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留日十年，，最終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與性苦悶的刺激有極大的關係。作者寫於東瀛的若干短篇小說，無一不與這個主題有關：《銀灰色的死》寫男主人公與小酒店女子靜子無望的戀情；《沉淪》寫男主人公的不可遏止的“性”的壓抑與“愛”的焦慮；《南遷》寫伊人被日本婦人玩弄後難以平復的創傷；《胃病》裡寫到一位中國留學生對偶然相遇的日本少女一廂情願的痴迷；《風鈴》寫質夫與日本妙齡少女在溫泉療養地頗具傳奇色彩的一夜共眠…… 這些浪漫故事，都是以失敗而告終，而且結局往往很悲慘，主人公不是酗酒後凍斃街頭，就是絕望中投海自殺，或者病魔纏身，生死難卜失敗的過程也大同小異，往往是這樣的“三步曲”：一見鍾情——輒嘗即挫——倉皇逃亡。
郁達夫的筆下的主人公感情豐富，動不動就愛上日本女人，愛上之後，就魂不守舍，對方的一舉一動都使自己神魂顛倒，寢食不寧。然而，愛得容易，洩得也快，郁達夫的這些浪漫故事都是“短平快”，往往還沒有正式開場，就掛下了帷幕。《銀灰色的死》中，主人公得知靜子有了男人，“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匆匆地走了”；《沉淪》的主人公窺視房東少女洗澡被察覺後，就一逃了之，搬到偏僻的山頂上隱居起來；《風鈴》的質夫，見了妙齡少女的表哥，發現其品貌學校年齡都在自己之上，便懷著“敗劣的悲哀”，提前離開了湯山溫泉；其中最典型的，是《南遷》中的伊人與房東女M的那場露水戀愛。
應當說，這是郁達夫的浪漫故事中最有實質性內容，也是輸得最慘的一個。伊人高等學校畢業，從N市遷到東京，即將成為帝國大學的學生，此時的他，頗有幾分春風得意的勁頭兒，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名譽、金錢都有了，“第三個條件就是女人了”。然而就是這“女人”，使他變得一無所有。
在應租房子時，伊人遇見了房東N的養女，年輕妖冶的M太太，立即像喝了迷魂湯一樣。M略施小計，就俘虜了他(哪有不俘虜的道理!)，隨後讓他當冤大頭，請她父女到箱根溫泉勝地遊玩了一通，途中還與他同眠共枕。回到東京時，伊人沒料到，一個身體健壯、酒肉氣十足的男人W(當然是日本人)，正在旅館等待他們，見了這位老房客，M顯出一種久別後的歡喜；伊人更沒想到，到了深夜，M鑽進W的房間，肆無忌憚地尋歡作樂起來，那熟悉的聲音，使他飽受摧殘和折磨。
第二天一早，伊人如喪家之犬，狼狽地逃離了這家旅館。 伊人逃走之後，還吃了那婦人一頓罵，說他不像個男子漢。伊人怕再撞上她，只得遠走高飛，到房洲海濱的一所教會療養院，去治療身心創傷去了。到了那裡，又暗戀上了女學生o君，把她當做自己的天使，從心中發出呼喚：“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還該來救救我。
”自然，這場戀愛又是沒有結果的。 情人眼裡出西施，在郁達夫的筆下，日本女人的相貌被大大地美化了，她們的眼睛，總是被描繪得“又大”“又黑”“又圓”“又靈”，恐怕與作者的自作多情與亢奮的性心理有關。事實上，日本女人的眼睛一般說來總是細而小；她們的身體，也總是被形容得豐碩完美，極富性感。
這裡不妨抄一段作者的原話為證——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愛的，她們歷代所受的，自從開國到如今，都是順從男子的教育。並且因為向來人口不繁，衣飾起居簡陋的結果，一般女子對於守身的觀念，也沒有像我們中國那麼固執。又加以纏足深居等習慣毫無，操勞工作，出入里巷，行動都和男子無差；所以身體大抵總長得肥碩完美，決沒有臨風弱柳，瘦身黃花的病貌。
更兼島上火山礦泉獨多，水分富含異質，因而關東西靠山一帶的女人，皮色滑膩通明，細白得像似瓷體；至如東北內地雪國裡的嬌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稱，她們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說了。”(《雪夜》) 這番話雖然不乏一個“日本通”對日本女人通達的見識，仍是屬於飢餓者對美食的誇讚，難免言過其實，顧此失彼。
