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建立之初時，百廢待興，百姓生活困苦食不果腹。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利於國家實行各種富國強兵政策。在這時，道家的黃老之學提倡休養生息，順其自然。於是在文帝與景帝時期非常推崇黃老之學，各行各業都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這個時期被稱為"文景之治"。

到了漢文帝時，國家已經得到了恢復，實行新政等各方面的條件也已經具備。再加上這時北方少數民族屢犯邊境，黃老之學提倡的休養生息已經不適合當時的情況。所以漢武帝由於需要對外征戰，必須實現思想的大一統，維護社會的穩定，鞏固統治，讓各地推薦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被推舉參加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詳細闡述了天人感應，論述了神權與君權的關係，並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漢代思想的大一統，產生的正反兩面影響都非常顯著：

積極方面，思想的大一統，鞏固了華人的國民意識，增強了華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政治統一、民族統一，使得中國在歷經兩千年發展後依然能夠保持秦皇漢武開疆時的基本版圖，無論出現何種形式、多長時間的分裂，華人始終不忘國家統一，並且這種統一的意識幾乎是出自華人天性的要求，無論天南地北，人人皆認為統一是理所當然，人人皆視能為統一做出貢獻為光榮，在分裂與統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奮不顧身、犧牲自我的豪情。這種統一意識與當初所奠定的“大一統”思想，與中國數千來的思想統一，與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感皆一脈相承。

思想的大一統，還對中國兩千年來的民族大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外學者都常常驚異於中國文化偉大的“同化”作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正統政權”、“中原王朝”屢遭侵略，除元、清兩代為非漢族統治外，還有十六國、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逐鹿紛爭的時代，但無論草原文化規模大小，皆最終淹沒、融化在浩浩蕩蕩的中原傳統文化中，這裡，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就真如一個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開胸懷，任你們在我的懷抱裡折騰，反正大家終究免不了中華民族、華人的心理認同，從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卻很難有本質上對中國的撼動。

但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簡單地講，首先，儒學佔據正統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學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維方式不僅不得光大，甚而漸漸失傳，大大壓縮了華人的哲學思維空間。

其次，獨尊儒術，使得華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傑都將精力投注於弘揚儒學，結果中國文化呈現出精光凝聚的現象，最終，儒學是越來越精緻，但其衍生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也越來越多，這種文化因成熟過度而走向了糜爛，走向了極度保守，所以，聞一多先生說：簡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國的盛世時間一長，就要走向腐敗，必得外來文明的衝擊，才能獲得新鮮血液，才能注入興奮劑，重新容光煥發，光彩照人。

董仲舒尊儒學的主觀願望是好的！

儒學客觀地講，確實是一把人類心靈的清潔刷！大意展開宏大精深！本人不敢妄淪！抱歉！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儒身份毋庸置疑。漢武帝時期，董仲舒開始得到重用，當時的政治拋棄黃老之學，重用儒家一家學問治理國家，對於幾百年的春秋戰國和以法家統一的秦國來說，無疑是比較大的變革，成果斐然。

但是別忘了，當時也有淮南子，也有道學方士興起的時期，儒學相比較黃老之學，更像是認為雕琢的一件珍寶，黃老之學是天然的美玉，是宇宙自然造就的珍品。

對於後世的影響來看，我認為為儒獨尊，事破壞了中華民族整個體系的，他人為的把儒家從傳統各種學說搬入統治階級富麗堂皇的廟堂裡，其實就連孔子自己也是始料未及吧，也不會認為是件好的事情。

儒學本身是中華民族黃老師學在某一個方面的深入論述，但是自從進了廟堂，開始斷章取義，被統治階級別有用心的模糊概念了！導致自漢以來，各個政權找到了統治和愚弄的工具，他們都在感嘆，這個儒學真實個統治教化百姓的好工具，從此愈演愈烈！

當然，我們站的立場不一樣，觀點自然不同，我覺得儒學在一定程度上讓以漢族為首的統治穩定，導致文化興盛，經濟發達領先於全世界幾千年，但是，中華民族的心胸是廣大的，尤其真的聖賢是以全人類為立足點的，黃老之學實現世界大同，從這點看，為儒獨尊是失敗的，是小家子氣的。但是有幾個人可以實現世界大同，套用現在的一句話，有理想總比沒有強吧，而且，黃老之學是真的不經雕琢的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彙集，它是人類的根本。

