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體中文網際網路上，一直流傳著這麼一個說法：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於日本被美國“強迫”簽署“廣場協議”，所以日本經濟陷入了20年的停滯期，這段時間被日本國內成為“失去的20年”。
而在日本國內，不論在經濟界還是在學界，這種“傳說”卻沒有什麼市場。
只要動手查查日本歷年的GDP增長，即可知道日本沒有所謂“失去的二十年”。
▲上圖是美元計算的日本GDP，85年日本簽署的廣場協定，而日本經濟走入衰退是在92年。圖片源於網路
所以，如果“廣場協議”真是美華人使了一個陰謀手段要搞日本，那麼，美國這一拳打上去，六年後才出現傷害，這延遲不是一般的厲害。
更最重要的是，美華人選的是總統，不是聖人。而這六年時間裡，美國總統都從羅納德·里根換成老布什了，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個《廣場協議》居然在華人世界有這麼強大的影響力。
世界經濟錯綜複雜，哪怕哈佛大學的經濟學終身教授也不能告訴你一個匯率協議簽訂後會有什麼經濟後果。
至於“廣場協議”本來就不是陰謀，而日本經濟陷入停滯是其經濟架構出現了問題，即便沒有簽署這份協議，日本社會的潛在危機遲早也會爆發。
至於為何，請聽我一一道來。
01
緣起
上世紀60－70年代，戰後的日本經歷了黃金髮展時期，經濟高速增長，出口大幅提升，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其中主要是對美國的順差。
在最頂峰的時候，以豐田和本田為代表的日本汽車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一度達到20%，年出口額達到240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汽車國家。
而在日本汽車的衝擊下，在八十年代初美國汽車行業就有6萬工人失業。
▲美國鐵鏽帶覆蓋傳統制造業基地 圖片源於網路
日本產品的影響不僅在汽車行業，在美國傳統制造業基地五大湖區的企業同樣出現了破產潮，大批工人失業。
“鐵鏽帶”（Rust Belt）這個名稱正是起源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巨頭英特爾能有今天甚至要“感謝”日本廠商。英特爾原先的主營業務並不是整合晶片，而是DRAM儲存晶片。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在日本廠商的價格打壓下，英特爾的DRAM業務大幅積壓，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英特爾被迫轉型發展整合晶片。
而美國總統不懂經濟學的表現就從下面的行動中可見一般。
▲1982年，兩位美華人在一場印第安納州鋼鐵工人發起的運動中狂砸一輛報廢的日本汽車 圖片源於網路
此時主政白宮的是羅納德·里根總統，他先迫使日本主動限制汽車出口，接著對日本摩托車徵收高達45%的重稅，1985年，美國迫使日本增加進口牛肉和橙子等美國農產品；1986年，美國迫使日本設定半導體對美出口價格下限，保證不在美國銷售廉價晶片，還要日本保證進口半導體的市場份額；1987年，對日本電視和計算機徵收100%的關稅；1995年，對日本豪華轎車徵收100%關稅。
美國採取的措施和手段同當下幾乎差不多，就像很多經濟學家警告的，動用關稅等措施並不能促進順差改善，反而讓日本對美國順差屢創新高。
因為經濟學規律，日本反而提高了商品的附加值，從產業鏈低端走向高階。
但是里根總統不聽，繼續採取高利率政策，以吸引大規模外資流入，一方面為赤字國債融資，另一方面維繫國際收支平衡。
但高利率的結果是加劇了美元升值趨勢，美國製造業及出口面臨更加巨大的困難。
▲1946-1985年美國對日本的雙邊貿易金額（百萬美元）圖片源於網路
1982－1984年，美國出口額連續出現負增長，其中，1984年貿易逆差高達1090億美元，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約佔一半。
到了1985年初，強硬的詹姆斯·貝克成為里根政府的財長。
貝克強調需要用強有力的國際合作和多邊匯率協調來解決貿易爭端問題，他甚至要求日本、聯邦德國等國家必須大幅度擴張財政貨幣政策，擴大國內需求，以減少出口。
