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羅是泰國的古稱：1296年中國元朝出訪真臘（今高棉）的使團成員周達觀寫了《真臘風土記》一書：書中將真臘西部的兩個鄰國素可泰王國和阿瑜陀耶王國分別稱為暹國和羅斛國。元末明初羅斛國（阿瑜陀耶王國）征服了暹國（素可泰王國）。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冊封阿瑜陀耶國王為“暹羅國王”，從此”暹羅“成為中國以及東亞漢字文化圈的越南、北韓、日本等國對泰國的稱呼。在世界近代史上東亞只有中國、日本和暹羅三國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維持了國家的獨立狀態，為了避免徹底淪為列強殖民地的命運中國進行了洋務運動、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事實上暹羅在當時也進行了一場改革運動——這就是朱拉隆功改革。
1868年10月1日朱拉隆功登基成為暹羅新國王，1873年年滿20歲的朱拉隆功開始臨朝親政。這時暹羅全國的土地幾乎都集中在封建貴族手中，廣大平民和奴隸只能依附於封建貴族。這些封建貴族千方百計是佃農和奴隸束縛在土地上為自己勞作，不斷榨取佃農和奴隸的勞動所得，而拒絕在暹羅發展新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因為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他們對這一新生事物的不確定性還充滿排斥感。與此同時暹羅也面臨嚴重的外患：西面的緬甸已被英國納入英屬印度，南面的馬來半島建立了英屬海峽殖民地，東邊的越南被法國征服，暹羅只能在英、法兩國之間夾縫求生。
早在1864年暹羅主動與英國簽訂了《寶靈條約》：允許英國在曼谷自由貿易，暹羅對英國商品所徵收的關稅稅率不得超過3%。兩年後暹羅和西方七國相繼簽訂了類似條約。1867年暹羅割讓自己湄公河以東的屬地高棉給法屬印度支那。1893年暹羅有和英、法兩國分別簽約：割讓撣邦給英屬緬甸，割讓寮國給法屬印支。1909年又割讓南部的吉打、吉蘭丹等地給英屬馬來亞殖民地。朱拉隆功艱難地周旋於英、法之間——利用英、法之間的矛盾使之互相牽制，這才勉強使暹羅成為英法兩國勢力範圍的“緩衝地帶”。然而這終究不是長遠之計，只有改革自強、順應歷史潮流才能在嚴酷的叢林法則中生存下去。對此朱拉隆功是有清醒的認識的：早在他還是太子時就係統學習過泰文、英文、巴釐文和梵文，還學習過射擊、武術、騎馬、騎象等科目，酷愛古代歷史和文學。1868年8月他參加過法國科學探險隊在距曼谷以南一百四十英里的三禮育觀測日全蝕的活動。1870年和1871年尚未親政的他兩次訪問新加坡和爪哇；1872年底又訪問了印度。朱拉隆功作為暹羅歷史上第一位出國訪問的國王對暹羅國情和世界形勢都是比較瞭解的，當他從印度回國後就下令在皇宮內設立兩所學校：一所教泰文，一所教英文，命名為“玫瑰園學校”。這就改變了過去那種以寺院為中心、以僧侶為教師的傳統教育方式，開創了泰國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事實上這已開啟了朱拉隆功改革的序幕，由朱迪·福斯特和周潤發主演的《安娜與國王》就是根據這一史實所拍攝的。
親政前的朱拉隆功更多是在自己的皇宮內透過對周圍人生活習慣的改變而向其灌輸改革理念，還並沒真正涉足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體制層面。在這一時期暹羅宮廷成員改穿西式禮服、免去跪拜之禮、廢除宮廷肉刑、改留西式髮型。隨著朱拉隆功在1873年親政終於使其可以放開手腳對國家進行全面改革了，而他選擇的改革突破口是整頓國家財稅制度：在1824年—1851年國王拉瑪三世執政時期暹羅盛行起包稅制——政府將收稅的權力轉包給有官方背景的商人，這使大量資金落入包稅人的私囊；而國家的資金則儲存在王庫裡，這時王庫和國庫並無任何區別，暹羅人尚未意識到要將國家財政體系和國王的私房錢進行分別管理。1873年朱拉隆功親政後在第一時間成立了稅務廳，頒發保護稅收條例，統一規定全國的稅率，同時廢除包稅制，至此暹羅中央政府從包稅商手中收回了收稅權，從而有效地制止各種偷稅漏稅的不法行為。此後從1892年開始暹羅正式將國王的私庫和國庫進行分別的預算管理。同時暹羅從法律上規定和確立私人土地所有制，實行徵收貨幣地稅並不斷降低土地徵稅率。
