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抓人，先從告狀說起吧。

看戲時，劇情之中，凡是有越級告狀的情景，很多時候，被攔截的官員，都會有一段臺詞，我記得爛熟，張口便來：

州有州官，縣有縣衙，哪裡所管，哪裡去告！

不過，這話說完之後，大多數情況下，劇情的發展還是：那位被攔截的官員，對上告的案子照接不誤。

既然會接案子，那麼，被攔截的官員，為什麼還要那麼說呢？

其實，這也是在向民眾表明一個態度：

（一）管理是分層級的，不同的層級，有不同的許可權和職能；

（二）在下級管理層級中能夠解決的問題，就在下級解決，不要動不動就想要越級處理；

（三）下級實在處理不了了，也要一級一級、層層遞進，不能跳級、不可越級。

不過，話說回來，在現實當中，對於越級上告的處理辦法，大多是時候，又是從上到下，一級一級地分發下去，進行處理。

這樣說來，似乎越級上告就沒有意義了。

其實不然。

因為，越級之後，下級管理機構處理起相關案件來，就會有壓力，即使上級不說話、不參與，只要是上級機構分發下來的案件，下級機構的重視程度，就會完全不一樣，其處理過程，也會更加謹慎。

說完上告分級管理之後，再看一看案件的分級執行。

案件的分級執行中，一個重要的執行環節，就是人犯的抓捕。

關於抓捕的具體情況，就不說了。

這裡，可用具體案例來說明。

比如說，發生在某縣的案子，人犯逃到了同省的另外一縣、逃到了外省的某地，或者逃到了京城等，某縣能不能直接就去人犯逃去的當地，進行抓捕？

就資料看，似乎沒有那麼簡單和容易。

下面，來說一件清朝的案子。

透過這個案子：

看一看，縣衙到京城抓人是怎樣的情景？

看一看，縣衙能不能到京城直接抓捕？

看一看，這個過程中，又牽涉出了怎樣的案子？

同時，也請大家想一想：

清朝真的就無法無天嗎？

跨界抓捕，在清朝可以很隨意嗎？

在清朝之後，還有沒有出現過跨界抓捕的情景，其結果，又是如何呢？

接下來，就透過具體案例的分析，來回答其中的部分疑問吧。

本案出自清人陳恆慶《諫書稀庵筆記》中的《張文田》一節。

首先，需要說一說人物的身份。

這位人物，不是別人，正是筆記作者陳恆慶。

陳恆慶曾擔任清廷的巡城御史，負責京師中城的管理工作。

既然說到巡城御史，那麼，就簡單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巡城御史為明代職官，清初亦沿襲，隸屬於都察院，負責巡查京城內東、西、南、北、中五城的治安管理、審理訴訟、緝捕盜賊等事，並設有巡城御史公署，稱“巡視東城察院”、“巡視西城察院”、“巡視南城察院”、“巡視北城察院”、“巡視中城察院”等。各城都設有兵馬司，每司又分為二坊。

因為陳恆慶有此職務，所以，陳恆慶才有機會接觸此案件，後來，才有相關記載。

話說，當年陳恆慶擔任清廷的巡城御史，在巡視中城時，碰到一個案件。

這個案件的起因，是良鄉縣捕獲了一名大盜，此人名叫馬海。

良鄉縣衙在審訊馬海的過程中，馬海供說，儒生張文田是自己的同夥。

馬海的捕獲地點是良鄉縣。

良鄉縣，其故城在今北京市房山區竇店村西一里，尚存遺址。明朝初期，良鄉縣隸屬北平府；明成祖（朱棣）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良鄉縣隸屬順天府。滿清取得政權之後，良鄉縣的隸屬，因襲明朝，未作變動。

馬海被捕獲之後，供出儒生張文田。

但是，此時張文田不在良鄉縣，他正好在京城。

張文田的具體所在，是巡城御史陳恆慶分管的京師中城地界。

良鄉縣錄了馬海的口供之後，因案件重大、事情緊急，所以，良鄉知縣馬上差遣衙役，進京對張文田進行抓捕。

良鄉縣衙進京抓捕張文田的過程，不知是因為著急、疏忽、或者有意，總之，是有些瑕疵的。那就是：進京抓捕張文田的衙役，沒有攜帶關文。

所謂關文，就是古代官府間相互質詢時所用的一種文書。到清朝時，關文的用途進一步擴大，凡府、廳、州、縣正印官行文佐貳、佐雜，府、廳、州、縣與兩司首領相互行文，都要用關文。

