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西周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西周享國近三百年，這一時期創造的文化亦是燦爛多姿。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與《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現了對“五行”的認識。《尚書•洪範》把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稱為“五行”，並認識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效能，認為“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牆；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牆作甘”。 “水曰潤下”，是指水具有滋潤、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發熱、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長、升發的特性；“金曰從革”，是指金具有肅殺、變革的特性；“土爰稼牆”，是指土具有種植莊稼，生化萬物的特性。西周時期的人們基於這種認識，把宇宙間各種事物分別歸屬於五行。
此外，儒家經典五經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時出現的，其內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氣象、曆法、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武術、煉丹、養生、哲學、歷史、文學、藝術、教育、民俗、心理、倫理、軍事、宗教、卜筮、堪輿等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構成的，每卦有卦辭，每爻有爻辭。卦辭與爻辭是經文，稱為《易經》，後人對卦辭和爻辭進行說明、解釋，甚至加以發揮，這些文字叫做傳文，稱為《易傳》。現存的《周易》十卷，包括《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
據《史記·周本紀》說：西伯被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原來西伯侯在獄中彈琴之餘將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內含天地造化之妙、陰陽不測之機。因六十四卦為周文王（西伯）所推演，故名《周易》。周易就是後天易學。《史記正義》解釋說：《乾鑿度》雲：“垂黃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義》雲：“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種較早的記載。
司馬遷曾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說文解字》易部解說道：“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八卦由陰爻和陽爻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組成象，其象也是陰陽。日為陽，月為陰，是以陰陽的消長、盛衰、變化來闡明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之理。先天八卦圖和後天八卦圖都是如此。
《周易》內容豐富切如此，是人們瞭解宇宙、世界的一個通道。是故深得孔子喜愛，孔子為讀它竟然三次磨斷了扎書簡的繩子。“韋編三絕”這個成語就是這麼來的。中國儒家的經典是四書五經，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是《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易》被儒家尊為五經之首，可見儒家對它的看重。
此外，《周易》還是中國傳統醫學之源，二者之間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醫張景嶽在其著作《醫易義》中所說：“《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醫不可無賜，《易》不可無醫”。
《周易》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力彌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與文學
西周流傳下來的甲骨文與青銅銘文，與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時期出土的器物較多，銘文的篇幅也較長，所以成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內容比甲骨文更豐富。從殷商器上的一兩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數百字，記錄了祭典訓誥、征伐功勳、賞賜策命、盟契誓約、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銅器一起鑄成的銘文，其形式要求莊嚴，穩重，端肅，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禮於器”的禮儀文化的特點。
較長篇幅的西周金文的代表是陝西岐山出土的有近五百字的毛公鼎，記述了關於西周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史實，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陝西臨潼出土的記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衛諸器等器，都載有銘文。透過這些文字，更加豐富了後人關於西周社會歷史研究的內容。
今人容庚《金文編》 收錄了二十世紀五十代以前出土的銅器銘文近三千單字。此後數十年間中國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銅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這就說明西周時期是中國古文字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世傳周太史籀作大篆，經過長期流傳下來的籀文，在書法上與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處，但在當時是一般比較通行的文字，與銘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西周金文形體演變的主要趨勢是線條化。
