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文明社會時代，土地是最大的資源，周王朝是個擁有最多的土地的巨無霸國家企業，而地方諸侯們都是下屬單位，需要向周王朝交稅，統治天下，一是禮儀，而是軍事，後來周王朝被推翻，一是自己不會經營，二是還得不停分封新的王族成員，導致中央帝國的土地資源越來越少，不足六百里，三是地方諸侯可以開荒來加大土地資源，勢必導致勞動力的加大，那麼諸侯們也越來越強大，而且在周幽王時，犬戎之亂中，中央帝國的精銳慘敗，還有周恆王時，又被鄭莊公打敗，自此以後，周王朝一蹶不振，土地資源越來越少，軍事力量損失殆盡，收回諸侯土地不可能，稅收也沒人上交，王朝越來越窮，從此地方諸侯失去中央帝國的武力打壓，也失去了禮樂的束縛，諸侯國搖身一變變成地方軍閥，也變成武力爭奪更多的人口和土地資源，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出自東周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的《論語·季氏篇》。

原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譯文

孔子說：“天下有道的時候，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作主決定；天下無道的時候，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由諸侯作主決定。

由諸侯作主決定，大概經過十代很少有不垮臺的；由大夫決定，經過五代很少有不垮臺的；由陪臣執掌國家政權，經過三代很少有不垮臺的。天下有道，國家政權就不會落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老百姓也就不會議論國家政治了。”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反應的是西周時代的狀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反映的是東周時代的歷史狀況。西周時期周王對於諸侯還能節制，周禮沒有廢弛，中央政權對於地方的控制還能有效.

然而，西周末年。公元前841年，因不滿周厲王的暴政，鎬京的“華人”集結起來，手持棍棒、農具，圍攻王宮，要殺周厲王。周厲王下令調兵遣將。臣下回答說：“我們周朝寓兵於華人，華人就是兵，兵就是華人。華人都暴動了，還能調集誰呢？”周厲王帶領親信逃離鎬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臨汾市霍州市），並於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於該地。

華人攻進王宮，沒有找到周厲王，便轉而尋找太子姬靜。召穆公將姬靜藏了起來，華人圍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竹書紀年》記載：“（華人）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在大臣周定公、召穆公的勸解下，華人平息了一些怨恨，紛紛離去。此時宗周無主，周公和召公根據貴族們的推舉，暫時代理政事，重要政務由六卿合議。這種政體，稱為共和（一說由共國國君共伯和代行天子職務）。史稱“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關於“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兩者相比，“共和行政”說較勝。

周幽王時，廢掉申後及太子宜臼，立其寵愛的褒姒為後，伯服為太子。公元前771年，申後之父申侯勾結犬戎攻破鎬京。周幽王點起烽火求援，眾諸侯因以前被烽火所戲而不加理會。周幽王最後被殺於驪山，西周滅亡。其後眾諸侯擁立太子宜臼為王，是為周平王。因鎬京曾發生過地震受損，殘破不堪，又接近戎、狄等外患威脅之下，於是平王在即位後第二年（公元前770年），在鄭、秦、晉等諸侯的護衛下，將國都遷至洛邑，開始了東周的歷史。

平王東遷後，周天子王權開始衰落，不能擔當共主的責任，諸侯勢力不斷坐大。因為平王是由申侯擁立的，間接犯了弒父罪名，開始得不到諸侯的尊重。而且，周天子無力自保和抗拒外族入侵，須依賴諸侯國保護，致周天子地位不斷衰落，最終形成春秋時期群雄爭霸的局面。東周的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西周奴隸制逐漸解體，導致禮崩樂壞，周天子對於地方諸侯控制力減弱，諸侯割據，互相攻伐，所以說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都別搶，我來答。