於是，美國政府決定，聯合英、法、（西）德、日等主要西方工業國家對全球匯率價格進行一次大幹預。
當時日本央行行長澄田智在大藏省（日本財政部）的壓力下，主動表示可以接受升值10％。
因為此時的日本政府判斷，日元的升值將不會動搖日本的經濟命脈，反而會增強日本的市場併購力。
於是，一場簽署一個涉及美、英、法、（西）德、日西方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匯率協議勢在必行。
02
短命的協議
1985年9月，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
五國集團達成了透過密切合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的決議。這就是著名的“廣場協議”( Plaza Accord)。
該協議旨在使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有序下調，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
▲簽署廣場協議的德、法、美、英、日五國財長 圖片源於網路
因此，作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尤其是作為英、法、（西）德、日等工業發達國家共同的最大出口市場，解除美國進出口失衡所可能導致的經濟危機之虞，實際上也是解除這些國家自身的潛在危機。
在主動簽訂“廣場協議”之後，日元進入了快速升值的軌道。
在協議簽訂之時，日元兌美元匯率為250左右，在簽訂協議3個月內，日元快速升值20％至200，1986年年底進一步升值至150左右，到了1987年升至120，至此美元對日元貶值超過50％。
▲1981-1999年美元兌日元匯率 圖片源於網路
但是出現了兩個意想不到。
第一個意想不到是，“曲線效應”下，日本對美國貿易的逆差還在擴大。理論上，一國貨幣貶值之後，出口增加，貿易逆差縮小。但是，現實世界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本國貨幣貶值後，貿易收支狀況反而會比原先惡化，進口增加而出口減少。
▲1979-1999年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 圖片源於網路
第二個意想不到是，美華人自己撤銷了廣場協定。
美華人沒有意料到美元會貶值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弱勢美元難以吸納到足夠的國際資本購買其國債來為財政赤字融資。
1987年2月，美國財長又號召七國集團在法國巴黎召開多邊協調會議，並達成同意採取聯合措施穩定美元匯率的協議，史稱“盧浮宮協定”。
03
日本泡沫的起因
隨著日元不斷升值，對於日本出口企業的打擊是巨大的。
但是日本當時處於一個特殊的風渡口，即經濟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型為內需導向型經濟，並且日本長期執行的國家指導經濟的模式需要被打破。
在J曲線效應下，日本和美國的美元計算的順差依舊在增長（日元計算是下降的），而日本的對外資本輸出，卻在“強大日元”的支撐下牛氣沖天。實現了出口貿易和對外投資雙增長的成績。
日元升值降低了進口消費品價格、增加居民實際收入，使民間消費支出明顯上升，並且帶動了投資增加，從而拉動了國內總需求的快速擴張。
同時，日元升值後，日本政府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步伐，開始由“外需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的轉變。
1985年10月，大額定期存款利率實現自由化，同時債券市場的期貨產品開始交易；1988年11月，銀行間市場的短期利率也實現了市場詢價、還價的決定機制；1989年6月，小額定期存款利率也開始自由化。
大約用了一年半時間左右，日本經濟就恢復增長。
▲1954-2019年 日本GDP年度增長率走勢圖 圖片源於網路
1987年，日本經濟出現快速增長，截止1991年10月，日本經濟出現了51個月持續增長的局面，是為“平成景氣”。
到了1989年，富裕的日本人購買美國資產達到了頂峰。