現存《尚書》中的“周書”和“逸周書”等，就是經過後人選編而儲存下來的西周文獻典籍的一部分。這些篇章是當時的重要歷史文獻，文章結構複雜，文辭簡練，表現了當時嚴謹的文風。
第三、禮樂
周代是最早對“禮”（祭祀、朝饗等儀式）和“樂”（伴隨“禮”進行的樂舞）作出詳細規定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制定禮樂”。周代的禮樂制度有兩條基本內容，一是規定等級，二是規定伴隨禮的樂舞基本是雅樂。
周代禮樂制，等級森嚴，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禮儀有別，所用的音樂也不一樣，所用樂器也不同。如祭祀天神，“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 ；祭地示，“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 ；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兩君相見，用大雅《文王》；諸侯設宴招待來訪使臣用小雅《鹿鳴》、《四度》、《皇皇者華》。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頌》，士大夫則不能用。
在周雅樂中，器樂、舞蹈、歌唱往往分別進行，並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與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彈奏樂器瑟或簧管樂器笙伴奏，器樂即所謂“金奏”，是鍾、鼓、磬的合奏。“金奏”規格很高，只有天子、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單單用鼓。鍾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織成肅穆莊麗的音響，加上鼓的配合，確實能造成天子、諸侯“至尊至高”、“威嚴”無比的功效。當時可以看到“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濩》、周時的《大武》。
周代還有采風制度。即透過收集民歌，來觀察風俗和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時經孔子刪定，匯成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可以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
西周所用雅樂的歌唱部分均屬於《詩經》中的《周頌》、《大雅》和《小雅》。而《國風》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後期用於等級較低的“禮”。清代學者方玉潤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詩時對詩所表現的情形進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嫋嫋，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 今天，我們只能從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節奏和韻律。
周代還興辦了音樂機構“大司樂”，在音樂方面系統的訓練貴族子弟。《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記載了大司樂教授樂舞的具體內容：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以和。” 說明《周禮·地宮·大司徒》已注意到音樂對人情志的影響。
《周禮·春官·大司樂》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樂舞，它表現的是周武王伐紂的歷史事件。據《禮記·樂記》記載，《大武》具有很大的規模，它在春秋時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樂隊伴奏。它有著結構完整的曲式，在藝術上有相當高的水平。
西周時的樂器有數十種之多，僅一部《詩經》中，就出現了二十九種樂器。不僅有打擊樂器和吹奏樂器，還有彈絃樂器。根據材料的不同，當時的樂器可分為八類，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史書稱為“八音” 。另外，被史書稱為“鐘鼓之樂”的大型管絃樂隊也在西周時興起，這種樂隊的主要樂器是編鐘和建鼓。這時的編鐘以由先前的三隻發展而為五隻、八隻。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的柞鍾，總音域已有三個八度，並基本按羽、宮、角、徵、羽、宮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徵、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就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就得到徵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鐘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第四、服飾
中國服飾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諸侯、貴族都依照場合與身份穿著服飾。
周代的服飾，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領開向右邊；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著一條寬邊的腰帶，肚圍前再加一條像裙一樣的“韍”，用來遮蔽膝蓋，所以又叫做“蔽膝”。
冕服是男服服飾中最尊貴的一種。冕服主要在祭典中穿著，比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祭祀山川、社稷等，是主要的祭服。但是天子受諸侯朝覲、大婚親迎時也要穿冕服，其服飾主要由冠、衣、裳、蔽膝、革帶、大帶等要件所組成。冕服的主體是玄衣，衣裳上面繪繡有章紋飾，周代共有九章花紋，即龍、山、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含義。而在最隆重的典禮時，穿九章紋冕服。衣裳之下，襯以白紗中單，即白色的襯衣。古代襯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為硃色，諸侯為黃硃色。鞋是雙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禮時穿赤色的。
