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劇變”是中文語境當中一個專有名詞，用來描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蘇聯為代表的國家集團紛紛改弦更張的歷史程序。
即使是政治、經濟相對穩定的西方發達國家，其社會經濟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發生過各種各樣的不同變化，更不用說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劇烈變化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它們的變化歷程、變化途徑、變化結果都是各不相同的，很難以一個詞彙來概括。
▲1972年，聖彼得堡街景 圖源於網路
具體來說，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波羅的海諸國等國家在經歷了短期的所謂“休克”之後，經濟迅速發展，如今它們的社會成熟度、經濟富裕度都處於發達國家水平。
而前蘇聯各加盟國，尤其是俄羅斯、烏克蘭等組成蘇聯的核心國家，反而長期沒有起色，不僅經濟始終原地踏步，社會、政治等也很不成熟。換句話說，俄羅斯、烏克蘭等國的“轉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失敗的。
我們評價俄羅斯、烏克蘭等國的轉軌失敗，並不是說這些國家應該“不轉軌”，或者應該回到蘇聯時代。只是說它們轉軌之後造成的結果，並沒有達到蘇聯末期人民對於社會變革之後未來願景的預期。而它們之所以在社會轉軌之後沒有帶來理想的結果，恰恰是蘇聯時期給社會打下的一系列烙印造成的。
如果“回到”蘇聯時代，不僅不可能比現在更好，反而會給全世界都帶來巨大的災難。
01
沒有互助的“經互會”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一家獨大，但由於舊世界經濟體系崩潰，美國也面臨著產能過剩、國內市場無法消化產品的尷尬境地。
為了擴大市場，美國推出了對外援助的“馬歇爾計劃”，旨在促進各國重建，共同繁榮，恢復世界經濟體系。
最初，馬歇爾計劃考慮到了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但條件是蘇聯必須在政治上做出改變，與美國的價值相接近。不同價值體系的政治勢力必然會引起衝突，這是歷史常識，只要價值目標不同，就不可能和諧共處，所謂“多極世界”是個偽命題。
▲ 喬治·凱南（1904年2月16日 - 2005年3月17日）是美國外交家（曾是美國駐蘇大使的助手）和歷史學家，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始創人。圖源於網路
蘇聯領導人選擇了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決定了蘇聯必然要與美國對抗。於是，“馬歇爾計劃”也就沒再包含蘇聯。
為了與西方抗衡，蘇聯倡導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理論上說，只要具備超越國家的經濟組織，都可以給參與的各國帶來比內部更廣闊的市場，有利於各國的經濟發展。
不過，經互會卻有其特殊的作用。
蘇聯成立經互會的根本目的，是要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抗，在經互會的運作機制當中，優先發展有利於對抗西方的重工業、軍事工業、航空航天工業等被放在了最優先的位置，並且能夠以蘇聯對各國發號施令的形式貫徹。
▲ 經互會的雛形是1947年蘇聯推出的“莫洛托夫計劃” 圖源於網路
以蘇聯的最主要成員國——俄羅斯、烏克蘭為核心，最尖端的產業都佈局在這兩個國家，而其他中歐國家則主要為蘇聯生產所需要的上游產品、中間產品。
同時，由於東西方的隔絕，很多中歐國家的能源進口大多來自俄羅斯，由於蘇聯在經互會中的領導地位，它可以對俄羅斯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氣任意定價，而中東歐國家則別無選擇。
在經互會的機制安排下，中東歐國家從蘇聯進口高價能源，再生產產業鏈低端的商品，以低價賣給蘇聯，這樣一個貿易鏈條實質上是蘇聯對中東歐國家的掠奪。
這樣的貿易鏈乍一看應該是蘇聯佔大便宜，中東歐國家吃大虧，在初期也確實如此。
▲烏克蘭黑海造船廠 圖源於網路
但經濟問題並不完全與政治掛鉤，也從來沒有哪一種政治力量能夠完全掌控經濟發展的走向。經互會的貿易機制在蘇聯和中東歐國家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後果。
