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史記》思想性的幾點思考傳統觀點認為，《史記》是一部有著豐富人民性的著作，並認為司馬遷的思想是與封建正統思想相對立的。這種觀點的最大缺陷是割離了個人與社會的聯絡，把司馬遷超然於時代之外《。史記》的思想性是豐富的、多層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馬遷的價值觀還是統治階級的，他的歷史觀依然是帝王史觀，是英雄創造歷史，人民群眾不過是帝王將相的有益補充，其人民性不過是司馬遷正統思想價值的偏移。!關鍵詞《#史記》；司馬遷；價值取向；歷史觀；封建正統思想目前關於《史記》思想性的論述甚多，但對於其思想性的定位似乎都不夠準確，故舊話重提，結合筆者研讀《史記》的體會談幾點思考。首先要承認的是，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各種思潮鬥爭激烈的時代，儒、道、名、法等思想間既相互鬥爭又相容幷蓄。這種時代特徵，反映到司馬遷思想上就表現為多面性與矛盾性，那麼反映到《史記》中，其思想性肯定就不會是單一的、純粹的，而應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的，甚至是矛盾的。同時，在《史記》的整個思想體系中，各種傾向思想的地位也不會是同等的，其中肯定有個核心，有個主流。一、關於《陳涉世家》陳勝、吳廣起義為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之濫觴，特別是陳勝，雖然僅只“王六月”，但對推翻秦朝統治是功不可沒的。為此，司馬遷把他歸入與諸侯等列的“世家”篇。《太史公自序》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把陳涉與湯、武相提並論，這個評價不能說不高。那麼，司馬遷到底是如何看待陳涉起義的？把他列入“世家”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兩個問題是我們認識《陳涉世家》的基礎，也是我們界定《史記》思想性的一個突破口。韓兆琦指出：“《陳涉世家》是為整個農民軍而不是隻為陳涉一人立傳。”!"#$%&’(“)司馬遷高度地評價陳涉，是與他一貫地重視下層人民、重視人民群眾力量的進步思想分不開的。”!"#$%&’’)並由此而得出結論說“：這是一首最早的農民戰爭的頌歌，是作者進步歷史觀的集中表現。”!"#$"*+)楊燕起認為：“司馬談父親司馬喜‘為五大夫’，這是秦爵二十級中的第九級。漢初治用，相當於大夫，雖為高爵，得免役，但僅是統治階級中的一個下層人物。《史記》記述之能關注社會經濟生活及下層官吏與民眾的疾苦，與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家世也會有重要關係。”&!（’()*#）還有的研究者甚至說：“《史記》是一部‘人民歷史’，而司馬遷是‘人民歷史’的開創者……司馬遷站在農民的立場，歌頌了農民起義。“”司馬遷是‘人民歌手’。”&+’上面提到的幾段論述都出自《史記》研究名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筆者認為，這些看法沒有把握住司馬遷的本意，將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子誇大了，因而也就把司馬遷的思想性拔高了。謝貴安指出：“建國以來，史學界一直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史記》有‘人民性’，‘處處從人民立場上來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支撐這種觀點的主要證據有四：一是司馬遷‘大膽地歌頌農民起義領袖的歷史功績’；二是‘寫了不少遊俠、刺客、龜策、日者、貨殖等下層社會的人物’；三是‘熱情地頌揚了那些對國家民族有貢獻、對廣大人民有過好處的歷史人物’；四是‘司馬遷從同情廣大被壓迫人民出發’，‘敢於揭發和抨擊那些強暴的統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各種罪行’。這種觀點及其證據是錯誤的。”&,’顯然，儘管這四點證據反映了司馬遷有同情人民、反對暴政的一面，但要證明司馬遷“一貫地重視下層人民”《、史記》是一部“人民的歷史”是不夠的。“史書的整體性質是由其價值取向來決定的……而價值取向有時會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動的衝擊而偏離整體性質。”&,’那麼，就《史記》的價值取向而言，筆者認為應該還是統治階級的。《太史公自序》說：“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澤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從這段文字中能梳理出三條資訊：一是表現出了一種對漢家盛世的自豪感，這也是對漢武帝文治武功的最大肯定；二是說明《太史公書》的內容是“載明聖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錄先人所言”；三是表明了司馬遷在寫作方法上，是盡力保持歷史的原貌，儘量避免將個人的情感摻雜其中。前兩條都說明《史記》的價值取向是為漢王朝歌功頌德的，是為表彰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的。