隆重性僅次於冕服的是弁服，衣裳的形式與冕服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為爵弁、韋弁、冠弁等幾種，它們主要的區別在於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顏色。“玄端”為天子的常服，諸侯及其臣的朝服。古代凡是禮服都是上衣下裳不相連，但有一種衣裳是上下相連，分開裁但是上下縫合，因為“被體深邃”，所以被稱為“深衣”。
女服也是與“禮”相合。《周禮·天官》中記載道：“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素紗。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王后跟從天子祭先王的祭服是“禕衣”。王后跟從天子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的祭服是“揄狄”，是青色衣，畫揄狄紋十二章紋，揄狄羽色亦為五采。王后跟從天子祭群神和子男夫人從君祭宗廟的祭服是“闕狄”，是赤色衣，刻赤色繒的狄紋。王后率領命婦祭蠶神告桑的禮服是“鞠衣”，也是諸候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王后禮見王及宴請賓客的禮服是“展衣”，也是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王后燕居時的常服是“祿衣”，也是士之妻從夫助祭的祭服。“素紗”主要是襯在六服的面，這樣可以顯示出六服的色彩。
可以說，古代的服飾制度與人們的社會禮教是息息相關的。它不僅具有裝飾的意義，而且還是當時人們身分和言行舉止的標誌。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學
西周時，天文學家透過觀測恆星，在黃道帶和赤道帶的兩側，確定了二十八個星座作為標誌，稱為二十八宿。依據這些星座，天文學家來確定天體的位置和許多天象，如日、月食等發生的位置。由太陽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節，這比觀測早晚星象以觀察太陽所在位置而定季節的方法要精確。
關於日食的觀測，《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確的記載。所記日食發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這是中國最早的以日月合朔為一月開端的記錄。
中國最早的天文觀測儀器是用以觀測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裝置圭表的觀測臺是周初在陽城建立的周公測景（影）臺（遺蹟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鎮）。表高八尺，圭是與表相連的座子。太陽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則最長。利用土圭觀測日影，就能比較正確地測定出太陽年的長度。
第二、地理學
由於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需要，地圖在西周時期已經廣泛應用。如周公在選定洛邑城址時，就事先繪製地圖。《周禮》大司馬的屬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大司徒的屬官有土訓“掌道（解釋）地圖以詔地事”，等等。這些專職官吏各有專用的地圖，說明地圖的繪製已經相當發達。
第三、醫學
西周時，專門的醫學書籍還沒有出現，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多散見於《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山海經》等當時的文獻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時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已有了明顯的進步，對於熱病、昏迷、浮腫、逆產和不孕等疾病已經可以認識，並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詩經》中就記載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症候，如：瘨（癲狂）、閔（傷癰）、狂（疑）、首疾（頭痛）、噎（氣息不利）、疚（心憂憊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懷孕）、瞽（盲人）等。《山海經》、《周禮》等也分別記載了多種疾病的名稱和內容，如腫瘍、潰瘍、金瘍、瘧疾、疥、癉疽、足腫病、佝僂病、禿頭、胼脅等。
對疾病的診斷，《周禮·天官》是這樣記載的：“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在治療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後藥”的治療主張，即先用食療，再用藥治。同時還提出飲食要與四時季節的變化相適應。周代甚至出現了專管王室膳食的官職“棗食醫”，這說明當時關於飲食療法的經驗已有相當的積累。
此外，針灸、按摩、導引等各種治療方法在這個時期也已有所應用。
雖然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迄今並未發現關於藥物的明確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魚來散瘀血和用棗治瘧疾的記載。到了西周、春秋時期，藥物品種增加，人們的用藥經驗也日益豐富。很多文獻中都有關於藥物的記載。如《周禮·天官》中記述了初步對藥物分類的“五藥”；記述了對外用腐蝕藥膽礬、丹砂、雄黃、礐石、磁石這“五毒”的煉製過程。再比如《詩經》中也記載了大量的動植物，雖然沒有明確指明這些動植物的藥用作用，但是許多都是後世所使用的藥物，如芣苢（車前）、藚（澤瀉）、葛（葛根）、薇（白薇）、芩（黃芩）、虻（貝母）、荑（白茅）、壺（葫蘆）、木瓜、棗等。《詩經》中對一些植物的採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記載。
西周時期的人們還認識到，季節氣候的變化與人體健康有一定的關係。當時傳染病被稱為癘疾。《周禮·天官·疾醫》中記載了四時的常見病、多發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周代起專職醫生開始出現，並且有了最初的醫學分科。當時的宮廷醫生分為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四科，各有其編制和職責範圍。食醫負責王室的飲食與配膳；疾醫職責是負責百姓疾病的治療；瘍醫相當於今天的外、傷科醫生；獸醫主要負責動物疾病的治療。
