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特朗普時代，美國將更加動盪

法意導言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黑人的命也重要”等抗議性運動的頻發以及總統選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美國社會動盪不安。然而，政治脆弱性模型表明美國走向“動盪的20年代”其實早有預兆：數年來工人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的持續下降與精英階層的日益固化為社會的分裂與政治的極化埋下了伏筆，亦為如今緊張局勢的不斷升溫奠定了基礎。本文於2020年9月10日刊載於NOEMA雜誌，旨在對美國曆史的兩大週期進行梳理，從而指出當下美國所面臨的嚴峻考驗，並透過對於歷史案例的分析為美國提供應對危機的建議。作者傑克·戈德斯通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社會運動、革命以及政治人口學，著有《國家、政黨與社會運動》等十餘部著作；作者彼得·圖爾欽的是一位任教於康涅狄格大學的俄裔美國學者，以擅於運用數學建模與統計分析等方法分析歷史社會動態而聞名。

近三十年前，傑克·戈德斯通提出了一個簡單的模型以確定一個國家面對政治危機的脆弱性。該模型以人口如何改變國家、精英和大眾行為為基礎。戈得斯通認為，根據這一人口結構理論，21世紀的美國可能出現一位倡導美國優先的民粹主義領導人，而這位領導人將引起急劇的衝突。

十年前，彼得·圖爾欽基於當時的資料而將戈德斯通的模型運用於美國曆史。他得出的結果令人震驚：美國政治危機的脆弱性正在到達一百多年來的最高點。甚至在特朗普贏得選舉前，圖爾欽就已經發表了其有關美國正在走向“動盪的20年代”的預測，指出美國與西歐將面臨一個不確定性不斷增長的時期。

從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到威斯康星州的基諾沙，“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抗議和對抗性武裝派別之間的衝突已經席捲到美國的各個城市，這表明我們已經在走向動盪。然而，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面。

我們的模型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精英階級的行為是歷史上政治不穩定性的成因，而他們常常會對人口的長期增長反應過度並因此犯下三個大錯。首先，面對抑制工資和生產力的勞動力激增，精英們試圖將更多的經濟收益據為己有，從而加速了不平等；其次，面對精英在財富和地位方面更激烈的競爭，他們收緊了階級流動的渠道，以使自己及後代受益。例如，在一個越發精英化的社會，精英們能夠限制頂級大學的入學名額並提高入學要求與費用，從而使成功人士的子女受益。

第三，出於對保住不斷增長財富的焦慮，他們採取一切措施抵制對其財富和利潤的徵稅——即使這意味著政府將無法得到所需的收入，基礎設施的衰退、公共服務的減少、政府債務的激增也將隨之發生。

這些自私的精英促使了革命的發生。他們製造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導致政府的效率及受尊重程度降低。但他們的行為本身並非唯一原因。為使民眾中形成能夠被動員並採取行動進行變革的自覺組織，我們還需要城市化和更好的教育。

最高領導層很重要。旨在以包容態度解決國家問題的領袖能夠控制衝突並延緩危機。然而，那些試圖煽動政治分裂並從中受益的領導人將加劇終極危機的程序。一般來說，部分精英支援維護他們地位的領袖；而改良派精英則希望動員民眾支援重大改革，從而建立更加開放包容的社會秩序。這兩派精英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兩方都將另一方描繪為對於社會的致命威脅，從而造成了極其深刻的兩極分化，以至無法創造出任何價值。問題逐漸加劇，直到一場使脆弱社會秩序崩潰的危機最終爆發。

從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與美國內戰，再到20世紀俄國與中國的革命以及開啟21世紀的諸多“顏色革命”，這些都是政治史上大動盪的前兆。因此，資料表明美國正在出現相似的情況令人頗為驚奇。

在將我們的模型用於美國時，我們追蹤了從1800年至今一系列有關大眾福利、不平等以及政治極化的指標。這些指標包括了工人工資的中位數與人均GDP的比率、預期壽命、新百萬富翁的數量與他們對政治的影響、國會中嚴格黨派投票的程度，以及致命暴動、恐怖主義與政治暗殺的發生率。我們發現所有的指標都指向了美國曆史的兩大週期。

在獨立後的幾十年間，儘管政黨鬥爭日益加劇，執政的精英們常常能夠達成妥協並共同投票，國家也變得越發繁榮。積極的局勢在1820年左右達到頂峰，從那時起，政治極化和經濟不平等在內戰前的幾年內急速加劇。危機指標在1860年代達到最高值，但並沒有在戰後顯著下降。相反，它們直到1920年仍停留在相當高的數值。（戰後重建、吉姆·克勞、鍍金時代、暴力勞工騷亂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均屬於這一時期。）

