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如果”……歷史就是歷史，是已經發生的不可逆真相，不然就是現在時不是過去式了。

和某些人所說的重用王陽明是不是可以令明朝起死回生一樣，明朝不可能重用熊廷弼，因為熊的官場生涯正是閹黨掌權之時，加上萬歷47年（公元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明朝在遼東的優勢盡失，只能打防守戰，又及招上東林黨的指責（黨爭），一堆麻煩事的大背景下，死是必然後果。

熊廷弼，字飛百，號芝崗，明末湖廣江夏人。是明末著名的軍事將領，他於萬曆三十六年、四十七年、天啟元年為明廷經略遼東，他的軍事生涯是和遼東緊緊捆綁在一起的，他經營遼東的功績很大，延緩了明朝在遼事上的敗壞，連乾隆皇帝都認為“明之曉軍事者，當以熊廷弼為巨擘”，作者一定是想問如果熊廷弼一直鎮遼，沒有被誅殺，是否能挽回敗局？想回答這個問題就應該瞭解熊廷弼三次鎮遼的軍事思想、指導方針、實際成果才能入手。

熊廷弼第一次赴遼，巡按遼東時，遼東已經表現出了很嚴重的危機，一方面表現在遼東軍備弛廢。從兵員數量上來說，雖然有8萬，但實際能戰者不過2萬，軍隊缺乏訓練，連鳥銃也不會放；沿邊墩臺大半坍塌；士兵所用武器鈍朽不堪。另一方面，明朝的老對手蒙古不時襲擊邊境，日益強大的建州女真努爾哈赤雄心勃勃，欲並全遼。可以說遼東形勢是萬分危急。

當此無地、無時、無不急虜之日，而我之屯塞、城堡、墩臺、壕塹、軍馬、器械、錢糧之類一無足恃於此，而欲收絕漠之功，談何容易。

熊廷弼針對這個情況制定了“實內固外”和“以夷制夷”。雖然這兩個戰略從字面上理解毫無關聯，但是“實內固外”是“以夷制夷”的先決條件。

首先我來說說“實內固外”，所謂“實內”就是屯田積儲，“固外”就是修邊並堡，兩者緊密結合。具體方略為在開展屯田的同時，大力修建防禦設施。首先沿邊建高牆，挖壕溝，建立一道敵人難以跨越的障礙，在壕牆之內建立寨堡，並小屯為大屯，百姓居住於堡寨，建立完善的烽火系統，大量製造火器、戰車以備堵截和防禦，這樣外有壕牆、烽火，內有堡寨、火器、戰車。敵人一旦內犯，首先就有邊牆和壕溝的阻擋，烽火警報，人們躲進寨堡，堅壁清野。小股敵人寨堡自行抵禦；大股強敵，各堡抵禦一日，官軍便增援已到，以火器戰車結成方陣，“抬營而前”，敵人野無所掠，攻無所獲，勢必撤走。見熊廷弼《再論修屯疏》。附圖。

其次，以戰固款，以求“以夷制夷”。就是說在邊境牢固的前提下，先創造出“先為不可勝”的態勢，迫使西虜降服，適時用“款”，進而以夷制夷。熊廷弼在第一次鎮遼的時候就認清楚了建州女真將來必為大患，認為應該集中力量全力對付努爾哈赤。見於《酌東西情勢疏》。

西虜雖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財物而止，無遠志，而東虜城郭、田廬、飲食、性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

所以，熊廷弼所謂的以夷制夷就是結好女真其他部分和蒙古部一起壓制努爾哈赤。在第一次鎮遼期間熊廷弼補充額軍，建常平倉七十所，積穀三十萬石，親率軍民修邊六百里包砌墩臺九十餘座，改善明蒙關係，迫使建州女真採取了收縮政策，部分退還明朝故地，與明朝結好。

所以，熊廷弼的“以守為本、實內固外、以夷制夷”是根據當時遼東的實際情況制定的方針，確實可以遏制努爾哈赤的發展。只可惜熊廷弼第一次離開遼東後，他的方案再也無人堅持，遼事再次敗壞，直到薩爾滸會戰爆發。

熊廷弼第二次經略遼東是在薩爾滸會戰以後，面對遼東危機的加深，熊廷弼又再次提出了恢復遼東的戰略，就是分駐重兵，扼守險要、相互支援、迭擾疲敵、相機進剿。

請集兵十八萬，分佈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御，大敵互為應援。更挑精悍者為遊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