周朝還設立了較為完備的醫療制度，其系統是：醫師一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是“眾醫之長”，掌管國家的醫藥政令，負責王室和邦內疾病和瘟疫的預防和治療；士是治病的醫生；府掌管藥物、醫療器具和會計事務等；史負責文書和醫案，徒專供驅使並看護病人。周朝還設有完整的醫療考核制度和考核標準。據《周禮》記載：“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也就是說，每到年終，醫師們的級別和俸祿要根據他們的醫療成績的優劣來決定。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病歷記錄和死亡報告制度。也就是可以根據病人不同的患病情況進行分別處理，並對其治病過程全程記錄。對於死亡者，還要作出死亡原因的報告，呈送醫師，作為評定級別的依據。
根據甲骨文的記載，夏商時期，人們已有洗臉、洗手、洗腳的習慣。到了西周，人們對飲食衛生更加重視。人們“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豕膏）；秋行犢麛，膳膏腥（雞膏）；冬行鱻羽，膳膏羶（羊脂）。” 人們還意識到人的飲食口味必須隨四時氣候的變化而變換，《食醫》中記載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
另外，從已經挖掘出來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關於牛欄、豬圈和室內除蟲的記載，這說明殷商時期的人們已開始注意環境衛生，並實行了人畜分離。到了周代，人們使用瞭如抹牆、堵洞、藥燻、灑灰、掃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滅水中病蟲害的方法，對此，《周禮》、《易禮》、《詩經》中都有相關記載。
第四、數學
周代很重視貴族子弟的教育，從幼童開始，就要教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號稱為“六藝”。數學是其中的一門，可見有關數學的知識已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並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周髀算經》 開頭所舉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傳說是周公提出來的。
第五、生活設施
相傳黃帝時代已有水井，夏代則有“伯益作井”的傳說。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鑿。到了商周時期，人們逐漸發明了井裙、井蓋、井亭等設施。根據出土的殷墟遺址，發現當時已經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遺址中也發現了比商代更為先進的地下水道。
此外，對於如何防暑降溫，周代較之商朝有了新的發展。夏商時代，人們一般冬季貯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到了周代，人們普遍在夏季用冰來調節溫度，達到“癘疾不降”的目的，而且還設有專門分管用冰的官職“凌人”。《詩經》、《周禮》中都有藏冰的記載，考古挖掘中也曾發現這一時期修建的冰窖和貯存食物的冷藏井。
西周 西周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西周享國近三百年，這一時期創造的文化亦是燦爛多姿。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與《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現了對“五行”的認識。《尚書•洪範》把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稱為“五行”，並認識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效能，認為“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牆；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牆作甘”。 “水曰潤下”，是指水具有滋潤、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發熱、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長、升發的特性；“金曰從革”，是指金具有肅殺、變革的特性；“土爰稼牆”，是指土具有種植莊稼，生化萬物的特性。西周時期的人們基於這種認識，把宇宙間各種事物分別歸屬於五行。
此外，儒家經典五經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時出現的，其內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氣象、曆法、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武術、煉丹、養生、哲學、歷史、文學、藝術、教育、民俗、心理、倫理、軍事、宗教、卜筮、堪輿等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構成的，每卦有卦辭，每爻有爻辭。卦辭與爻辭是經文，稱為《易經》，後人對卦辭和爻辭進行說明、解釋，甚至加以發揮，這些文字叫做傳文，稱為《易傳》。現存的《周易》十卷，包括《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
據《史記·周本紀》說：西伯被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原來西伯侯在獄中彈琴之餘將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內含天地造化之妙、陰陽不測之機。因六十四卦為周文王（西伯）所推演，故名《周易》。周易就是後天易學。《史記正義》解釋說：《乾鑿度》雲：“垂黃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義》雲：“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種較早的記載。
司馬遷曾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說文解字》易部解說道：“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八卦由陰爻和陽爻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組成象，其象也是陰陽。日為陽，月為陰，是以陰陽的消長、盛衰、變化來闡明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之理。先天八卦圖和後天八卦圖都是如此。