那個時代的日本女人，固然有其特殊的魅力和韻味，但身材矮小、腿短，卻是一望而知的事實。差不多同時在日本遊學的豐子愷，憑畫家敏銳的視覺，一眼就發現了東洋女子的這個破綻。他認為，日本女子最缺少當模特兒的資格，“平時穿著衣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上去還不討嫌。
等到脫了衣裳，除了木屐，站在畫室裡的臺上，望去樣子真是難看，只見肥大的一段身體，四肢短小如同烏龜的腳。”這一點連與豐子愷一起作畫的日本畫家都不否認，承認在日本只有個別的上流女子才有好看的身材。(參見《豐子愷文集》藝術卷三)日本大作家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讚》裡這樣形容日本婦女的身體：“像紙一樣薄的乳房，貼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縮小得比胸脯還要細，從脊背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筆直的一條，沒有任何凹凸，整個身軀和臉龐以及手腳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點沒有厚度，使人感到這不是肉體，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
”谷崎的描繪與豐子愷的觀察結果大不一樣，但在人體比例嚴重失調這一點上，卻是高度一致。東洋女子身體的醜陋也就不用多說了。看來天真的郁達夫是被東瀛女子特有的揚長避短、化腐朽為神奇的裝飾才能所迷惑。不過這也很正常，民諺有，飢餓的光棍漢，見了母豬眼睛都發綠，說得雖粗俗，卻不失為樸素的真理。
耐人尋味的是，郁達夫的主人公雖然飽受東洋女子的輕視，卻不真正地痛恨她們，而是將怨恨轉向不爭氣的“祖國”。 對於弱國子民的屈辱，郁達夫真是有切膚之痛，令他最不堪忍受的，就是性的不平等。在《雪夜》裡，作者以生花之筆，描寫在風和日麗的初春，在東京小石川植物園、武藏野的井之頭公園等宛如人間仙境的園遊勝地，與日本的良家少女攀談遊玩、光陰如箭的美妙情形，隨後筆鋒一轉，寫出從“歡樂的絕頂”掉人到“絕望的深淵”的巨大刺激，發出啼血之鳴：“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凌，感覺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一剎那。
” “弱國子民”的屈辱本來無所不在，比如在魯迅的《藤野先生》裡，它表現在華人的智力受到歧視；在郭沫若的《行路難》裡，表現為日本房東的勢利，中國留學生“住”的困境；在《留東外史》裡，表現為日本警察對中國留學生的無端刁難，而到郁達夫這兒，都集中到“性”的歧視與苦苦悶上，而很少涉及其他方面。
這種一味對“性”的執著，意味著什麼? 在《沉淪》裡，面對青樓侍女問“你府上是什麼地方”，主人公立刻臉紅耳赤，全身發抖，像上了斷頭臺一樣，作者接著馬上解釋道：“原來日本人輕視華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華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個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類似的“支那人”細節與憤慨，在郁達夫的作品裡一再出現，成了一個無法解開的情結。《沉淪》的主人公最後在悔恨絕望中投海自殺，臨行前，對祖國發出這樣的怨嘆：“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 郁達夫的留日小說，幾乎都在演繹這樣一個主題：“支那人”的身份，是性苦悶之源，也是愛的最大殺手。
從一般意義上講，這個結論並不錯，但說得太絕對，卻讓人感到另一種矯情。郁達夫的留日前輩、平江不肖生大概不會同意這種邏輯，不但不同意，也許還會嘲笑他。讀一讀他的《留東外史》，就可知道，“弱國子民”的邏輯在嫖場上不見得適用，在情場上也未必處處通行，中國的浪子在東瀛嫖場上生龍活虎的勁頭兒，黃文漢與圓子打不散、拆不開的愛情，都能證明這一點。
設想一下，《南遷》裡的伊人與蕩婦M那種風流韻事，要是讓黃文漢之流碰上，不知道會熱鬧到哪兒去，哪裡會弄得那樣窩囊! 不說平江不肖生這種思想陳舊、落後的文人，那麼就來看看郁達夫的朋輩、中國新文學的旗手郭沫若吧。郭沫若雖然也在作品中發過不少“弱國子民”的沖天牢騷(見《漂流三部曲》《行路難》)，卻又以實際行動顛覆了這種“弱國子民”的邏輯，不但娶了日本姑娘，享受了東瀛女子溫柔堅貞的愛，還留下了一部震撼人心的愛情浪漫曲——《落葉》。