關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那些事兒

孔老夫子在《論語·季氏篇》中說：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老夫子所處的年代正值春秋末期，戰國時代伊始，面對王道衰微，禮崩樂壞的現狀。孔老夫子這位周王朝忠實的擁護者一生都在為恢復周禮而四處奔走，他自己曾說“周監於兩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作為道德學家，孔子對於周禮的推崇實際上是建立在王道和道德的社會秩序崩塌的基礎上，春秋時代正是兼併戰爭愈演愈烈的一個過渡期，各個諸侯都在進行軍備競賽，發動兼併戰爭，最終形成戰國七雄的格局。

面對社會的動盪，周王室喪失節制力的衰微，孔子試圖藉助周禮重新恢復社會秩序，但在那個人心思變的年代，這樣的呼籲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所以孔子周遊列國而無所作為，因為他的學說之於當時野心膨脹的各諸侯來說相當於自斷手腳。

那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如何表現的呢？《禮記·王制》記載說：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徵，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禮樂征伐展現了周天子不僅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還是社會秩序的指揮家，如“禮”表現為“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這就叫禮制，它有著奴隸社會的那種等級性。

什麼身份的人就匹配什麼禮制，天子自然都是最高規格，然後一層一層往下次第消減，這種禮制實際上是以天子為中心，天子就是社會的道德模範，所以要向天子看齊。所以孔夫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在過去的那種古典思想中，我們不難發現天子不僅僅只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社會秩序的表率者。

所以《禮記》中把天子的地位推崇的很高，叫做“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論語·八佾篇》中記載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裡的“八佾（yi）”是天子專用的一種樂舞。

佾，即樂舞行列，一列八人，八佾即六十四人。

季氏只是一個大夫，按照禮制大夫只能用四佾，諸侯可以用六佾，季氏違背禮制，用天子之禮供自己享用，也就不難怪孔子為什麼感慨說禮崩樂壞了。

征伐上文寫的很清楚，“諸侯，賜弓矢然後徵，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chang）”，也就是說只有天子才擁有發動戰爭的權力，未經天子允許的戰爭實際上都等同於造反。

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之前，天子所擁有的不僅是對國家的最高統治權，還擁有制定文化秩序的權力，周代還殘留著奴隸制社會的影子，作為最大的封建主和奴隸主，天子享有的是“類乎上帝”的權力，其權力不僅覆蓋了國家，還覆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隨著分封制度的瓦解，王室的權威大打折扣，隨之崛起的是各個諸侯，權力重心下移，天子“類乎上帝”的地位已經蕩然無存。隨之而來的變化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演變成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實際上其反映的正是東周晚期社會制度瓦解，新的秩序正在孕育的局勢。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發展和具體表現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肯定不是2-1=1的表現形式，它是一個緩慢發展並最終形成的過程，西周滅亡後，實際上也意味著周王室和各諸侯之間達成的那種微妙的道德和利益相互摻雜的平衡已經出現裂痕。

新即位的周平王在諸侯們的保護下狼狽的把國都東遷到了洛邑（洛陽），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所擁有的領土已經越來越小，形成“諸侯強而天子弱”的局面。周平王時代，周王室已經失去了對諸侯們的節制力，但迫於周天子仍是天下共主的道德壓力，諸侯們儘管不能公開反對周天子，但彼此之間已經貌合神離。

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資治通鑑》

司馬光在編撰《資治通鑑》時以“三家分晉”為引子，是因為“三家分晉”象徵著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的崛起，“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已經遭到徹底的破壞，天子的威儀已經蕩然無存，包括天子本身也成為名存實亡的事物。

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豈不哀哉——《資治通鑑》

但“三家分晉”只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外在表現，表明天子已經失去對諸侯和公卿大夫們的節制力，實際上“三家分晉”也標誌著“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演變為“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

因為諸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也需要在其內部層層分封，這就導致公卿大夫階層的崛起。

而“天子出”向“諸侯出”的內在表現為：

（1）分封制的瓦解

分封制度下，天子擁有全國所有的土地，諸侯獲得土地的方式就是依靠天子的賞賜，如秦國的祖先起初只是給周王室養馬的，後來得到了周天子賞賜的一塊土地。平王東遷時，秦國派兵護送，周天子就把被犬戎佔據的祁山地區分給了秦國。