1874年朱拉隆功開始釋放他親政後又一個改革大招——廢奴：在此之前暹羅的奴隸制已存在了6個世紀，當時暹羅的奴隸儘管按法律規定可細分為七種之多，但實際上大體都可以歸為可贖身奴隸和非贖身奴隸兩大類：失去土地的農民因債務問題賣身為奴者有的是與主人約定服役年限，有的則是永久為奴。奴隸作為主人的私有財產主人除無權把他們殺掉以外，可以隨便把他們轉賣或轉讓給他人。母親如系非贖身奴隸，其子女也是奴隸。朱拉隆功在自己親政的第二年就明確在法令中規定：1868年以後出生的奴隸之子全部變為自由民，家生奴21歲後即可獲得自由並廢止債務奴。到朱拉隆功去世前兩年暹羅已基本完成廢奴運動。朱拉隆功的廢奴運動一方面解放了暹羅的奴隸，使他們擺脫了被人奴役的悲慘命運；另一方面削弱打擊了地方封建貴族的勢力，強化了中央集權併為國家發展近代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農工商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同樣是在1874年朱拉隆功下詔設立參議院協助國王處理政務並對將要頒佈的法律進行討論，隨後不久又成立了作為國王的私人諮詢機構的樞密院。1892年暹羅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內閣制對自己的中央政府進行改造，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並未改變暹羅國王作為專制君主大權獨攬的地位，泰國的君主立憲並非始於朱拉隆功時期。在改造中央政府的同時暹羅的地方治理結構也進行了重大調整——在此之前暹羅的地方治理模式有些類似於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之前實行的分封制：國王按功勞給貴族授予爵位和封地，這些封建貴族和國王派駐各地的大臣一同治理當地。朱拉隆功廢除了祿田制度，對獎勵有功人員改為發放薪俸。此後暹羅的地方官員完全由中央統一任命。軍隊作為支撐政權的基石也和地方一樣完全掌握在以朱拉隆功為核心的暹羅王室手中：國王同時以暹羅軍隊的總司令身份牢牢控制著軍隊。按照1910年的規定：只有王室成員才能獲得中將以上的軍銜——當時暹羅的13個少將中有6名王室成員，一半以上的師長出身王室。
隨著這一時期暹羅在行政管理制度和社會經濟形態方面的一系列變化以及暹羅面對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傳統的以寺院為中心、以僧侶為教師教育模式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這點早在朱拉隆功親政前就已注意到並在宮內率先進行了示範性改革試驗，然而相比對財稅體制、土地制度、行政體制的改革而言：朱拉隆功的教育改革儘管起步較早，但發展程序一直是相對比較滯後的——宮裡的“玫瑰園學校”遲遲沒能普及開。1881年朱拉隆功才創辦暹羅第一所西式大學——宮廷侍衛學校並在同一年開辦了圖書館，儘管這所學校後來演化為朱拉隆功大學，但一開始仍是立足於培養宮廷侍衛的皇家御用學校，對暹羅的整體教育改革並沒太大實質性影響。1887年暹羅仿照歐美模式成立了專門的教育部負責管理國家教育和規範教育體系。同年朱拉隆功在薩拉隆行宮創辦了陸軍軍官學校培養現代軍事指揮人才，隨後又創辦了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學校。此後新式的法律、警察、師範學校等陸續建立。朱拉隆功還下諭選拔留學生，派往國外學習。到朱拉隆功晚年受教育已不再是貴族子弟的特權，平民教育開始在暹羅全國形成熱潮。
朱拉隆功按西方建制改革軍隊，制定軍事條例，結束了此前暹羅臨時招募士兵的慣例，開始給將士發放固定的薪俸。1887年以後由於法國的武裝入侵暹羅改編和擴充了陸軍、配備新式武器。在丹麥人里舍爾的幫助下暹羅建立了第一批新式軍事院校，這一時期暹羅海軍正式建立成軍並開始自建戰艦。1893年暹羅成立國防部。1904年制定的徵兵條例對過去用犯人的後裔補充軍隊和在地方行政長官的統率下進行戰鬥的傳統做法做出禁止性規定。到1910年泰國軍隊共有9個師5.4萬人，和法屬印度支那的軍隊相當，甚至甚至一度在同法國的戰爭中小勝對手。
19世紀90年代朱拉隆功開始著手建設近代化的交通和郵政事業，成功使邊遠地區和首都曼谷連線起來，這大大利於邊遠地區的開發事業和國防建設，使整個國家聯結成比較緊密的經濟整體，促進了全國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由於這一時期的鐵路建設使暹羅的主要產米區湄南河三角洲與中部和北部的新興水稻種植區連線起來，大米出口成了暹羅最大的收入來源。雖然林業和礦業被外國資本壟斷，但仍需向暹羅政府繳納所得稅，同時暹羅的民族資本也開始蓬勃發展。以國王為首的暹羅王族和華僑富商將大量金錢投入碾米廠、罐頭廠、水泥廠和紡織廠。暹羅國家財政收入越來越高，國庫越來越豐富。暹羅利用豐厚的財政收入進行土木建設：開挖運河，修築鐵路和水閘，架設電線和電報線，建設警察部隊，創辦醫院、博物館和圖書館，開辦新式學校。到了1909年暹羅的人均GDP甚至達到清政府的17.3倍。暹羅人口從朱拉隆功登基時的500多萬增加到900萬，醫療條件的改善使暹羅的人均壽命提高了5歲多。儘管每年在基礎設施上投入很大，但國家財政連年贏利，達到“既無外債，也無內債”。