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購買了美國娛樂業巨頭、美國文化象徵之一的哥倫比亞影片公司。此前，三菱公司已經以14億美元購買了更重要的美國國家象徵——洛克菲勒中心。
當時的日本人覺得自己能買下整個美國，“美國正在變成日本的第四十一個縣”。而在“買下美國”的夢囈背後，是日本社會無法忽視的空前泡沫危機。
由於本幣升值，壓縮了外貿的利潤，日本製造業出現了很大的困難，所以日本又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貨幣寬鬆政策，瘋狂的印錢。
▲日本國內銀行的放貸結構 圖片源於網路
1986-1987年，短短一年時間裡，日本就連續五次調低了貼現率，資金成本大幅降低。
但由於製造業成本過高，多出來的資金並沒有流入製造業，而是瘋狂流入了樓市和股市，才最終出現了1989年的超級大泡沫。
在此期間，日本的股市上漲了三倍，地價平均上漲四倍，核心地區地價甚至上漲接近十倍。
1990年，東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橫濱和神戶六大城市中心的地價指數比1985年上漲了約90%。
當年，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製造了世界上空前的房地產泡沫。
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更能反映日本房地產泡沫有多嚴重：在東京，有一位學校的看門人在傳達室幹了40多年，一直收入微薄。退休之後，他準備返回鄉下安度晚年。於是託人把他在東京的一所小房子賣掉，沒想到這所房子竟以8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看門人瞬間成為百萬富翁，衣錦還鄉。然而同一時期日本名義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
由於地價快速上漲，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實體工業的發展。
首先建築用地價格過高，使得許多工廠企業難以擴大規模；其次過高的地價也給政府的城市建設帶來了嚴重的阻礙；最後高昂的房價更是讓普通日本人買不起屬於自己的住房。
日本泡沫經濟離實體經濟已經越走越遠。
04
錯誤的改革不是改革
此時的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經濟泡沫，從1989年5月開始，日本央行連續3次提高貼現利率。
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日本銀行利率從2.5%上調至海灣戰爭前夕的6%。
日本貨幣政策的突然轉向，首先刺破了股票市場的泡沫。1990年1月12日，是日本股市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石油完全依賴進口的日本陷入極度恐慌之中，日經股指大幅下挫。隨著海灣戰爭結束，日本股市又強勁反彈，但已無法達到原來的高度（1989年年末，日經平均股指高達38915點）。
幾乎絕大多數的股票投資者和投機者的預期都落空了，日本股市從此一路狂瀉，跌至1992年8月18日的14304點(2003年4月最低跌至7607點)。
累計跌幅高63.24%，創造了日本股市歷史上最大的下跌幅度。
隨後，日本政府及時出手，在房價下跌的時候推出房產稅，全面提高了房屋持有成本，讓很多炒房客不得不割肉出盤。
1990年還能買一個半美國的東京，1993年竟然連一個紐約都買不起。
隨著日本經濟的“硬著陸”，其國內的GDP增長速度也跟著急轉直下，1991年只有GDP增長只有2.9%，而隨後的十年中，日本經濟的年均增長率不足1.5%。
可這個時候日本政府卻又“一腳剎車”停止了自由化過程，讓大量的政府工程上馬企圖挽救GDP（例如新幹線）。
然而由日本政府一手主導的大規模工程，不僅沒有讓國內GDP增長有所起色，反而讓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屢創新高。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財政還保持盈餘狀態，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好的，但從1993年後就一直走下坡路，赤字幅度不斷擴大。