但是這一方略並沒有實施，努爾哈赤攻克開原、鐵嶺之後，遼陽變得岌岌可危，當務之急是全力保住遼陽，在此基礎上進守瀋陽，將瀋陽打造成進一步發展的基地。而守衛瀋陽必守奉集，守衛奉集必守虎皮驛。所以以奉集、虎皮驛遮蔽瀋陽，再以此基礎上守衛遼陽，使防守更加穩固。見《與內閣兵部兵科》。

在不守奉集，則瀋陽孤；不守虎皮，則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戍重兵三二萬人，則易為賊撼，而遼陽孤。

熊廷弼在二次經遼期間在各個要地建立完備的守備工事，所謂熊廷弼“掘河建閘，城之上下，密佈火器、火車，經營之周，人所不到。瀋陽、奉集、虎皮大小三城，亦復如是”。使守城之兵同敵人開戰時不得離開城池，用這樣的方法去消耗女真軍計程車氣和銳氣，然後再適時的進行反擊。

賊三日求戰不得，其銳自挫，而遼陽各路，或徑趨搗穴，或整隊赴援。賊聞必走，走必亂，而我尾其後，以乘其亂，兵法所謂擊其惰歸，必勝之道也，此吾之所謂主意也。

事實證明，熊廷弼守遼是很有成效的，在他任經略的一年多里明軍抵擋住了女真兵一次次的進攻。請看《國榷》。

萬曆四十八年六月辛酉條，建虜乘經略閱邊，以三萬騎自撫順關東堡分道深入渾河，熊廷弼命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多有斬獲，敵始退。同年同月庚午條，建虜畏瀋陽之戍，乃旁掠山城，克花嶺，許毛子山等寨。泰昌元年丙寅條，建虜侵蒲河，經略熊廷弼往援。旋犯瀋陽，以川將周世祿往，督諸將策應，敵退屯灰山，攻之部出。後二日，從右碑山塔兒峪引去。

由此看來，努爾哈赤雖多次襲擾，卻沒有獲得什麼利益，由此可知熊廷弼的戰法是成功的。

熊廷弼第三次經略遼東是在瀋陽和遼陽失陷後，熊廷弼提出了三方佈置策，陸上以廣寧為核心，全力制敵；海上則在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襲擾遼東半島，熊廷弼坐鎮山海關指揮廣寧、天津、登萊三方，這在當時來說是一個比較切實可行的方案。

而他的策略被當時“好為謾語”的王化貞所反對，王化貞提出的“畫地分守”的方略，“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這很顯然是一個分散兵力的“自弱”之計。但是此時在山海關的熊廷弼所控制的兵力不過5000人，王化貞擁兵14萬並不聽熊廷弼的節制。王化貞的方案得到了兵部尚書張鶴鳴和閹黨的支援，熊廷弼和王化貞在遼東軍務上的分歧使廣寧之戰流於失敗。

這是一個假設性問題，所以我也不說的那麼絕對。但是我就想表達一個觀點，熊廷弼三次赴遼，每次都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戰略戰術，如果實現他第一次赴遼的構想，就不會出現薩爾滸之戰這樣的慘敗；如果實現他第二次提出戰略，也不會有第三次的局勢；如果第三次戰略付諸實施，遼事可能也不會敗壞這麼快。正如當時人群指出“使廷弼彼時在事，未必蹙國至此”。所以，熊廷弼的死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明朝遼東局勢不可挽回的悲劇。

引用文獻：《明史》、《國榷》、《熊廷弼集》、《山中聞見錄》、《明史紀事本末》

不能！我發現我們這些普通人，我們這些非專家學者的歷史愛好者，很容易把政治問題弄成軍事問題。

明朝的敗局是軍事問題嗎?軍事就是個技術工種而已，有什麼了不起，一個人只要具有中上之智慧，假以時日一定可以學會打仗的。這也是很多“泥腿子”打仗厲害的原因之一，因為那些“泥腿子”雖然是“泥腿子”，可是他的智商在人群中屬於中上啊。

甚至現在正讀此篇回答的你也可以很快的學會打仗，這也正是很多“民間軍事家”的由來，因為人群就是有很多中上之智的人很輕鬆的就理解了戰爭呀。

說回熊延弼，熊延弼這個人肯定是中上之人還往上呀，戰爭規律一定早就爛熟於胸了，可是他發揮的也不好嘛！以至於不被重用！整個明朝朝廷之中可以領兵的文臣武將可以說輪番上陣了，結果沒有一個行的，為什麼？這種結局還不去考慮問題是不是在“軍事之外”的話，那麼就很蠢了......。