儘管朱拉隆功改革奠定了暹羅近代化轉型的基礎，捍衛了國家的獨立，但暹羅並沒像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樣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1893年法國尋找藉口挑起雙方紛爭，然後將炮艦開進曼谷河段，強迫泰方簽訂《曼谷條約》：將附屬於暹羅的寮國割讓給法國屬下的印度支那並賠款300萬金法郎。朱拉隆功為此大病一場，甚至一度拒絕治療。1904年暹羅又被迫使簽訂條約完全放棄湄公河以東的土地。朱拉隆功晚年還以割讓領土為代價，取消了英法兩國在泰國的治外法權。對暹羅而言：國家獨立的維持是以喪失大片領土為代價而實現的。那麼為什麼暹羅即使在改革後仍未能完全擺脫捱打的命運呢？這主要是因為暹羅的地緣形勢遠比日本糟糕——列強之中歐洲各國皆是自西向東擴張到亞洲，隨著地緣距離的日益疏遠後勤補給的難以為繼，事實上列強擴張到印度、南洋就已經是極限了，至於中國這樣一個遙遠的東方大國，列強是無力征服的，只能把中國作為自己資本輸出經濟侵略的半殖民地。如果再把戰線向東延長到日本這個資源匱乏的彈丸島國對歐洲列強而言就有得不償失之感了。相比之下從太平洋方向而來的美國就不一樣了，如果美國想從巨大的中國市場分一杯羹的話，在其通往中國的航線上需要一箇中轉補給站，日本正好適合扮演這個角色。可此時的美國尚處於國力不強的童年時代，根本無法和英、法、俄羅、德等列強抗衡，所以美國在完成在北美大陸的西進運動擴張到太平洋後就幾乎不怎麼參與列強瓜分殖民地的戰爭，像關島、波多黎各少數幾塊殖民地都只是呈點狀分佈的殖民據點，美國幾乎沒有像其他列強那樣整片大塊的殖民地，更多是透過要求被侵略國門戶開戶的方式進行經濟滲透，所以其實美國對日本的內政也並不太關心，只要日本同意開放門戶充當其通往中國的中轉站即可。相比之下暹羅處於英、法兩大強國之間，儘管改革後國力有所增強，但也強不過英、法，要想避免被英、法瓜分的命運就只能盡力周旋以夾縫求生。在這種狀態下生存下來的暹羅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而言有更成熟的外交心態——將自己定位成英、法之間的“緩衝國”以左右借力試圖自保：19世紀50年代暹羅試圖與法國結盟以對抗英國的侵蝕；當法國勢力在暹羅膨脹到一定程度後暹羅就利用英法之間的微妙矛盾聘請英國顧問和授予英國商人部分礦產開採權以換取英國對泰國主權的保護。而暹羅的佛教信仰本身是講究與世無爭的，以致於在面對英、法入侵時暹羅的心態倒放得很寬：既然反正打不過，索性讓出邊緣地區，一心一意只發展核心地盤的經濟。
朱拉隆功改革的目的是為增強泰國的國力、緩解民族危機，並沒試圖解放民眾思想。然而泰國在引入西方制度的同時仍不可避免受到新思想的影響，越來越多受到新思想影響的人開始反思泰國的君主專制政體。上世紀30年代發源於美國紐約華爾街的經濟大蕭條迅速在世界範圍內蔓延。朱拉隆功改革後泰國已開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場世界性經濟蕭條的波及。當時的泰國國王拉瑪七世為緩解財政壓力就削減了軍隊的薪俸，這自然引起了軍方的不滿，尤其是已接受新思想影響的新軍更是趁機打出要求實行君主立憲的旗號。1932年6月24日凌晨泰國軍隊在人民黨領導下佔領了王宮，逮捕了在首都的各部大臣、陸海空三軍和警察要員，解除了御林軍的武裝，控制了曼谷鐵路局、中央車站、電臺和電話電報局等重要據點，接管了兵工廠，隨即宣佈成立軍政府。軍政府上臺後宣佈泰國為君主立憲國。從泰國憲法的規定而言：作為君主立憲國的泰國和英國一樣由國王作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同時也是泰國的國家象徵，但更多是作為禮儀性質的存在，國家的實際日常行政事務則由議會選舉產生的內閣負責。締造了泰國君主立憲制的軍政府鑑於泰國民眾並不支援軍人干政的情況選擇還政於民選的文官政府，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軍方完全將到手的權力拱手讓人——事實上迄今為止軍方仍是左右泰國政局的關鍵性力量，一旦民選的政府總理觸動到軍方的利益就可能招來政變。泰國軍方為使自己這種名義上還政於民選政府而實際上仍得以操縱大權的局面固定化常態化就推出國王作為效忠物件。儘管泰國憲法規定由民選政府享有國家的治理權。但對軍隊的控制權不在民選政府手中而在國王手中，泰國由此形成了一套極為複雜的政治制度：由民選政府負責國家政治治理，國王不干預日常行政。但由於軍隊歸國王掌控，所以當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時國王可以利用軍隊迅速介入到政局中。當然由於國王需要軍隊的支援才能介入政局，所以泰國國王是否有實權其實取決於同軍方的關係。在1932年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所謂軍隊歸國王掌控只是一句停留在紙面上的話，真實的情況倒更像是國王淪為了軍方把控政局的傀儡。