良鄉縣的衙役跑到京師抓捕的時候，張文田正在京師中城的天橋上找人算卦。衙役問明張文田的身份、確定就是其人後，馬上就收捕了他。衙役帶了張文田，就要離開京師中城。

當時的五城巡兵，發現有良鄉縣的衙役在中城抓了人，還要帶走。他們不允許衙役這麼做，不讓良鄉縣的衙役隨便把人帶走。

其原因是：良鄉縣的衙役雖然也是在辦理公事，但是，程式和手續不完備。良鄉縣沒有關文照會城中，沒有要求巡城官兵協同緝捕。這是不符合制度的、是違反規定的。

發生在京師中城地界上的事，最後，還是要中城的巡城御史來定奪。

陳恆慶得知此事之後，他讓巡兵將張文田傳至城中的察院。

張文田到了察院之後，陳恆慶仔細看了看他。在陳恆慶的眼中，張文田就是一位文雅的儒士，看不出有歹人的做派和習氣。

當然，人不可貌相。既然已經有良鄉縣的衙役追捕至京師中城，那麼，案子還是要處理的。

陳恆慶安排，先將張廣田安置在察院吏房之中。然後，又吩咐良相縣的衙役回縣，並押送馬海前來京師指認。

幾天之後，良鄉縣的衙役押送馬海，到了京師中城的察院。

陳恆慶命令巡兵，先把把張文田帶進五城看押房的眾人之中；然後，安排帶馬海在眾人之中指認哪一個是張廣田。

馬海進入看押房之後，一看，裡面全都是人，他看了半天，也認不出哪一個是張廣田。

於是，陳恆慶知道，馬海所供，必然有詐，就訊問他道：

“你既然認不出張廣田，就說明你不認識他。你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攀扯他入案、妄圖害他呢？”

馬海只能老實回答說：

“小民曾經和他有些仇怨！”

至此，案子已經全然清楚。

於是，陳恆慶命良鄉縣的衙役帶馬海回良鄉縣處置，他當場便釋放了張文田。

如果不是五城巡兵不允許良鄉縣的衙役在京師抓捕並帶人回縣，如果不是陳恆慶安排五城看押房的指認，想來，張文田的身家大概就無從保全了。

雖然只是單一案件，雖然只是孤證，但是，還是可以看出些門道來的。一切，並不會混亂的，而是有序的。

有人說，張廣田一案的處理手法有點像《白綾記》。

那麼，《白綾記》又是怎樣呢？

查詢資料，京劇有《審李七》，一名《白綾記》。

著名大盜李七，與秀才王良狎妓時爭風吃醋，積下嫌怨。後來，因搶劫皇綱銀一案告破，李七為其中的要犯之一，他被逮入獄。其時，該案的首盜逃逸未獲，州官多次用刑，逼李七供出首盜姓名及避匿之地。李七受刑時，遂生陷害王良之心。他誣陷王良，將其攀扯入案。州官拘捕王良到案，王良喊冤，堅決不認。州官也懷疑王良不像是盜匪，於是，就命令王良扮作衙役，讓李七當面質認，試探其中的虛實真偽。沒想到，李七與王良雖在妓院之中的燈下見過一面，但是，他對王良的記憶，並不清楚。所以，李七一時無法指認。但是，李七奸巧，他使用詭詞激罵李七，暗中觀察眾人神情。王良自知不能隱匿，只得挺身而出，與李七辯質。誰知，李七又偽稱，說是當時分贓，還剩下一匹白綾，被王良拿去，作裹腿之用，並請李七當堂脫靴查驗。州官令王良脫靴露腿，發現王良果然用白綾裹腿。至此，王良百口莫辯其冤。州官不加細察，以為證據確鑿，遂動用大刑，勒逼王良招供認罪，完結案件。其實，李七與王良在院中鬨鬧時，王良曾飛腿去踢李七，因靴子脫落，露出裹腿白綾，被李七瞧見，所以，李七才能藉以作贓證。

說這兩個案子相似的人，還說：

兩個案子的結果不同，只是因為《白綾記》中的李七善罵，而本案中的馬海不善罵罷了。

“其實，罵不罵，都沒有什麼作用。以前的人，被人家罵，他會被激怒；現在的人，被人家罵，他當作是一種享受！今非昔比，人們對被罵的態度已經大相徑庭了！”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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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抓人，先從告狀說起吧。

