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析了《儒林外史》中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思想、藝術成就。《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章回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書中重點描繪了一群熱衷於功名富貴的儒林醜類，從而揭露和諷刺了科舉制度的腐朽和整個封建道德的虛偽。
全文分引言、本論、結論三個部分。引言概括指出本文研究的重點，引出下文的論述。本論部分從人物形象塑造的思想、藝術成就兩方面發論。小說的思想成就是透過塑造以下幾類典型形象來體現的：一、腐儒的典型——周進、范進；二、貪官汙吏的典型——湯奉、王惠；三、八股迷的典型——馬靜、魯編修。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形象塑造的藝術成就從三方面論述：一是成功的運用寫實主義的諷刺藝術；二是喜劇性與悲劇性的高度和諧統一；三是把生活之醜轉化為藝術之美。結論部分總括全文，進一步明確《儒林外史》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章回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本書在極其廣闊的社會生活背景上，描繪了封建社會的各階層的人物，其中有翰林、進士、舉人、貢生、秀才、江湖名士、封建官吏、鄉紳惡霸、幫閒無賴、富豪，還有藝人、農民、妓女等。小說之所以幾百年來備受人們稱道，與它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取得的思想、藝術成就不無關係。
小說以描寫各類典型人物為其主要特色。作者透過對這些人物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行的描寫，很好的體現了作品的思想內容。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大致有如下幾種型別：
一、腐儒的典型——周進、范進
讀過《儒林外史》的人，總也忘不了書中的周進、范進這兩個人物，他們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別著力塑造的兩個年紀老大而沒有考中科舉的可憐蟲，這是兩個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舉之前都是很窮困的，受盡別人的白眼和嘲諷。
周進六十多歲還是個童生，依靠在村子裡私塾中教書餬口，以後隨姐夫經商記帳，在貢院參觀時，“周進看著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眾人勸著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嗎？好好到貢院來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為甚麼這號啕痛苦是的？’周進也聽不見，只管扶著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眾人心裡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脖子。他哪裡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裡吐出鮮血來。”後來商人們答應為他捐一個監生進場，他就破涕為笑，趴到地上磕頭，表示要變驢變馬來報答他們。
范進也是一個連考二十餘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個從二十歲考到五十四歲才中舉，而心理慘遭巨大摧殘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盡凌辱，他要去考試，岳父胡屠戶罵他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聽到中舉的訊息後，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著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歡喜得發了瘋。直到捱了胡屠戶的耳光之後才清醒過來。多年的願望實現了，從此可以升官發財，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經錯亂呢。
從這兩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科舉制度對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蝕著文士的心靈，使一些文人因迷戀舉業而完全被動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憤和辛酸的筆觸，寫出了他們在人格意識方面的扭曲與墮落。
二、貪官汙吏的典型——湯奉、王惠
如果可憐的讀書人一旦考中了進士，便可以名正言順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憐的讀書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會成為貪官汙吏。其中湯奉和王惠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書中這樣描繪湯知縣：“次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的是一個偷雞的積賊，知縣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裡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來，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個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雞，頭向後，尾向前，捆在他頭上，枷了出去。才出得縣門，那雞屁股裡喇的一聲，屙出一泡稀屎來，從額顱上淌到鼻子上，鬍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將老師父上來，大罵一頓‘大膽狗奴’，重責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和頸子箍得緊緊的，只剩的兩個眼睛，在縣前示眾。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個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門裡就滿是“戥子聲，算盤聲，銀子聲，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裡也是怕的。”