以上一家之談，各位朋友斧正！

18世紀（1700~1799）中誕生了一大批科學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學家、探險家等，他們開啟了偉大的啟蒙運動，這一運動從法國開始，遍佈歐洲，影響世界（法語為光明運動），所以這個世紀在歐洲被稱為光明世紀，這100年，歐洲人崇尚自由、人權、民主、民主革命此起彼伏，推翻了封建貴族壓迫，打倒了封建迷信思想，建立了啟蒙思想影響下的新國家，英國君主立憲、法國民主共和，美國三權分立之聯邦，人人以新思想為榮，大思想家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常是各國國王的坐上賓，頗有春秋戰國時中國百家爭鳴的模樣。各種新思想如夜空中的明星，照耀世界，開啟了天翻地覆般的新時代。政治、軍事、文化、工業、農業、手工業、貿易全面發展，並遠遠的把東方大國甩在了身後！

而18世紀的東方大國，卻還醉心於儒家的學說，獨尊了近2000年，扼殺了數不盡的新思想，不知科學為何物，不知世界有多大，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正如拿破崙所說，中國是頭沉睡的雄獅，一直在做著天朝的美夢。

要看一種思想學說好不好，就要用實踐去檢驗，兩國交戰，孰強孰弱，一打便知。任何一種學說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所以獨尊是錯誤的，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獨尊本身比儒術更愚蠢。只有思想的自由才能開啟民智，集中民力。小到一個企業，大到一個國家，如果不能集思廣益，不能自由發表意見，就不能進步，唯我獨尊不是智慧。

世界在不斷髮展，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今天的中國已經覺醒，再也不是獨尊儒術的中國，反觀今天的美國，卻在唯我獨尊，奉行不得人心的霸道。

儒家要想適應世界發展，就要不斷推陳出新，不能只知拾人牙慧，不思進取。我自幼喜歡儒家經典，四書五經不離左右，那時只是一個人偷偷的讀，怕人看見笑話，自己在放暑假寒假的時候讀論語孟子，一天只吃一頓飯，不覺飢餓。現在國家鼓勵讀經典，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增強民族自信，難能可貴，必須大力支援！但需要注意的是，傳統文化包含儒家但不等於儒家，儒家是其中一部分，還有法家、道家、兵家、墨家等，萬不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百家爭鳴無窮盡，好學不為得功名，

男兒鐵骨天造就，倒海翻江不作臣。

放眼世界疾變化，不思進取必捱打，

創新源於真自由，守舊不是好藥方。

若問未來勢如何，二十年內見分曉，

西方不亮東方亮，莫笑土雞變鳳凰。

一曰民心二曰法，善惡不讓人糾結，

三曰經濟四曰軍，軟硬實力很囂張。

五曰教育六曰文，文明覆興到漢唐，

七曰人才八曰量，國將霸者士皆歸。

九曰巨龍常開口，來者不拒幹到服，

凡事有利有弊。秦漢以前中原紛爭不斷，國家統一和民族意識還都比較弱，從這個角度看，儒學對中華大一統是有大功的。至於說到弊端，有人說儒家獨大禁錮了思想自由，這些未免過於武斷了：真正禁錮思想自由、阻礙開啟民智的是封建王朝統治者，而且早期的儒學是開放包容的，是歷朝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需要加以塗改修飾，逐漸發展到今天的模樣。從漢初董仲舒搭上統治階級伊始，就註定了儒學雖然成為顯學，但是再也不可能真正的自由獨立生長，其流傳到今天還能儲存當年孔夫子的幾分真意，都很難說了

董仲舒確實是一個極具爭議的歷史人物，因為他的推動，漢武帝劉徹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這一事件的影響竟是如此深遠，乃至於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獨尊儒術”的實施毫無疑問具有積極的意義。它結束了自戰國以來紛亂的思想衝突，使得中華帝國第一次有了儒學這樣一個正統的國家意識形態。從此，知識階層以忠君愛國為己任，思想歸於統一，國家統治秩序穩定，封建帝制保留了兩千年，直接促成了中華文明綿延至今。