一方面是俄羅斯、烏克蘭的大型國有工業企業、能源企業賺錢太過容易，只要堅決貫徹執行蘇聯中央的指令，就可以躺著賺大錢，久而久之這些企業的運作變得十分低效。
另一方面是中東歐國家因為在經互會中被蘇聯盤剝，逐漸萌生出民間的經濟新動能，利用地理上與西歐接壤的便利，衝破蘇聯在政治上的重重封鎖，一點一點回到歐洲經濟體系中去。
而俄羅斯和烏克蘭則完全沒有任何途徑，也沒有任何動力，產生民間經濟力量擺脫蘇聯的政治控制。這為日後中東歐國家轉軌成功和俄羅斯、烏克蘭轉軌失敗買下了伏筆。
02
一盤散沙的社會基礎
社會轉型，需要堅實的基礎。中東歐國家之所以能夠轉型成功，與它們幾十年來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
早在二戰之前，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中歐國家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經濟強國，有良好的工業基礎，民間投資興旺，人民受教育水平高，社會秩序井然。
戰爭掐斷了它們的發展脈絡，後來他們被納入了蘇聯陣營，二戰之前的政治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波蘭、捷克、拉脫維亞三華人均GDP 圖源於網路
雖然身處蘇聯陣營中的中東歐各國，其民間社會都遭到了破壞性打擊，但這些國家的政治力量卻沒有能夠摧毀人民固有的價值體系，在政治力量漸趨薄弱的時候，民間社會很快就恢復了。
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轉軌大潮，這些國家固有的民間力量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人民迅速就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達成了共識，才造就了轉軌成功的奇蹟。
反觀俄羅斯和烏克蘭，情況就大不相同。
俄、烏兩國是直接在封建君主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現代國家。
▲十二月黨人起義 圖源於網路
沙皇時代末期，國家的改革方向一直在保守和變革之間搖擺。一方面一定程度推動社會變革，在國內培育了新的社會階層，出現了大量思想激進的革命青年；另一方面又絕不允許新的社會階層分享權力。
俄國社會出現了越改革、矛盾越深重的局面，而又促使下一任沙皇把矛盾歸咎為改革本身，從而又進一步限制社會的新變化，更加深了社會矛盾。
1917年，兩場革命，深切改變了俄國乃至全世界的歷史。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俄國在表面上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但是新的政權並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決俄國社會的矛盾，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德國為了消減協約國的實力，迫切希望讓國內動盪的俄國儘早退出戰爭。
▲列寧同志回到了祖國 圖源於網路
為此，德國別有用心的地把列寧、托洛茨基等人放回俄國，而他們也用一場十月革命回報了德國的幫助。
在經濟上，俄國雖然在不可逆轉地走向工業化，但表面上的欣欣向榮，卻是以農村百年不變的疲敝和平民階層的赤貧為代價的。
▲蘇聯時期的集體農莊 圖源於網路
進入蘇聯時期後，這一切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雖然蘇聯經濟高速發展，但是蘇聯的農民一直無法自由遷徙，從來就不能獲得與城市裡的幹部們同等的待遇，只能被禁錮在農村過著貧窮的生活，甚至食物都可能無法得到滿足。而城市的高階幹部和國企工人，全部生活需求都被國家統包，與自己的勞動幾乎沒有關係，處於“等靠要”的狀態。
▲1959年蘇聯鐵路工人 圖源於網路
這種情況從二戰結束之後到蘇聯解體，幾乎都沒有發生變化。
在這種一盤散沙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完全沒有共識，一旦失去了那個統包全能的“國家”，民眾也會無所適從，不知如何自我管理好國家。最終還是會把原本屬於自己的權利賦予一兩個所謂的“強人”，讓他來替自己“做主”。
03
“為民做主”不簡單
領導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至少比領導蘇聯要困難得多。在蘇聯萬年不變的體制內，評價能力的指標是權術。
除此之外不需要任何能力，任何人只要會念稿，甚至連稿都不會念，都可以穩坐克里姆林宮的寶座。