《周易》內容豐富切如此，是人們瞭解宇宙、世界的一個通道。是故深得孔子喜愛，孔子為讀它竟然三次磨斷了扎書簡的繩子。“韋編三絕”這個成語就是這麼來的。中國儒家的經典是四書五經，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是《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易》被儒家尊為五經之首，可見儒家對它的看重。
此外，《周易》還是中國傳統醫學之源，二者之間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醫張景嶽在其著作《醫易義》中所說：“《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醫不可無賜，《易》不可無醫”。
《周易》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力彌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與文學
西周流傳下來的甲骨文與青銅銘文，與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時期出土的器物較多，銘文的篇幅也較長，所以成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內容比甲骨文更豐富。從殷商器上的一兩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數百字，記錄了祭典訓誥、征伐功勳、賞賜策命、盟契誓約、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銅器一起鑄成的銘文，其形式要求莊嚴，穩重，端肅，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禮於器”的禮儀文化的特點。
較長篇幅的西周金文的代表是陝西岐山出土的有近五百字的毛公鼎，記述了關於西周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史實，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陝西臨潼出土的記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衛諸器等器，都載有銘文。透過這些文字，更加豐富了後人關於西周社會歷史研究的內容。
今人容庚《金文編》 收錄了二十世紀五十代以前出土的銅器銘文近三千單字。此後數十年間中國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銅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這就說明西周時期是中國古文字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世傳周太史籀作大篆，經過長期流傳下來的籀文，在書法上與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處，但在當時是一般比較通行的文字，與銘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西周金文形體演變的主要趨勢是線條化。
現存《尚書》中的“周書”和“逸周書”等，就是經過後人選編而儲存下來的西周文獻典籍的一部分。這些篇章是當時的重要歷史文獻，文章結構複雜，文辭簡練，表現了當時嚴謹的文風。
第三、禮樂
周代是最早對“禮”（祭祀、朝饗等儀式）和“樂”（伴隨“禮”進行的樂舞）作出詳細規定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制定禮樂”。周代的禮樂制度有兩條基本內容，一是規定等級，二是規定伴隨禮的樂舞基本是雅樂。
周代禮樂制，等級森嚴，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禮儀有別，所用的音樂也不一樣，所用樂器也不同。如祭祀天神，“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 ；祭地示，“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 ；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兩君相見，用大雅《文王》；諸侯設宴招待來訪使臣用小雅《鹿鳴》、《四度》、《皇皇者華》。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頌》，士大夫則不能用。
在周雅樂中，器樂、舞蹈、歌唱往往分別進行，並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與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彈奏樂器瑟或簧管樂器笙伴奏，器樂即所謂“金奏”，是鍾、鼓、磬的合奏。“金奏”規格很高，只有天子、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單單用鼓。鍾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織成肅穆莊麗的音響，加上鼓的配合，確實能造成天子、諸侯“至尊至高”、“威嚴”無比的功效。當時可以看到“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濩》、周時的《大武》。
周代還有采風制度。即透過收集民歌，來觀察風俗和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時經孔子刪定，匯成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可以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
西周所用雅樂的歌唱部分均屬於《詩經》中的《周頌》、《大雅》和《小雅》。而《國風》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後期用於等級較低的“禮”。清代學者方玉潤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詩時對詩所表現的情形進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嫋嫋，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 今天，我們只能從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節奏和韻律。