1938年泰國陸軍上校鑾披汶·頌堪就任內閣總理兼軍隊總司令，成為泰國實際上的統治者。這時日本正在大舉侵華，與此同時日本也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征服東南亞的企圖，對此披汶其實是心知肚明的。1940年日本趁法國在歐洲戰場敗於納粹德國的天賜良機出兵佔領了包括如今的越南、寮國、高棉在內的法屬印度支那，如此一來日本佔領區就與泰國直接接壤了。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對美、英宣戰，大舉出兵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地區。按說在這一過程中泰國是最有可能和日本發生衝突的東南亞國家，因為此時的泰國是東南亞唯一的獨立國家。當時緬甸、印尼等地確實有一部分人希望利用日本的力量擺脫原來的歐洲殖民者施加的束縛，然而作為獨立國家的泰國和日本合作又能得到什麼呢？然而事實卻是泰國還真就和日本合作了。當日本發起太平洋戰爭時泰國意識到自己根本無力抵抗，於是沒進行任何抵抗，而是與日本簽訂了《日泰攻守同盟條約》，由此加入了以德、日為首的軸心國集團，向美、英宣戰。泰國儘管是當時東南亞唯一的獨立國家，但在列強瓜分東南亞的過程中泰國還是被迫將部分領土割讓給法屬印度支那和英屬緬甸，由於與日本結成了同盟，所以日本在佔領法屬印度支那和英屬緬甸後將原屬泰國的領土還給了泰國。後來泰國直接參與了日軍在緬甸的軍事行動並曾與中國遠征軍交戰。然而泰國政府其實從一開始就明確了一個基本觀念：誰在這場戰爭中佔據上風就是自己的盟友。在與日本簽訂的《日泰攻守同盟條約》的同時泰國駐美大使社尼巴莫拒絕承認泰國政府與日本簽訂的《日泰攻守同盟條約》，拒絕按照泰國政府的指令向美國政府宣戰，還召集在美國的泰國留學生和和泰國大使館官員，成立了泰國愛國組織“自由泰人運動”。和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運動不同的是：自由法國是追求獨立自由的法華人組織起來的，是與納粹德國扶植的維希政權對立的，然而自由泰人運動背後實際上有泰國官方的支援。說得直白些泰國政府以官方名義與日本結盟，卻又暗中扶植起一個所謂的”反對派“配合盟軍反抗日本人，這就純屬兩頭押注的行為了。1945年8月15日泰國得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的訊息後立即在第一時間宣佈對英、美宣戰的宣言無效，最終泰國不僅沒作為軸心國的幫兇受到懲罰，反而作為同盟國的成員在戰後獲得了日本150億日元的賠款。
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6月9日當時的泰國國王阿南塔·瑪希敦遇刺身亡，由他的弟弟普密蓬·阿杜德繼承了王位。這時泰國的政局正處於最為混亂的時刻，而國王的權力在此時已基本不復存在，年僅19歲的普密蓬·阿杜德成為了各路野心家眼中的提線木偶。1947年11月8日鑾披汶·頌堪重新上臺。1957年9月17日凌晨4點泰國的軍事獨裁者鑾披汶·頌堪被自己的得力部將沙立元帥發動的政變推翻。此後泰國又經歷了沙立、炳·廷素拉暖兩代軍人總理的統治，直到1992年爆發了軍政府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黑色五月事件。血腥事件激起了對軍政府更大的反抗並最終導致軍政府退出政治前臺，泰國由此進入到民選政府時代。民選政府上臺後普密蓬·阿杜德利用相對平穩的政局極力擴大自己在民眾中的影響力：事實上早在軍政府統治時期普密蓬國王就一次次扮演各方政治勢力之間的調停者角色，可以說正是因為他才使泰國在特殊的年代避免陷入進一步的動亂之中。1973年泰國曼谷大學爆發騷亂，普密蓬國王要求當時的泰國總理及其官員離開泰國，以免國家陷入社會動盪的危機，結果泰國總理服從了國王的要求，由此可以見證普密蓬國王對泰國政局的影響力。普密蓬國王這種政治影響力完全是依靠個人的能力水平，透過運用嫻熟靈活的政治手腕對泰國政局施加影響。在民選政府上臺後普密蓬國王在泰國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泰國王室掌握著大量財富——負責管理泰國王室財產的皇家財產局控制資產高達1.9萬億泰銖（約合530億美元），每年的收益達8.4億美元。普密蓬國王憑藉雄厚的財力從事慈善事業，為自己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同時王室也熱心於各種宗教祭祀活動，王室禮儀同佛教儀式高度結合，從而在這個幾乎全民信佛的國家內將自己塑造成為半人半神的存在。同時泰國國王的權威性也得到泰國憲法的保護：任何攻擊王室的言論在泰國都屬於犯罪行為，最高可以判處最高15年監禁。2006年泰國軍方發動了反對時任總理他信的政變，而普密蓬國王在這場政變中透過與軍方合作真正成為了軍方與民眾之間的仲裁者角色。泰國作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在憲法層面並沒賦予國王實際處置行政事務的權力，泰國國王是否具有實權取決於他能否透過高明的政治手腕充當軍方和民族之間的仲裁者角色。普密蓬做到了這點，這使他得以在2006年政變後與軍方一同掌控者泰國政局。如今的泰國呈現的是國王、民選政府、軍方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在這種形勢下國王是否具備實權取決於現任國王瑪哈·哇集拉隆功的政治手腕。這位今年五月剛登基的新國王政治手腕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就個人威望而言顯然是不能和他的父王相提並論的——畢竟普密蓬國王的威信是在一次次政治和社會動盪中透過發揮仲裁調解作用以及熱心公益民生事業培養起來的，而瑪哈·哇集拉隆功早年卻以行為放浪而聲名不佳，他究竟能否保持他的父王透過在軍方和民眾之間發揮仲裁調解作用建立起的實權目前還無法斷言。