▲戈爾巴喬夫 圖源於網路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推動了經濟改革，其主要的改革動作幾乎都發生在俄羅斯境內。為了解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強行推進國有企業的重組，大量工人“下崗”，一些國企領導搖身一變成了新企業的老闆。
這條改革的道路不僅在俄羅斯，許多其他急需走出計劃經濟的國家都走過，但成效不彰。
根本原因在於，國有企業的所有權不清晰，改制造成了大量的資產所有權從全民手中直接跳轉到了有限的個人手中，而這些個人往往都是手握政治權力的人，他們的資產所有權是用政治權力換來的。
這樣的產權變革，最終的結果就是國家的大量資本全部落入少數的寡頭手中，而這些寡頭所擁有的壟斷地位與曾經的國有企業並無二致，低效的問題在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化的俄羅斯依舊存在。
▲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指手畫腳 圖源於網路
1992年，俄羅斯以 “休克療法” 啟動市場化經濟轉型。
首先實行價格自由化，全面放開物價，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價格，並實行盧布可自由兌換和浮動匯率，取消國家在外貿領域的壟斷，所有生產經營單位都有權經營進出口業務。價格自由化之後的跟進措施是實行統一匯率基礎上的貨幣可兌換政策，減少企業的進口補貼，國內市場對外開放。
由於前期已經飽受物資短缺之苦，價格自由化之後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俄羅斯採取穩定措施，壓縮財政赤字，控制貨幣發行，限制信貸規模。
▲1987-2019年俄羅斯人均GDP走勢圖 圖源於網路
不過，俄羅斯的幾項舉措都沒有一個整體規劃，基本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物資短缺的狀況下，放開物價的腳步買得太大，應當先解決物資短缺的問題，再考慮全面放開生活必需品的物價。而為了解決通貨膨脹而縮減政府赤字，限制信貸規模，則又犯了在衰退期奉行緊縮政策的錯誤，讓經濟衰退雪上加霜。
此時的俄羅斯人，由於缺乏共治基礎，沒有辦法團結一致解決國家的問題。
他們太過依賴於蘇聯時期的國家統包，也太過相信像葉利欽這樣的人能夠帶領國家走出困境。而葉利欽也不出意外地展露他在蘇聯體制內學到的權術手段，一連更換了五位總理，把國家困難的責任推給那些可憐的總理們。
04
錯上加錯的烏克蘭
烏克蘭曾經也是蘇聯的重要成員，僅次於俄羅斯。
在蘇聯內部，由於資源稟賦和產業佈局的分工，也有貧富差別，蘇聯將重要重工業和高技術產業的佈局在烏克蘭，讓烏克蘭獲得了較高的經濟收益，烏克蘭人在蘇聯內部的生活水平僅次於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波羅的海三國。
不過，烏克蘭人並沒有認清目前的較高生活水平是怎麼來的，總覺得本國的發展不依賴蘇聯的其他部分，因而對於脫離蘇聯、拜託俄羅斯的影響，表現的非常積極。
正如京滬等一線城市的發達離不開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的割裂，離不開舉國資本向大城市傾斜，離不開長期受到技術、人力、資本三重剝削的內陸地區。
▲烏克蘭出產的“扎波羅熱人”品牌乘用車 圖源於網路
烏克蘭的所謂“發達”也正是蘇聯計劃體制把資源向重要產業佈局地傾斜的結果，離開了蘇聯其他貧困地區的長期輸血，烏克蘭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但烏克蘭人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僅僅是希望越快離開蘇聯越好，卻不知道離開蘇聯之後到底應該怎麼辦。
蘇聯的統一經濟空間解體之後，烏克蘭犯了與俄羅斯同樣的錯誤，沒有處理好產權問題，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本進入市場競爭，沒有足夠的社會共識支援新國家的治理，同時又失去了原本一直存在的廣闊蘇聯市場，烏克蘭的重工業一方面無法像以前一樣獲取低價原材料，另一方面又無法像以前一樣獲得高價訂單，逐漸走入困境。
▲1987-2019年烏克蘭人均GDP走勢圖 圖源於網路
1990年，烏克蘭經濟開始下滑，到1994年原蘇東各國已經止跌回升，而烏克蘭的下滑卻反而加速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烏克蘭已經從“老大哥”變成了原蘇東陣營各國當中最差的。