這些官吏就憑藉科舉得意，升官發財，作威作福；而貪狠、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徵。這就進一步暴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整個封建官吏政治的腐敗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馬靜、魯編修
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於是無數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鑽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誠的八股制藝信徒當屬馬靜和魯編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馬二先生，是一個為舉業而耗盡終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終把舉業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業”，他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時候，那時用‘揚言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馬二先生是一個出入考場二十四載，依然以“生員”終身的白丁，但他仍執著的做舉業的熱衷鼓吹者，他“勸導”匡超人說：“古語說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什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
這不僅寫出了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覺，而且也點出了他們不自覺的原因，正在於舉業是他們能做官的唯一途徑，這就觸及了封建社會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個八股迷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歪道。” 魯編修已達到了科舉考試的最高等級，實現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寫他卻是從他在京城清苦得實在混不下去的返鄉途中開始的。他出場後的開場白是：“做窮翰林的人，只望著幾回差使。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賠錢度日。況且弟年將五十，又無子息，只有一個小女，還不曾許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務，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筆來寫這位“成功者”，其畫外音顯然是說，以整個的個人尊嚴和物質生活享受為代價換來的翰林編修之職，除了徒有虛名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僅有對儒林醜類的揭露和諷刺，而且有對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頌。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祿的知識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並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而又安於貧賤，以賣畫為生，不與權貴相與，作者透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制度，“這個法卻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在作者看來，文士們只有像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免於“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為原型寫成的，他不熱衷功名，反對八股科舉，不願做官，被視為“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在他身上蔑視科舉的思想尤為突出。他說“這學裡的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這對封建社會選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諷，也是批判。
他敢於懷疑權威，對儒家經典的解釋者朱熹提出大膽的挑戰。他說“朱文公解經，自是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注，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這其實是對欽定的理論標準“朱注”的否定，也是對朱熹這一權威的否定。
杜少卿輕視禮教，反對歧視婦女，反對納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他仗義疏財，平等愛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儘管從王冕到杜少卿，都並非當時文人生活的真實寫照，但在他們身上，寄託著作者企圖恢復文人群體自尊和優越感覺的強烈願望。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人物典型體現出了不同的思想認識價值。
《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塑造取得的思想成就固然引人注目，其藝術成就也不容忽視。本文試從以下幾方面探討該書人物塑造的藝術成就：