看戲時，劇情之中，凡是有越級告狀的情景，很多時候，被攔截的官員，都會有一段臺詞，我記得爛熟，張口便來：

州有州官，縣有縣衙，哪裡所管，哪裡去告！

不過，這話說完之後，大多數情況下，劇情的發展還是：那位被攔截的官員，對上告的案子照接不誤。

既然會接案子，那麼，被攔截的官員，為什麼還要那麼說呢？

其實，這也是在向民眾表明一個態度：

（一）管理是分層級的，不同的層級，有不同的許可權和職能；

（二）在下級管理層級中能夠解決的問題，就在下級解決，不要動不動就想要越級處理；

（三）下級實在處理不了了，也要一級一級、層層遞進，不能跳級、不可越級。

不過，話說回來，在現實當中，對於越級上告的處理辦法，大多是時候，又是從上到下，一級一級地分發下去，進行處理。

這樣說來，似乎越級上告就沒有意義了。

其實不然。

因為，越級之後，下級管理機構處理起相關案件來，就會有壓力，即使上級不說話、不參與，只要是上級機構分發下來的案件，下級機構的重視程度，就會完全不一樣，其處理過程，也會更加謹慎。

說完上告分級管理之後，再看一看案件的分級執行。

案件的分級執行中，一個重要的執行環節，就是人犯的抓捕。

關於抓捕的具體情況，就不說了。

這裡，可用具體案例來說明。

比如說，發生在某縣的案子，人犯逃到了同省的另外一縣、逃到了外省的某地，或者逃到了京城等，某縣能不能直接就去人犯逃去的當地，進行抓捕？

就資料看，似乎沒有那麼簡單和容易。

下面，來說一件清朝的案子。

透過這個案子：

看一看，縣衙到京城抓人是怎樣的情景？

看一看，縣衙能不能到京城直接抓捕？

看一看，這個過程中，又牽涉出了怎樣的案子？

同時，也請大家想一想：

清朝真的就無法無天嗎？

跨界抓捕，在清朝可以很隨意嗎？

在清朝之後，還有沒有出現過跨界抓捕的情景，其結果，又是如何呢？

接下來，就透過具體案例的分析，來回答其中的部分疑問吧。

本案出自清人陳恆慶《諫書稀庵筆記》中的《張文田》一節。

首先，需要說一說人物的身份。

這位人物，不是別人，正是筆記作者陳恆慶。

陳恆慶曾擔任清廷的巡城御史，負責京師中城的管理工作。

既然說到巡城御史，那麼，就簡單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巡城御史為明代職官，清初亦沿襲，隸屬於都察院，負責巡查京城內東、西、南、北、中五城的治安管理、審理訴訟、緝捕盜賊等事，並設有巡城御史公署，稱“巡視東城察院”、“巡視西城察院”、“巡視南城察院”、“巡視北城察院”、“巡視中城察院”等。各城都設有兵馬司，每司又分為二坊。

因為陳恆慶有此職務，所以，陳恆慶才有機會接觸此案件，後來，才有相關記載。

話說，當年陳恆慶擔任清廷的巡城御史，在巡視中城時，碰到一個案件。

這個案件的起因，是良鄉縣捕獲了一名大盜，此人名叫馬海。

良鄉縣衙在審訊馬海的過程中，馬海供說，儒生張文田是自己的同夥。

馬海的捕獲地點是良鄉縣。

良鄉縣，其故城在今北京市房山區竇店村西一里，尚存遺址。明朝初期，良鄉縣隸屬北平府；明成祖（朱棣）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良鄉縣隸屬順天府。滿清取得政權之後，良鄉縣的隸屬，因襲明朝，未作變動。

馬海被捕獲之後，供出儒生張文田。

但是，此時張文田不在良鄉縣，他正好在京城。

張文田的具體所在，是巡城御史陳恆慶分管的京師中城地界。

良鄉縣錄了馬海的口供之後，因案件重大、事情緊急，所以，良鄉知縣馬上差遣衙役，進京對張文田進行抓捕。

良鄉縣衙進京抓捕張文田的過程，不知是因為著急、疏忽、或者有意，總之，是有些瑕疵的。那就是：進京抓捕張文田的衙役，沒有攜帶關文。

所謂關文，就是古代官府間相互質詢時所用的一種文書。到清朝時，關文的用途進一步擴大，凡府、廳、州、縣正印官行文佐貳、佐雜，府、廳、州、縣與兩司首領相互行文，都要用關文。