清人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世家”篇除了陳涉和孔子外!，其餘不是諸侯就是顯貴，而“列傳”中除《日者列傳》等極少數篇幅外，其他的傳主都與“人民群眾”扯不上關係。這也證明了《史記》記人敘事是以帝王將相的活動為中心的，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是統治階級的價值觀。第三條資訊表明：對於帝王將相也好，對於平民百姓也好，司馬遷都是意圖按照“實錄”的原則把他們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即其所說的“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他對《陳涉世家》的處理也是這樣，只是儘量展現這次農民暴動的整個過程。當然，記載歷史不是像蘭克"所強調的那樣，嚴格奉行“純粹客觀主義”，超然於歷史之外的歷史學家是沒有的，歷史學家的情感體驗必然會干預歷史，甚至左右歷史。《史記》一書中有司馬遷自己的影子，這是必須承認的。作為一位思想家，他的感情是豐富細膩的，也是異常敏感的。在其統治階級的價值觀裡面，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憑著思想家的敏銳觀察力，他從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層人群所受的苦難，從而表現出同情，這就是《史記》整體性質的偏離。白壽彝說：“有人把司馬遷抬得太高，說他歌頌陳勝等農民領袖，歌頌農民起義。實際上沒有這種事情。但他的思想，在當時來說，的確反映了人民群眾的一些願望。”&.’（(/"）但更主要的是，司馬遷從秦末農民戰爭中看到了下層群眾的巨大威力，認識到要想鞏固漢王朝江山一統的牢固地位就必須調解、緩和社會矛盾，特別是緩和統治階級與廣大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司馬遷如實紀錄這場農民暴動，其用意是很明顯的，就是想要給漢朝統治者以警醒。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陳涉世家》是為整個農民軍而不是隻為陳涉一人立傳”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這是司馬遷寫《陳涉世家》的第一層意思。其次，西漢王朝是秦末農民大起義的產物，劉邦雖是個亭長，但在秦二十級爵位中是排不上號的，只能劃入“民”一類。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漢是一個由農民政權建立的王朝，那麼這個政權與陳涉的“楚”政權之間是有傳承關係的。之所以把陳涉寫入“世家”，司馬遷看重的是“由涉首事也”，陳涉對西漢政權的建立是有功的。事實證明，整個西漢一朝，從來沒有把陳涉當成過“盜賊”，相反，“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卷,《)陳涉世家》，(/#./）。漢景帝時，黃生與轅固生之間關於“湯武弒君”與“湯武受命”的著名辯論，正是肯定了陳涉起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司馬遷的這種思想不但與“人民性”毫無關聯，而且是相當正統的。這應該是司馬遷高度評價陳涉及把他寫進“世家”篇的真正原因。二、關於“帝王史觀”與“人民史觀”司馬遷的價值觀就其主體來說是統治階級的，但是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問題是，司馬遷思想中人民性因子到底佔多大的比重？這個比重會不會隨具體情況的變化而改變？另一個問題是，司馬遷所說的“人”的作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侯外廬說：“《史記》大量記錄了普通人民的生活，這正表現了他是把人民的生活作為歷史主體和研究物件的。”!"#這是把“民”與“下層勞動人民”等同起來了。白壽彝說：“司馬遷所說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從《史記》看來，還是指傑出的個別人物……司馬遷認為在歷史上起作用最大的還是帝王將相……司馬遷怎樣估計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我認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認為，司馬遷歌頌了農民起義，我認為司馬遷還做不到這一點。我的看法是：他還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人民群眾在歷史上起了決定作用，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認識到人民群眾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司馬遷承認人民群眾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並不是他們，而是個別的領袖人物。”!$#%&’’(黑格爾有一句名言“：人們總是很容易把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變了古人。”