暹羅是泰國的古稱：1296年中國元朝出訪真臘（今高棉）的使團成員周達觀寫了《真臘風土記》一書：書中將真臘西部的兩個鄰國素可泰王國和阿瑜陀耶王國分別稱為暹國和羅斛國。元末明初羅斛國（阿瑜陀耶王國）征服了暹國（素可泰王國）。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冊封阿瑜陀耶國王為“暹羅國王”，從此”暹羅“成為中國以及東亞漢字文化圈的越南、北韓、日本等國對泰國的稱呼。在世界近代史上東亞只有中國、日本和暹羅三國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維持了國家的獨立狀態，為了避免徹底淪為列強殖民地的命運中國進行了洋務運動、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事實上暹羅在當時也進行了一場改革運動——這就是朱拉隆功改革。
1868年10月1日朱拉隆功登基成為暹羅新國王，1873年年滿20歲的朱拉隆功開始臨朝親政。這時暹羅全國的土地幾乎都集中在封建貴族手中，廣大平民和奴隸只能依附於封建貴族。這些封建貴族千方百計是佃農和奴隸束縛在土地上為自己勞作，不斷榨取佃農和奴隸的勞動所得，而拒絕在暹羅發展新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因為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他們對這一新生事物的不確定性還充滿排斥感。與此同時暹羅也面臨嚴重的外患：西面的緬甸已被英國納入英屬印度，南面的馬來半島建立了英屬海峽殖民地，東邊的越南被法國征服，暹羅只能在英、法兩國之間夾縫求生。
早在1864年暹羅主動與英國簽訂了《寶靈條約》：允許英國在曼谷自由貿易，暹羅對英國商品所徵收的關稅稅率不得超過3%。兩年後暹羅和西方七國相繼簽訂了類似條約。1867年暹羅割讓自己湄公河以東的屬地高棉給法屬印度支那。1893年暹羅有和英、法兩國分別簽約：割讓撣邦給英屬緬甸，割讓寮國給法屬印支。1909年又割讓南部的吉打、吉蘭丹等地給英屬馬來亞殖民地。朱拉隆功艱難地周旋於英、法之間——利用英、法之間的矛盾使之互相牽制，這才勉強使暹羅成為英法兩國勢力範圍的“緩衝地帶”。然而這終究不是長遠之計，只有改革自強、順應歷史潮流才能在嚴酷的叢林法則中生存下去。對此朱拉隆功是有清醒的認識的：早在他還是太子時就係統學習過泰文、英文、巴釐文和梵文，還學習過射擊、武術、騎馬、騎象等科目，酷愛古代歷史和文學。1868年8月他參加過法國科學探險隊在距曼谷以南一百四十英里的三禮育觀測日全蝕的活動。1870年和1871年尚未親政的他兩次訪問新加坡和爪哇；1872年底又訪問了印度。朱拉隆功作為暹羅歷史上第一位出國訪問的國王對暹羅國情和世界形勢都是比較瞭解的，當他從印度回國後就下令在皇宮內設立兩所學校：一所教泰文，一所教英文，命名為“玫瑰園學校”。這就改變了過去那種以寺院為中心、以僧侶為教師的傳統教育方式，開創了泰國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事實上這已開啟了朱拉隆功改革的序幕，由朱迪·福斯特和周潤發主演的《安娜與國王》就是根據這一史實所拍攝的。
親政前的朱拉隆功更多是在自己的皇宮內透過對周圍人生活習慣的改變而向其灌輸改革理念，還並沒真正涉足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體制層面。在這一時期暹羅宮廷成員改穿西式禮服、免去跪拜之禮、廢除宮廷肉刑、改留西式髮型。隨著朱拉隆功在1873年親政終於使其可以放開手腳對國家進行全面改革了，而他選擇的改革突破口是整頓國家財稅制度：在1824年—1851年國王拉瑪三世執政時期暹羅盛行起包稅制——政府將收稅的權力轉包給有官方背景的商人，這使大量資金落入包稅人的私囊；而國家的資金則儲存在王庫裡，這時王庫和國庫並無任何區別，暹羅人尚未意識到要將國家財政體系和國王的私房錢進行分別管理。1873年朱拉隆功親政後在第一時間成立了稅務廳，頒發保護稅收條例，統一規定全國的稅率，同時廢除包稅制，至此暹羅中央政府從包稅商手中收回了收稅權，從而有效地制止各種偷稅漏稅的不法行為。此後從1892年開始暹羅正式將國王的私庫和國庫進行分別的預算管理。同時暹羅從法律上規定和確立私人土地所有制，實行徵收貨幣地稅並不斷降低土地徵稅率。
1874年朱拉隆功開始釋放他親政後又一個改革大招——廢奴：在此之前暹羅的奴隸制已存在了6個世紀，當時暹羅的奴隸儘管按法律規定可細分為七種之多，但實際上大體都可以歸為可贖身奴隸和非贖身奴隸兩大類：失去土地的農民因債務問題賣身為奴者有的是與主人約定服役年限，有的則是永久為奴。奴隸作為主人的私有財產主人除無權把他們殺掉以外，可以隨便把他們轉賣或轉讓給他人。母親如系非贖身奴隸，其子女也是奴隸。朱拉隆功在自己親政的第二年就明確在法令中規定：1868年以後出生的奴隸之子全部變為自由民，家生奴21歲後即可獲得自由並廢止債務奴。到朱拉隆功去世前兩年暹羅已基本完成廢奴運動。