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不掩瑜。《史記》匯聚了作者兩代人的智慧，參閱無數古代資料，又遊歷數年實地考察，最後相對客觀走筆而成，加之成書又早，自然推為24史之首。誠“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耳！

魯迅對史記的評價有兩句話。一般人只知道第二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是第一句是什麼呢？“背春秋之義”。春秋講微言大義，褒貶立足於大義，記錄則秉筆直書，立足於信。背春秋之義，也就是寫的不真。（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漢文學史綱要·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換言之，史記可認為是比較硬核的歷史文學作品，或者比較軟的歷史記錄，但是不可以被認為是比較硬核的記錄。

《史記》這本偉大的著作，成為二十四史之首名副其實。

在這裡，先簡單說一下歷史記載和史書。歷史記載只需要將歷史上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即可，比如說，某天皇帝死了、某天“雷擊乾清宮”了，等等，類似於皇帝的起居注、以及一些朝代的實錄，如《明實錄》等等。而這種東西，可能是按照日子記載的，或者是按照某件事記載的，不一而足。但總體而言，它沒有一定的規則（在一些史書編撰時成為凡例），並不能代表作者的某種價值觀。

相反，史書則不同，尤其是前四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很高，原因就在於其不僅有一定的章法，而且也有作者自己的傾向。對於司馬遷的《史記》而言，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這被後來的正史所沿用。而本紀、世家、列傳等劃分方法，也顯示出史家之筆墨的公正性，比如《項羽本紀》，將楚漢之爭的四年曆史暴露在世人面前，而要知道當時距離漢高祖離世還不足五代。

按照後來史學理論家的說法，司馬遷的《史記》將“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等史家四長囊括其中，自然稱得上二十四史之首。

至於說其中的謬誤，因為《史記》記載了自黃帝至漢武帝之間近三千年的歷史，蒐集史料已經十分艱難，難免會出現不實之處。如果從清代三大考史《札記》《商榷》《考異》來看，幾乎所有的正史都難免記載有誤！

首先，我不知道“史記錯誤一千多處”這個結論是怎麼得出的，有沒有什麼理論和事實支援，因此不予理睬；其次，《史記》之所以可冠絕二十四史之首，是它的編纂時間和歷史地位決定的。

所謂“二十四史”，是指的從西漢到清朝，歷朝歷代官方修訂或承認的紀傳體史書。而這些史書，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參考藍本，那就是《史記》。

《史記》之前或時代相近的史書，基本都是編年體，也有少部分國別體：前者如《春秋》、《左傳》；後者如《國語》、《戰國策》等。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開創了一個新的史書體裁——紀傳體。

《史記》的各篇目，基本可以分為這些型別——本紀（記敘帝王）、世家（記敘諸侯）、列傳（記敘臣子）、表（編年列表）、書（記錄各種典籍制度）和志（記錄各項風土人情），以及一篇《太史公自序》。

後面的二十三部史書，基本都延續了《史記》的這種分類，只不過絕大部分史書都缺如了一些類目，比如《三國志》，雖然名曰“志”，但是隻有本紀和列傳，沒有表、書、志。至於“世家”這一類，更是基本只有《史記》才有，後世認為非君即臣，哪裡會有諸侯的位子呢？

但是，《史記》的地位依然是無可辯駁的。這不僅是因為它是二十四史第一部，也絕不僅僅因為它為後世正史的編纂提供了藍本範例，還因為司馬遷的文筆和他的傲骨。

司馬遷的文學功底，那是不用多說的，整本《史記》，不單單是一本非常優秀的史書，更是一本極其精妙的古漢語教材。它沒有先秦史書的晦澀，也沒有後代史書那麼蕪雜，而且在其中加入了太史公本人合理的想象，使得《史記》的可讀性冠絕二十四史。

而《史記》更難得的一點，就在於他是當代人寫當代史。司馬遷是西漢人，生活時代基本就在漢武帝統治時期，而他就真的把史書從三皇五帝時期寫到了漢武帝時期，即使遭受宮刑之辱也沒有動過什麼曲筆，這是真正的史官風骨。而後世的史書，又有哪一個能做到？哪怕被稱為“前後兩司馬”的司馬光，也不過就把他的《資治通鑑》寫到陳橋兵變前夜而已。