還要在軍事領域找問題嗎？

那！怎麼辦？有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去學習戰勝你的敵人呀！去呀研究戰勝你的敵人呀！

好！我們來看清太宗怎麼幹活的好了，也就是皇太極他在戰場之外做了些什麼？細細碎碎的很多，其實也不外乎兩大點：

1 清太宗的民生之道。

以上下相維之理言之：必為在下之人所託命，而後可為再上之人，如無在下之人，則統轄者誰？役使者誰？（清太宗實錄）

上面那幾句話厲害吧？典型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典型的魚兒離不開水水兒離不開魚的思維呀！是不是？清太宗也就是皇太極者不再是你腦海中的武夫形象了吧？

他不光這樣說了，他也這樣做了。

清朝和明朝長期交戰，邊境線雙方的民眾深受其苦，清朝進入遼東之時，遼東早就是農耕地區了，我們可以想象，大清的那些野人兵士如何搶劫那些離不開土地的漢族農民的，是清太宗殺了不少搶人計程車兵，剎住了直接掠奪的歪風，建立了合理負擔，保障了社會生產安全有效開展。

保護在下之人有食，再上之人才有食！

2 清太宗的富民之方

不要以為清太宗以及他的族人只會搶劫，“五穀乃萬民之命所關”、“豈可持俘獲以為生計”！“總以務農為急，農務可勤，則庶民衣食豐足"。（清太宗實錄）

看看，這簡直是儒教最堯舜禹湯的政治家做派呀，可有直接談論戰爭的治民之術？可有試圖用暴力役使老百姓的企圖？

再引用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政策，所謂3000光棍有福了，天聰二年三月下旨曰：“華人貧乏無妻室者，可給銀，令娶”。

就是說他連華人的性福也要關心，我們知道他其實要的是人口！

無論怎麼樣吧！

可以拿他的兩項政策去和大明朝的邊境政策做對比嘛！明朝邊境的群眾那是連綿不絕的往越過國境線往大清那邊跑的，為了生活嗎，為了活命嘛！對不對？尤其那些明朝的光棍們，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並不拖家帶口，撒開腳丫子還不想往哪裡跑就往哪裡跑！

假以時日，明朝可還有當兵之人？沒有當兵的人呢！

不要說熊延弼了，就是嶽武穆復生，霍去病幫忙，又有什麼用？夫復何用哉？

題外話：

說李成梁的關寧鐵騎的政策好，當兵的打仗有地分，是呀，問題是朝中大佬們不支援這個政策全面開花呀，朝中大佬們可不像他們自己的土地被分走了。尤其他們關外的土地雖然被皇太極搶走了，那是沒辦法，可是被臭當兵的佔去就不甘心了哦。

明朝敗亡不在於熊廷弼冤死，而是大勢所趨，就算萬曆皇帝多活三十年，始終支援他的“遼東戰略”，同樣無力迴天。需要強調的一點，明朝並非亡於滿清，而是揭竿起義的天下百姓。

要證明熊廷弼不能挽回敗局，首先要分析明朝滅亡的幾點原因，然後再看如果熊廷弼在世，是否能解決這些問題。

吏治腐敗，積重難返。

“京債”橫行：明朝末年，早期被禁止的“京債”逐漸肆虐蔓延京師上下官場，那些在京聽選的官吏們，並非都是出身豪富，在長期得不到實缺又收入微薄的情況下，柴米油鹽，衣食住行就成了最大的攔路虎。如果想要快些補缺放任，還要上下打點，又是一筆難以承受又不得不承擔的開銷。

此時就會有專門的“人士”主動上門來放貸，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更不會平白無故的掉餡餅，這些貸款利息極高，如果官吏們無法按約定還清欠款，就會受到債主們無休無止的騷擾和折磨，甚至親朋好友也會受到牽連，還不起債的官吏最終身敗名裂，羞憤自盡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為了生活，為了儘快補缺，聽選的官吏們只能捏著鼻子選擇“京債”，為了償還“京債”，補缺放任以後，又只能無所不用其極的搜刮錢財，乃至魚肉百姓。

顧炎武曾悲嘆。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為甚！”

天啟年間，定遠知縣陳九成,為了償還京債，糾合手下胥吏，詐騙勒索，魚肉百姓，該縣無論貧富都深受其害，最終為御史彈劾下獄。

由此窺一斑而見全豹，明末官場上下已經爛到了骨子裡，熊廷弼以一己之力能解決嗎？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黨爭混亂，宦官擅權