儘管如此，烏克蘭人千年以來經歷了反蒙古、反波蘭、反德國、反俄羅斯的鬥爭，好不容易才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尤其是烏克蘭西部地區，民族成分中俄羅斯族最少，反俄鬥爭最激烈，他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選擇重新與俄羅斯整合市場、最佳化配置資源，而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努力融入西歐經濟體當中去。
▲喬治亞前總統和敖德薩州前州長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表示，烏克蘭人在蘇聯時期生活得更好。 圖源於網路
但是融入西歐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長期的陣營對立，西歐國家的整個社會體系都與烏克蘭有相當的區別，他們不願意也不可能無障礙地接納烏克蘭。
同時，烏克蘭東部地區由於俄羅斯族人比例很高，而蘇聯的重工業也主要佈局在東部，這些地方的人對於融入西歐不感興趣。這造就了烏克蘭在20世紀的幾次政治動盪，以及如今的社會撕裂。
結語
蘇東劇變，不同國家邁向不同的結局。這當中既有這些國家內部固有的社會、政治、經濟差異，又有冷戰時期蘇聯對不同國家的控制力差異，更有不同國家在轉軌過程中採取的不同路徑選擇。
作為蘇東陣營中的“老大哥”，俄羅斯和烏克蘭本應是經濟基礎最好的地區，卻在之後的轉軌中遭到了失敗，尤其是烏克蘭，幾乎已經是歐洲最窮的國家。
▲1983-2019年，俄、波、烏、捷四華人均GDP走勢（美元） 圖源於網路
很多學者都將俄烏的不成功歸咎於“私有化”、“自由主義”，可是同樣是私有化、同樣是自由主義，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等中歐國家就能夠平穩轉軌，顯然不能證明某種經濟理論是“錯誤”的。
細究俄羅斯、烏克蘭的轉軌歷程，我們發現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三條。
一是社會資本活力過低。
在蘇聯計劃體制的長期壓制下，這兩個國家幾乎沒有任何民間經濟活力，人們習慣於對國家“等靠要”，在國力較強的時候也許能夠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治理狀況，但國家的財力和控制力並不永遠強大，而且經常也出現國窮民富、府弱民強的情況，試問如果國家的統制力下降了，民眾還能向誰“等靠要”呢？
不僅在經濟層面，在社會層面、政治層面，也同樣表現出民眾沒有主觀能動性的情況，乃至於有一部分民眾希望改變現狀，卻又有另外一部分民眾要撲滅這些主觀能動性，造成社會的撕裂，乃至於國家的分裂，最終一定會讓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二是產權問題沒有解決。
在捷克、波蘭等國，都使用了將國有產權實體化，每個國民都能確實擁有國有資本的股權，在此基礎上實施兼併重組，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計劃經濟市場化。
而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大量的國有資產被賤賣給曾經掌握國有企業控制權的領導幹部手裡，原來依靠權力掌握企業，現在透過權力換來產權。
造成的結果不僅是國有資本流失，大量社會資本白白葬送，化公為私，同時也沒有改變國有企業缺乏競爭效率低下的弊端，新的寡頭們依然掌握壟斷地位，企業效率仍然十分低下。而經歷了化公為私的痛楚，普通民眾的勞動積極性更低了，俄羅斯、烏克蘭都是酗酒問題十分嚴重的國家，就是很好的證明。
第三是政治需求大於民間福祉。
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來說，要想改變現狀，唯一的辦法是改革自身，努力融入歐洲。
但這些國家的部分領導人物做事完全從維護自己的領導地位出發，擔心融入歐洲、變革體制之後，自己將失去長期領導國家的地位，因而一面私下裡與歐美大資本傢俬相授受，中飽私囊，另一面卻有極力防止國家的任何變革，阻撓經濟上對歐洲的融入程序，強制把國家逼入自我迴圈的絕境。
以上三條，哪怕有一條能稍稍改變，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不至於此。
在談論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問題時，繞不開關於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孰優孰劣的問題。其實，不管什麼國家，都有計劃，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已經是現代國家通行的做法。
（完）