日本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復甦，阻止經濟下滑，多次增發國債。
在1998年之前，日本每年的國債發行額基本控制在20萬億日元之內。但隨著日本經濟危機的深化，自1998年度至2000年度，小淵內閣發行國債額達到高峰，分別為34萬億、37.5萬億和33萬億日元，日本財政赤字問題日趨嚴重，國債依賴程度都在40%左右。
這期間，日本降低利率，擠佔了貨幣政策的調控空間，加之不良債權問題嚴重，日本不得不依賴於擴張性財政政策。
按照橋水公司創始人雷伊·達里奧《債務危機》中的說法，應對這種債務危機不是搞什麼維護信用，就是要敢放水，敢賴賬，大不了玩破產。
可是日本成功逆練，小泉內閣以自由化改革為名義，拒絕幫助銀行剝離不良資產，對於債務置換也被拒絕。銀行無法對市場提供足夠多的貸款，繼而拖累了投資。
而且日本政府還將消費稅提高到5%，抑制了民眾消費。在投資和消費雙重打擊下，日本經濟陷入蕭條。
如果說美國對日本經濟的長期衰退負有一成的責任，而剩下的九成可以算在日本政府頭上。
而和日本瘋狂泡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
由於對一戰後，魏瑪時期惡性通脹深刻記憶，所以，德國對寬鬆貨幣政策持保留態度，而是把重心放在國內，尤其是，穩定國內物價、產出上。
在廣場協議後，德國也下調存款利率，但下調幅度要小於日本，總體來說德國貨幣政策比日本更穩健，而德國並沒有像日本那樣瘋狂刺激經濟。
所以，德國股市、房地產儘管有起伏，但並沒有造成巨大的波動。
而且，德國始終重視實業發展，還積極引導新興產業發展，鼓勵企業研發。1991—2017年德國製造業增加值佔總增加值基本上都在20%以上（除2009年經濟危機期間）。相比較的是，房地產不超過12.5%。金融業也維持在6%以下。
正因為重視實業，始終避免經濟脫實向虛，才沒有導致德國整體經濟動盪。
05
福兮？禍兮？
雖然日本政府的日子過的不好，但日本人民的日子卻變好了。
從1991年起，日本設立了國民年金基金，擴充《國民年金法》中規定的自營業者、農業人員、學生等被保險者年老以後的資金設計，縮小年金差距。凡是在日本擁有居住權的居民都必須加入。
而日本也隨後改變了公基發展經濟的局面，但是日本的社會福利卻開始被補充。
1990年，日本社會保障費增加到11.62兆日元（相當於1970年度的10.1倍），2000年度和2013年度又先後增加到19.79兆日元和29.63兆日元。
與此同時，日本企業界也從中獲益良多，不少公司開始向利潤更為豐厚的高階行業轉型。
例如，日本NEC公司是一家半導體企業，在60年代該公司就造出了日本第一臺電腦，並且在過去20年當中，無論在工業用電腦，還是家用電腦領域中一直佔據日本首位。
而就是這家公司，在2009年宣佈退出虧損嚴重的電腦產業，這在整個日本產業界引起轟動。
但NEC公司在把電腦業務出售之後，卻保留了大量的半導體業務技術人員，開始研發人工智慧。
如今，日本國內本田、豐田、日產的全自動駕駛系統，都採用了NEC的人工智慧系統。而世界人工智慧領域70%的感測器，均來自於日本。
雖然在簡體中文世界裡，日本國內的經濟下滑是美華人搞得陰謀，日本人被美華人的一紙協議坑的家破人亡。
但事實上，日本是人均壽命最長的國家；是世界上網速最快的國家之一；日本電視臺早已經進入到數字時代，不再播放模擬訊號的電視節目；以高速公路、鐵路、新幹線和航空運輸構成的交通網路，幾乎覆蓋了日本的每一個角落，不同交通工具之間的無縫連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相提並論。
結語
一個基本常識，在兩個社會、經貿、制度等方面具備相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的國家之間，不可能存在你死我活的經濟和貿易動機，因此一份“廣場協議”也不可能是日本經濟停滯不前的主因。
日本社會經濟之所以遭遇泡沫危機，正是源於日本社會沒有真正重視“廣場協議”帶來的潛在影響，以為憑藉“買下美國”的豪氣就能一往無前。
在危機爆發前，日本政府沒有對其產業政策和經濟結構進行必要的調整和轉型，這才是所謂日本經濟“失去二十年”的真正主因。
“廣場協議”已經成為歷史檔案，而日本社會所經歷的慘痛教訓離我們並不遙遠。