因此，千年之後，司馬遷和他的《史記》，依舊不朽。

必須非常不客氣地指出來，任何結論都應該要有事實作為依據，真不知道題主所說“史記錯誤一千多處”這個結論從何而來？有何確鑿證據？這些證據得到過史學界的公認嗎？如果沒有任何依據，哪裡來的勇氣如此菲薄、指摘司馬遷的《史記》？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不但不能驚豔眾人，只會讓人覺得無知、無聊！

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撰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之所以說《史記》是“二十四史”之首，主要原因有四點：第一，《史記》讓史學脫離經學，為史學獲取了獨立地位；第二，《史記》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對後世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第三，《史記》還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對後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第四，司馬遷撰寫《史記》取材廣泛、態度嚴謹，對後世史學家產生深遠影響。

第一，《史記》讓史學脫離經學，為史學獲取了獨立地位。

中國古代，史學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裡，附在《春秋》之後。自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後世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西晉的荀勖適應新的要求，將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裡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所以說，只有《史記》才有資格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

第二，《史記》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對後世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紀傳體通史。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榜樣，仿效這種體裁修史相繼而起。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從這個意義上說，《史記》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正史”的先河，後世史學著作無不是在仿效、研習《史記》的基礎上寫成的。所以說，只有《史記》才有資格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第三，《史記》還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對後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也就是“善於說明事理，說得清楚明白又不顯耀，語言樸素大方又不粗俗。”《史記》對後世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後世的小說、戲劇中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第四，司馬遷撰寫《史記》取材廣泛、態度嚴謹，對後世史學家產生深遠影響。

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的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如不列沒有實據的三皇，以五帝作為本紀開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以其記事翔實、內容豐富，首創紀傳體編史方法而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

從司馬遷撰寫《史記》取材廣泛、態度嚴謹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認為《史記》記載的都是歷史事實。但，如果從純粹的歷史事實來說，任何史書都是後人對前人的歷史進行分析、總結、提煉的結果，都毫無例外地滯後於歷史事實本身，不可能百分之百、原汁原味地還原和再現當時的歷史事實，尤其是從上古的黃帝時代至秦漢初期，距離司馬遷所生活的時代越久遠，一些歷史事實留存下來的資料越模糊、稀缺，就越難以真實再現真正的歷史事實。所以，我們也不能苛求所有的史書都能做到百分之百、原汁原味地還原和再現當時的歷史事實。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誰也不敢說《史記》就絕對沒有任何錯誤，但在指出《史記》的錯誤之處的時候，必須要有詳實、確鑿的依據，切不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史記》被稱為二十四史學之首，絕對不是吹出來的，靠的是獨步古今的實力。

第一，獨創性，“史家之絕唱”

在《史記》之前，中國的歷史書只有兩類，一類是編年體，按年代來記述歷史，其中最有名的，像《春秋》《左傳》；另一類是國別體，按國家來記載歷史，比如《國語》《戰國策》。所謂紀傳體就是以人物為中心來記述歷史，《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從《史記》以後，中國所有的正史，“二十四史”都是紀傳體。“二十四史”是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的，都是司馬遷的學生。《史記》是中國史書的典範，有開山立宗之功。鄭樵在其《通志》中稱讚《史記》的影響時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第二，文采斐然，“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的史學鉅著——《史記》，不但在中國史學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開創中國傳記文學的先河，為中國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豐碑。深邃意蘊的敘事和生動鮮活的人物的描寫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使《史記》形成一種雄深雅健的獨特風格。《史記》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劇人物，使全書具有濃郁的悲劇氣氛，並富有傳奇色彩。近人梁啟超稱讚這部鉅著是“千古之絕作”。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其影響所及，已經遠遠超出中國的範圍。《史記》的部分篇章已譯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

第四，司馬遷的史識，前無古人，獨闢蹊徑

唐人劉知己說，寫史要具備“三才”：史才，史學，史識。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識。史識是史書的靈魂，沒有靈魂的史書只是材料的堆砌。司馬遷的史識，的確是前無古人。以前平頭百姓不入史，司馬遷把起義的陳勝吳廣列入世家，甚至“雞鳴狗盜”之徒也有了一席之地。《刺客列傳》《遊俠列傳》《滑稽列傳》《貨殖列傳》寫的都是社會底層的人物，以至於有學者認為這些篇目就是中國通俗文學的鼻祖。