!)（#&’’’）一些研究者正是把現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價值觀不恰當地加到了司馬遷身上。班固給《史記》下的論斷是“不虛美，不隱惡”，這個論斷對於當今我們評價司馬遷和《史記》也同樣適用。張大可說：“（《史記》）發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繼《春秋》效孔子‘修舊起廢’，為人倫立準則；三曰頌漢興一統，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為中心，帝王將相為主幹，頌一統之威德，正是秦漢中央集權政治在學術思想上的反映……司馬遷推崇道家，只不過是文景時代政治思想遺留的一種反映而已。他反對獨尊儒術，但倡導融會百家思想為一體，自成一家之言，與漢武帝統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這個分析是比較理性的。另外，《史記》固然是一部以帝王將相為研究主體的通史，但人是社會性的，帝王將相的關係必然要涵蓋整個社會，只有把他們放到整個社會之中去考察，才能揭示出他們的本來面目，像《史記》這樣的宏篇鉅著，它的筆觸必然要涉及到普通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作為封建士大夫的司馬遷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決定了他只可能把帝王將相作為他的歷史研究主體，普通人民的生活只能是帝王將相生活的補充，所謂的“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不折不扣的“為統治階級獻治安策”。其實，《太史公自序》向我們交代了《史記》的寫作動因：“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這就是說他的《史記》是以宣揚西漢盛世、以載明聖盛德、以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為內容的。他的道德觀、價值觀都是以儒家正統思想為標準的，他理想的政治模式，還只是停留在“王道”的水平上。另外，從《史記》的體例來看，也能明確地看出這一特點。“《本紀》編年，廣載軍國大事，摘載詔令制誥，以象徵歷史發展的統緒。《世家》述開國承家的諸侯。《列傳》敘人臣事蹟，輔弼君上，如眾星之拱衛北辰。這種不同的題名及載述筆法，是一種等級序列。所以紀傳史是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歷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體的等級秩序，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的思想體制。這就是紀傳史之被封建王朝頒令為正史的內在原因。”!’’#%&),-)+(所以，司馬遷的歷史觀還是帝王史觀。三、關於“正統”與“叛逆”《漢書・司馬遷傳》中有一段評論.“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卷$/，&/0,"）除此之外，歷來的研究者還有幾個共識：一是認為司馬談的思想是道家，而漢武帝時代的思想主流則是儒家，司馬遷受其父影響，所以他的思想是非正統的；二是認為司馬遷反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學說，而這些東西在當時是正統的；第三是認為司馬遷揭露批判了以漢武帝為首的封建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歌頌了農民起義和遊俠、貨殖、龜策、日者等下層人民”，這是一種“叛逆”思想。由此得出結論：司馬遷的思想是與正統思想相對立的叛逆思想。如白壽彝說：“和董仲舒的正統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實際上是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陰陽五行禁忌學說、正統儒學相對立的。”!$（#&,*“）司馬遷‘究天人之際’，把自然現象的天和陰陽五行的迷信說法分開，並把迷信說法的歷史來源、迷信活動的歷史過程加以揭露，是對漢武帝封建專制主義政權的一個打擊，本質上是和統治階級思想對立的。”!$（#&,1）俞樟華也認為“：漢武帝為了控制輿論，統一思想，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成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而佔據整個社會之際，司馬遷的一家之言是不受歡迎的，是必然要受到冷落，乃至於遭到打擊的。”&’()其實，班固的這個評論是站不住腳的。比如他說“是非頗繆於聖人”“，聖人”是以誰為標準？在當時而言無非是指孔子了，而實際上司馬遷就是以孔子的繼承者自居的，他的《史記》也是仿效《春秋》而作，司馬遷的思想在許多方面都是與孔子相同的，這“是非頗繆於聖人”又從何說起？司馬遷的思想主流是正統的，這點是無疑的，否則封建統治者也不會把《史記》列為正史之首。