“蘇東劇變”是中文語境當中一個專有名詞，用來描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蘇聯為代表的國家集團紛紛改弦更張的歷史程序。
即使是政治、經濟相對穩定的西方發達國家，其社會經濟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發生過各種各樣的不同變化，更不用說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劇烈變化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它們的變化歷程、變化途徑、變化結果都是各不相同的，很難以一個詞彙來概括。
▲1972年，聖彼得堡街景 圖源於網路
具體來說，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波羅的海諸國等國家在經歷了短期的所謂“休克”之後，經濟迅速發展，如今它們的社會成熟度、經濟富裕度都處於發達國家水平。
而前蘇聯各加盟國，尤其是俄羅斯、烏克蘭等組成蘇聯的核心國家，反而長期沒有起色，不僅經濟始終原地踏步，社會、政治等也很不成熟。換句話說，俄羅斯、烏克蘭等國的“轉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失敗的。
我們評價俄羅斯、烏克蘭等國的轉軌失敗，並不是說這些國家應該“不轉軌”，或者應該回到蘇聯時代。只是說它們轉軌之後造成的結果，並沒有達到蘇聯末期人民對於社會變革之後未來願景的預期。而它們之所以在社會轉軌之後沒有帶來理想的結果，恰恰是蘇聯時期給社會打下的一系列烙印造成的。
如果“回到”蘇聯時代，不僅不可能比現在更好，反而會給全世界都帶來巨大的災難。
01
沒有互助的“經互會”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一家獨大，但由於舊世界經濟體系崩潰，美國也面臨著產能過剩、國內市場無法消化產品的尷尬境地。
為了擴大市場，美國推出了對外援助的“馬歇爾計劃”，旨在促進各國重建，共同繁榮，恢復世界經濟體系。
最初，馬歇爾計劃考慮到了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但條件是蘇聯必須在政治上做出改變，與美國的價值相接近。不同價值體系的政治勢力必然會引起衝突，這是歷史常識，只要價值目標不同，就不可能和諧共處，所謂“多極世界”是個偽命題。
▲ 喬治·凱南（1904年2月16日 - 2005年3月17日）是美國外交家（曾是美國駐蘇大使的助手）和歷史學家，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始創人。圖源於網路
蘇聯領導人選擇了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決定了蘇聯必然要與美國對抗。於是，“馬歇爾計劃”也就沒再包含蘇聯。
為了與西方抗衡，蘇聯倡導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理論上說，只要具備超越國家的經濟組織，都可以給參與的各國帶來比內部更廣闊的市場，有利於各國的經濟發展。
不過，經互會卻有其特殊的作用。
蘇聯成立經互會的根本目的，是要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抗，在經互會的運作機制當中，優先發展有利於對抗西方的重工業、軍事工業、航空航天工業等被放在了最優先的位置，並且能夠以蘇聯對各國發號施令的形式貫徹。
▲ 經互會的雛形是1947年蘇聯推出的“莫洛托夫計劃” 圖源於網路
以蘇聯的最主要成員國——俄羅斯、烏克蘭為核心，最尖端的產業都佈局在這兩個國家，而其他中歐國家則主要為蘇聯生產所需要的上游產品、中間產品。
同時，由於東西方的隔絕，很多中歐國家的能源進口大多來自俄羅斯，由於蘇聯在經互會中的領導地位，它可以對俄羅斯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氣任意定價，而中東歐國家則別無選擇。
在經互會的機制安排下，中東歐國家從蘇聯進口高價能源，再生產產業鏈低端的商品，以低價賣給蘇聯，這樣一個貿易鏈條實質上是蘇聯對中東歐國家的掠奪。
這樣的貿易鏈乍一看應該是蘇聯佔大便宜，中東歐國家吃大虧，在初期也確實如此。
▲烏克蘭黑海造船廠 圖源於網路
但經濟問題並不完全與政治掛鉤，也從來沒有哪一種政治力量能夠完全掌控經濟發展的走向。經互會的貿易機制在蘇聯和中東歐國家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後果。
一方面是俄羅斯、烏克蘭的大型國有工業企業、能源企業賺錢太過容易，只要堅決貫徹執行蘇聯中央的指令，就可以躺著賺大錢，久而久之這些企業的運作變得十分低效。