作品寫一個叫菊子的日本姑娘背棄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國家，在周圍冷漠的眼光中，堅貞不移地愛著一位中國留學生的感人故事。這部小說至少可以叫人明白一點：中日兩國之間，即使在關係最惡化、最傾斜的時候，也不可能徹底泯滅人民之間的感情和兩性之間的愛情；“國家”、“民族”這些龐然大物雖然厲害，也無法徹底覆蓋“人性”，阻隔兩性之愛。
(事實上，當時留日學生與日本女子婚戀的並不個別，僅在文學界，除了郭沫若，還有周作人，陶晶孫；至於與日本女子發生戀情的事情就更平常了。)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說《喀爾美蘿姑娘》寫一位工科學子痴迷一位美麗的賣糖少女，竟至於放棄家庭、學業和祖國，其中也寫到“華人”的自卑，寫到這位學子因失戀而跳海自殺，格調卻與《沉淪》完全不同，學子沒有把怨氣撒到“祖國”身上，也不為自己的行為後悔，而是敢作敢當，自己承擔一切。
這使這篇表現頹廢主題的小說獲得了一種純粹的藝術品位。相比之下，《沉淪》不能不顯得小家子氣。 然而，這種怨婦式的哀嘆發自郁達夫的肺腑，應當說非常真實，因為從本質上說，他是一個弱者。郁達夫的性格敏感、脆弱、自卑，延伸到作品中，就是其筆下的主人公總是情慾旺盛，意志怯弱，感情恣縱，理智匱乏，在兩性關係上總是處於被動地位，既離不開女人，卻又無法征服女人、佔有女人，永遠處在“性”的苦悶與“愛”的危機中。
然而，人都有不認輸的天性，即使弱者也是如此，將現實中的失敗轉換為想象中的勝利，是弱者的常規武器，而郁達夫是一位頹廢的悲觀主義者，為人為文又極誠實大膽，因此他的“阿Q精神”並不是表現在假想的勝利上，而是迂迴曲折地表現在“弱國子民”的情緒中，而“祖國”的不爭氣，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現成的藉口。
事實上，郁達夫在日本的處境和情感生活並不像他的作品描寫的那樣陰暗慘淡，即使是在寫《沉淪》這部慘不忍睹的作品時，作者也過著比較逍遙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寫《沉淪》的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裡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裡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而據文學史家研究，郁達夫留日期間曾與多位東瀛女子發生過戀愛關係：“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後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兩人有較密切的交往，後來又和一位叫雪兒的日本婦女相遇於東京，兩人時斷時續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對名古屋大松旅館的一侍女梅野，對京都旅舍一侍女玉兒，也都曾獻出自己的熱情，並以詩相贈。
”(見曾華鵬、範伯群《郁達夫評傳》) 同樣，在《沉淪》裡，作者最後將自己的主人公送進了大海，臨行前還對“祖國”發出聲淚俱下的呼喚；而實際生活中，郁達夫並沒有自殺，而是從妓院出來後就坐車回家，途中還發過這樣的感慨：“沉素性沉到底罷!不入地獄，那見佛性，人生原是一個複雜的迷宮。
”(《雪夜》) “弱國子民”的邏輯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改寫了作者真實的生活經驗。應當說，這種改寫，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時代風尚，而就郁達夫來說，其深層，還有不可救藥的自憐與自戀的性癖在起作用，因此總是顯得誇大和不自然。 更應指出的是，郁達夫對東洋女子的“苦戀”中，包含著複雜的內涵，背後有著壓倒一切的“進步”史觀的支撐。
郁達夫對日本女子的迷戀，從本質上說與周作人對日本女子天足的欣賞同出一轍，是與“五四”個性解放、戀愛自由的時代精神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當然是屬於文明與進步的行為。因為這個原因，郁達夫的人物即使受了東洋娘們兒的輕視，也無法真正痛恨她們，而寧願把怨氣撒向自己的祖國。