至於班固與司馬遷的分歧，我們應該從更深層次去認識，實際上，兩人的思想指向都是一樣的，都是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不過是方式不同而已，兩人是“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至於司馬談父子的思想傾向問題。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他並沒有壓制其他思想。而司馬談父子的思想體系中儒家思想的底蘊是很深厚的，只不過他們是偏向於先秦的“醇儒”而遠離西漢的“俗儒”而已，所以司馬談父子與漢武帝之間思想衝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太史公自序》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這說明司馬談之“發凡起例”，一為效法孔子總結歷史，二為宣漢之盛世。所以清代錢大昕指出：“《史記》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卷(《*與梁耀北論史記書》）這恰恰說明司馬談父子的思想是與漢武帝以及整個潮流合拍的，是正統的。張大可說：“（《史記》）發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繼《春秋》效孔子‘修舊起廢’，為人倫立準則；三曰頌漢興一統，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為中心，帝王將相為主幹，頌一統之威德，正是秦漢中央集權政治在學術思想上的反映……司馬遷推崇道家，只不過是文景時代政治思想遺留的一種反映而已。他反對獨尊儒術，但倡導融會百家思想為一體，自成一家之言，與漢武帝統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當然，“尊漢”不等於唱讚歌，“所以《史記》的主題既是尊漢，為鞏固中央集權的西漢王朝服務，卻又暴露了一些專制主義的黑暗，諷刺漢朝皇帝的一些隱私”&’"（)+-）。其出發點和歸宿都是“向統治階級獻治安策”，是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的。另外，對於司馬遷對董仲舒思想的繼承問題，我們也應該有個正確認識。董仲舒思想體系中既有“天人感應”思想，也有“災異”學說，司馬遷所批判的，正是董仲舒在當時受到打擊的“災異”學說，而對他被尊為正統的天人感應思想，司馬遷則是全盤繼承了的。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分析《史記》的思想性，也應該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既要看到司馬遷思想中的個性，也要看到他所具有的共性。否則，對司馬遷思想傾向的把握就不是全域性性的，對《史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評價就會失之偏頗。註釋：!司馬遷把孔子稱作“素王”，歷代統治者出於某種需要，把孔子的地位不斷拔高，從“師”到“聖”最後到“帝”。司馬遷把二人寫進“世家”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的。"蘭克（’%#-0’,,1），德國近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在史學態度和方法上，他嚴格奉行“純粹客觀主義”，否定歷史的教育作用，認為史料高於一切，反對把個人情感摻雜到歷史事件當中。把歷史學等同於史料學。&參考文獻)&’)韓兆琦$史記評議賞析&2)$呼和浩特3內蒙古人民出版社4’#,-$&!)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2)$北京3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4’##1$&()殷孟倫$略談司馬遷現實主義的寫作態度&5)$文史哲4’#--4.’!/$&*)謝貴安《$史記》“人民性”悖論&5)$華中師範大學學報4’##!4.1/$&-).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2)$北京3中華書局4’#,*$&1)白壽彝$史記新論&2)$北京3求實出版社4’#,’$&%).漢/司馬遷$史記&2)$北京3中華書局4’#-#$&,)侯外廬$司馬遷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6)$人民日報4’#--0’!0(’$).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稿.第’卷/&2)$北京：三聯書店4’#-%$&’")張大可$史記研究&2)$北京3華文出版社4!""!$&’’)安平秋4張大可4俞樟華$史記教程&2)$北京3華文出版社4!""!$&’!).漢/班固$漢書&2)$北京3中華書局4’#,($&’()俞樟華$司馬遷“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試析&5)$浙江師範大學學報4’##14.*/$&’*).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2)$上海3商務印書館4’#(1$&’-).俄/列寧$論民族自決權&7)$列寧選集.第!卷/&8)$北京3人民出版社4’#1"$