另一方面是中東歐國家因為在經互會中被蘇聯盤剝，逐漸萌生出民間的經濟新動能，利用地理上與西歐接壤的便利，衝破蘇聯在政治上的重重封鎖，一點一點回到歐洲經濟體系中去。
而俄羅斯和烏克蘭則完全沒有任何途徑，也沒有任何動力，產生民間經濟力量擺脫蘇聯的政治控制。這為日後中東歐國家轉軌成功和俄羅斯、烏克蘭轉軌失敗買下了伏筆。
02
一盤散沙的社會基礎
社會轉型，需要堅實的基礎。中東歐國家之所以能夠轉型成功，與它們幾十年來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
早在二戰之前，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中歐國家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經濟強國，有良好的工業基礎，民間投資興旺，人民受教育水平高，社會秩序井然。
戰爭掐斷了它們的發展脈絡，後來他們被納入了蘇聯陣營，二戰之前的政治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波蘭、捷克、拉脫維亞三華人均GDP 圖源於網路
雖然身處蘇聯陣營中的中東歐各國，其民間社會都遭到了破壞性打擊，但這些國家的政治力量卻沒有能夠摧毀人民固有的價值體系，在政治力量漸趨薄弱的時候，民間社會很快就恢復了。
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轉軌大潮，這些國家固有的民間力量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人民迅速就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達成了共識，才造就了轉軌成功的奇蹟。
反觀俄羅斯和烏克蘭，情況就大不相同。
俄、烏兩國是直接在封建君主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現代國家。
▲十二月黨人起義 圖源於網路
沙皇時代末期，國家的改革方向一直在保守和變革之間搖擺。一方面一定程度推動社會變革，在國內培育了新的社會階層，出現了大量思想激進的革命青年；另一方面又絕不允許新的社會階層分享權力。
俄國社會出現了越改革、矛盾越深重的局面，而又促使下一任沙皇把矛盾歸咎為改革本身，從而又進一步限制社會的新變化，更加深了社會矛盾。
1917年，兩場革命，深切改變了俄國乃至全世界的歷史。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俄國在表面上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但是新的政權並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決俄國社會的矛盾，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德國為了消減協約國的實力，迫切希望讓國內動盪的俄國儘早退出戰爭。
▲列寧同志回到了祖國 圖源於網路
為此，德國別有用心的地把列寧、托洛茨基等人放回俄國，而他們也用一場十月革命回報了德國的幫助。
在經濟上，俄國雖然在不可逆轉地走向工業化，但表面上的欣欣向榮，卻是以農村百年不變的疲敝和平民階層的赤貧為代價的。
▲蘇聯時期的集體農莊 圖源於網路
進入蘇聯時期後，這一切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雖然蘇聯經濟高速發展，但是蘇聯的農民一直無法自由遷徙，從來就不能獲得與城市裡的幹部們同等的待遇，只能被禁錮在農村過著貧窮的生活，甚至食物都可能無法得到滿足。而城市的高階幹部和國企工人，全部生活需求都被國家統包，與自己的勞動幾乎沒有關係，處於“等靠要”的狀態。
▲1959年蘇聯鐵路工人 圖源於網路
這種情況從二戰結束之後到蘇聯解體，幾乎都沒有發生變化。
在這種一盤散沙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完全沒有共識，一旦失去了那個統包全能的“國家”，民眾也會無所適從，不知如何自我管理好國家。最終還是會把原本屬於自己的權利賦予一兩個所謂的“強人”，讓他來替自己“做主”。
03
“為民做主”不簡單
領導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至少比領導蘇聯要困難得多。在蘇聯萬年不變的體制內，評價能力的指標是權術。
除此之外不需要任何能力，任何人只要會念稿，甚至連稿都不會念，都可以穩坐克里姆林宮的寶座。