比較一下《留東外史》，事情就更清楚了。在《留東外史》裡，黃文漢之流一方面在肉體上離不開日本女人，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極其蔑視她們，貶損她們，把她們看做下賤的賣淫婦，由此反映了作者陳腐落後的婦女觀和潛在的“大中華”優越感。到了郁達夫的筆下，日本女子大大升格，完全沒有了《留東外史》裡的那種下賤與委瑣，代之以生命力蓬勃的肉體與活潑溫柔的心靈。
毫無疑問，她們處在相比於中國婦女更“先進”的歷史發展序列。 當然，郁達夫對日本女子不可能沒有怨恨，這種怨恨由愛而生，因為愛得太深，所以恨的也切。難怪在回國的途中，作者還要冒著毒辣辣的太陽在門司登上岸，在妓院門口“同飢狼似地飽看了一回爛熟悉的肉體”。
在《歸航》裡，作者以悲愴的筆調這樣寫道：“幸町是三絃酒肉的巢窟，是紅粉胭脂的堆疊，今天正好像是大掃除的日子，那些調和性慾，忠誠於她們的天職的妓女，都裸了雪樣的潔白，風樣的柔嫩的身體，在那裡打掃，啊啊，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後，怕也不能多看了。
” 人的生命本能與情慾一旦受到“歷史進步”的必然趨勢與現實快樂的刺激，會激發多麼巨大的能量，是可想而知的，當這種能量因“祖國”的不爭氣而受到壓抑，得不到合理的釋放，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 惟有長歌當哭一途! 郁達夫17歲赴東瀛留學，在日本整整生活了十個頭年，正好是日本社會空前開放與混亂的大正時期。
這十年對作者精神世界的形成，作用應當說是舉足輕重的。作者日後這樣回憶那個時代—— “兩性解放的新時代，雖就在東京的上流社會——尤其是智識階級，學生群眾——裡到來了。當時的名女優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輩的嬌豔的照相，化裝之前的半裸體的照相，婦女畫報上的淑女名姝的記載，東京聞人的姬妾的豔聞等等，凡是足以挑動青年心理的一切物件與事件，在這一個世紀末的過渡時代裡，來得特別的多，特別的雜。
伊孛生的問題劇，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自然主義派文人的醜惡暴露論，富於刺激性的社會主義兩性觀，凡這些問題，一時竟如潮水似地殺到了東京，而我這一個靈魂潔白，生性孤高，感情脆弱，主意不堅的異鄉遊子，便成了這洪潮上的泡沫，兩重三重地受了推擠，渦旋，淹沒，與消沉。
”(《雪夜》) 如果說時代潮流對郁達夫具有巨大的、直接影響的話，那麼，東瀛島國特有的兩性開放頹廢傷感的風土對他更有潛移默化的滋養之功，郁達夫作品中性描寫的大膽恣意，震動了當時的文壇，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東瀛島國兩性開放的環境與源遠流長的“好色”風尚(這其實也是留日作家的一個共同的創作現象，只不過郁達夫走得最遠)，小說中的許多重要細節(如《沉淪》裡的窺浴，《南遷》裡婦人M當眾裸身梳洗，《風鈴》中露天溫泉場的男女混浴等)，都是東瀛島國特有的性風俗的真實寫照。
郁達夫這樣表達對日本盆舞的喜歡之情：“我是太喜歡盆舞了。喜歡那原始的領唱。喜歡那天真爛漫的年輕男女無所顧忌的樣子。也喜歡那悲涼激越的鄙歌的歌音。尤其喜歡這樣的夜晚微暗的林中那神秘而頹廢的氣氛。”(《鹽原十日記》) 然而，環境的作用再大，也無法左右人的本性。
與其說東瀛頹廢傷感的風土影響了郁達夫，莫如說郁達夫與東瀛頹廢傷感的風土心有靈犀，其性格的弱點因此愈發地被刺激發達起來。而東瀛島民另一種氣質——豪邁與樂觀，對郁達夫卻幾乎沒有發生什麼作用，這也可以證明人的本性的頑強。 設身處地想一想，將郁達夫那樣一個脆弱過敏分裂的人格放到日本這樣一個冷酷無情的、暴發戶的島國，實在是太為難他了。
在這種地方生存，要麼像平江不肖生那樣，憑著一股俠氣(江湖氣)與他筆下的人物一起共沉同浮；要麼像魯迅那樣，甘於寂寞，潛心學問，徹底抗拒世俗的誘惑；他們是兩種不同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中的強者。而像郁達夫那樣，既不能真正地墮落(墮落也是一種本事)，享受沉淪的快感，也不能潔身自好，抵抗濁流，昇華自己的精神，就只好在痛苦中不斷折磨自己了。
(選自2002年第2期《文學自由談》) 。