關於《史記》思想性的幾點思考傳統觀點認為，《史記》是一部有著豐富人民性的著作，並認為司馬遷的思想是與封建正統思想相對立的。這種觀點的最大缺陷是割離了個人與社會的聯絡，把司馬遷超然於時代之外《。史記》的思想性是豐富的、多層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馬遷的價值觀還是統治階級的，他的歷史觀依然是帝王史觀，是英雄創造歷史，人民群眾不過是帝王將相的有益補充，其人民性不過是司馬遷正統思想價值的偏移。!關鍵詞《#史記》；司馬遷；價值取向；歷史觀；封建正統思想目前關於《史記》思想性的論述甚多，但對於其思想性的定位似乎都不夠準確，故舊話重提，結合筆者研讀《史記》的體會談幾點思考。首先要承認的是，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各種思潮鬥爭激烈的時代，儒、道、名、法等思想間既相互鬥爭又相容幷蓄。這種時代特徵，反映到司馬遷思想上就表現為多面性與矛盾性，那麼反映到《史記》中，其思想性肯定就不會是單一的、純粹的，而應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的，甚至是矛盾的。同時，在《史記》的整個思想體系中，各種傾向思想的地位也不會是同等的，其中肯定有個核心，有個主流。一、關於《陳涉世家》陳勝、吳廣起義為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之濫觴，特別是陳勝，雖然僅只“王六月”，但對推翻秦朝統治是功不可沒的。為此，司馬遷把他歸入與諸侯等列的“世家”篇。《太史公自序》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把陳涉與湯、武相提並論，這個評價不能說不高。那麼，司馬遷到底是如何看待陳涉起義的？把他列入“世家”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兩個問題是我們認識《陳涉世家》的基礎，也是我們界定《史記》思想性的一個突破口。韓兆琦指出：“《陳涉世家》是為整個農民軍而不是隻為陳涉一人立傳。”!"#$%&’(“)司馬遷高度地評價陳涉，是與他一貫地重視下層人民、重視人民群眾力量的進步思想分不開的。”!"#$%&’’)並由此而得出結論說“：這是一首最早的農民戰爭的頌歌，是作者進步歷史觀的集中表現。”!"#$"*+)楊燕起認為：“司馬談父親司馬喜‘為五大夫’，這是秦爵二十級中的第九級。漢初治用，相當於大夫，雖為高爵，得免役，但僅是統治階級中的一個下層人物。《史記》記述之能關注社會經濟生活及下層官吏與民眾的疾苦，與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家世也會有重要關係。”&!（’()*#）還有的研究者甚至說：“《史記》是一部‘人民歷史’，而司馬遷是‘人民歷史’的開創者……司馬遷站在農民的立場，歌頌了農民起義。“”司馬遷是‘人民歌手’。”&+’上面提到的幾段論述都出自《史記》研究名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筆者認為，這些看法沒有把握住司馬遷的本意，將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子誇大了，因而也就把司馬遷的思想性拔高了。謝貴安指出：“建國以來，史學界一直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史記》有‘人民性’，‘處處從人民立場上來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支撐這種觀點的主要證據有四：一是司馬遷‘大膽地歌頌農民起義領袖的歷史功績’；二是‘寫了不少遊俠、刺客、龜策、日者、貨殖等下層社會的人物’；三是‘熱情地頌揚了那些對國家民族有貢獻、對廣大人民有過好處的歷史人物’；四是‘司馬遷從同情廣大被壓迫人民出發’，‘敢於揭發和抨擊那些強暴的統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各種罪行’。這種觀點及其證據是錯誤的。”&,’顯然，儘管這四點證據反映了司馬遷有同情人民、反對暴政的一面，但要證明司馬遷“一貫地重視下層人民”《、史記》是一部“人民的歷史”是不夠的。“史書的整體性質是由其價值取向來決定的……而價值取向有時會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動的衝擊而偏離整體性質。”&,’那麼，就《史記》的價值取向而言，筆者認為應該還是統治階級的。《太史公自序》說：“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澤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從這段文字中能梳理出三條資訊：一是表現出了一種對漢家盛世的自豪感，這也是對漢武帝文治武功的最大肯定；二是說明《太史公書》的內容是“載明聖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錄先人所言”；三是表明了司馬遷在寫作方法上，是盡力保持歷史的原貌，儘量避免將個人的情感摻雜其中。前兩條都說明《史記》的價值取向是為漢王朝歌功頌德的，是為表彰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的。