的產物。《琉森》以作家旅遊瑞士時的見聞為基礎，揭露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和資本主義同藝術相敵對的實質。但這裡已出現否定資本主義文明的相對進步意義的傾向，他的批判又是從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發，是托爾斯泰主義的最初表現。這篇作品的嚮往自然和歸真返樸的思想在《哥薩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後兩部作品並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識作為衡量真理的尺度。這裡有盧梭的影響。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農民接近，他開始直接描寫農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園詩》(1860～1861)和《吉洪和瑪蘭尼婭》(1860～1862)對古老的農民生活方式過分美化。《波里庫什卡》(1861～1863)表現農奴制下不可能為農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卻導致波里克依的自殺，作品充滿了陰暗的色彩。在這部作品裡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錢萬惡的問題。 中期(1863～1880) 這是托爾斯泰才華得到充分發展、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時期，也是思想上發生激烈矛盾、緊張探索、醞釀轉變的時期。 托爾斯泰從1856年開始想寫關於十二月黨人的小說，在1860至1861年間寫了開頭3章(1884年發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這個題材寫了一些片斷，但與原來的構思毫無聯絡)。他的注意力漸漸轉移到關於1812年衛國戰爭的《戰爭與和平》(1866～1869)。這不是遁入歷史，而是試圖從歷史上給貴族階級尋找存在的價值，用以解答當時解放運動應由哪個階級領導的問題。但由於長期的親身體驗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歷史上的作用，從而使小說成為一部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的史詩。 小說展示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時期——從1805年到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前夜。出現於前景的是兩種型別的貴族。一類接近宮廷，談吐優雅，雍容華貴，但道德敗壞，利慾薰心，醉生夢死，崇拜法國文化，漠視祖國命運。另一類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領地貴族，主要是羅斯托夫和包爾康斯基兩家，忠厚慷慨，感情強烈，富於愛國主義精神。屬於這類貴族的還有彼埃爾·別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爾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們兩人都不斷進行思想探索，飽嘗生活中的甘苦，都在衛國戰爭中瞭解到人生的真諦，並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後安德烈因負傷死去，彼埃爾將成為十二月黨人。 小說所熱情歌頌的真正愛國英雄是人民，是許多平民出身計程車兵和軍官，他們樸實英勇，藐視死亡，和貴族軍官的譁眾取寵適成對照。小說還把庫圖佐夫寫成人民智慧的體現者。他於單純、平凡中見偉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資本主義西歐的傲慢自負而實際渺小的拿破崙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緒，聽任事物的客觀發展，因此高於拿破崙並取得對後者的勝利。 在托爾斯泰看來，俄國的前途在於“優秀”貴族和人民的合作，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但在小說中，這種結合是在面臨民族矛盾時實現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時，他雖然也寫到彼埃爾和安德烈所實行的農業改革，卻並不隱諱農民對地主的不滿心理。 小說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見。例如婚後的娜塔莎表現了宗法制家庭的賢妻良母理想；庫圖佐夫形象表現了反對理性、崇奉無意識活動和自發的生活原則。特別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後的農民，宣揚逆來順受和不抗惡的思想。 《戰爭與和平》寫成後，面對俄國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和宗法制農村舊秩序的分崩離析，托爾斯泰企圖從彼得一世時代尋找當代社會變化的原因。他承認彼得做了偉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責備他把歐洲文明移植到俄國。從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時代的大堆史料。但這項工作為《啟蒙讀本》所打斷。後來只寫成關於彼得的小說的開頭部分，便轉向現代生活題材的《安娜·卡列寧娜》的創作。 《啟蒙讀本》(1871～1872)涉及的國民教育問題，在當時也是迫切問題。托爾斯泰自稱這本書的宗旨在於教育俄國“整整兩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還是農民的孩子”。這部書共包括373篇作品，有關於自然科學的，但大部分是文學方面的，思想傾向保守。而且由於托爾斯泰不同意科學的啟蒙作用，《啟蒙讀本》反對新教育學的基本方法和原則，因此遭到進步教育學家的反對。他曾為此撰文辯解，並公開辯論。但《啟蒙讀本》確有可取之處：它擺脫了新教育學的機械方法；其中很多經過改編的民間故事都富於藝術性，語言簡潔、明確、生動。