郁達夫留日十年，，最終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與性苦悶的刺激有極大的關係。作者寫於東瀛的若干短篇小說，無一不與這個主題有關：《銀灰色的死》寫男主人公與小酒店女子靜子無望的戀情；《沉淪》寫男主人公的不可遏止的“性”的壓抑與“愛”的焦慮；《南遷》寫伊人被日本婦人玩弄後難以平復的創傷；《胃病》裡寫到一位中國留學生對偶然相遇的日本少女一廂情願的痴迷；《風鈴》寫質夫與日本妙齡少女在溫泉療養地頗具傳奇色彩的一夜共眠…… 這些浪漫故事，都是以失敗而告終，而且結局往往很悲慘，主人公不是酗酒後凍斃街頭，就是絕望中投海自殺，或者病魔纏身，生死難卜失敗的過程也大同小異，往往是這樣的“三步曲”：一見鍾情——輒嘗即挫——倉皇逃亡。
郁達夫的筆下的主人公感情豐富，動不動就愛上日本女人，愛上之後，就魂不守舍，對方的一舉一動都使自己神魂顛倒，寢食不寧。然而，愛得容易，洩得也快，郁達夫的這些浪漫故事都是“短平快”，往往還沒有正式開場，就掛下了帷幕。《銀灰色的死》中，主人公得知靜子有了男人，“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匆匆地走了”；《沉淪》的主人公窺視房東少女洗澡被察覺後，就一逃了之，搬到偏僻的山頂上隱居起來；《風鈴》的質夫，見了妙齡少女的表哥，發現其品貌學校年齡都在自己之上，便懷著“敗劣的悲哀”，提前離開了湯山溫泉；其中最典型的，是《南遷》中的伊人與房東女M的那場露水戀愛。
應當說，這是郁達夫的浪漫故事中最有實質性內容，也是輸得最慘的一個。伊人高等學校畢業，從N市遷到東京，即將成為帝國大學的學生，此時的他，頗有幾分春風得意的勁頭兒，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名譽、金錢都有了，“第三個條件就是女人了”。然而就是這“女人”，使他變得一無所有。
在應租房子時，伊人遇見了房東N的養女，年輕妖冶的M太太，立即像喝了迷魂湯一樣。M略施小計，就俘虜了他(哪有不俘虜的道理!)，隨後讓他當冤大頭，請她父女到箱根溫泉勝地遊玩了一通，途中還與他同眠共枕。回到東京時，伊人沒料到，一個身體健壯、酒肉氣十足的男人W(當然是日本人)，正在旅館等待他們，見了這位老房客，M顯出一種久別後的歡喜；伊人更沒想到，到了深夜，M鑽進W的房間，肆無忌憚地尋歡作樂起來，那熟悉的聲音，使他飽受摧殘和折磨。
第二天一早，伊人如喪家之犬，狼狽地逃離了這家旅館。 伊人逃走之後，還吃了那婦人一頓罵，說他不像個男子漢。伊人怕再撞上她，只得遠走高飛，到房洲海濱的一所教會療養院，去治療身心創傷去了。到了那裡，又暗戀上了女學生o君，把她當做自己的天使，從心中發出呼喚：“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還該來救救我。
”自然，這場戀愛又是沒有結果的。 情人眼裡出西施，在郁達夫的筆下，日本女人的相貌被大大地美化了，她們的眼睛，總是被描繪得“又大”“又黑”“又圓”“又靈”，恐怕與作者的自作多情與亢奮的性心理有關。事實上，日本女人的眼睛一般說來總是細而小；她們的身體，也總是被形容得豐碩完美，極富性感。
這裡不妨抄一段作者的原話為證——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愛的，她們歷代所受的，自從開國到如今，都是順從男子的教育。並且因為向來人口不繁，衣飾起居簡陋的結果，一般女子對於守身的觀念，也沒有像我們中國那麼固執。又加以纏足深居等習慣毫無，操勞工作，出入里巷，行動都和男子無差；所以身體大抵總長得肥碩完美，決沒有臨風弱柳，瘦身黃花的病貌。
更兼島上火山礦泉獨多，水分富含異質，因而關東西靠山一帶的女人，皮色滑膩通明，細白得像似瓷體；至如東北內地雪國裡的嬌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稱，她們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說了。”(《雪夜》) 這番話雖然不乏一個“日本通”對日本女人通達的見識，仍是屬於飢餓者對美食的誇讚，難免言過其實，顧此失彼。
那個時代的日本女人，固然有其特殊的魅力和韻味，但身材矮小、腿短，卻是一望而知的事實。差不多同時在日本遊學的豐子愷，憑畫家敏銳的視覺，一眼就發現了東洋女子的這個破綻。他認為，日本女子最缺少當模特兒的資格，“平時穿著衣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上去還不討嫌。