隨後，風潮發生了變化，第二波大團結與大繁榮重新開始積聚力量。與預期相反的是，一戰和大蕭條並沒有造成政治不穩定指標的上升。相反，國家實現了團結。在進步時代被推行並在新政時期得到鞏固的改革減少了不平等並增加了工人所擁有的經濟份額。在二戰期間及戰後，國家在新的稅收政策方面達成了共識，並加快了修路與建造學校的程序。

1950年代是工人進步和政黨合作的黃金時代。哪怕是在種族衝突嚴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國家領導人仍然能夠就改善民權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改革達成共識。然而，政治彈性指標在1960年代達到了高點。自1970和1980年代，情況開始發生改變；到了1990年代，新一波不平等的加劇與政治分化再次降臨——紐特·金裡奇（Newt Gingrich）擔任眾議院議長時期的政策便是其例證。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危急指標就像內戰前十年一樣急劇增長。到2010年代晚期，不僅總體不平等上升到了自鍍金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新高度，工人工資的中位數與人均GDP的比率也下降至歷史新低。

2010年，我們在《自然》（Nature）雜誌上撰文指出，這樣的趨勢是政治不穩定性迫在眉睫的可靠指標，它們“看起來將在2020年左右達到頂點。“在2016年早期發表的《不和諧時代》（Ages of Discord）一文中，我們指出，美國的“政治壓力指標”近年來急劇上升，並有望使我們進入“動盪的20年代”。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於明尼阿波利斯警方之手一事為美國政治帶來了雙重危機。美國面臨了長達數月的一系列全國範圍城市抗議活動。這股抗議潮並非僅僅因今年的事件而起。美國此前也經歷過流行病和種族抗議，而其因此透過立法使國家變得更好。這十年間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事件發生在政治極化的時期，工人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已經持續下降了幾十年，而越發固化的精英階層則反對提高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這些趨勢削弱了美國政府有效應對疫情的能力，阻礙了我們提供包容性經濟救濟政策，也加劇了種族不平等帶來的緊張局勢——這種緊張局勢因弗洛伊德之死的影片而迅速升溫。

美國可能面臨更加嚴重的抗議和暴力嗎？簡而言之，答案是肯定的。自19世紀以來，不平等與兩極分化程度從未如此之高。民主黨人確信，如果特朗普連任，美國民主將無法生存。共和黨人同樣確信，如果特朗普敗選，激進社會主義者將攫取精英階級的財富並將之分配給不配得到的窮人與少數族裔，從而永久摧毀美國經濟。雙方都相信另一方意在改變民主的“遊戲規則”，從而使得他們無法在未來的選舉中有效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選舉不僅僅是政策偏好的爭奪，而是變成了關乎國家未來的生存之戰。輸掉的一方很可能認為選舉結果是被操縱的，而選舉結果則不可容忍。

即將到來的選舉因此提供了幾種能夠引發大規模暴力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在選舉團中以微弱優勢獲勝，但在普選中大幅落後，抗議選舉結果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必然會發生，而人們將抗議選舉結果違法並要求順應美國多數人的意願。特朗普可能會要求聯邦軍隊來鎮壓抗議（正如在波特蘭發生的那樣），而結果可能也會像波特蘭一樣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

如果特朗普敗選，他很可能對“被操縱的”選舉提出質疑。但這一行為會再次導致大規模群眾抗議，而這一次是為了要求選舉結果得到尊重。如果特朗普再次讓聯邦軍隊上街，各州州長可能會要求他們的州警甚至國民警衛隊保護公民並捍衛憲法。又或許，特朗普會號召他的眾多武裝起來的平民支持者捍衛他們“有史以來最愛戴的總統”（這是他的說辭），並對抗所謂的“自由暴政”。

基於其他國家在民主與專制之間搖擺不定的先例，許多觀察者認為民眾黨的大勝是唯一的出路。但僅僅是這樣或許還不夠。特朗普或許仍會將拜登的大勝視作“明顯被操縱的結果”，聲稱其支援基礎使之不可能獲得大勝，並表示這是由數百萬張欺詐性的郵寄選票所致。又或許，如果特朗普害怕失敗，他可能會用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藉口想方設法推遲選舉——這是他曾經在推特上提及的一種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在7月28日的國會聽證會上也得到了討論。然而，這也顯然將會引發全國範圍內的抗議，並最終導致反對特朗普的抗議者與聯邦軍隊及特朗普支持者之間形成對立。