特別是1875年經過他修改的《新啟蒙讀本》，很受歡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構思始於1870年，到1873年才開始動筆，原來只想寫一個上流社會已婚婦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寫成的定稿中，小說的重心轉移，主要是寫農奴制改革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災難性後果：貴族階級家庭關係的瓦解和道德的敗壞，貴族地主在資產階級進逼下趨於沒落以及農村中階級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虛偽和冷漠，追求真正的愛情和幸福。但她既無力對抗上流社會的虛偽而冷酷的道德的壓力，又不能完全脫離貴族社會，戰勝自己身上貴族的傳統觀念，在極其矛盾的心境下臥軌自殺。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傳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經濟的沒落，尋求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農民合作來緩和階級矛盾，並把這種“不流血的革命”推廣至全世界。這種空想破滅後，他悲觀失望，懷疑人生意義，甚至要從自殺中求解脫，最後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農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歸宿。這部作品已沒有《戰爭與和平》中和諧明朗的色彩和歷史樂觀主義，人物充滿著矛盾、緊張和惶恐的心情，全書閃現著惡夢、宿命的預感和死亡的陰影。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安排”的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常和作家世界觀中悲觀情緒的滋長。不過，列文的緊張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變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強。 晚期(1881～1910)這時期總的傾向是：一方面揭露當代社會的各種罪惡現象，另一方面是表達自己的新認識，宣傳自己的宗教思想。創作是多方面的，有戲劇、中短篇和長篇小說、民間故事，而佔重要位置的則是政論和論文。 托爾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寫戲劇，其中《一個受傳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對“虛無主義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對劇作發生興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勢力》(1886)揭露金錢的罪惡，同時宣揚拯救靈魂的說教；《教育的果實》(1891)以貴族和農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為衝突的基礎，諷刺前者的遊手好閒和精神空虛，表達後者因缺乏土地而產生的強烈憤慨；《活屍》(1911)寫一個覺醒的貴族因社會制度不合理而離家出走，同時揭露貴族的自私冷酷和他們的合法婚姻的虛偽性。經過長時間創作的《光在黑暗中發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觀轉變後同家庭和社會的衝突，宣揚不抗惡，而劇情的發展又反駁了這種說教的無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萊採奏鳴曲》(1891)、《魔鬼》(1911)、《謝爾蓋神父》(1912)和《舞會之後》(1911)的主題主要是精神覺醒或離家出走，並反對性愛，宣揚宗教的禁慾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批判貴族資產階級的空虛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間的虛偽而冷酷的關係；《舞會之後》還揭露軍隊中的酷刑。此外，《霍爾斯托密爾》(1863～1885)揭示私有財產對其犧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毀滅性的危害；《偽息券》(1911)則接近《黑暗的勢力》的主題。在1905年革命前夕寫成的《哈澤—穆拉特》(1904)描寫山民的強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這次革命中寫成的《為什麼？》(1906)歌頌波蘭人民的英勇起義，揭露沙皇的殘酷鎮壓；兩者是對當時暴力革命的反應，但就在同時寫成的《柯爾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則又重複博愛和寬恕可以擺脫邪惡的論調。 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節的基礎是真實的案件。貴族青年聶赫留道夫誘□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斯洛娃，導致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當時社會卻有典型意義。小說一方面表現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主要方面則是借聶赫留道夫的經歷和見聞，展示從城市到農村的社會陰暗面，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過，作品的後面部分，漸漸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托爾斯泰的力量和弱點，在這裡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 《民間故事》(1881～1886)大多滲透著宗教倫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風遺習的傾向，但卻以情節緊湊、語言簡樸著稱。某些作品也具有積極意義，如《一個人需要很多土地嗎？》譴責土地私有，《兩個老頭》批判私有財產，《蠟燭》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緒等等。 