清人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世家”篇除了陳涉和孔子外!，其餘不是諸侯就是顯貴，而“列傳”中除《日者列傳》等極少數篇幅外，其他的傳主都與“人民群眾”扯不上關係。這也證明了《史記》記人敘事是以帝王將相的活動為中心的，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是統治階級的價值觀。第三條資訊表明：對於帝王將相也好，對於平民百姓也好，司馬遷都是意圖按照“實錄”的原則把他們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即其所說的“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他對《陳涉世家》的處理也是這樣，只是儘量展現這次農民暴動的整個過程。當然，記載歷史不是像蘭克"所強調的那樣，嚴格奉行“純粹客觀主義”，超然於歷史之外的歷史學家是沒有的，歷史學家的情感體驗必然會干預歷史，甚至左右歷史。《史記》一書中有司馬遷自己的影子，這是必須承認的。作為一位思想家，他的感情是豐富細膩的，也是異常敏感的。在其統治階級的價值觀裡面，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憑著思想家的敏銳觀察力，他從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層人群所受的苦難，從而表現出同情，這就是《史記》整體性質的偏離。白壽彝說：“有人把司馬遷抬得太高，說他歌頌陳勝等農民領袖，歌頌農民起義。實際上沒有這種事情。但他的思想，在當時來說，的確反映了人民群眾的一些願望。”&.’（(/"）但更主要的是，司馬遷從秦末農民戰爭中看到了下層群眾的巨大威力，認識到要想鞏固漢王朝江山一統的牢固地位就必須調解、緩和社會矛盾，特別是緩和統治階級與廣大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司馬遷如實紀錄這場農民暴動，其用意是很明顯的，就是想要給漢朝統治者以警醒。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陳涉世家》是為整個農民軍而不是隻為陳涉一人立傳”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這是司馬遷寫《陳涉世家》的第一層意思。其次，西漢王朝是秦末農民大起義的產物，劉邦雖是個亭長，但在秦二十級爵位中是排不上號的，只能劃入“民”一類。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漢是一個由農民政權建立的王朝，那麼這個政權與陳涉的“楚”政權之間是有傳承關係的。之所以把陳涉寫入“世家”，司馬遷看重的是“由涉首事也”，陳涉對西漢政權的建立是有功的。事實證明，整個西漢一朝，從來沒有把陳涉當成過“盜賊”，相反，“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卷,《)陳涉世家》，(/#./）。漢景帝時，黃生與轅固生之間關於“湯武弒君”與“湯武受命”的著名辯論，正是肯定了陳涉起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司馬遷的這種思想不但與“人民性”毫無關聯，而且是相當正統的。這應該是司馬遷高度評價陳涉及把他寫進“世家”篇的真正原因。二、關於“帝王史觀”與“人民史觀”司馬遷的價值觀就其主體來說是統治階級的，但是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問題是，司馬遷思想中人民性因子到底佔多大的比重？這個比重會不會隨具體情況的變化而改變？另一個問題是，司馬遷所說的“人”的作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侯外廬說：“《史記》大量記錄了普通人民的生活，這正表現了他是把人民的生活作為歷史主體和研究物件的。”!"#這是把“民”與“下層勞動人民”等同起來了。白壽彝說：“司馬遷所說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從《史記》看來，還是指傑出的個別人物……司馬遷認為在歷史上起作用最大的還是帝王將相……司馬遷怎樣估計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我認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認為，司馬遷歌頌了農民起義，我認為司馬遷還做不到這一點。我的看法是：他還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人民群眾在歷史上起了決定作用，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認識到人民群眾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司馬遷承認人民群眾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並不是他們，而是個別的領袖人物。”!$#%&’’(黑格爾有一句名言“：人們總是很容易把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變了古人。”!)