即使拜登獲得大勝，許多美國民眾現在已受到了暗示以至說服，進而認為出現這一結果是因為選舉存在瑕疵。這並不僅僅是特朗普誇張的指控所致的結果，而更是因為美華人已經不再對他們自己的社會擁有準確的認識。例如，幾年前的一項投票表明，美華人大體認為穆斯林在美華人口中所佔的比重是實際情況的17倍。另一項投票表明，多數美華人認為國家的多數移民是非法的（實際上，77%的移民都是合法的）。由於這樣的錯誤認知，人們很容易認為數百萬張選票都是由實際上無權投票的人投出的。數以千計的人們甚至不需要多少暗示就會自發上街，抗議拜登所取得的實質性勝利的合法性。

此外，選舉之夜任何一邊的形勢都不會明朗，因為郵寄選票很可能會在全部選票中佔據前所未有的比重。這會使特朗普的支持者勢力與反對者勢力都獲得時間宣告勝利，並試圖煽動其支持者們去要求獲得對於其勝利的承認。這很可能最終導致雙方的黨派之爭。

簡而言之，鑑於過去二十年來累積的不滿、憤怒與不信任情緒已經被煽動了起來，今年秋天的選舉出現任何一種結果，都可能導致我們在這個世紀見所未見的群眾抗議。特朗普宣稱數百萬張郵寄選票為偽造、選舉本身被操縱且不公平的做法可能是在玩火；但我們的模型表明，很多危險的因素已經聚集到了一起，只要一點火花就能引發無法控制的災難。

美國特殊論以富人與窮人之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合作為基礎。從這個國家誕生之日起，不同經濟階層以及信仰不同宗教者的團結就令聖約翰•德·克雷夫科爾（St. John de Crèvecoeur）與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等歐洲觀察家驚歎不已。這種合作精神在19世紀中葉消散，進而導致了美國曆史上第一個“不和諧時代”。在新政時期，它被重新鍛造為一種政府、企業與工人之間不成文但真實存在的社會契約，從而引發了戰後美國又一個繁榮與合作的時代。然而，這種契約自1970年代起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企業間的契約。這種新的契約限制對公共服務的投入，卻慷慨地獎勵資本收益和企業利潤。

這種新契約在某些時期製造了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率的上升，但增長速度緩慢且遠比戰後前三十年不平等。在過去二十年裡，實際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停滯不變，而高薪藍領工作因技術和全球化而流失則意味著許多工人實際收入的減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

因此，美國政治陷入了一種許多發展中國家特有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一部分精英並非透過分享財富、擴大公共服務以及做出犧牲以增加共同利益來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援；而是讓工人階級相信他們被憎惡他們的敵人（自由派精英、少數族裔、非法移民）所包圍，並聲稱這些人想要奪走他們擁有的東西。這一模式導致了兩極分化與不信任，並且與國內衝突、暴力與民主衰退緊密相關。

與此同時，許多自由主義精英忽略或無力糾正毒品上癮、社會流動性下降、無家可歸、城市衰敗、工會解體以及實際收入下降等問題，而是承諾全球化、環境法規以及為被忽視的少數群體發聲能夠帶來足夠的好處。他們因此導致人們對政府和“專家”越發不信任，使得政府和專家越發被視作腐敗與無能，從而使政府失靈加劇的迴圈成為常態。

美華人怎樣才能結束當前的“不和諧時代”？我們所需要的是新的社會契約，一個能夠使我們超越極端的兩極分化並達成共識，使經濟增長的份額重新向工人傾斜並提高政府在公共健康、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投入的契約。

這聽起來像是令人司空見慣的左派言論、是對當前極端情況的虛弱迴應。讓我們透過審視兩個歷史上的案例來說明危機的緊迫性與改變方向的可能性——在這兩個案例中，瀕臨災難邊緣的國家成功地懸崖勒馬並開闢了新的進步之路。

1820年代的英國面臨著分崩離析。在戰勝拿破崙後，威靈頓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成為了一群試圖維持傳統地主主導權的精英階級的領袖。作為首相和當時的上議院領袖，威靈頓公爵試圖忽視而非適應高速發展的工業經濟下伯明翰、曼徹斯特等新興城市的全新現實。與此同時，這些城市的工人則要求給予他們在議會中發言權的政治改革。