（完）
在簡體中文網際網路上，一直流傳著這麼一個說法：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於日本被美國“強迫”簽署“廣場協議”，所以日本經濟陷入了20年的停滯期，這段時間被日本國內成為“失去的20年”。
而在日本國內，不論在經濟界還是在學界，這種“傳說”卻沒有什麼市場。
只要動手查查日本歷年的GDP增長，即可知道日本沒有所謂“失去的二十年”。
▲上圖是美元計算的日本GDP，85年日本簽署的廣場協定，而日本經濟走入衰退是在92年。圖片源於網路
所以，如果“廣場協議”真是美華人使了一個陰謀手段要搞日本，那麼，美國這一拳打上去，六年後才出現傷害，這延遲不是一般的厲害。
更最重要的是，美華人選的是總統，不是聖人。而這六年時間裡，美國總統都從羅納德·里根換成老布什了，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個《廣場協議》居然在華人世界有這麼強大的影響力。
世界經濟錯綜複雜，哪怕哈佛大學的經濟學終身教授也不能告訴你一個匯率協議簽訂後會有什麼經濟後果。
至於“廣場協議”本來就不是陰謀，而日本經濟陷入停滯是其經濟架構出現了問題，即便沒有簽署這份協議，日本社會的潛在危機遲早也會爆發。
至於為何，請聽我一一道來。
01
緣起
上世紀60－70年代，戰後的日本經歷了黃金髮展時期，經濟高速增長，出口大幅提升，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其中主要是對美國的順差。
在最頂峰的時候，以豐田和本田為代表的日本汽車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一度達到20%，年出口額達到240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汽車國家。
而在日本汽車的衝擊下，在八十年代初美國汽車行業就有6萬工人失業。
▲美國鐵鏽帶覆蓋傳統制造業基地 圖片源於網路
日本產品的影響不僅在汽車行業，在美國傳統制造業基地五大湖區的企業同樣出現了破產潮，大批工人失業。
“鐵鏽帶”（Rust Belt）這個名稱正是起源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巨頭英特爾能有今天甚至要“感謝”日本廠商。英特爾原先的主營業務並不是整合晶片，而是DRAM儲存晶片。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在日本廠商的價格打壓下，英特爾的DRAM業務大幅積壓，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英特爾被迫轉型發展整合晶片。
而美國總統不懂經濟學的表現就從下面的行動中可見一般。
▲1982年，兩位美華人在一場印第安納州鋼鐵工人發起的運動中狂砸一輛報廢的日本汽車 圖片源於網路
此時主政白宮的是羅納德·里根總統，他先迫使日本主動限制汽車出口，接著對日本摩托車徵收高達45%的重稅，1985年，美國迫使日本增加進口牛肉和橙子等美國農產品；1986年，美國迫使日本設定半導體對美出口價格下限，保證不在美國銷售廉價晶片，還要日本保證進口半導體的市場份額；1987年，對日本電視和計算機徵收100%的關稅；1995年，對日本豪華轎車徵收100%關稅。
美國採取的措施和手段同當下幾乎差不多，就像很多經濟學家警告的，動用關稅等措施並不能促進順差改善，反而讓日本對美國順差屢創新高。
因為經濟學規律，日本反而提高了商品的附加值，從產業鏈低端走向高階。
但是里根總統不聽，繼續採取高利率政策，以吸引大規模外資流入，一方面為赤字國債融資，另一方面維繫國際收支平衡。
但高利率的結果是加劇了美元升值趨勢，美國製造業及出口面臨更加巨大的困難。
▲1946-1985年美國對日本的雙邊貿易金額（百萬美元）圖片源於網路
1982－1984年，美國出口額連續出現負增長，其中，1984年貿易逆差高達1090億美元，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約佔一半。
到了1985年初，強硬的詹姆斯·貝克成為里根政府的財長。
貝克強調需要用強有力的國際合作和多邊匯率協調來解決貿易爭端問題，他甚至要求日本、聯邦德國等國家必須大幅度擴張財政貨幣政策，擴大國內需求，以減少出口。
