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是表意字演變而來的。換句話說：漢字即為圖片。理論上應該是最好學習的文字。可是，幾千年的演化已經讓漢字從圖畫演變為抽象了！抽象的演化過程，伴隨著歷史的認知的不同。華人自己都沒有完全理解自己對世界認識的變化的過程！你怎麼指望一個沒有中國文化薰陶的外華人覺得中文好學啊！

沒有找到漢字的認知規律

有兩個問題困擾華人數千年：一是吃不飽，二是吃不了。吃不飽是指缺糧食，饑荒、動亂、戰爭多與“吃不飽”有關；吃不了是指漢字，愚昧落後多與“吃不了”有關。一個人要學會用漢字表情達意，差不多要花半輩子的時間與精力，還不一定能學好。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精神耗損與智慧浪費。綠色革命解決了吃不飽的問題，但吃不了的問題依然存在。究其原因是至今未能找到漢字的認知規律。現存的文字理論，包括“新六書”“舊三論”“新三論”，大多在漢字面前顯得蒼白無力，無法規範漢字。

漢字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奇觀之一。漢字與時俱進，萬古長宜，是唯一跨越人類文明史上實物交換、能量交換、資訊交換三大時空的表意文字。一種生命力如此強大的文字沒有認知規律是不可思議的。偉大的漢字與神奇的《易經》伴生，有跨越時空的高超思想起點。漢字與卦形一樣，以簡單有限（卦形只陰陽二爻；漢字只八畫）的符號組合“效天下之要”。據象聯想、據象選擇、據象組合、據象定義、據象引申是卦形與漢字的共同特徵。《易》為靈魂，字為載體。不懂《易經》的基本原理，難解漢字；不通漢字，難以正解經典，難以弘揚中華文化。

文字是社會的公器，字典是文字的典範。字典要體現文字的本質特徵，要有歷史承傳，要儘可能減少錯訛，成為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有效工具。現行字典凝聚著老一輩專家學者的心血，對人們讀書治學幫助很大。但現行字典也存在一些通病，一是迴避漢字的音、形、義通解，只做注音與釋義兩項工作，漢字在漢語字典裡成了一大堆剝離思想文化的難認、難寫、難解、難懂的標音框義符號。於是，學漢字被公認為“天下之至難”。二是忽視漢字讀音的意義，字與字、義項與義項之間關聯甚少，無法貫通；釋義只給結果，不究根源與過程，學者查字典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無形象依託的概念是很難理解的，失去造字形象，人們學習漢字，只能孤立地死記硬背，枯燥無味，極易遺忘。三是不析形審音，字義不是從字源上推匯出來，而是從文獻資料中歸納而來，定義模糊不清，錯訛較多，謬種流傳。國運興，漢字興。當今世界“漢語熱”已經形成，學“漢字難”的問題卻沒有解決。盛世修典，編一部體現漢字認知規律的字典，傳播中華文化，是時代的迫切要求。

筆者從《易經》的思維方式與表達方法中，從“舊六書”中發現了漢字的認知規律：天人合一，散點透視；構形會意，諧音補義；形聲相生，音義相轉。筆者以之作指導，編撰《中華字通》。這部字典借鑑甲骨文學、金石學、訓詁學成果，以《新華字典》為藍本，對《新華字典》上的字（繁體、或體、大部分簡化字）以及構字的筆畫、構件一一作了音、形、義通解：對於為什麼要這樣構形、讀音是從哪裡來的、意義是如何引申的等均作了簡明扼要的疏理與考證，揭示了漢字中隱含的標識、歷史、人文、哲學意蘊，能使認字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漢字是表意文字，是多維時空的意象組合。音、形、義三位一體是漢字最本質的特徵，只有將三者聯絡起來理解，才能正確運用漢字記錄與表情達意。