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史記·秦本紀》

但土地並不是無限的，分一塊少了一塊，到最後周王室擁有的土地越來越少，淪落到“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的地步，最後甚至淪落到寄居在諸侯內的窘迫境地。

當利益分配已經完成時，分封制便已經無法再繼續維持，周天子已經沒有可以繼續分封的利益，以維持自己的超然地位，更嚴重的局面也隨之而來，那就是諸侯崛起。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如井田制的瓦解、禮樂制的崩潰。

在各諸侯內部興起的就是一系列的各種變法和改革，不管是李悝變法、吳起變法還是商鞅變法，我們可以發現，原本由天子來制定的“禮樂征伐”制度在這些變法內容的衝擊下蕩然無存，各諸侯都制定了屬於自己的法律、禮樂以及郡縣制的出現，標誌著各諸侯已經從周天子的統治下襬脫出來。

但隨之崛起還有另外一股力量，那就是公卿大夫，像“三家分晉”事件就是公卿大夫們篡奪國君權力的具體表現，但周天子對這一現狀無力制止，甚至只能透過冊封三家為諸侯的舉討好動來維持自己的地位。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司馬光要發出這樣的感嘆了。

“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資治通鑑》

也就是說春秋時代的周王室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而這除了和統治者本身有關，其實也顯現出分封制的弊端，分封制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利益分配方式，分封的公允和恰當與否都會影響統治的穩定，分封的太少會引起諸侯的不滿，分封的太多會危及自身的統治。

因此當秦王朝建立以後，李斯才會建議秦始皇說：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可見由於分封制本身存在弊端，當這一制度發展到了某一階段時，可供王室分封的利益是不間斷減少的，但是王室又需要用這些利益來維持自己和諸侯之間的從屬關係，但隨著可供分配利益的越來越少，王室的權威和威懾力也就隨之日益削弱。

到最後諸侯越來越強，王室卻越來越弱，沒有足以威懾諸侯的力量，王室也就像失去獠牙的老虎，僅僅憑藉禮樂制度想要約束諸侯們繼續效忠顯然是不現實的，這也是為什麼孔子周遊列國都得不到重用的緣故。

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已經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來維持它的時候，隨著國家權力的重心向著各諸侯傾斜，也就出現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現象，實際上就是因為分封制度已經無法繼續維持這種社會制度的執行。

而隨著諸侯們實力的增強，自然也就不願再臣服於王室，轉而開始謀求自身的強大和霸主地位，隨著周天子的影響力越來越小，諸侯們擅自給自己加王爵的事情越來越多，周赧王時期甚至還出現稱帝的事情。

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華人謂己曰君……宋初稱王……赧王中二十七年，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資治通鑑》

其實說到底，“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所以會演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維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種社會秩序的力量消逝了，從而使得權力和話語權從天子那裡轉移到了諸侯那裡。

但諸侯內部也並非沒有壓力，公卿大夫的崛起導致發生了“田氏代齊”和“三家分晉”這樣的事情，實際上展現的是權力秩序的混亂導致權力重心不斷下移，從而顛覆了原有的權力秩序。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們之間原本那種微妙的權力平衡被打破，天子被排擠出了權力爭奪的核心，形成了諸侯-諸侯-公卿大夫們重新制定社會格局的現象。

其實可以說，這是分封制發展到最終階段必然會出現的現象，王室被架空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它要麼自己走上神壇，要麼被諸侯們顛覆，因為當利益分配完成時，也意味著新一輪的利益爭奪也即將開始。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禮樂征伐本來應該自天子出，“自諸侯出”則意味著諸侯坐大，是一中僭越行為，是不正常的政治狀態，國運既衰，亡日不遠。西周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轄地千里，有大面積的公田，有實力進行戰爭。進入春秋，天子衰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諸侯的公田漸漸也承擔不起無休止的戰爭，到了春秋後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後來，卿大夫采邑的公田也難以支撐戰爭