一、成功的運用了寫實主義的諷刺藝術
魯迅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儒林外史》塑造人物形象的諷刺藝術正好體現了這個精神。它以寫實主義的藝術手法描摹人物，從而達到諷刺事態人情的創作目的。《儒林外史》具體的諷刺手法千變萬化，搖曳多姿：或冷嘲熱諷，或不動聲色，或突出其外貌，或剖析其靈魂，或突出其言行不一，“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或描繪其行為的卑鄙無恥，在真實的基礎上加以合情合理的概括和誇張……但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核心即描摹現實。書中所描寫的儒林群醜，他們的醜惡行徑，都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反映。取材於現實而白描直寫，不加任何說明，作者的思想傾向便透過情節和人物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使讀者心領神會，從而達到諷刺事態人情的目的。對哭貢院的周進，中舉發瘋的范進，宣揚舉業的馬二先生，慳吝成性的嚴監生等等，作者均未顯出任何褒貶，作出任何評價，但這些形象本身，無不產生了諷刺效果。
寫實主義諷刺藝術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以現實中的真實人物為原型，從日常生活中選取最足以表現人物的情節和細節，並將這些情節和細節集中使用，以突出諷刺物件的個性特徵。據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統計，以真實人物為原型的人物形象達三十多人。如范進是以蕪湖陶鏞為原型，而以中舉發瘋，居喪外出打秋風，吃大蝦元子，身為主考而不知蘇軾為何人等一系列典型情節和細節，寫出了他的迂腐、庸俗、無能和虛偽。這樣，一系列的情節和細節寫完了，諷刺物件也就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了。
二是善於運用前後矛盾的情節，揭露諷刺物件的言行不一，表裡相悖，讓其當場出醜。如第四回寫嚴貢生正在吹噓自己：“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直，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這時，小廝就來報告他家強圈了人家的豬，被人發現了。一下子揭穿了他貪婪霸道的真面目，他還強辯說：“這口豬原是舍下的。”范進故作孝子狀不用銀鑲的杯子，也不用瓷杯、象牙箸，必換了“白色的竹子筷子”，但吃起來，他卻“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進嘴裡。”真是“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
三是善於運用對比和襯托的藝術手法，以突出諷刺物件的性格特徵。如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前後，梅玖在周進中舉前後的前倨後恭的態度等。這可以從《儒林外史》人物設計的成雙成對中看得十分清楚。如周進與范進，嚴貢生與嚴監生，王仁與王德，秦二侉子與胡八亂子等。
當然，藝術的真實並不排斥誇張，在真實基礎上的誇張，是諷刺所必要的。周進撞號板；范進中舉發瘋；範母一喜而死；嚴監生臨死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嚴貢生因發病鬧船家等精彩描寫，都因合理的誇張，而取得了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從而更真實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起著深刻地批判作用。
由於作者態度的嚴肅和愛憎的分明，他還能針對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諷刺。他對王惠、湯知縣、嚴氏兄弟這批貪官劣紳，是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韃；他對具有誠篤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難，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舉的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諷刺。對受封建禮教毒害很深的王玉輝，作者揭露了他的矛盾心情，同時又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作者的諷刺有時還隨著人物的社會地位和思想品質的變化而分別採取不同的態度。如范進中舉以前，境遇相當可憐，作者雖對他有一定諷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後來，他中了舉，作了官，變得很惡劣，作者的態度也雖之改變，就對他採取了辛辣的嘲諷。
總之，吳敬梓的諷刺藝術不僅分寸掌握恰當，而且能將矛頭直接指向罪惡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人身攻擊。它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
二、喜劇性與悲劇性的高度和諧統一
《儒林外史》對諷刺藝術最大的貢獻就是從儒林群醜可笑的喜劇表面去挖掘其內在的悲劇意蘊，因而取得了與西方十七世紀瓜里尼等人的悲喜劇理論和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悲喜混合的藝術實踐異曲同工的藝術成就。
以周進、范進為例，小說透過二人中舉前後的悲喜劇，揭露了八股制度如何摧殘了士人的心靈，造成他們人格的墮落。他們一個是考了幾十年，連最低的功名也混不到，因而感到絕望而痛不欲生；一個是幾十年的夢想突然實現，結果喜出望外，瘋狂失態。正是對周進、范進二人由可笑到可悲的感受過程，使人們感覺到吳敬梓給可笑注入了辛酸，給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因而更能撩人心緒，發人深思。綜觀全書，它的諷刺人物的喜劇行動背後幾乎都隱藏著內在的悲劇性的內涵。也就是說，吳敬梓是透過喜劇性的形象，直接剖析到八股制藝扭曲文人人格的悲劇性本質。
三、將生活之醜轉化為藝術之美