▲戈爾巴喬夫 圖源於網路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推動了經濟改革，其主要的改革動作幾乎都發生在俄羅斯境內。為了解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強行推進國有企業的重組，大量工人“下崗”，一些國企領導搖身一變成了新企業的老闆。
這條改革的道路不僅在俄羅斯，許多其他急需走出計劃經濟的國家都走過，但成效不彰。
根本原因在於，國有企業的所有權不清晰，改制造成了大量的資產所有權從全民手中直接跳轉到了有限的個人手中，而這些個人往往都是手握政治權力的人，他們的資產所有權是用政治權力換來的。
這樣的產權變革，最終的結果就是國家的大量資本全部落入少數的寡頭手中，而這些寡頭所擁有的壟斷地位與曾經的國有企業並無二致，低效的問題在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化的俄羅斯依舊存在。
▲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指手畫腳 圖源於網路
1992年，俄羅斯以 “休克療法” 啟動市場化經濟轉型。
首先實行價格自由化，全面放開物價，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價格，並實行盧布可自由兌換和浮動匯率，取消國家在外貿領域的壟斷，所有生產經營單位都有權經營進出口業務。價格自由化之後的跟進措施是實行統一匯率基礎上的貨幣可兌換政策，減少企業的進口補貼，國內市場對外開放。
由於前期已經飽受物資短缺之苦，價格自由化之後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俄羅斯採取穩定措施，壓縮財政赤字，控制貨幣發行，限制信貸規模。
▲1987-2019年俄羅斯人均GDP走勢圖 圖源於網路
不過，俄羅斯的幾項舉措都沒有一個整體規劃，基本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物資短缺的狀況下，放開物價的腳步買得太大，應當先解決物資短缺的問題，再考慮全面放開生活必需品的物價。而為了解決通貨膨脹而縮減政府赤字，限制信貸規模，則又犯了在衰退期奉行緊縮政策的錯誤，讓經濟衰退雪上加霜。
此時的俄羅斯人，由於缺乏共治基礎，沒有辦法團結一致解決國家的問題。
他們太過依賴於蘇聯時期的國家統包，也太過相信像葉利欽這樣的人能夠帶領國家走出困境。而葉利欽也不出意外地展露他在蘇聯體制內學到的權術手段，一連更換了五位總理，把國家困難的責任推給那些可憐的總理們。
04
錯上加錯的烏克蘭
烏克蘭曾經也是蘇聯的重要成員，僅次於俄羅斯。
在蘇聯內部，由於資源稟賦和產業佈局的分工，也有貧富差別，蘇聯將重要重工業和高技術產業的佈局在烏克蘭，讓烏克蘭獲得了較高的經濟收益，烏克蘭人在蘇聯內部的生活水平僅次於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波羅的海三國。
不過，烏克蘭人並沒有認清目前的較高生活水平是怎麼來的，總覺得本國的發展不依賴蘇聯的其他部分，因而對於脫離蘇聯、拜託俄羅斯的影響，表現的非常積極。
正如京滬等一線城市的發達離不開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的割裂，離不開舉國資本向大城市傾斜，離不開長期受到技術、人力、資本三重剝削的內陸地區。
▲烏克蘭出產的“扎波羅熱人”品牌乘用車 圖源於網路
烏克蘭的所謂“發達”也正是蘇聯計劃體制把資源向重要產業佈局地傾斜的結果，離開了蘇聯其他貧困地區的長期輸血，烏克蘭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但烏克蘭人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僅僅是希望越快離開蘇聯越好，卻不知道離開蘇聯之後到底應該怎麼辦。
蘇聯的統一經濟空間解體之後，烏克蘭犯了與俄羅斯同樣的錯誤，沒有處理好產權問題，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本進入市場競爭，沒有足夠的社會共識支援新國家的治理，同時又失去了原本一直存在的廣闊蘇聯市場，烏克蘭的重工業一方面無法像以前一樣獲取低價原材料，另一方面又無法像以前一樣獲得高價訂單，逐漸走入困境。
▲1987-2019年烏克蘭人均GDP走勢圖 圖源於網路
1990年，烏克蘭經濟開始下滑，到1994年原蘇東各國已經止跌回升，而烏克蘭的下滑卻反而加速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烏克蘭已經從“老大哥”變成了原蘇東陣營各國當中最差的。