朱拉隆功的廢奴運動一方面解放了暹羅的奴隸，使他們擺脫了被人奴役的悲慘命運；另一方面削弱打擊了地方封建貴族的勢力，強化了中央集權併為國家發展近代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農工商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同樣是在1874年朱拉隆功下詔設立參議院協助國王處理政務並對將要頒佈的法律進行討論，隨後不久又成立了作為國王的私人諮詢機構的樞密院。1892年暹羅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內閣制對自己的中央政府進行改造，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並未改變暹羅國王作為專制君主大權獨攬的地位，泰國的君主立憲並非始於朱拉隆功時期。在改造中央政府的同時暹羅的地方治理結構也進行了重大調整——在此之前暹羅的地方治理模式有些類似於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之前實行的分封制：國王按功勞給貴族授予爵位和封地，這些封建貴族和國王派駐各地的大臣一同治理當地。朱拉隆功廢除了祿田制度，對獎勵有功人員改為發放薪俸。此後暹羅的地方官員完全由中央統一任命。軍隊作為支撐政權的基石也和地方一樣完全掌握在以朱拉隆功為核心的暹羅王室手中：國王同時以暹羅軍隊的總司令身份牢牢控制著軍隊。按照1910年的規定：只有王室成員才能獲得中將以上的軍銜——當時暹羅的13個少將中有6名王室成員，一半以上的師長出身王室。
隨著這一時期暹羅在行政管理制度和社會經濟形態方面的一系列變化以及暹羅面對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傳統的以寺院為中心、以僧侶為教師教育模式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這點早在朱拉隆功親政前就已注意到並在宮內率先進行了示範性改革試驗，然而相比對財稅體制、土地制度、行政體制的改革而言：朱拉隆功的教育改革儘管起步較早，但發展程序一直是相對比較滯後的——宮裡的“玫瑰園學校”遲遲沒能普及開。1881年朱拉隆功才創辦暹羅第一所西式大學——宮廷侍衛學校並在同一年開辦了圖書館，儘管這所學校後來演化為朱拉隆功大學，但一開始仍是立足於培養宮廷侍衛的皇家御用學校，對暹羅的整體教育改革並沒太大實質性影響。1887年暹羅仿照歐美模式成立了專門的教育部負責管理國家教育和規範教育體系。同年朱拉隆功在薩拉隆行宮創辦了陸軍軍官學校培養現代軍事指揮人才，隨後又創辦了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學校。此後新式的法律、警察、師範學校等陸續建立。朱拉隆功還下諭選拔留學生，派往國外學習。到朱拉隆功晚年受教育已不再是貴族子弟的特權，平民教育開始在暹羅全國形成熱潮。
朱拉隆功按西方建制改革軍隊，制定軍事條例，結束了此前暹羅臨時招募士兵的慣例，開始給將士發放固定的薪俸。1887年以後由於法國的武裝入侵暹羅改編和擴充了陸軍、配備新式武器。在丹麥人里舍爾的幫助下暹羅建立了第一批新式軍事院校，這一時期暹羅海軍正式建立成軍並開始自建戰艦。1893年暹羅成立國防部。1904年制定的徵兵條例對過去用犯人的後裔補充軍隊和在地方行政長官的統率下進行戰鬥的傳統做法做出禁止性規定。到1910年泰國軍隊共有9個師5.4萬人，和法屬印度支那的軍隊相當，甚至甚至一度在同法國的戰爭中小勝對手。
19世紀90年代朱拉隆功開始著手建設近代化的交通和郵政事業，成功使邊遠地區和首都曼谷連線起來，這大大利於邊遠地區的開發事業和國防建設，使整個國家聯結成比較緊密的經濟整體，促進了全國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由於這一時期的鐵路建設使暹羅的主要產米區湄南河三角洲與中部和北部的新興水稻種植區連線起來，大米出口成了暹羅最大的收入來源。雖然林業和礦業被外國資本壟斷，但仍需向暹羅政府繳納所得稅，同時暹羅的民族資本也開始蓬勃發展。以國王為首的暹羅王族和華僑富商將大量金錢投入碾米廠、罐頭廠、水泥廠和紡織廠。暹羅國家財政收入越來越高，國庫越來越豐富。暹羅利用豐厚的財政收入進行土木建設：開挖運河，修築鐵路和水閘，架設電線和電報線，建設警察部隊，創辦醫院、博物館和圖書館，開辦新式學校。到了1909年暹羅的人均GDP甚至達到清政府的17.3倍。暹羅人口從朱拉隆功登基時的500多萬增加到900萬，醫療條件的改善使暹羅的人均壽命提高了5歲多。儘管每年在基礎設施上投入很大，但國家財政連年贏利，達到“既無外債，也無內債”。