托爾斯泰的文章和論著儲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構成他的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政論性的論文佔大多數，其寫作始於青年時代。60至70年代寫過關於教育問題和關於薩馬拉饑荒的論文。最有意義的是世界觀激變以後的文章。《教條神學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麼？》(1882～1884)、《教會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會是“有產者政權”的婢女，並宣傳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觀；《那麼我們該怎麼辦？》(1882～1886)、《天國在您心中》(1890～1893)和《當代的奴隸制》(1899～1900)等文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實即奴隸制，而工廠奴隸制是土地奴隸制的直接後果；國家是保衛有產者並壓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則是“戰爭、死刑、法庭、奢侈、淫蕩、兇殺和使人毀滅”的萬惡之源。在90年代初俄國許多省份受災時，他寫了《論饑荒》(1891)、《可怕的問題》(1891)和《饑荒抑或不是饑荒》(1898)，指出當時饑荒的嚴重性，並斷言“人民之所以飢餓，是由於我們吃得太飽”，應該“從人民的脖子上爬下來”，把土地等歸還他們。在1905年革命的時期，他宣稱自願充當“從事農業的一億人民的辯護士”，寫了《論俄國的社會運動》、《深重的罪孽》、《致農民的論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而在《關於莫斯科的調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論俄國革命的意義》(1906)和《究竟該怎麼辦？》(1906)等文中還陳述城市下層的貧困境況和工人的沉重勞動。此外還有一些反對侵略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文章。這些論文同樣有其消極面，如否定一切國家、一切暴力，幻想人們的團結，鼓吹愛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爾斯泰早期寫過文學論文，如《人們為什麼寫作》(1851)肯定文學的崇高使命；《在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上的講話》(1859)反對暴露文學，但仍主張文學應當適應社會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論文中，主要強調應為人民而寫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論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於現實主義藝術的原則；要求作家對所描寫的事物抱道德的態度，明確“善和惡之間的區別”。《什麼是藝術？》(1897～1898)批判“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觀點，指出當時一些美學理論為統治階級的口味進行辯解的實質，揭示頹廢派藝術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學思想基礎；同時提出藝術是人們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論點。《論莎士比亞及其戲劇》(1906)指責莎士比亞的劇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劇作的某些藝術特點。這些論著都闡明作者後期關於藝術實質和作用、形式和內容的關係、藝術的道德意義等問題的見解，後兩部還同時要求文藝傳達宗教意識。 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從他的創作初期開始，特別在60年代以後，他始終不渝地真誠地尋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眾災難的真實原因，認真地思考祖國的命運和未來，因此，他的藝術視野達到罕有的廣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夠反映1861年農奴制廢除後到1905年革命之間的重要社會現象，提出這個轉折時期很多的“重大問題”，儘管他的立場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錯誤的。然而，托爾斯泰的偉大，主要還由於他以天才藝術家所特有的力量，創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那些“重大問題”大多就是在“圖畫”中藝術地提出來的。 托爾斯泰的藝術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廣度，創造了史詩體小說。象《戰爭與和平》那樣的鉅著，再現了整整一個時代，氣勢磅礴，場面廣闊，人物眾多(500以上)。歷史的事實融合著藝術的虛構，奔放的筆觸揉和著細膩的描寫；在巨幅的 回答者：小松部落格 - 董事長 十七級 4-14 19:47主要作品 - 《童年》（1852） - 《少年》（1854） - 《青年》（1856） - 《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1855－1856＠ - 《哥薩克》（1863） - 《戰爭與和平》（1865－1869） - 《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 - 《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 - 《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1886） - 《克萊採奏鳴曲》（1889） - 《復活》 （1899） - 《哈吉穆拉特》（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