等到脫了衣裳，除了木屐，站在畫室裡的臺上，望去樣子真是難看，只見肥大的一段身體，四肢短小如同烏龜的腳。”這一點連與豐子愷一起作畫的日本畫家都不否認，承認在日本只有個別的上流女子才有好看的身材。(參見《豐子愷文集》藝術卷三)日本大作家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讚》裡這樣形容日本婦女的身體：“像紙一樣薄的乳房，貼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縮小得比胸脯還要細，從脊背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筆直的一條，沒有任何凹凸，整個身軀和臉龐以及手腳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點沒有厚度，使人感到這不是肉體，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
”谷崎的描繪與豐子愷的觀察結果大不一樣，但在人體比例嚴重失調這一點上，卻是高度一致。東洋女子身體的醜陋也就不用多說了。看來天真的郁達夫是被東瀛女子特有的揚長避短、化腐朽為神奇的裝飾才能所迷惑。不過這也很正常，民諺有，飢餓的光棍漢，見了母豬眼睛都發綠，說得雖粗俗，卻不失為樸素的真理。
耐人尋味的是，郁達夫的主人公雖然飽受東洋女子的輕視，卻不真正地痛恨她們，而是將怨恨轉向不爭氣的“祖國”。 對於弱國子民的屈辱，郁達夫真是有切膚之痛，令他最不堪忍受的，就是性的不平等。在《雪夜》裡，作者以生花之筆，描寫在風和日麗的初春，在東京小石川植物園、武藏野的井之頭公園等宛如人間仙境的園遊勝地，與日本的良家少女攀談遊玩、光陰如箭的美妙情形，隨後筆鋒一轉，寫出從“歡樂的絕頂”掉人到“絕望的深淵”的巨大刺激，發出啼血之鳴：“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凌，感覺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一剎那。
” “弱國子民”的屈辱本來無所不在，比如在魯迅的《藤野先生》裡，它表現在華人的智力受到歧視；在郭沫若的《行路難》裡，表現為日本房東的勢利，中國留學生“住”的困境；在《留東外史》裡，表現為日本警察對中國留學生的無端刁難，而到郁達夫這兒，都集中到“性”的歧視與苦苦悶上，而很少涉及其他方面。
這種一味對“性”的執著，意味著什麼? 在《沉淪》裡，面對青樓侍女問“你府上是什麼地方”，主人公立刻臉紅耳赤，全身發抖，像上了斷頭臺一樣，作者接著馬上解釋道：“原來日本人輕視華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華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個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類似的“支那人”細節與憤慨，在郁達夫的作品裡一再出現，成了一個無法解開的情結。《沉淪》的主人公最後在悔恨絕望中投海自殺，臨行前，對祖國發出這樣的怨嘆：“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 郁達夫的留日小說，幾乎都在演繹這樣一個主題：“支那人”的身份，是性苦悶之源，也是愛的最大殺手。
從一般意義上講，這個結論並不錯，但說得太絕對，卻讓人感到另一種矯情。郁達夫的留日前輩、平江不肖生大概不會同意這種邏輯，不但不同意，也許還會嘲笑他。讀一讀他的《留東外史》，就可知道，“弱國子民”的邏輯在嫖場上不見得適用，在情場上也未必處處通行，中國的浪子在東瀛嫖場上生龍活虎的勁頭兒，黃文漢與圓子打不散、拆不開的愛情，都能證明這一點。
設想一下，《南遷》裡的伊人與蕩婦M那種風流韻事，要是讓黃文漢之流碰上，不知道會熱鬧到哪兒去，哪裡會弄得那樣窩囊! 不說平江不肖生這種思想陳舊、落後的文人，那麼就來看看郁達夫的朋輩、中國新文學的旗手郭沫若吧。郭沫若雖然也在作品中發過不少“弱國子民”的沖天牢騷(見《漂流三部曲》《行路難》)，卻又以實際行動顛覆了這種“弱國子民”的邏輯，不但娶了日本姑娘，享受了東瀛女子溫柔堅貞的愛，還留下了一部震撼人心的愛情浪漫曲——《落葉》。