周代還興辦了音樂機構“大司樂”，在音樂方面系統的訓練貴族子弟。《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記載了大司樂教授樂舞的具體內容：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以和。” 說明《周禮·地宮·大司徒》已注意到音樂對人情志的影響。
《周禮·春官·大司樂》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樂舞，它表現的是周武王伐紂的歷史事件。據《禮記·樂記》記載，《大武》具有很大的規模，它在春秋時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樂隊伴奏。它有著結構完整的曲式，在藝術上有相當高的水平。
西周時的樂器有數十種之多，僅一部《詩經》中，就出現了二十九種樂器。不僅有打擊樂器和吹奏樂器，還有彈絃樂器。根據材料的不同，當時的樂器可分為八類，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史書稱為“八音” 。另外，被史書稱為“鐘鼓之樂”的大型管絃樂隊也在西周時興起，這種樂隊的主要樂器是編鐘和建鼓。這時的編鐘以由先前的三隻發展而為五隻、八隻。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的柞鍾，總音域已有三個八度，並基本按羽、宮、角、徵、羽、宮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徵、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就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就得到徵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鐘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第四、服飾
中國服飾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諸侯、貴族都依照場合與身份穿著服飾。
周代的服飾，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領開向右邊；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著一條寬邊的腰帶，肚圍前再加一條像裙一樣的“韍”，用來遮蔽膝蓋，所以又叫做“蔽膝”。
冕服是男服服飾中最尊貴的一種。冕服主要在祭典中穿著，比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祭祀山川、社稷等，是主要的祭服。但是天子受諸侯朝覲、大婚親迎時也要穿冕服，其服飾主要由冠、衣、裳、蔽膝、革帶、大帶等要件所組成。冕服的主體是玄衣，衣裳上面繪繡有章紋飾，周代共有九章花紋，即龍、山、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含義。而在最隆重的典禮時，穿九章紋冕服。衣裳之下，襯以白紗中單，即白色的襯衣。古代襯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為硃色，諸侯為黃硃色。鞋是雙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禮時穿赤色的。
隆重性僅次於冕服的是弁服，衣裳的形式與冕服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為爵弁、韋弁、冠弁等幾種，它們主要的區別在於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顏色。“玄端”為天子的常服，諸侯及其臣的朝服。古代凡是禮服都是上衣下裳不相連，但有一種衣裳是上下相連，分開裁但是上下縫合，因為“被體深邃”，所以被稱為“深衣”。
女服也是與“禮”相合。《周禮·天官》中記載道：“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素紗。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王后跟從天子祭先王的祭服是“禕衣”。王后跟從天子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的祭服是“揄狄”，是青色衣，畫揄狄紋十二章紋，揄狄羽色亦為五采。王后跟從天子祭群神和子男夫人從君祭宗廟的祭服是“闕狄”，是赤色衣，刻赤色繒的狄紋。王后率領命婦祭蠶神告桑的禮服是“鞠衣”，也是諸候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王后禮見王及宴請賓客的禮服是“展衣”，也是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王后燕居時的常服是“祿衣”，也是士之妻從夫助祭的祭服。“素紗”主要是襯在六服的面，這樣可以顯示出六服的色彩。
可以說，古代的服飾制度與人們的社會禮教是息息相關的。它不僅具有裝飾的意義，而且還是當時人們身分和言行舉止的標誌。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學
西周時，天文學家透過觀測恆星，在黃道帶和赤道帶的兩側，確定了二十八個星座作為標誌，稱為二十八宿。依據這些星座，天文學家來確定天體的位置和許多天象，如日、月食等發生的位置。由太陽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節，這比觀測早晚星象以觀察太陽所在位置而定季節的方法要精確。
關於日食的觀測，《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確的記載。所記日食發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這是中國最早的以日月合朔為一月開端的記錄。
中國最早的天文觀測儀器是用以觀測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裝置圭表的觀測臺是周初在陽城建立的周公測景（影）臺（遺蹟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鎮）。表高八尺，圭是與表相連的座子。太陽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則最長。利用土圭觀測日影，就能比較正確地測定出太陽年的長度。
第二、地理學
由於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需要，地圖在西周時期已經廣泛應用。如周公在選定洛邑城址時，就事先繪製地圖。《周禮》大司馬的屬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大司徒的屬官有土訓“掌道（解釋）地圖以詔地事”，等等。這些專職官吏各有專用的地圖，說明地圖的繪製已經相當發達。