漢字的形體演變受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影響。甲骨文、金文產生於部落聯盟的商、周時期，此時文字的形體是約定性的，而非規定性的。文字以角形、曲形筆畫為主，結構可上可下，可左可右，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大篆產生於周宣王中興時期，小篆是秦始皇“書同文”的書體，文字的形體有嚴格的規定，不可隨意亂寫。這種用圓曲形的線條圍繞而成的，頗有點像花紋的書體，有明確的重心，筆勢向內包圍，反映的是以王（皇）權為中心的思想觀念。篆文難寫，實用性差。源於戰國時期的隸書，具有“蠶頭燕尾，重心向外擴張”的特徵，反映的是諸侯爭霸、向外擴張的思想觀念。這種形體呈扁平形、筆畫呈波式的書體，打破了篆文的圖形式結構，使漢字走上筆畫書寫的道路，但其依然保留了圓弧形、尖頂形筆畫，書寫順序也沒有嚴格的規定。產生於兩漢、定型於魏晉、通行於現在的楷書（正書、真書）是方塊字，構形與變形受易學思想影響。易之象天圓地方，地之道厚德載物。楷書師法地道，字形“方正端莊，結構平穩，重心明確，筆勢向心”，體現了中華文化“合而不同”的“大一統”觀念。楷書（漢字）是華文發展的高階形態，字型呈長方形，書寫橫平豎直，取消了圓弧形筆畫，所有的字均由點、橫、豎、撇、捺、彎、折、鉤八畫構成。楷書使漢字走完了筆畫化的程序，進入符號化的境界，並且規範了漢字的形體與書寫順序：先上後下，先左後右，先外後內，先撇後捺，先橫後豎，先中後旁，先進後關。藉助漢字的筆畫可通解楷書中的獨體文。這一點為學界普遍忽視。

楷書的構成方式類似《易經》的卦形，筆畫如《易經》的陰陽二爻，構件與獨體文如《易經》的經卦，合體字如《易經》的別卦。漢字的形體是多重意象組合：每種筆畫與構件都有確定的意象，又有“隨形賦義”的靈活性。漢字把表示不同時空意象的筆畫與構件組合在一起表示新的完整的意義，這就很好地解決了有限的文字符號表示覆雜多樣事物的矛盾。因為每一個字的構造受形、音、義、形鏈、音鏈的五重製約，就避免了認知上見仁見智的隨意性與模糊性。

漢字的讀音表示意義。漢字的基本音節只有415個，帶聲調的合法音節只有一千多個。漢字的有限讀音在眾多的漢字中相借（諧音），借字的意義可彌補本字構形意義的不足。自然音是漢字的原始讀音，其他讀音都從自然音中衍生。無自然音的讀音採用“切音”的方法標音補義。

字形是字音、字義的載體，離開字形、字音的字義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漢字可形聲相生，音義相轉，同一個字讀音不同，意義不一樣。漢字的這個特點克服了拼音文字同音混淆、詞彙量惡性膨脹的弊端。漢字與《易經》的卦形一樣，是鮮活的、立體的、多維的、舉重若輕的文化符號，有廣闊的資訊負載空間。漢字的音、形、義的意象組合起來，每個漢字都是一篇精彩的文，一幅絕妙的畫。一般人只要通曉五千左右的漢字，聽說讀寫的問題也就基本解決了。

漢字的思維方式與表達方法來源於《易經》，認知規律來源於“舊六書”。書畫同源，二者的不同點：畫取象，書取形；二者的共同點：書與畫都是透過“散點透視”的方法將不同時空的意象組合在一起。華人的認知觀念是以自然、人、人工物三大時空意象相互參照的整體綜合思維觀念，據象聯想是主要思維方式，比喻與類比是意象組合的主要方法。這種“天人合一，散點透視”的文化觀念影響了漢字構造理論。天地萬物有形有聲，有形有聲而後有事有意，四者文字之體；意之所通而轉註起，聲之所比而假借生，二者為文字之用。於是產生了“六書”。《後漢書·藝文志》：“古時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教國子，教之以‘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 《周禮·地官·保氏》“五曰六書”鄭玄注引鄭司農雲，“六書：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也。” 人類童年時代的思維方式與表達方法是直觀而明確的，漢字也不例外。早在西周時期就產生了教兒童識文斷字的理論——“六書”，他是中國文字學的源頭，故中國傳統的文字學稱“小學”。“六書”能教兒童識文斷字，表明“六書”是一種簡單明確的文字認知理論，而非後世學者講的那麼繁瑣複雜、艱深古奧。

對於“六書”不可分裂開來理解。東漢許慎為“說文解經，以正經義”著《說文解字》。許氏捨棄了“舊六書”中的“象聲”（諧聲）說，提出了“形聲字”的概念。“形聲字”是個以偏賅全的概念，因為大量的“形聲字”聲符並不符音。所謂形聲字，其實是歸類字：形符是科學的歸類，聲符是藝術的抽象。不標音的“聲符”用於會意，透過“諧音”的方法來解決讀音問題。“形聲字”之說割斷了漢字“形聲相生，音義相轉”的聯絡，自洽性差，存在不少難以化解的矛盾。由於後世學者以“新六書”為圭臬而忽視了“舊六書”，導致了後世的辭書音、形、義分離的結果，所有的辭書無法對漢字作音、形、義通解。所以只有返璞歸真，漢字才可作音、形、義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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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是獨立語言，是方塊字，而西方語言基本上都是字母語言。外華人學漢語的難點在於認識漢字。我們學西方語言，開始時候也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