儘管朱拉隆功改革奠定了暹羅近代化轉型的基礎，捍衛了國家的獨立，但暹羅並沒像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樣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1893年法國尋找藉口挑起雙方紛爭，然後將炮艦開進曼谷河段，強迫泰方簽訂《曼谷條約》：將附屬於暹羅的寮國割讓給法國屬下的印度支那並賠款300萬金法郎。朱拉隆功為此大病一場，甚至一度拒絕治療。1904年暹羅又被迫使簽訂條約完全放棄湄公河以東的土地。朱拉隆功晚年還以割讓領土為代價，取消了英法兩國在泰國的治外法權。對暹羅而言：國家獨立的維持是以喪失大片領土為代價而實現的。那麼為什麼暹羅即使在改革後仍未能完全擺脫捱打的命運呢？這主要是因為暹羅的地緣形勢遠比日本糟糕——列強之中歐洲各國皆是自西向東擴張到亞洲，隨著地緣距離的日益疏遠後勤補給的難以為繼，事實上列強擴張到印度、南洋就已經是極限了，至於中國這樣一個遙遠的東方大國，列強是無力征服的，只能把中國作為自己資本輸出經濟侵略的半殖民地。如果再把戰線向東延長到日本這個資源匱乏的彈丸島國對歐洲列強而言就有得不償失之感了。相比之下從太平洋方向而來的美國就不一樣了，如果美國想從巨大的中國市場分一杯羹的話，在其通往中國的航線上需要一箇中轉補給站，日本正好適合扮演這個角色。可此時的美國尚處於國力不強的童年時代，根本無法和英、法、俄羅、德等列強抗衡，所以美國在完成在北美大陸的西進運動擴張到太平洋後就幾乎不怎麼參與列強瓜分殖民地的戰爭，像關島、波多黎各少數幾塊殖民地都只是呈點狀分佈的殖民據點，美國幾乎沒有像其他列強那樣整片大塊的殖民地，更多是透過要求被侵略國門戶開戶的方式進行經濟滲透，所以其實美國對日本的內政也並不太關心，只要日本同意開放門戶充當其通往中國的中轉站即可。相比之下暹羅處於英、法兩大強國之間，儘管改革後國力有所增強，但也強不過英、法，要想避免被英、法瓜分的命運就只能盡力周旋以夾縫求生。在這種狀態下生存下來的暹羅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而言有更成熟的外交心態——將自己定位成英、法之間的“緩衝國”以左右借力試圖自保：19世紀50年代暹羅試圖與法國結盟以對抗英國的侵蝕；當法國勢力在暹羅膨脹到一定程度後暹羅就利用英法之間的微妙矛盾聘請英國顧問和授予英國商人部分礦產開採權以換取英國對泰國主權的保護。而暹羅的佛教信仰本身是講究與世無爭的，以致於在面對英、法入侵時暹羅的心態倒放得很寬：既然反正打不過，索性讓出邊緣地區，一心一意只發展核心地盤的經濟。
朱拉隆功改革的目的是為增強泰國的國力、緩解民族危機，並沒試圖解放民眾思想。然而泰國在引入西方制度的同時仍不可避免受到新思想的影響，越來越多受到新思想影響的人開始反思泰國的君主專制政體。上世紀30年代發源於美國紐約華爾街的經濟大蕭條迅速在世界範圍內蔓延。朱拉隆功改革後泰國已開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場世界性經濟蕭條的波及。當時的泰國國王拉瑪七世為緩解財政壓力就削減了軍隊的薪俸，這自然引起了軍方的不滿，尤其是已接受新思想影響的新軍更是趁機打出要求實行君主立憲的旗號。1932年6月24日凌晨泰國軍隊在人民黨領導下佔領了王宮，逮捕了在首都的各部大臣、陸海空三軍和警察要員，解除了御林軍的武裝，控制了曼谷鐵路局、中央車站、電臺和電話電報局等重要據點，接管了兵工廠，隨即宣佈成立軍政府。軍政府上臺後宣佈泰國為君主立憲國。從泰國憲法的規定而言：作為君主立憲國的泰國和英國一樣由國王作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同時也是泰國的國家象徵，但更多是作為禮儀性質的存在，國家的實際日常行政事務則由議會選舉產生的內閣負責。締造了泰國君主立憲制的軍政府鑑於泰國民眾並不支援軍人干政的情況選擇還政於民選的文官政府，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軍方完全將到手的權力拱手讓人——事實上迄今為止軍方仍是左右泰國政局的關鍵性力量，一旦民選的政府總理觸動到軍方的利益就可能招來政變。泰國軍方為使自己這種名義上還政於民選政府而實際上仍得以操縱大權的局面固定化常態化就推出國王作為效忠物件。儘管泰國憲法規定由民選政府享有國家的治理權。但對軍隊的控制權不在民選政府手中而在國王手中，泰國由此形成了一套極為複雜的政治制度：由民選政府負責國家政治治理，國王不干預日常行政。但由於軍隊歸國王掌控，所以當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時國王可以利用軍隊迅速介入到政局中。當然由於國王需要軍隊的支援才能介入政局，所以泰國國王是否有實權其實取決於同軍方的關係。在1932年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所謂軍隊歸國王掌控只是一句停留在紙面上的話，真實的情況倒更像是國王淪為了軍方把控政局的傀儡。
1938年泰國陸軍上校鑾披汶·頌堪就任內閣總理兼軍隊總司令，成為泰國實際上的統治者。這時日本正在大舉侵華，與此同時日本也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征服東南亞的企圖，對此披汶其實是心知肚明的。1940年日本趁法國在歐洲戰場敗於納粹德國的天賜良機出兵佔領了包括如今的越南、寮國、高棉在內的法屬印度支那，如此一來日本佔領區就與泰國直接接壤了。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對美、英宣戰，大舉出兵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地區。按說在這一過程中泰國是最有可能和日本發生衝突的東南亞國家，因為此時的泰國是東南亞唯一的獨立國家。