良鄉縣的衙役跑到京師抓捕的時候，張文田正在京師中城的天橋上找人算卦。衙役問明張文田的身份、確定就是其人後，馬上就收捕了他。衙役帶了張文田，就要離開京師中城。

當時的五城巡兵，發現有良鄉縣的衙役在中城抓了人，還要帶走。他們不允許衙役這麼做，不讓良鄉縣的衙役隨便把人帶走。

其原因是：良鄉縣的衙役雖然也是在辦理公事，但是，程式和手續不完備。良鄉縣沒有關文照會城中，沒有要求巡城官兵協同緝捕。這是不符合制度的、是違反規定的。

發生在京師中城地界上的事，最後，還是要中城的巡城御史來定奪。

陳恆慶得知此事之後，他讓巡兵將張文田傳至城中的察院。

張文田到了察院之後，陳恆慶仔細看了看他。在陳恆慶的眼中，張文田就是一位文雅的儒士，看不出有歹人的做派和習氣。

當然，人不可貌相。既然已經有良鄉縣的衙役追捕至京師中城，那麼，案子還是要處理的。

陳恆慶安排，先將張廣田安置在察院吏房之中。然後，又吩咐良相縣的衙役回縣，並押送馬海前來京師指認。

幾天之後，良鄉縣的衙役押送馬海，到了京師中城的察院。

陳恆慶命令巡兵，先把把張文田帶進五城看押房的眾人之中；然後，安排帶馬海在眾人之中指認哪一個是張廣田。

馬海進入看押房之後，一看，裡面全都是人，他看了半天，也認不出哪一個是張廣田。

於是，陳恆慶知道，馬海所供，必然有詐，就訊問他道：

“你既然認不出張廣田，就說明你不認識他。你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攀扯他入案、妄圖害他呢？”

馬海只能老實回答說：

“小民曾經和他有些仇怨！”

至此，案子已經全然清楚。

於是，陳恆慶命良鄉縣的衙役帶馬海回良鄉縣處置，他當場便釋放了張文田。

如果不是五城巡兵不允許良鄉縣的衙役在京師抓捕並帶人回縣，如果不是陳恆慶安排五城看押房的指認，想來，張文田的身家大概就無從保全了。

雖然只是單一案件，雖然只是孤證，但是，還是可以看出些門道來的。一切，並不會混亂的，而是有序的。

有人說，張廣田一案的處理手法有點像《白綾記》。

那麼，《白綾記》又是怎樣呢？

查詢資料，京劇有《審李七》，一名《白綾記》。

著名大盜李七，與秀才王良狎妓時爭風吃醋，積下嫌怨。後來，因搶劫皇綱銀一案告破，李七為其中的要犯之一，他被逮入獄。其時，該案的首盜逃逸未獲，州官多次用刑，逼李七供出首盜姓名及避匿之地。李七受刑時，遂生陷害王良之心。他誣陷王良，將其攀扯入案。州官拘捕王良到案，王良喊冤，堅決不認。州官也懷疑王良不像是盜匪，於是，就命令王良扮作衙役，讓李七當面質認，試探其中的虛實真偽。沒想到，李七與王良雖在妓院之中的燈下見過一面，但是，他對王良的記憶，並不清楚。所以，李七一時無法指認。但是，李七奸巧，他使用詭詞激罵李七，暗中觀察眾人神情。王良自知不能隱匿，只得挺身而出，與李七辯質。誰知，李七又偽稱，說是當時分贓，還剩下一匹白綾，被王良拿去，作裹腿之用，並請李七當堂脫靴查驗。州官令王良脫靴露腿，發現王良果然用白綾裹腿。至此，王良百口莫辯其冤。州官不加細察，以為證據確鑿，遂動用大刑，勒逼王良招供認罪，完結案件。其實，李七與王良在院中鬨鬧時，王良曾飛腿去踢李七，因靴子脫落，露出裹腿白綾，被李七瞧見，所以，李七才能藉以作贓證。

說這兩個案子相似的人，還說：

兩個案子的結果不同，只是因為《白綾記》中的李七善罵，而本案中的馬海不善罵罷了。

“其實，罵不罵，都沒有什麼作用。以前的人，被人家罵，他會被激怒；現在的人，被人家罵，他當作是一種享受！今非昔比，人們對被罵的態度已經大相徑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