明末黨爭從萬曆中期的“京察”開始，一直到崇禎吊死在煤山上，一直就沒斷過。國政，軍事都被攪進來，因此受到牽累，敗壞。

官吏們以籍貫地域抱團結黨，浙黨、齊黨、楚黨、宣黨、昆黨，你方唱罷我登場。還有東林書院出身的東林黨，以及宦官為首的閹黨。

各黨為爭權奪利不惜敗壞國事，許多守邊的大臣將領更被捲進來，甚至因此而丟了腦袋。比如熊廷弼，就是因為與東林黨關係密切，又得罪了閹黨，才在天啟五年時被魏忠賢陷害，傳首九邊。

在“黨爭”面前，熊廷弼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又怎麼能挽救明末危亡的敗局呢？

竭澤而漁的“三餉”

三餉，又稱“三大徵”,分別是針對遼東的“遼餉”、剿滅叛軍的“剿餉”、訓練士兵的“練餉”。

遼東邊患對明王朝最大的傷害莫過於“遼餉”，從努爾哈赤建立後金開始，“遼餉”每年至少在三百萬兩以上。算上“剿餉”，“練餉”，三餉的總額加在一起是明朝年收入的二倍。到了崇禎後期，三餉的數額動輒就以千萬兩計，已經遠遠超出了明朝的承受能力。

這些錢靠國庫根本無法解決，就只能分攤加派到百姓身上。徵收上來的餉銀還要經過官吏們上下其手，層層盤剝，最終能用到“三餉”實處的能有半數就不錯了。

如此竭澤而漁，殺雞取卵，與飲鴆止渴又有什麼區別？熊廷弼能解決“三餉”問題的根源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

致命的氣候災難

農耕文明是靠天吃飯的，風調雨順與否直接決定著王朝能不能國泰民安。明朝很不幸，它趕上了人類歷史上並不多見的氣候災難。

氣象學家竺可楨研究稱：中國古代發生過多次小冰河期，伴隨大動亂的同時，每次人口損失都在八成以上，明末雖然只損失了半數左右，但帶來的後果同樣是災難性的。

開始於13世紀的小冰河期在17世紀達到了高潮，糧食減產造成了蔓延全球的大饑荒，位於東亞的明朝同樣也遭受了無法承受的損失。

百姓們本就被無休止的“三餉”壓的喘不過氣，再加上人力無法改變的天災，糧食連年減產，甚至顆粒無收，眼看著活不下去就只能跟著造反，這樣或許還有活著希望。

很顯然，這個問題熊廷弼依然無法解決。

被高估了的滿清與被低估了的明朝。

滿清被高估了並不意味著，它在明朝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地位無足輕重，只是沒有今人想象的那麼重要。

在軍事上，滿清對明朝並不具備壓倒性的優勢，充其量能達到遼對北宋的水平就不錯了。而且，滿清在遼東地方上的勝利也不足以讓明朝傷筋動骨，佔著天時地利人和的八旗軍敗了才叫奇怪。

明廷內部愈演愈烈的黨爭對遼東邊事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這也是在天啟二年熊廷弼遭遇廣寧慘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將遼東邊患比作肘腋之疾，那麼肆虐明朝大半國土的叛軍就是心腹之患。在大饑荒、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的死迴圈中，叛軍像野草一樣屢剿不絕，負責平叛的總督換了一個又一個，殺了一個又一個，可叛軍的實力卻越剿越大。

長達十數年的混戰，明朝的國力、軍力被叛軍嚴重消耗，清軍選準時機毀關入寇長城，這才出現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地的局面。

滿清八旗與明朝內部的叛軍在客觀上形成了遙相呼應的態勢，既借勢又利用。腹背受敵的明朝如果不能消滅任意一方，就只能被活活拖死。

對於如此慘淡的境況，熊廷弼除了仰天長嘆還能有什麼辦法？

總結

王朝覆滅是諸多因素合力造成的，並非一兩個英主名臣在位可以挽回，熊廷弼的遼東戰略固然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但也僅能為破船撐一下破帆而已。

以當時的情況，就算唐宗宋祖、秦皇漢武復生，恐怕也同樣無能為力。

說句題外話，明亡清興一定是歷史的進步嗎？我看未必，所謂“康乾盛世”將中國封建社會推向了頂峰，換個角度，未必不是走進了死衚衕。清王朝末年，列強侵略中國，清軍打了敗仗，竟還有百姓敲鑼打鼓看熱鬧。八國聯軍進北京時，更有百姓推著獨輪車為聯軍運送物資。

這與明朝末年的情況何其相似？百姓們仇恨明朝官府，恐怕遠甚於“永不加賦”的滿清。

究其原因，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