作品寫一個叫菊子的日本姑娘背棄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國家，在周圍冷漠的眼光中，堅貞不移地愛著一位中國留學生的感人故事。這部小說至少可以叫人明白一點：中日兩國之間，即使在關係最惡化、最傾斜的時候，也不可能徹底泯滅人民之間的感情和兩性之間的愛情；“國家”、“民族”這些龐然大物雖然厲害，也無法徹底覆蓋“人性”，阻隔兩性之愛。
(事實上，當時留日學生與日本女子婚戀的並不個別，僅在文學界，除了郭沫若，還有周作人，陶晶孫；至於與日本女子發生戀情的事情就更平常了。)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說《喀爾美蘿姑娘》寫一位工科學子痴迷一位美麗的賣糖少女，竟至於放棄家庭、學業和祖國，其中也寫到“華人”的自卑，寫到這位學子因失戀而跳海自殺，格調卻與《沉淪》完全不同，學子沒有把怨氣撒到“祖國”身上，也不為自己的行為後悔，而是敢作敢當，自己承擔一切。
這使這篇表現頹廢主題的小說獲得了一種純粹的藝術品位。相比之下，《沉淪》不能不顯得小家子氣。 然而，這種怨婦式的哀嘆發自郁達夫的肺腑，應當說非常真實，因為從本質上說，他是一個弱者。郁達夫的性格敏感、脆弱、自卑，延伸到作品中，就是其筆下的主人公總是情慾旺盛，意志怯弱，感情恣縱，理智匱乏，在兩性關係上總是處於被動地位，既離不開女人，卻又無法征服女人、佔有女人，永遠處在“性”的苦悶與“愛”的危機中。
然而，人都有不認輸的天性，即使弱者也是如此，將現實中的失敗轉換為想象中的勝利，是弱者的常規武器，而郁達夫是一位頹廢的悲觀主義者，為人為文又極誠實大膽，因此他的“阿Q精神”並不是表現在假想的勝利上，而是迂迴曲折地表現在“弱國子民”的情緒中，而“祖國”的不爭氣，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現成的藉口。
事實上，郁達夫在日本的處境和情感生活並不像他的作品描寫的那樣陰暗慘淡，即使是在寫《沉淪》這部慘不忍睹的作品時，作者也過著比較逍遙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寫《沉淪》的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裡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裡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而據文學史家研究，郁達夫留日期間曾與多位東瀛女子發生過戀愛關係：“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後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兩人有較密切的交往，後來又和一位叫雪兒的日本婦女相遇於東京，兩人時斷時續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對名古屋大松旅館的一侍女梅野，對京都旅舍一侍女玉兒，也都曾獻出自己的熱情，並以詩相贈。
”(見曾華鵬、範伯群《郁達夫評傳》) 同樣，在《沉淪》裡，作者最後將自己的主人公送進了大海，臨行前還對“祖國”發出聲淚俱下的呼喚；而實際生活中，郁達夫並沒有自殺，而是從妓院出來後就坐車回家，途中還發過這樣的感慨：“沉素性沉到底罷!不入地獄，那見佛性，人生原是一個複雜的迷宮。
”(《雪夜》) “弱國子民”的邏輯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改寫了作者真實的生活經驗。應當說，這種改寫，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時代風尚，而就郁達夫來說，其深層，還有不可救藥的自憐與自戀的性癖在起作用，因此總是顯得誇大和不自然。 更應指出的是，郁達夫對東洋女子的“苦戀”中，包含著複雜的內涵，背後有著壓倒一切的“進步”史觀的支撐。
郁達夫對日本女子的迷戀，從本質上說與周作人對日本女子天足的欣賞同出一轍，是與“五四”個性解放、戀愛自由的時代精神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當然是屬於文明與進步的行為。因為這個原因，郁達夫的人物即使受了東洋娘們兒的輕視，也無法真正痛恨她們，而寧願把怨氣撒向自己的祖國。