於是，美國政府決定，聯合英、法、（西）德、日等主要西方工業國家對全球匯率價格進行一次大幹預。
當時日本央行行長澄田智在大藏省（日本財政部）的壓力下，主動表示可以接受升值10％。
因為此時的日本政府判斷，日元的升值將不會動搖日本的經濟命脈，反而會增強日本的市場併購力。
於是，一場簽署一個涉及美、英、法、（西）德、日西方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匯率協議勢在必行。
02
短命的協議
1985年9月，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
五國集團達成了透過密切合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的決議。這就是著名的“廣場協議”( Plaza Accord)。
該協議旨在使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有序下調，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
▲簽署廣場協議的德、法、美、英、日五國財長 圖片源於網路
因此，作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尤其是作為英、法、（西）德、日等工業發達國家共同的最大出口市場，解除美國進出口失衡所可能導致的經濟危機之虞，實際上也是解除這些國家自身的潛在危機。
在主動簽訂“廣場協議”之後，日元進入了快速升值的軌道。
在協議簽訂之時，日元兌美元匯率為250左右，在簽訂協議3個月內，日元快速升值20％至200，1986年年底進一步升值至150左右，到了1987年升至120，至此美元對日元貶值超過50％。
▲1981-1999年美元兌日元匯率 圖片源於網路
但是出現了兩個意想不到。
第一個意想不到是，“曲線效應”下，日本對美國貿易的逆差還在擴大。理論上，一國貨幣貶值之後，出口增加，貿易逆差縮小。但是，現實世界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本國貨幣貶值後，貿易收支狀況反而會比原先惡化，進口增加而出口減少。
▲1979-1999年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 圖片源於網路
第二個意想不到是，美華人自己撤銷了廣場協定。
美華人沒有意料到美元會貶值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弱勢美元難以吸納到足夠的國際資本購買其國債來為財政赤字融資。
1987年2月，美國財長又號召七國集團在法國巴黎召開多邊協調會議，並達成同意採取聯合措施穩定美元匯率的協議，史稱“盧浮宮協定”。
03
日本泡沫的起因
隨著日元不斷升值，對於日本出口企業的打擊是巨大的。
但是日本當時處於一個特殊的風渡口，即經濟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型為內需導向型經濟，並且日本長期執行的國家指導經濟的模式需要被打破。
在J曲線效應下，日本和美國的美元計算的順差依舊在增長（日元計算是下降的），而日本的對外資本輸出，卻在“強大日元”的支撐下牛氣沖天。實現了出口貿易和對外投資雙增長的成績。
日元升值降低了進口消費品價格、增加居民實際收入，使民間消費支出明顯上升，並且帶動了投資增加，從而拉動了國內總需求的快速擴張。
同時，日元升值後，日本政府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步伐，開始由“外需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的轉變。
1985年10月，大額定期存款利率實現自由化，同時債券市場的期貨產品開始交易；1988年11月，銀行間市場的短期利率也實現了市場詢價、還價的決定機制；1989年6月，小額定期存款利率也開始自由化。
大約用了一年半時間左右，日本經濟就恢復增長。
▲1954-2019年 日本GDP年度增長率走勢圖 圖片源於網路
1987年，日本經濟出現快速增長，截止1991年10月，日本經濟出現了51個月持續增長的局面，是為“平成景氣”。
到了1989年，富裕的日本人購買美國資產達到了頂峰。