（#&’’’）一些研究者正是把現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價值觀不恰當地加到了司馬遷身上。班固給《史記》下的論斷是“不虛美，不隱惡”，這個論斷對於當今我們評價司馬遷和《史記》也同樣適用。張大可說：“（《史記》）發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繼《春秋》效孔子‘修舊起廢’，為人倫立準則；三曰頌漢興一統，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為中心，帝王將相為主幹，頌一統之威德，正是秦漢中央集權政治在學術思想上的反映……司馬遷推崇道家，只不過是文景時代政治思想遺留的一種反映而已。他反對獨尊儒術，但倡導融會百家思想為一體，自成一家之言，與漢武帝統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這個分析是比較理性的。另外，《史記》固然是一部以帝王將相為研究主體的通史，但人是社會性的，帝王將相的關係必然要涵蓋整個社會，只有把他們放到整個社會之中去考察，才能揭示出他們的本來面目，像《史記》這樣的宏篇鉅著，它的筆觸必然要涉及到普通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作為封建士大夫的司馬遷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決定了他只可能把帝王將相作為他的歷史研究主體，普通人民的生活只能是帝王將相生活的補充，所謂的“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不折不扣的“為統治階級獻治安策”。其實，《太史公自序》向我們交代了《史記》的寫作動因：“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這就是說他的《史記》是以宣揚西漢盛世、以載明聖盛德、以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為內容的。他的道德觀、價值觀都是以儒家正統思想為標準的，他理想的政治模式，還只是停留在“王道”的水平上。另外，從《史記》的體例來看，也能明確地看出這一特點。“《本紀》編年，廣載軍國大事，摘載詔令制誥，以象徵歷史發展的統緒。《世家》述開國承家的諸侯。《列傳》敘人臣事蹟，輔弼君上，如眾星之拱衛北辰。這種不同的題名及載述筆法，是一種等級序列。所以紀傳史是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歷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體的等級秩序，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的思想體制。這就是紀傳史之被封建王朝頒令為正史的內在原因。”!’’#%&),-)+(所以，司馬遷的歷史觀還是帝王史觀。三、關於“正統”與“叛逆”《漢書・司馬遷傳》中有一段評論.“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卷$/，&/0,"）除此之外，歷來的研究者還有幾個共識：一是認為司馬談的思想是道家，而漢武帝時代的思想主流則是儒家，司馬遷受其父影響，所以他的思想是非正統的；二是認為司馬遷反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學說，而這些東西在當時是正統的；第三是認為司馬遷揭露批判了以漢武帝為首的封建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歌頌了農民起義和遊俠、貨殖、龜策、日者等下層人民”，這是一種“叛逆”思想。由此得出結論：司馬遷的思想是與正統思想相對立的叛逆思想。如白壽彝說：“和董仲舒的正統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實際上是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陰陽五行禁忌學說、正統儒學相對立的。”!$（#&,*“）司馬遷‘究天人之際’，把自然現象的天和陰陽五行的迷信說法分開，並把迷信說法的歷史來源、迷信活動的歷史過程加以揭露，是對漢武帝封建專制主義政權的一個打擊，本質上是和統治階級思想對立的。”!$（#&,1）俞樟華也認為“：漢武帝為了控制輿論，統一思想，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成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而佔據整個社會之際，司馬遷的一家之言是不受歡迎的，是必然要受到冷落，乃至於遭到打擊的。”&’()其實，班固的這個評論是站不住腳的。比如他說“是非頗繆於聖人”“，聖人”是以誰為標準？在當時而言無非是指孔子了，而實際上司馬遷就是以孔子的繼承者自居的，他的《史記》也是仿效《春秋》而作，司馬遷的思想在許多方面都是與孔子相同的，這“是非頗繆於聖人”又從何說起？司馬遷的思想主流是正統的，這點是無疑的，否則封建統治者也不會把《史記》列為正史之首。至於班固與司馬遷的分歧，我們應該從更深層次去認識，實際上，兩人的思想指向都是一樣的，都是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不過是方式不同而已，兩人是“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至於司馬談父子的思想傾向問題。