然而，“獨尊儒術”壟斷了仕途，成為了政治的附庸。從此，儒學不再是一門活躍的思想學派，而是成為了知識階級尋求個人前途的工具。“罷黜百家”的做法更是直接導致了思想的禁錮，傳統的墨家思想全面消亡，道家則完全轉入地下，儒學從此一家獨大，華人的創造力遭受壓制，完全讓位於官本位。直到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全面戰勝了古老的中國，儒學才逐漸失去了霸主的地位，讓位於西方的科學。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

就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言，它的好處在於有利於維護階級統治，確切說是有利於維護一家一姓之江山。因為它的主旨和“周禮”一脈相承，根本方式是在全社會確立起一種主流思潮，最終目的是建立一種階級秩序，並將所有人的言行舉止都納入這一秩序中來，比如“君權天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兒子聽老子的，大臣聽帝王的，帝王聽老天爺的——這麼一來，最省事最省心的是帝王家，僅僅透過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就實現了對帝國和臣民的統治。

但其不利之處也顯而易見——借官方的力量排除異己，消滅不同聲音，只留下有利於維護階級統治的思想於世，代價則是扼殺整個民族的思想活力、創造力甚至精氣神。換言之，用一個民族的未來換取“家天下”的穩固。

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於一時，卻不利於一世。

一、這一理論的背景

西漢中前期，儒學的地位其實很尷尬，雖然比先秦時期好了點，但仍然是不上不下，進退維谷，因為那個時候最吃香的是法家和道家。像劉邦，他一是自己沒什麼文化，二是憑武功得了天下，所以他看不起那群天天搬弄文字、搞形而上的儒生。他不光叫人家“豎儒”（估計應該是從“豎子”來的），還一見面就把人家的帽子摘下來往裡面撒尿。但後來他卻首先嚐到了儒家的甜頭，這就是叔孫通制“禮儀”。老先生根據周禮，制定了“趨”、“叩”等一大批繁文縟節，並逼著大臣們去學，幾遍下來，周勃、樊噲們都不敢和劉邦隨便說笑甚至沒大沒小了。叔孫通透過“禮儀”劃分了君臣的等級、次序，把帝王的威嚴給展現了出來，讓劉邦第一次享受到了做帝王的樂趣。劉徹其實也不喜歡儒家，他最喜歡的首先是法家，所以郅都、張湯等酷吏大行其道；其次他喜歡能打仗的，所以衛青、霍去病、趙充國們脫穎而出。但是，劉徹畢竟雄才大略，他敏銳地看到治理國家僅靠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是遠遠不夠的（秦始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同樣重要（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點接近這個意思，但一方面太皮毛，另一方面太霸道）。而此時董仲舒適時而出，兩人風雲際會，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從此形成。

二、這一理論的積極作用

限於篇幅，對儒家的“仁”、“義”、“中庸”等大而化之的理論略過不提，這裡只就具備普遍意義、與中國基本社會關係息息相關、作為紐帶連線的部分作一簡要論述。

在西方社會中，因為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和對契約精神的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對鬆散，所以，他們一直強調相互之間物質利益的均衡性和不衝突性，而對於我們最為注重的情感連線作用則極少考慮。

我們的儒家文化則不同。首先，它誕生於農耕文明，農耕活動的群體性特徵從一開始就把人置於社會關係中，也就是說，每個人從一降生就不是孤立的，從家庭到社會，一直非常重視血緣情感上的紐帶連線。其次，從“父子”到“君臣”，從親情到國家感情，從家庭倫理到社會倫理，儒家自下而上建立起一套結構嚴整的社會關係網路，後又透過官方“認證”，進而上升為國家社會系統。時至今日，除了家庭觀念還是影響我們社會行為的最大因素之一外，從家庭推廣至國家的利益關係，保證了我們這個民族從家族榮譽到集體榮譽再到國家榮譽的連續性和一致性——而這種一致性最後帶來的則是一個民族的內在凝聚力。因此，我們國家從黃帝時期的彈丸之地開始，一步步拓展到今天這個模樣，雖然經歷過數次外族入侵和被分裂，但基本保持了思想的獨立、文化的延續和領土的完整，而沒有像古羅馬、馬其頓、波斯等帝國那樣匆忙而短命。