在現實生活中，醜是美的對立面，可是生活醜在一定條件下（例如藝術創作），能夠與人形成審美關係，也可以成為藝術描寫的物件。經過藝術家正確的審美評價和藝術反映，獨具匠心的加工製作，醜可以在藝術中轉化為藝術美，獲得特殊的審美價值。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描繪了一幅群醜圖，作者有意識地寫醜，讓醜充分地表現自己，在拼命的表現自己中，醜態畢露，自己否定了自己。醜在文學藝術中的美學價值和意義，就在於自己否定自己。《儒林外史》中把生活醜轉化為藝術美的途徑有兩條：
第一，以醜襯美，其目的在於突出美。藝術可以透過美與醜的對比襯托，使美更突出，更鮮明。這就是藝術家透過對生活中醜的事物否定、揭露、批判、鞭撻，實際上是從反面肯定了美，從而給人以美的感染和享受，提高人們辨別美與醜的能力，更好的鼓勵人們投入到祛邪扶正的生活中去。這種以醜襯美的對比效果，主要體現在儒林群醜與王冕、杜少卿等人的對比上。書中的王冕有學問、有操守，不追求功名富貴，安心以放牛賣畫為生，孝敬母親，具有恬淡平和的人生態度。杜少卿“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但他蔑視功名，不求聞達，“眼裡沒有長官，又沒有本家，”一味做“慷慨仗義的事。”這兩個形象與書中那些追名逐利、道德淪喪的文人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二，化醜為美，塑造出藝術的反面典型。透過藝術典型化，可以塑造出藝術的反面典型，使它不同於生活醜，從藝術效果來看，它已經成為美學意義上的美了。所以，羅丹說：“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謂‘醜’，在藝術中能變成非常的美。”劉熙載在《藝概》中也說：“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藝術中的反面典型是一種以其藝術的存在否定自身現實存在的美。《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經過作者的典型化，如同巴爾扎克的《毆也妮·葛朗臺》中的老葛朗臺，果戈理《死魂靈》中的潑留希金，《白毛女》中的黃世仁一樣，成了有名的反面典型形象，具有不朽的藝術價值。難怪在現實生活中，每每遇到特別吝嗇的人，常有人會想到見點著兩莖燈草就閉不上眼睛的嚴監生。但在本書中作者還決非僅僅是對“慳吝”這一性格的諷刺，而是進一步反映出此類文人的心態、品格是如何的猥瑣、反常。
總之，生活醜轉化成藝術美，是人與生活醜在藝術活動中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審美關係，它並不能改變醜的本質。但人們可以透過對生活醜的否定，來表達自己對美的理想的追求和對美的肯定。儘管《儒林外史》中從王冕到杜少卿，到四個“市井奇人”，都並非當時文人生活的真實寫照，而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具體化身。但作者正是透過對追求功名利祿的醜類的否定諷刺，表達了自己的理想追求。
綜上所述，《儒林外史》對中國小說發展的傑出貢獻，不僅在於它透過儒林醜類的人格失落，揭露了八股制藝對中國文化和文人人格的殘害，還在於它利用寫實主義的諷刺手法描繪群醜，從他們可笑的表面挖掘出悲劇的內涵，以醜襯美，化醜為美，使小說成了諷刺文學的典範作品。
本文主要探析了《儒林外史》中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思想、藝術成就。《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章回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書中重點描繪了一群熱衷於功名富貴的儒林醜類，從而揭露和諷刺了科舉制度的腐朽和整個封建道德的虛偽。
全文分引言、本論、結論三個部分。引言概括指出本文研究的重點，引出下文的論述。本論部分從人物形象塑造的思想、藝術成就兩方面發論。小說的思想成就是透過塑造以下幾類典型形象來體現的：一、腐儒的典型——周進、范進；二、貪官汙吏的典型——湯奉、王惠；三、八股迷的典型——馬靜、魯編修。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形象塑造的藝術成就從三方面論述：一是成功的運用寫實主義的諷刺藝術；二是喜劇性與悲劇性的高度和諧統一；三是把生活之醜轉化為藝術之美。結論部分總括全文，進一步明確《儒林外史》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章回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本書在極其廣闊的社會生活背景上，描繪了封建社會的各階層的人物，其中有翰林、進士、舉人、貢生、秀才、江湖名士、封建官吏、鄉紳惡霸、幫閒無賴、富豪，還有藝人、農民、妓女等。小說之所以幾百年來備受人們稱道，與它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取得的思想、藝術成就不無關係。
小說以描寫各類典型人物為其主要特色。作者透過對這些人物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行的描寫，很好的體現了作品的思想內容。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大致有如下幾種型別：
一、腐儒的典型——周進、范進
讀過《儒林外史》的人，總也忘不了書中的周進、范進這兩個人物，他們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別著力塑造的兩個年紀老大而沒有考中科舉的可憐蟲，這是兩個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舉之前都是很窮困的，受盡別人的白眼和嘲諷。
周進六十多歲還是個童生，依靠在村子裡私塾中教書餬口，以後隨姐夫經商記帳，在貢院參觀時，“周進看著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眾人勸著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嗎？好好到貢院來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為甚麼這號啕痛苦是的？’周進也聽不見，只管扶著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眾人心裡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脖子。他哪裡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裡吐出鮮血來。”後來商人們答應為他捐一個監生進場，他就破涕為笑，趴到地上磕頭，表示要變驢變馬來報答他們。