司馬遷撰寫史記，最大的特點就是嚴謹和認真，他記載的每一個事件，都親自去走訪調查，並對事件的真實性進行反覆核對，最後才作為史料載入史冊。漢朝的另一位史學家班固曾評價他說：“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由於客觀的原因，比如原始資料錯誤、後世篡改以及工作失誤等等原因，使得《史記》也有很多錯誤。後人為了糾正《史記》的錯誤，出版了很多書籍，比如《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史記集註》、《史記志疑》、《史記探源》等等。

任何一部史學著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都有它的歷史侷限性。

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非凡見識，撰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共3000多年的歷史。

《史記》當之無愧居於二十四史之首。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

一，首創紀傳體，二，系統性比較強，三，沒有第二個比它更好的了。但它說是歷史，卻含有文學的成分，有些讀起來很有味道的記載，卻像小說，三國演義是七分歷史三分虛構，史記也只能說是八分真，二分錯。

《史記》中是有很多錯誤。但肯定沒有一千多處。約有幾十處。最嚴重的是六國年代錯亂嚴重。是因秦始皇焚書坑儒所致。

《左傳》是中國歷史上可信度最高的史書，可信度達100％。《史記》是秦朝之後，可信度最高的史書。《史記》的可信度並非100％。就列舉出幾處與史實不符之處：

《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宋。根據《左傳》記載：並非燕惠公，而是燕簡公。

《陳杞世家》記載：二十四年，孔子卒。其實，孔子是卒於陳湣公二十三年。

《鄭世家》記載：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據《左傳》記載：鄭桓公並非是宣王庶弟，而是同母弟。 其他的幾處不實之處不在贅述。

在諸侯世家中，年代有個別之處錯亂。尤其是齊、魏最為典型。 儘管如此，《史記》的可信度依然超過99.9%。能夠推翻《史記》的，唯有一部史學典籍《左傳》。在沒有異與《左傳》和考古鐵證的情況下，對於《史記》所有記載，當為信史。

下面就舉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燕召公世家》開篇，有召公奭的記載：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其所得，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詩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顯然，《甘棠》是懷念的是周文王庶子，周武王的兄弟——召公奭。 但鄙人的中華書局出版的《詩經》中，對此篇詩歌卻如此評析： 舊說為周初的召公奭，其實為周宣王時期的重臣召伯虎，他曾北擊獫狁入侵，平定淮夷之亂保衛了華夏文明的穩定和發展。有一小撮學者，贊同此乃謬論。

《詩經》中確實有歌頌召伯虎之詩——《江漢》，周宣王親自作此詩，以表彰其功績。 《甘棠》歌頌的是召公——召公奭。《江漢》是歌頌召公——召伯虎。前者有《史記》為證，後者有考古為據。讀書為學，不應譁眾取寵，唯恐天下不亂。

秦始皇焚書坑儒，禁燬六國史書及百家言。六國史書雖然被毀滅。但六國的歷史透過口耳相傳。大致流傳了下來。透過口耳相傳的歷史，往往是年代的錯誤最嚴重。所以，《史記》中，六國曆史的錯誤最為嚴重。

《史記》中對於秦朝、漢朝歷史的記載，可信度是100％。其中，秦朝歷史的作者不是司馬遷，而是秦國史官。

司馬遷窮畢生之力寫就的《史記》，被大文豪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這個稱譽實至名歸，並不為過。

這麼一部備受歷代推崇和敬仰的史書，一直是歷代帝室貴胄治國理政、開疆拓土、奴役黔首的龜鑑圭臬。

司馬遷是在自身被宮刑的情況下完成這一史無前例的歷史鉅著的。儘管司馬公受盡了屈辱和凌峙，蝸居蠶室不敢見人，但他心中一直有著強大的信念，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至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

今天來看這部史書，確實有疏漏和舛錯，也難以對史實承擔起完美無瑕的歷史責任。也有好事者專以挑錯找茬兒為己任，偏好鑽進歷史的風箱中尋找拾遺補缺的蛛絲馬跡，對司馬遷攻其一點不計其餘，生生給辯證的考古學和歷史論蒙上掛一漏萬或偏聽偏信的斷語定論，其實是忽略了、甚至無視了那個歷史時代條件下司馬遷的個人處境和思維侷限、意識矇昧、價值取向，是不公正的唯客觀論者，不是一個真正的唯物主義者該有的情懷和態度。

《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後來的斷代史和拾遺補缺的各類紀實紀事，無不借鑑了司馬公的這個傳統手法，比如我們後來極為看重的宋代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鑑》——也就是說，《史記》的影響不僅僅是史實上的考證辯究，還是一種文化體例和文學載體上的開端和肇使，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並不應該以白璧微瑕來全盤質疑甚至否定《史記》之於時代和未來的偉大功用。