這一過程中有兩件事影響最為惡劣。

一是烽火戲諸侯——《東周列國志》以此開篇

周幽王把作為軍事救援訊號的烽火拿來博褒姒一笑，諸侯在勞師動眾的徒勞奔波中喪失了對周政府的信任。

二是官方認可三家分晉——《資治通鑑》以此為始

周威烈王封以下犯上的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這無異於公告天下——造反無罪，你們也可以造我的反。

再加上週朝的政治體制，周政府自身的軍事力量有限，一旦在諸侯中喪失權威，其後果便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這兩句話出自《論語.季氏篇》，原文：

16. 2 子日：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這段話我們先不做翻譯，我們先看看這個季氏是幹什麼的？季氏即季康子，和孔子一樣都是春秋末期人物，他是魯華人，並且是個貴族大夫，當時魯國有五代君王各個昏庸無能，季康子把握朝政大權。人們只知道有個季氏，不知道還有個魯國君王存在，都到了這種程度，可見季康子的權威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那麼樓主所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何演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這個問題就由孔子來回答，下面我們就來翻譯這段話的意思。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何為天下有道，天下無道啊！在孔子看來，天下有道是君王主持朝政，君王說的算。天下無道是諸侯或大夫把握朝政，君王說的不算。我們知道孔子的政治主張可是忠君思想，所以孔子說的這段話實質上是對魯國政治的否定，是對季康子否定。這個演變的過程是由於魯國君王的昏庸無能導致的，並且還經過了幾代君王，才使得季康子有恃無恐的把握朝政。

至於下面那些話，是孔子對政治的總結和預測。說是由諸侯發政令也就十世就不行了，由大夫發政令五世就不行了，由大夫下的官僚非政令三世就不行了。天下有道，則不應該由他們來發政令，天下有道，老百姓就不會議論朝政了。

我們再來看《論語.季氏篇》，原文：

16. 3 子日：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國君王的家人們已經離開政權五世了，大夫把握朝政已經四代了，故此魯國君王的子孫也就微不足道了。

這是孔子對魯國政治的感嘆。

從孔子對魯國的政治預測和評價上，我們可以看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何演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由於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大動盪導致出的。

周初建國，特別是自周公旦以來，制定了完善的諸侯分封、禮儀、宗廟、征戰等國家制度，加強了周王的權威，教化了臣民百姓，所謂禮儀、音樂、征戰等國家大事皆為周王的權力，諸侯百姓不得隨意簪越。但是隨著周王室的沒落，諸侯爭霸紛起，周王的權威被限制在朝堂之上，宗廟之內。

春秋開始，各諸侯國以大欺小，征伐不斷。更有簪越周王威權，挾天子以令諸侯，王室的日益衰微，導致了王朝所建立的各項制度遭到徹底破壞，諸侯國之間開始了幾百年的爭霸戰爭，更是出現了“春秋五霸”，以致後來的“戰國七雄”。所以也就有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說法了。

周朝興旺時，禮樂征伐由天子決定，周朝末年，特別是春秋時期，周天子表面上存在，實際上的權力都是各諸侯國各自為政，那麼，禮樂征伐就由各諸侯國的國君決定。

西周時期,天子基本保持著宗主的權威,諸侯不敢放膽僭越丶公然兼併o幽王死後/平王東遷,綜合國力下降/王室衰弱,天子無實力控制諸侯力量的發展,侯國抗命丶兼併陸續出現,大國崛起’打破了諸侯並列/王室獨尊的局面;甚至侯國強勢大夫也敢左右`加患於宗子國君/舊的各種制度逐漸被破壞,社會進入]兼併、掠奪丶破壞的動盪時期○天子既無力迴天,不得不忍氣吞生"苟延殘喘;一些大國打著擁護宗主的旗號丿代天子行威使權;因此禮樂征伐的權力漸次下移到霸主雄王的手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