范進也是一個連考二十餘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個從二十歲考到五十四歲才中舉，而心理慘遭巨大摧殘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盡凌辱，他要去考試，岳父胡屠戶罵他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聽到中舉的訊息後，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著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歡喜得發了瘋。直到捱了胡屠戶的耳光之後才清醒過來。多年的願望實現了，從此可以升官發財，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經錯亂呢。
從這兩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科舉制度對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蝕著文士的心靈，使一些文人因迷戀舉業而完全被動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憤和辛酸的筆觸，寫出了他們在人格意識方面的扭曲與墮落。
二、貪官汙吏的典型——湯奉、王惠
如果可憐的讀書人一旦考中了進士，便可以名正言順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憐的讀書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會成為貪官汙吏。其中湯奉和王惠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書中這樣描繪湯知縣：“次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的是一個偷雞的積賊，知縣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裡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來，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個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雞，頭向後，尾向前，捆在他頭上，枷了出去。才出得縣門，那雞屁股裡喇的一聲，屙出一泡稀屎來，從額顱上淌到鼻子上，鬍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將老師父上來，大罵一頓‘大膽狗奴’，重責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和頸子箍得緊緊的，只剩的兩個眼睛，在縣前示眾。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個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門裡就滿是“戥子聲，算盤聲，銀子聲，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裡也是怕的。”
這些官吏就憑藉科舉得意，升官發財，作威作福；而貪狠、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徵。這就進一步暴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整個封建官吏政治的腐敗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馬靜、魯編修
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於是無數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鑽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誠的八股制藝信徒當屬馬靜和魯編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馬二先生，是一個為舉業而耗盡終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終把舉業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業”，他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時候，那時用‘揚言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馬二先生是一個出入考場二十四載，依然以“生員”終身的白丁，但他仍執著的做舉業的熱衷鼓吹者，他“勸導”匡超人說：“古語說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什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
這不僅寫出了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覺，而且也點出了他們不自覺的原因，正在於舉業是他們能做官的唯一途徑，這就觸及了封建社會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個八股迷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歪道。” 魯編修已達到了科舉考試的最高等級，實現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寫他卻是從他在京城清苦得實在混不下去的返鄉途中開始的。他出場後的開場白是：“做窮翰林的人，只望著幾回差使。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賠錢度日。