毛澤東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我們在對待司馬遷和《史記》上面，不要輕易否定司馬遷的畢生心血結晶，也不要照單全收，而是要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有區別的、遴選的取捨，萬不可被一時的謬誤矇蔽了眼睛，陷進歷史的無限爭論攻詰謾罵中。

再說一遍，司馬遷和《史記》，永遠都是我們需要仰望和敬畏的豐碑，我們沒有資格對它指手畫腳臧否質疑。

中國文化不重實證，不重邏輯，卻具有強烈的崇拜祖先傳統。許多人更多的是願意把《史記》當小說、演義來看，如廈大中文系教授易中天，民間把《三國演義》、《西遊記》當歷史的讀者古往今來不計其數，

編年史，以《左傳》記年為濫觴，然，春秋三傳為經(雖經史不分家)，經、史、子、集中不入史冊。司馬子長著先秦至漢全錄，自然排首！

現代科技以及考古發現，從機率上已直接證明《史記》可信度極高，在史籍中無可替代。所以，處於二十四史之首就不足為奇了。中國歷史，由於皇權壓迫及士子們的私慾野望，多有無原則唯上媚寫，一直以來史書的公正性就被人詬病。但，相比之下，從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漢武帝的描述可知，老先生並非無原則的無良士子。白起坑趙卒40萬一說，被近年山西高平一帶的萬人坑發現所佐證；秦之起源地犬丘，西垂陵園也被近年的考古發見，諸如此類，就不一一列舉。

華人的極端思維模式，正好體現在對《史記》的評價上，不可取。

首先史記記載的歷史跨度為幾千年，沒有其他的歷史書箱可以達到這麼長的時間，記載的歷史基本上符合真實的情況，中間有一些小的錯誤並不影響大的歷史趨勢。

其次，司馬遷為本書所做出的付出和犧牲盡展他的不為權貴折腰的精神更難能可貴。為了儘量符合真實的歷史，他需要走訪很多的人，查閱很多的古籍，尋找更多的文物來加以佐證。

 太史公為後世留下了這麼寶貴的財富無論用什麼都不能夠衡量！

史記有一些問題，但主體沒有問題，可以作為絕大部分史實的依據 ，尤其是秦漢階段歷史！

而先秦到上古階段錯誤較多，衝突之處應該採信《竹書紀年》、《清華簡》等記載！

史記的錯誤的原因大致有幾種：

1.史料缺失

孔子修書，焚書坑儒之後，大量史料遺失，導致司馬遷在部分史實上靠推論，推論就不免摻雜個人喜好，就可能出錯。這一部分錯誤，一定程度上可以透過考古發現補充新的史料勘誤！比如後出土的先秦史料《竹書紀年》、《清華簡》等；近現代考古成果、甲骨文、各種青銅器銘文等。

比如關於西周建都洛陽的史實，雖然幾乎當時所有可見的史料都記在周朝定都洛陽。但司馬遷認為這些史料不充分，雖然在洛陽營建了都城成周，周王也在成周舉行了祭祀（開國大典） 但並無確鑿史料證明周朝王室定居洛陽，應該返回了長安。（補充一句，其實更無史料證明周成王返回了長安，這完全是個個人喜好的憑空猜測） 但後來出土的的先秦文獻《竹書紀年》、《何鼎銘文》等，以及“成周遺址”和“豐鎬遺址”的發掘和研究，都表明了周朝確實建都洛陽，東西周的首都均在洛陽，司馬遷的猜測錯了！“西周”就是“西邊長安的周朝”這個理解也是錯誤的，西周也在洛陽！

2.參考史料本身有誤

這個主要是以孔子為首的儒家，修訂了很多前秦的書籍如《尚書》等，導致司馬遷引用的是錯誤的資料，比如關於“共和”的解釋。

3.春秋筆法

司馬遷繼承了儒家的春秋筆法，就是曲筆。簡單說就是，少說或淡化與我觀點不同的史實，多說或強化與我觀點相同的史實，這就會造成認知誤差！比如對於李廣的美化，和對衛青、霍去病的醜化。

4.無心之失

比如說一些錯字、年代錯誤等造成的困擾……不一一舉例了！

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史記是一本偉大的史學著作，但如果發現與其他史料和考古發現相悖的內容，還是應該審慎分析，明辨真偽，勇於承認和糾正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