當時緬甸、印尼等地確實有一部分人希望利用日本的力量擺脫原來的歐洲殖民者施加的束縛，然而作為獨立國家的泰國和日本合作又能得到什麼呢？然而事實卻是泰國還真就和日本合作了。當日本發起太平洋戰爭時泰國意識到自己根本無力抵抗，於是沒進行任何抵抗，而是與日本簽訂了《日泰攻守同盟條約》，由此加入了以德、日為首的軸心國集團，向美、英宣戰。泰國儘管是當時東南亞唯一的獨立國家，但在列強瓜分東南亞的過程中泰國還是被迫將部分領土割讓給法屬印度支那和英屬緬甸，由於與日本結成了同盟，所以日本在佔領法屬印度支那和英屬緬甸後將原屬泰國的領土還給了泰國。後來泰國直接參與了日軍在緬甸的軍事行動並曾與中國遠征軍交戰。然而泰國政府其實從一開始就明確了一個基本觀念：誰在這場戰爭中佔據上風就是自己的盟友。在與日本簽訂的《日泰攻守同盟條約》的同時泰國駐美大使社尼巴莫拒絕承認泰國政府與日本簽訂的《日泰攻守同盟條約》，拒絕按照泰國政府的指令向美國政府宣戰，還召集在美國的泰國留學生和和泰國大使館官員，成立了泰國愛國組織“自由泰人運動”。和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運動不同的是：自由法國是追求獨立自由的法華人組織起來的，是與納粹德國扶植的維希政權對立的，然而自由泰人運動背後實際上有泰國官方的支援。說得直白些泰國政府以官方名義與日本結盟，卻又暗中扶植起一個所謂的”反對派“配合盟軍反抗日本人，這就純屬兩頭押注的行為了。1945年8月15日泰國得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的訊息後立即在第一時間宣佈對英、美宣戰的宣言無效，最終泰國不僅沒作為軸心國的幫兇受到懲罰，反而作為同盟國的成員在戰後獲得了日本150億日元的賠款。
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6月9日當時的泰國國王阿南塔·瑪希敦遇刺身亡，由他的弟弟普密蓬·阿杜德繼承了王位。這時泰國的政局正處於最為混亂的時刻，而國王的權力在此時已基本不復存在，年僅19歲的普密蓬·阿杜德成為了各路野心家眼中的提線木偶。1947年11月8日鑾披汶·頌堪重新上臺。1957年9月17日凌晨4點泰國的軍事獨裁者鑾披汶·頌堪被自己的得力部將沙立元帥發動的政變推翻。此後泰國又經歷了沙立、炳·廷素拉暖兩代軍人總理的統治，直到1992年爆發了軍政府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黑色五月事件。血腥事件激起了對軍政府更大的反抗並最終導致軍政府退出政治前臺，泰國由此進入到民選政府時代。民選政府上臺後普密蓬·阿杜德利用相對平穩的政局極力擴大自己在民眾中的影響力：事實上早在軍政府統治時期普密蓬國王就一次次扮演各方政治勢力之間的調停者角色，可以說正是因為他才使泰國在特殊的年代避免陷入進一步的動亂之中。1973年泰國曼谷大學爆發騷亂，普密蓬國王要求當時的泰國總理及其官員離開泰國，以免國家陷入社會動盪的危機，結果泰國總理服從了國王的要求，由此可以見證普密蓬國王對泰國政局的影響力。普密蓬國王這種政治影響力完全是依靠個人的能力水平，透過運用嫻熟靈活的政治手腕對泰國政局施加影響。在民選政府上臺後普密蓬國王在泰國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泰國王室掌握著大量財富——負責管理泰國王室財產的皇家財產局控制資產高達1.9萬億泰銖（約合530億美元），每年的收益達8.4億美元。普密蓬國王憑藉雄厚的財力從事慈善事業，為自己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同時王室也熱心於各種宗教祭祀活動，王室禮儀同佛教儀式高度結合，從而在這個幾乎全民信佛的國家內將自己塑造成為半人半神的存在。同時泰國國王的權威性也得到泰國憲法的保護：任何攻擊王室的言論在泰國都屬於犯罪行為，最高可以判處最高15年監禁。2006年泰國軍方發動了反對時任總理他信的政變，而普密蓬國王在這場政變中透過與軍方合作真正成為了軍方與民眾之間的仲裁者角色。泰國作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在憲法層面並沒賦予國王實際處置行政事務的權力，泰國國王是否具有實權取決於他能否透過高明的政治手腕充當軍方和民族之間的仲裁者角色。普密蓬做到了這點，這使他得以在2006年政變後與軍方一同掌控者泰國政局。如今的泰國呈現的是國王、民選政府、軍方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在這種形勢下國王是否具備實權取決於現任國王瑪哈·哇集拉隆功的政治手腕。這位今年五月剛登基的新國王政治手腕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就個人威望而言顯然是不能和他的父王相提並論的——畢竟普密蓬國王的威信是在一次次政治和社會動盪中透過發揮仲裁調解作用以及熱心公益民生事業培養起來的，而瑪哈·哇集拉隆功早年卻以行為放浪而聲名不佳，他究竟能否保持他的父王透過在軍方和民眾之間發揮仲裁調解作用建立起的實權目前還無法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