況且弟年將五十，又無子息，只有一個小女，還不曾許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務，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筆來寫這位“成功者”，其畫外音顯然是說，以整個的個人尊嚴和物質生活享受為代價換來的翰林編修之職，除了徒有虛名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僅有對儒林醜類的揭露和諷刺，而且有對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頌。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祿的知識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並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而又安於貧賤，以賣畫為生，不與權貴相與，作者透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制度，“這個法卻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在作者看來，文士們只有像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免於“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為原型寫成的，他不熱衷功名，反對八股科舉，不願做官，被視為“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在他身上蔑視科舉的思想尤為突出。他說“這學裡的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這對封建社會選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諷，也是批判。
他敢於懷疑權威，對儒家經典的解釋者朱熹提出大膽的挑戰。他說“朱文公解經，自是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注，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這其實是對欽定的理論標準“朱注”的否定，也是對朱熹這一權威的否定。
杜少卿輕視禮教，反對歧視婦女，反對納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他仗義疏財，平等愛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儘管從王冕到杜少卿，都並非當時文人生活的真實寫照，但在他們身上，寄託著作者企圖恢復文人群體自尊和優越感覺的強烈願望。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人物典型體現出了不同的思想認識價值。
《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塑造取得的思想成就固然引人注目，其藝術成就也不容忽視。本文試從以下幾方面探討該書人物塑造的藝術成就：
一、成功的運用了寫實主義的諷刺藝術
魯迅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儒林外史》塑造人物形象的諷刺藝術正好體現了這個精神。它以寫實主義的藝術手法描摹人物，從而達到諷刺事態人情的創作目的。《儒林外史》具體的諷刺手法千變萬化，搖曳多姿：或冷嘲熱諷，或不動聲色，或突出其外貌，或剖析其靈魂，或突出其言行不一，“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或描繪其行為的卑鄙無恥，在真實的基礎上加以合情合理的概括和誇張……但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核心即描摹現實。書中所描寫的儒林群醜，他們的醜惡行徑，都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反映。取材於現實而白描直寫，不加任何說明，作者的思想傾向便透過情節和人物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使讀者心領神會，從而達到諷刺事態人情的目的。對哭貢院的周進，中舉發瘋的范進，宣揚舉業的馬二先生，慳吝成性的嚴監生等等，作者均未顯出任何褒貶，作出任何評價，但這些形象本身，無不產生了諷刺效果。
寫實主義諷刺藝術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以現實中的真實人物為原型，從日常生活中選取最足以表現人物的情節和細節，並將這些情節和細節集中使用，以突出諷刺物件的個性特徵。據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統計，以真實人物為原型的人物形象達三十多人。如范進是以蕪湖陶鏞為原型，而以中舉發瘋，居喪外出打秋風，吃大蝦元子，身為主考而不知蘇軾為何人等一系列典型情節和細節，寫出了他的迂腐、庸俗、無能和虛偽。這樣，一系列的情節和細節寫完了，諷刺物件也就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了。
二是善於運用前後矛盾的情節，揭露諷刺物件的言行不一，表裡相悖，讓其當場出醜。如第四回寫嚴貢生正在吹噓自己：“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直，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這時，小廝就來報告他家強圈了人家的豬，被人發現了。一下子揭穿了他貪婪霸道的真面目，他還強辯說：“這口豬原是舍下的。”范進故作孝子狀不用銀鑲的杯子，也不用瓷杯、象牙箸，必換了“白色的竹子筷子”，但吃起來，他卻“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進嘴裡。”真是“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
三是善於運用對比和襯托的藝術手法，以突出諷刺物件的性格特徵。如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前後，梅玖在周進中舉前後的前倨後恭的態度等。這可以從《儒林外史》人物設計的成雙成對中看得十分清楚。如周進與范進，嚴貢生與嚴監生，王仁與王德，秦二侉子與胡八亂子等。