這些工人們尤其反對臭名昭著的“穀物法”（Corn Laws），該法案透過對國外穀物的進口施加關稅而使糧食成本（以及英國地主的收益）居高不下，而工人的實際收入則極其低下。1819年，曼徹斯特發生了一次大型工人抗議。騎兵衝向了人群，導致約10至20人死傷（該事件便是所謂的“彼得盧屠殺”）。英國政治的分化因此變得更為嚴重。該事件成為了被記者廣為報道的最早事件之一，而憤怒之情席捲了全國。

然而，威靈頓公爵不僅拒絕任何法律改革，還試圖鎮壓要求選舉改革的騷動。擴大警方權力和阻止公共集會的新法得以透過，報紙被關閉，抗議者和記者們則被關進了監獄。民眾騷動仍在持續，甚至有人企圖暗殺幾名內閣大臣。工業勞動力與新興製造業經濟的快速增長為歐洲各地帶來了類似的激進政治變革的壓力，進而引發了1830和1848年的改革浪潮。許多英華人希望迎來類似的結果，但國家在那些年裡始終極力避免革命。

問題的解決方式便是讓領袖接受改革運動，該運動旨在改變選舉以削弱地主的權力並支援新型的工業工人階級。經過1820年代日益加劇的對峙，威靈頓公爵的託利黨於1830年失去了對議會的控制，支援改革運動的輝格黨領袖格雷伯爵（Lord Grey）成為了首相。格雷伯爵透過改革法案的努力一開始便遇到了挫折。為此，他威脅國王增加更多輝格黨人議席以透過該法案。托利黨人隨即讓步，於是國會於1832年通過了第一個改革法案。該法案擴大了選舉權，削弱了地主精英的地位，並使工業城市的居民獲得了代表權。此後附加的改革法案也得到了透過，英國得以在大規模工人運動頻發的背景下避免了使歐洲大陸嚴重受損的革命，一躍成為了歐洲經濟的領頭人。

一個世紀後，面臨分崩離析的則是美國。在1930年代早期，歐洲的民主正在倒退；而美國經濟則陷入了蕭條，沙塵天氣波及了整個大平原，數百萬工業工人失去了工作。禁酒令加劇了文化衝突並使犯罪率上升，而本土主義煽動者們（如電臺名人考夫林神父與路易斯安納州長休伊·朗）則引發了恐懼。

1932年，美華人透過選舉以求改變。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取代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成為總統。他實行了全面的改革計劃，從而為建築工人、手藝人和藝術家提供工作。在這一程序中建起的建築都配備了彰顯勞動尊嚴的紀念碑。過渡到以機械化、熟練勞動力、強有力工會和公共教育為基礎的經濟體花費了多年時間，但美國因此成為了一個足以對抗日益加劇的全球性法西斯浪潮的國家，並躍升為世界經濟的領袖。

以上兩個案例中的方案都很清晰簡明。首先，不顧經濟變化和衝突加劇而試圖維持舊社會秩序的領袖被一位願意進行亟需的改革的領袖所取代。其次，儘管新領袖利用支援他的勢力迫使其對手向可能到來的改變屈服，但激進革命並未發生；暴力得到了避免，改革則得以在既有的體制框架內進行。第三，改革是務實的。諸多方案都曾被試驗，而新的領導人則試圖為改革建立起廣泛的支援，因為他們認識到國家的力量取決於爭取多數人對改變的支援，而不能強行採取帶來由狹隘派別或意識形態驅動之勝利的措施。兩個案例中的底線都是適應新的社會與技術現實、讓富人做出一些犧牲、保障和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機會與收入。實行這種改革後，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財富與地位。

當然，重新塑造一個強大、團結、包容的美國並不簡單，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條清晰的道路確實存在，它涉及到領導層的改變、涉及到對於妥協的關注，涉及到對現實世界作出反應，而不是極力試圖停留或重回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

今年已經是、且仍將是美國動盪的一年。我們需要迎接選舉後的暴力，兩黨則需要準備好措施以保證選舉結果被廣泛承認為公平與合法。重建政治中心、聯合起企業與工人並使之建立共識，以及在稅收與公共支出方面重建公平將會耗費艱鉅的努力。無論哪個黨派將統領政府，只有各方都重獲在政府中的地位時，我們才能避免陷入危機——這場危機可能會破壞我們的憲法，並使美國的人們以數代人見所未見的方式相互對立。

文章來源：Jack Goldstone, Peter Turchin, Welcome To The ‘Turbulent Twenties’, NOEMA, Sep 10, 2020.網路連結：https://www.com/welcome-to-the-turbulent-twenties/

譯者介紹潘偲毓，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2020級研究生，本科就讀於重慶大學博雅學院人文科學試驗班。熱愛競技體育和搖滾樂的翻譯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