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購買了美國娛樂業巨頭、美國文化象徵之一的哥倫比亞影片公司。此前，三菱公司已經以14億美元購買了更重要的美國國家象徵——洛克菲勒中心。
當時的日本人覺得自己能買下整個美國，“美國正在變成日本的第四十一個縣”。而在“買下美國”的夢囈背後，是日本社會無法忽視的空前泡沫危機。
由於本幣升值，壓縮了外貿的利潤，日本製造業出現了很大的困難，所以日本又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貨幣寬鬆政策，瘋狂的印錢。
▲日本國內銀行的放貸結構 圖片源於網路
1986-1987年，短短一年時間裡，日本就連續五次調低了貼現率，資金成本大幅降低。
但由於製造業成本過高，多出來的資金並沒有流入製造業，而是瘋狂流入了樓市和股市，才最終出現了1989年的超級大泡沫。
在此期間，日本的股市上漲了三倍，地價平均上漲四倍，核心地區地價甚至上漲接近十倍。
1990年，東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橫濱和神戶六大城市中心的地價指數比1985年上漲了約90%。
當年，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製造了世界上空前的房地產泡沫。
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更能反映日本房地產泡沫有多嚴重：在東京，有一位學校的看門人在傳達室幹了40多年，一直收入微薄。退休之後，他準備返回鄉下安度晚年。於是託人把他在東京的一所小房子賣掉，沒想到這所房子竟以8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看門人瞬間成為百萬富翁，衣錦還鄉。然而同一時期日本名義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
由於地價快速上漲，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實體工業的發展。
首先建築用地價格過高，使得許多工廠企業難以擴大規模；其次過高的地價也給政府的城市建設帶來了嚴重的阻礙；最後高昂的房價更是讓普通日本人買不起屬於自己的住房。
日本泡沫經濟離實體經濟已經越走越遠。
04
錯誤的改革不是改革
此時的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經濟泡沫，從1989年5月開始，日本央行連續3次提高貼現利率。
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日本銀行利率從2.5%上調至海灣戰爭前夕的6%。
日本貨幣政策的突然轉向，首先刺破了股票市場的泡沫。1990年1月12日，是日本股市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石油完全依賴進口的日本陷入極度恐慌之中，日經股指大幅下挫。隨著海灣戰爭結束，日本股市又強勁反彈，但已無法達到原來的高度（1989年年末，日經平均股指高達38915點）。
幾乎絕大多數的股票投資者和投機者的預期都落空了，日本股市從此一路狂瀉，跌至1992年8月18日的14304點(2003年4月最低跌至7607點)。
累計跌幅高63.24%，創造了日本股市歷史上最大的下跌幅度。
隨後，日本政府及時出手，在房價下跌的時候推出房產稅，全面提高了房屋持有成本，讓很多炒房客不得不割肉出盤。
1990年還能買一個半美國的東京，1993年竟然連一個紐約都買不起。
隨著日本經濟的“硬著陸”，其國內的GDP增長速度也跟著急轉直下，1991年只有GDP增長只有2.9%，而隨後的十年中，日本經濟的年均增長率不足1.5%。
可這個時候日本政府卻又“一腳剎車”停止了自由化過程，讓大量的政府工程上馬企圖挽救GDP（例如新幹線）。
然而由日本政府一手主導的大規模工程，不僅沒有讓國內GDP增長有所起色，反而讓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屢創新高。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財政還保持盈餘狀態，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好的，但從1993年後就一直走下坡路，赤字幅度不斷擴大。