當然，藝術的真實並不排斥誇張，在真實基礎上的誇張，是諷刺所必要的。周進撞號板；范進中舉發瘋；範母一喜而死；嚴監生臨死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嚴貢生因發病鬧船家等精彩描寫，都因合理的誇張，而取得了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從而更真實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起著深刻地批判作用。
由於作者態度的嚴肅和愛憎的分明，他還能針對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諷刺。他對王惠、湯知縣、嚴氏兄弟這批貪官劣紳，是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韃；他對具有誠篤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難，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舉的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諷刺。對受封建禮教毒害很深的王玉輝，作者揭露了他的矛盾心情，同時又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作者的諷刺有時還隨著人物的社會地位和思想品質的變化而分別採取不同的態度。如范進中舉以前，境遇相當可憐，作者雖對他有一定諷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後來，他中了舉，作了官，變得很惡劣，作者的態度也雖之改變，就對他採取了辛辣的嘲諷。
總之，吳敬梓的諷刺藝術不僅分寸掌握恰當，而且能將矛頭直接指向罪惡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人身攻擊。它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
二、喜劇性與悲劇性的高度和諧統一
《儒林外史》對諷刺藝術最大的貢獻就是從儒林群醜可笑的喜劇表面去挖掘其內在的悲劇意蘊，因而取得了與西方十七世紀瓜里尼等人的悲喜劇理論和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悲喜混合的藝術實踐異曲同工的藝術成就。
以周進、范進為例，小說透過二人中舉前後的悲喜劇，揭露了八股制度如何摧殘了士人的心靈，造成他們人格的墮落。他們一個是考了幾十年，連最低的功名也混不到，因而感到絕望而痛不欲生；一個是幾十年的夢想突然實現，結果喜出望外，瘋狂失態。正是對周進、范進二人由可笑到可悲的感受過程，使人們感覺到吳敬梓給可笑注入了辛酸，給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因而更能撩人心緒，發人深思。綜觀全書，它的諷刺人物的喜劇行動背後幾乎都隱藏著內在的悲劇性的內涵。也就是說，吳敬梓是透過喜劇性的形象，直接剖析到八股制藝扭曲文人人格的悲劇性本質。
三、將生活之醜轉化為藝術之美
在現實生活中，醜是美的對立面，可是生活醜在一定條件下（例如藝術創作），能夠與人形成審美關係，也可以成為藝術描寫的物件。經過藝術家正確的審美評價和藝術反映，獨具匠心的加工製作，醜可以在藝術中轉化為藝術美，獲得特殊的審美價值。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描繪了一幅群醜圖，作者有意識地寫醜，讓醜充分地表現自己，在拼命的表現自己中，醜態畢露，自己否定了自己。醜在文學藝術中的美學價值和意義，就在於自己否定自己。《儒林外史》中把生活醜轉化為藝術美的途徑有兩條：
第一，以醜襯美，其目的在於突出美。藝術可以透過美與醜的對比襯托，使美更突出，更鮮明。這就是藝術家透過對生活中醜的事物否定、揭露、批判、鞭撻，實際上是從反面肯定了美，從而給人以美的感染和享受，提高人們辨別美與醜的能力，更好的鼓勵人們投入到祛邪扶正的生活中去。這種以醜襯美的對比效果，主要體現在儒林群醜與王冕、杜少卿等人的對比上。書中的王冕有學問、有操守，不追求功名富貴，安心以放牛賣畫為生，孝敬母親，具有恬淡平和的人生態度。杜少卿“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但他蔑視功名，不求聞達，“眼裡沒有長官，又沒有本家，”一味做“慷慨仗義的事。”這兩個形象與書中那些追名逐利、道德淪喪的文人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二，化醜為美，塑造出藝術的反面典型。透過藝術典型化，可以塑造出藝術的反面典型，使它不同於生活醜，從藝術效果來看，它已經成為美學意義上的美了。所以，羅丹說：“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謂‘醜’，在藝術中能變成非常的美。”劉熙載在《藝概》中也說：“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藝術中的反面典型是一種以其藝術的存在否定自身現實存在的美。《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經過作者的典型化，如同巴爾扎克的《毆也妮·葛朗臺》中的老葛朗臺，果戈理《死魂靈》中的潑留希金，《白毛女》中的黃世仁一樣，成了有名的反面典型形象，具有不朽的藝術價值。難怪在現實生活中，每每遇到特別吝嗇的人，常有人會想到見點著兩莖燈草就閉不上眼睛的嚴監生。但在本書中作者還決非僅僅是對“慳吝”這一性格的諷刺，而是進一步反映出此類文人的心態、品格是如何的猥瑣、反常。
總之，生活醜轉化成藝術美，是人與生活醜在藝術活動中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審美關係，它並不能改變醜的本質。但人們可以透過對生活醜的否定，來表達自己對美的理想的追求和對美的肯定。儘管《儒林外史》中從王冕到杜少卿，到四個“市井奇人”，都並非當時文人生活的真實寫照，而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具體化身。但作者正是透過對追求功名利祿的醜類的否定諷刺，表達了自己的理想追求。
綜上所述，《儒林外史》對中國小說發展的傑出貢獻，不僅在於它透過儒林醜類的人格失落，揭露了八股制藝對中國文化和文人人格的殘害，還在於它利用寫實主義的諷刺手法描繪群醜，從他們可笑的表面挖掘出悲劇的內涵，以醜襯美，化醜為美，使小說成了諷刺文學的典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