比較一下《留東外史》，事情就更清楚了。在《留東外史》裡，黃文漢之流一方面在肉體上離不開日本女人，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極其蔑視她們，貶損她們，把她們看做下賤的賣淫婦，由此反映了作者陳腐落後的婦女觀和潛在的“大中華”優越感。到了郁達夫的筆下，日本女子大大升格，完全沒有了《留東外史》裡的那種下賤與委瑣，代之以生命力蓬勃的肉體與活潑溫柔的心靈。
毫無疑問，她們處在相比於中國婦女更“先進”的歷史發展序列。 當然，郁達夫對日本女子不可能沒有怨恨，這種怨恨由愛而生，因為愛得太深，所以恨的也切。難怪在回國的途中，作者還要冒著毒辣辣的太陽在門司登上岸，在妓院門口“同飢狼似地飽看了一回爛熟悉的肉體”。
在《歸航》裡，作者以悲愴的筆調這樣寫道：“幸町是三絃酒肉的巢窟，是紅粉胭脂的堆疊，今天正好像是大掃除的日子，那些調和性慾，忠誠於她們的天職的妓女，都裸了雪樣的潔白，風樣的柔嫩的身體，在那裡打掃，啊啊，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後，怕也不能多看了。
” 人的生命本能與情慾一旦受到“歷史進步”的必然趨勢與現實快樂的刺激，會激發多麼巨大的能量，是可想而知的，當這種能量因“祖國”的不爭氣而受到壓抑，得不到合理的釋放，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 惟有長歌當哭一途! 郁達夫17歲赴東瀛留學，在日本整整生活了十個頭年，正好是日本社會空前開放與混亂的大正時期。
這十年對作者精神世界的形成，作用應當說是舉足輕重的。作者日後這樣回憶那個時代—— “兩性解放的新時代，雖就在東京的上流社會——尤其是智識階級，學生群眾——裡到來了。當時的名女優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輩的嬌豔的照相，化裝之前的半裸體的照相，婦女畫報上的淑女名姝的記載，東京聞人的姬妾的豔聞等等，凡是足以挑動青年心理的一切物件與事件，在這一個世紀末的過渡時代裡，來得特別的多，特別的雜。
伊孛生的問題劇，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自然主義派文人的醜惡暴露論，富於刺激性的社會主義兩性觀，凡這些問題，一時竟如潮水似地殺到了東京，而我這一個靈魂潔白，生性孤高，感情脆弱，主意不堅的異鄉遊子，便成了這洪潮上的泡沫，兩重三重地受了推擠，渦旋，淹沒，與消沉。
”(《雪夜》) 如果說時代潮流對郁達夫具有巨大的、直接影響的話，那麼，東瀛島國特有的兩性開放頹廢傷感的風土對他更有潛移默化的滋養之功，郁達夫作品中性描寫的大膽恣意，震動了當時的文壇，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東瀛島國兩性開放的環境與源遠流長的“好色”風尚(這其實也是留日作家的一個共同的創作現象，只不過郁達夫走得最遠)，小說中的許多重要細節(如《沉淪》裡的窺浴，《南遷》裡婦人M當眾裸身梳洗，《風鈴》中露天溫泉場的男女混浴等)，都是東瀛島國特有的性風俗的真實寫照。
郁達夫這樣表達對日本盆舞的喜歡之情：“我是太喜歡盆舞了。喜歡那原始的領唱。喜歡那天真爛漫的年輕男女無所顧忌的樣子。也喜歡那悲涼激越的鄙歌的歌音。尤其喜歡這樣的夜晚微暗的林中那神秘而頹廢的氣氛。”(《鹽原十日記》) 然而，環境的作用再大，也無法左右人的本性。
與其說東瀛頹廢傷感的風土影響了郁達夫，莫如說郁達夫與東瀛頹廢傷感的風土心有靈犀，其性格的弱點因此愈發地被刺激發達起來。而東瀛島民另一種氣質——豪邁與樂觀，對郁達夫卻幾乎沒有發生什麼作用，這也可以證明人的本性的頑強。 設身處地想一想，將郁達夫那樣一個脆弱過敏分裂的人格放到日本這樣一個冷酷無情的、暴發戶的島國，實在是太為難他了。
在這種地方生存，要麼像平江不肖生那樣，憑著一股俠氣(江湖氣)與他筆下的人物一起共沉同浮；要麼像魯迅那樣，甘於寂寞，潛心學問，徹底抗拒世俗的誘惑；他們是兩種不同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中的強者。而像郁達夫那樣，既不能真正地墮落(墮落也是一種本事)，享受沉淪的快感，也不能潔身自好，抵抗濁流，昇華自己的精神，就只好在痛苦中不斷折磨自己了。
(選自2002年第2期《文學自由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