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他並沒有壓制其他思想。而司馬談父子的思想體系中儒家思想的底蘊是很深厚的，只不過他們是偏向於先秦的“醇儒”而遠離西漢的“俗儒”而已，所以司馬談父子與漢武帝之間思想衝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太史公自序》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這說明司馬談之“發凡起例”，一為效法孔子總結歷史，二為宣漢之盛世。所以清代錢大昕指出：“《史記》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卷(《*與梁耀北論史記書》）這恰恰說明司馬談父子的思想是與漢武帝以及整個潮流合拍的，是正統的。張大可說：“（《史記》）發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繼《春秋》效孔子‘修舊起廢’，為人倫立準則；三曰頌漢興一統，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為中心，帝王將相為主幹，頌一統之威德，正是秦漢中央集權政治在學術思想上的反映……司馬遷推崇道家，只不過是文景時代政治思想遺留的一種反映而已。他反對獨尊儒術，但倡導融會百家思想為一體，自成一家之言，與漢武帝統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當然，“尊漢”不等於唱讚歌，“所以《史記》的主題既是尊漢，為鞏固中央集權的西漢王朝服務，卻又暴露了一些專制主義的黑暗，諷刺漢朝皇帝的一些隱私”&’"（)+-）。其出發點和歸宿都是“向統治階級獻治安策”，是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的。另外，對於司馬遷對董仲舒思想的繼承問題，我們也應該有個正確認識。董仲舒思想體系中既有“天人感應”思想，也有“災異”學說，司馬遷所批判的，正是董仲舒在當時受到打擊的“災異”學說，而對他被尊為正統的天人感應思想，司馬遷則是全盤繼承了的。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分析《史記》的思想性，也應該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既要看到司馬遷思想中的個性，也要看到他所具有的共性。否則，對司馬遷思想傾向的把握就不是全域性性的，對《史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評價就會失之偏頗。註釋：!司馬遷把孔子稱作“素王”，歷代統治者出於某種需要，把孔子的地位不斷拔高，從“師”到“聖”最後到“帝”。司馬遷把二人寫進“世家”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的。"蘭克（’%#-0’,,1），德國近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在史學態度和方法上，他嚴格奉行“純粹客觀主義”，否定歷史的教育作用，認為史料高於一切，反對把個人情感摻雜到歷史事件當中。把歷史學等同於史料學。&參考文獻)&’)韓兆琦$史記評議賞析&2)$呼和浩特3內蒙古人民出版社4’#,-$&!)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2)$北京3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4’##1$&()殷孟倫$略談司馬遷現實主義的寫作態度&5)$文史哲4’#--4.’!/$&*)謝貴安《$史記》“人民性”悖論&5)$華中師範大學學報4’##!4.1/$&-).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2)$北京3中華書局4’#,*$&1)白壽彝$史記新論&2)$北京3求實出版社4’#,’$&%).漢/司馬遷$史記&2)$北京3中華書局4’#-#$&,)侯外廬$司馬遷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6)$人民日報4’#--0’!0(’$).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稿.第’卷/&2)$北京：三聯書店4’#-%$&’")張大可$史記研究&2)$北京3華文出版社4!""!$&’’)安平秋4張大可4俞樟華$史記教程&2)$北京3華文出版社4!""!$&’!).漢/班固$漢書&2)$北京3中華書局4’#,($&’()俞樟華$司馬遷“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試析&5)$浙江師範大學學報4’##14.*/$&’*).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2)$上海3商務印書館4’#(1$&’-).俄/列寧$論民族自決權&7)$列寧選集.第!卷/&8)$北京3人民出版社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