日本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復甦，阻止經濟下滑，多次增發國債。
在1998年之前，日本每年的國債發行額基本控制在20萬億日元之內。但隨著日本經濟危機的深化，自1998年度至2000年度，小淵內閣發行國債額達到高峰，分別為34萬億、37.5萬億和33萬億日元，日本財政赤字問題日趨嚴重，國債依賴程度都在40%左右。
這期間，日本降低利率，擠佔了貨幣政策的調控空間，加之不良債權問題嚴重，日本不得不依賴於擴張性財政政策。
按照橋水公司創始人雷伊·達里奧《債務危機》中的說法，應對這種債務危機不是搞什麼維護信用，就是要敢放水，敢賴賬，大不了玩破產。
可是日本成功逆練，小泉內閣以自由化改革為名義，拒絕幫助銀行剝離不良資產，對於債務置換也被拒絕。銀行無法對市場提供足夠多的貸款，繼而拖累了投資。
而且日本政府還將消費稅提高到5%，抑制了民眾消費。在投資和消費雙重打擊下，日本經濟陷入蕭條。
如果說美國對日本經濟的長期衰退負有一成的責任，而剩下的九成可以算在日本政府頭上。
而和日本瘋狂泡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
由於對一戰後，魏瑪時期惡性通脹深刻記憶，所以，德國對寬鬆貨幣政策持保留態度，而是把重心放在國內，尤其是，穩定國內物價、產出上。
在廣場協議後，德國也下調存款利率，但下調幅度要小於日本，總體來說德國貨幣政策比日本更穩健，而德國並沒有像日本那樣瘋狂刺激經濟。
所以，德國股市、房地產儘管有起伏，但並沒有造成巨大的波動。
而且，德國始終重視實業發展，還積極引導新興產業發展，鼓勵企業研發。1991—2017年德國製造業增加值佔總增加值基本上都在20%以上（除2009年經濟危機期間）。相比較的是，房地產不超過12.5%。金融業也維持在6%以下。
正因為重視實業，始終避免經濟脫實向虛，才沒有導致德國整體經濟動盪。
05
福兮？禍兮？
雖然日本政府的日子過的不好，但日本人民的日子卻變好了。
從1991年起，日本設立了國民年金基金，擴充《國民年金法》中規定的自營業者、農業人員、學生等被保險者年老以後的資金設計，縮小年金差距。凡是在日本擁有居住權的居民都必須加入。
而日本也隨後改變了公基發展經濟的局面，但是日本的社會福利卻開始被補充。
1990年，日本社會保障費增加到11.62兆日元（相當於1970年度的10.1倍），2000年度和2013年度又先後增加到19.79兆日元和29.63兆日元。
與此同時，日本企業界也從中獲益良多，不少公司開始向利潤更為豐厚的高階行業轉型。
例如，日本NEC公司是一家半導體企業，在60年代該公司就造出了日本第一臺電腦，並且在過去20年當中，無論在工業用電腦，還是家用電腦領域中一直佔據日本首位。
而就是這家公司，在2009年宣佈退出虧損嚴重的電腦產業，這在整個日本產業界引起轟動。
但NEC公司在把電腦業務出售之後，卻保留了大量的半導體業務技術人員，開始研發人工智慧。
如今，日本國內本田、豐田、日產的全自動駕駛系統，都採用了NEC的人工智慧系統。而世界人工智慧領域70%的感測器，均來自於日本。
雖然在簡體中文世界裡，日本國內的經濟下滑是美華人搞得陰謀，日本人被美華人的一紙協議坑的家破人亡。
但事實上，日本是人均壽命最長的國家；是世界上網速最快的國家之一；日本電視臺早已經進入到數字時代，不再播放模擬訊號的電視節目；以高速公路、鐵路、新幹線和航空運輸構成的交通網路，幾乎覆蓋了日本的每一個角落，不同交通工具之間的無縫連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相提並論。
結語
一個基本常識，在兩個社會、經貿、制度等方面具備相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的國家之間，不可能存在你死我活的經濟和貿易動機，因此一份“廣場協議”也不可能是日本經濟停滯不前的主因。
日本社會經濟之所以遭遇泡沫危機，正是源於日本社會沒有真正重視“廣場協議”帶來的潛在影響，以為憑藉“買下美國”的豪氣就能一往無前。
在危機爆發前，日本政府沒有對其產業政策和經濟結構進行必要的調整和轉型，這才是所謂日本經濟“失去二十年”的真正主因。
“廣場協議”已經成為歷史檔案，而日本社會所經歷的慘痛教訓離我們並不遙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