第三、醫學
西周時，專門的醫學書籍還沒有出現，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多散見於《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山海經》等當時的文獻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時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已有了明顯的進步，對於熱病、昏迷、浮腫、逆產和不孕等疾病已經可以認識，並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詩經》中就記載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症候，如：瘨（癲狂）、閔（傷癰）、狂（疑）、首疾（頭痛）、噎（氣息不利）、疚（心憂憊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懷孕）、瞽（盲人）等。《山海經》、《周禮》等也分別記載了多種疾病的名稱和內容，如腫瘍、潰瘍、金瘍、瘧疾、疥、癉疽、足腫病、佝僂病、禿頭、胼脅等。
對疾病的診斷，《周禮·天官》是這樣記載的：“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在治療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後藥”的治療主張，即先用食療，再用藥治。同時還提出飲食要與四時季節的變化相適應。周代甚至出現了專管王室膳食的官職“棗食醫”，這說明當時關於飲食療法的經驗已有相當的積累。
此外，針灸、按摩、導引等各種治療方法在這個時期也已有所應用。
雖然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迄今並未發現關於藥物的明確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魚來散瘀血和用棗治瘧疾的記載。到了西周、春秋時期，藥物品種增加，人們的用藥經驗也日益豐富。很多文獻中都有關於藥物的記載。如《周禮·天官》中記述了初步對藥物分類的“五藥”；記述了對外用腐蝕藥膽礬、丹砂、雄黃、礐石、磁石這“五毒”的煉製過程。再比如《詩經》中也記載了大量的動植物，雖然沒有明確指明這些動植物的藥用作用，但是許多都是後世所使用的藥物，如芣苢（車前）、藚（澤瀉）、葛（葛根）、薇（白薇）、芩（黃芩）、虻（貝母）、荑（白茅）、壺（葫蘆）、木瓜、棗等。《詩經》中對一些植物的採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記載。
西周時期的人們還認識到，季節氣候的變化與人體健康有一定的關係。當時傳染病被稱為癘疾。《周禮·天官·疾醫》中記載了四時的常見病、多發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周代起專職醫生開始出現，並且有了最初的醫學分科。當時的宮廷醫生分為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四科，各有其編制和職責範圍。食醫負責王室的飲食與配膳；疾醫職責是負責百姓疾病的治療；瘍醫相當於今天的外、傷科醫生；獸醫主要負責動物疾病的治療。
周朝還設立了較為完備的醫療制度，其系統是：醫師一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是“眾醫之長”，掌管國家的醫藥政令，負責王室和邦內疾病和瘟疫的預防和治療；士是治病的醫生；府掌管藥物、醫療器具和會計事務等；史負責文書和醫案，徒專供驅使並看護病人。周朝還設有完整的醫療考核制度和考核標準。據《周禮》記載：“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也就是說，每到年終，醫師們的級別和俸祿要根據他們的醫療成績的優劣來決定。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病歷記錄和死亡報告制度。也就是可以根據病人不同的患病情況進行分別處理，並對其治病過程全程記錄。對於死亡者，還要作出死亡原因的報告，呈送醫師，作為評定級別的依據。
根據甲骨文的記載，夏商時期，人們已有洗臉、洗手、洗腳的習慣。到了西周，人們對飲食衛生更加重視。人們“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豕膏）；秋行犢麛，膳膏腥（雞膏）；冬行鱻羽，膳膏羶（羊脂）。” 人們還意識到人的飲食口味必須隨四時氣候的變化而變換，《食醫》中記載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
另外，從已經挖掘出來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關於牛欄、豬圈和室內除蟲的記載，這說明殷商時期的人們已開始注意環境衛生，並實行了人畜分離。到了周代，人們使用瞭如抹牆、堵洞、藥燻、灑灰、掃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滅水中病蟲害的方法，對此，《周禮》、《易禮》、《詩經》中都有相關記載。
第四、數學
周代很重視貴族子弟的教育，從幼童開始，就要教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號稱為“六藝”。數學是其中的一門，可見有關數學的知識已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並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周髀算經》 開頭所舉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傳說是周公提出來的。
第五、生活設施
相傳黃帝時代已有水井，夏代則有“伯益作井”的傳說。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鑿。到了商周時期，人們逐漸發明了井裙、井蓋、井亭等設施。根據出土的殷墟遺址，發現當時已經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遺址中也發現了比商代更為先進的地下水道。
此外，對於如何防暑降溫，周代較之商朝有了新的發展。夏商時代，人們一般冬季貯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到了周代，人們普遍在夏季用冰來調節溫度，達到“癘疾不降”的目的，而且還設有專門分管用冰的官職“凌人”。《詩經》、《周禮》中都有藏冰的記載，考古挖掘中也曾發現這一時期修建的冰窖和貯存食物的冷藏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