三、這一理論的負面影響

（一）對皇權專制的維護。專制，對於帝王來說是天大的好事，從周公、孔子、韓非子到董仲舒一直致力於這項工作，而且由於“工作實績突出”，孔子還進了廟、封了號、吃上了冷豬肉。但是，這一點對於民眾來說則是噩夢。首先，專制體制下，法治是空談，因為除了“刑不上大夫”外，最後的表決權在皇帝手裡，像“我爸是李剛”就是這一思想的遺毒。其次，專制體制下，人權是空談，所有的話語權都掌握在一家一姓手裡，碰到個好皇帝還好（如唐太宗），要碰到個胡亥、蕭寶卷這樣的老百姓哭都沒地方去。第三，專制體制下，民主是空談，“一言堂”，一把手說了算，哪來的民主？

（二）對思想的鉗制。這一點的惡劣影響更甚於對皇權的維護，如前所說，因為它影響的不是哪一代江山，而是一個民族的未來。

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兩次思想和學術的大爆發，一次是春秋戰國，另一次是民國，原因就是“王室衰微”。中央權威的喪失，不僅導致了對行政控制力的弱化，更導致了對思想言論控制力的弱化，也就是葛優說的“人心散了”。與專制相反的是，這一點對統治階級來說是噩夢，而對於文化來說則是春天。於是，道家、法家、墨家、儒家、名家、兵家、雜家、陰陽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中國文化史迎來了一次“大爆炸”，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下華人的智慧和創造力。至於二十世紀初期的那次，雖然也體現了“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卻只能算是對春秋戰國思想“大爆炸”的一次集中“消化”，也就是還在老祖宗劃定的圈裡面轉悠，幾乎沒有向前一步。

遺憾的是，數千年中國歷史，類似的情況卻只出現過這麼兩次，更多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朱元璋“八股取士”以及清代“文字獄”。在這幾次思想鉗制活動中，如果說前幾種還相對溫和的話（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只是針對欺騙他長生不老的方士和術士），那麼最後“我大清”從康熙開始的“文字獄”則毫無原則甚至毫無人性，它是透過血腥屠殺的白色恐怖來實現對臣民肉體和思想的“雙重控制”，以達到完全喪失其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目的。那群韃子成功了，到大清滅亡的時候，不僅很多“遺老遺少”因為做不成“奴才”而捶胸頓足、痛不欲生、尋死覓活，更造成了全民族的“萬馬齊喑”。

為什麼？

因為經過了二百多年的鉗制，這個民族不僅已經喪失了部分語言能力，更已經喪失了思想活力和創造力。先別說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的全面落後於西方，僅以文學為例，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有春秋諸子百家，有唐詩宋詞元曲晉字漢文章，而整個“我大清”能拿得出手的文學體例和文章大家有幾個？納蘭、曹雪芹，然後還有誰？

所以，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皇權之幸，是民主之悲！

董仲舒獨尊儒學，對後世的好處大還是壞處大？當然是好處大。在董仲舒之前，儒家著名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與荀子，不遺餘力地推行儒學，但難有成就。

孔子，56歲時，又升任魯國代理宰相，執政僅三個月就下野，離開魯國後，周遊列國進行演講。由於孔子政治理想，與追求短期利益的，帝王的“霸道”統治不相符合，歷經十四載不得重用。於是於68歲時返回魯國，開始著書立說。

孟子，45歲時，率領弟子出遊各國，在幾十個國家之間，來回轉圈，儘管懷著遠大的政治抱負，但是他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而他的政治主張，卻無法被帝王接受，可謂一身襟袍未曾開，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書。

荀子，50歲時，開始遊學於齊國，他的國家治理觀念，雖然沒有被帝王接受，但是卻被入室弟子，韓非、李斯成功地實踐，亦因為他的兩名弟子，皆為法家代表人物，可見儒家到荀子這兒，至少已經吸收了法家的治理理念，集各派思想之精華。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的核心思想則是“義”，而荀子的核心思想，則是“禮”，禮治與法制的相結合，進一步完善了儒家思想。但是充其量，他們就是個江湖遊醫，說得對吃我的藥，說得不對分文不取。更像個懷才不遇的打工者，為求高薪而四處碰壁。

而董仲舒則不然，利用其在漢景帝身邊，做博士的機會，投皇家其所好，以儒家思想為中心，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被而且急需統一思想，具備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採納，成為官方語言，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董仲舒對儒家的貢獻，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