儘管如此，烏克蘭人千年以來經歷了反蒙古、反波蘭、反德國、反俄羅斯的鬥爭，好不容易才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尤其是烏克蘭西部地區，民族成分中俄羅斯族最少，反俄鬥爭最激烈，他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選擇重新與俄羅斯整合市場、最佳化配置資源，而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努力融入西歐經濟體當中去。
▲喬治亞前總統和敖德薩州前州長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表示，烏克蘭人在蘇聯時期生活得更好。 圖源於網路
但是融入西歐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長期的陣營對立，西歐國家的整個社會體系都與烏克蘭有相當的區別，他們不願意也不可能無障礙地接納烏克蘭。
同時，烏克蘭東部地區由於俄羅斯族人比例很高，而蘇聯的重工業也主要佈局在東部，這些地方的人對於融入西歐不感興趣。這造就了烏克蘭在20世紀的幾次政治動盪，以及如今的社會撕裂。
結語
蘇東劇變，不同國家邁向不同的結局。這當中既有這些國家內部固有的社會、政治、經濟差異，又有冷戰時期蘇聯對不同國家的控制力差異，更有不同國家在轉軌過程中採取的不同路徑選擇。
作為蘇東陣營中的“老大哥”，俄羅斯和烏克蘭本應是經濟基礎最好的地區，卻在之後的轉軌中遭到了失敗，尤其是烏克蘭，幾乎已經是歐洲最窮的國家。
▲1983-2019年，俄、波、烏、捷四華人均GDP走勢（美元） 圖源於網路
很多學者都將俄烏的不成功歸咎於“私有化”、“自由主義”，可是同樣是私有化、同樣是自由主義，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等中歐國家就能夠平穩轉軌，顯然不能證明某種經濟理論是“錯誤”的。
細究俄羅斯、烏克蘭的轉軌歷程，我們發現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三條。
一是社會資本活力過低。
在蘇聯計劃體制的長期壓制下，這兩個國家幾乎沒有任何民間經濟活力，人們習慣於對國家“等靠要”，在國力較強的時候也許能夠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治理狀況，但國家的財力和控制力並不永遠強大，而且經常也出現國窮民富、府弱民強的情況，試問如果國家的統制力下降了，民眾還能向誰“等靠要”呢？
不僅在經濟層面，在社會層面、政治層面，也同樣表現出民眾沒有主觀能動性的情況，乃至於有一部分民眾希望改變現狀，卻又有另外一部分民眾要撲滅這些主觀能動性，造成社會的撕裂，乃至於國家的分裂，最終一定會讓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二是產權問題沒有解決。
在捷克、波蘭等國，都使用了將國有產權實體化，每個國民都能確實擁有國有資本的股權，在此基礎上實施兼併重組，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計劃經濟市場化。
而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大量的國有資產被賤賣給曾經掌握國有企業控制權的領導幹部手裡，原來依靠權力掌握企業，現在透過權力換來產權。
造成的結果不僅是國有資本流失，大量社會資本白白葬送，化公為私，同時也沒有改變國有企業缺乏競爭效率低下的弊端，新的寡頭們依然掌握壟斷地位，企業效率仍然十分低下。而經歷了化公為私的痛楚，普通民眾的勞動積極性更低了，俄羅斯、烏克蘭都是酗酒問題十分嚴重的國家，就是很好的證明。
第三是政治需求大於民間福祉。
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來說，要想改變現狀，唯一的辦法是改革自身，努力融入歐洲。
但這些國家的部分領導人物做事完全從維護自己的領導地位出發，擔心融入歐洲、變革體制之後，自己將失去長期領導國家的地位，因而一面私下裡與歐美大資本傢俬相授受，中飽私囊，另一面卻有極力防止國家的任何變革，阻撓經濟上對歐洲的融入程序，強制把國家逼入自我迴圈的絕境。
以上三條，哪怕有一條能稍稍改變，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不至於此。
在談論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問題時，繞不開關於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孰優孰劣的問題。其實，不管什麼國家，都有計劃，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已經是現代國家通行的做法。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