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問的太好了。其實，本人覺得中國歷史上下5000年，每個時期都湧現出大量不同的人才，為什麼說春秋和民國時期人才輩出呢？

其實本人認為有兩點：

1 社會制度的變革

春秋時期是中國社會從奴隸社會像封建社會過渡時期，鐵具和和農耕的出現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促進思想的解放，於是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是中國封建社會呈現了最輝煌燦爛、群星璀璨的時代。

民國時期同樣也是處在社會轉型期，舊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新的思想的傳入，使人們崇尚個性自由與解放，沒有了科舉考試，沒有了管理的約束，大家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在各個領域內都出現了佼佼者。

2 亂世出英雄

春秋和民國時期都是社會動盪期，機遇和挑戰並存，所以有才華的人更容易嶄露頭角。

所謂時勢造英雄，也就是這個道理吧！

中國歷史上，誕生大師的時代主要有三個，春秋戰國、宋明、民國。

先說春秋戰國時代，那是中國大師井噴的時代，老子、孔子、墨子、韓非子、鬼谷子、孟子、莊子??他們分佈在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陰陽家、名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兵家、醫家??這就叫諸子百家。

很多人認為春秋戰國出大師，是因為那時候是戰亂，亂世裡沒有政治管制，學術自由。個人認為，這也的確是原因之一，但這不是根本原因，或者說不是內因，而是外因。學過哲學的知道，外因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如果說亂世出大師，那至少兩個現象無法解釋：

（1）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也是亂世，為何沒出那麼多大師？

（2）宋明不算亂世（雖然宋朝很弱，但內部很和諧，算不上亂世――和春秋戰國相比），朱程理學、陽明心學又是如何誕生的？

所以說，誕生大師的根本原因，不是戰亂，不是政治封鎖。

2、真正的原因

先看中國的第一批大師，老子、孔子等。如果橫向對比就會發現，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等等，基本是同一時代的人。

老子：約前571年- 前471年孔子：前551年- 前479年鬼谷子：約前400年左右墨子：約前468年- 前376年釋迦牟尼：約前564- 前484年蘇格拉底：前469年- 前399年柏拉圖：前427年- 前347年亞里士多德：前384年- 前322年

再看第二批大師，王陽明，和歐美近代革命時期的很多大師也是基本同一時代的。

王陽明：1472年- 1529年 盧梭：1712年- 1778年

究其原因，是因為，上層建築建立在生產關係基礎上，生產關係又建立在生產力基礎上。當生產力發生質變的時候，社會生產關係就會跟著變化，然後社會上就會出現很多以前沒見過的情況。例如城堡和馬蹄釘的出現，使得統治者可以控制更大的領土，於是國家這個新社會組織誕生了，在新的社會組織下，會出現一批人們無法理解的新社會關係，然後人們就開始思考，這是怎麼回事？這又是怎麼回事？

我們應該都感覺到了，最近40年裡，70後看不懂80後，80後看不懂90後，現在00後出來了，他們的文化我們就更加不懂了。甚至有人感慨，3年就產生代溝。根本原因，就是最近40年中國生產力發展實在太快了，導致社會關係、文化等，在很短的時間內產生巨大的變動。這種代溝在100年前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那時候的生產力發展速度沒這麼快，社會關係變動也就沒有這麼快。

這種變化就會促使人們思考，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該怎麼辦？

思考的人多了，一代一代地，人們思考的東西，逐漸有了答案，那就是一種全新的思想，這種全新的思想最終會在某一個人身上集大成，於是一代大師誕生了。

所謂時勢造英雄，沒有社會關係的根本性變革，大師是誕生不了的。這就是為什麼三國、兩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沒有大師誕生的原因。因為那時候中國的生產力還在量變積累中。對於社會關係，只需要好好學習春秋戰國那一批大師的思想就夠了，無需根本性創新。

直到宋明，中國的生產力才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如果不是因為特殊原因，差不多中國就在宋明時代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了），於是社會關係也出現較大的變化，人們才會發現，繼續使用孔孟之道無法解釋新的事情，於是繼續思考，一代一代地，然後才誕生了朱程理學和陽明心學。尤其是陽明心學，是典型的與孔孟完全不同的的全新思想。

再回頭看看中外大師的誕生時代，就會發現，中國第一和第二批大師的誕生，比歐洲要早100-300年。要解釋這個原因不難，想想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在明朝之前，中國的科技、文化、經濟基本都是世界第一，比歐洲的生產力要領先100-300年，然後就會明白為什麼中國誕生大師要略早一些了。

明朝之後，中國因種種原因，沒有繼續領先地走進資本主義時代，所以接下來就沒有大師誕生。但清朝結束後，在孫中山的帶領下，中國正式步入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力迅速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變化。社會生產關係也就跟著變動，這一變革又催生一批新的思考者，他們又在思考，這該怎麼辦？然後又誕生了一批思想家，以胡適等為代表。

同時，新時代需要大量完全不一樣的學術體系來支援，例如建築學、邏輯學、音樂學、美學、人口學、物理學、化學、法學??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此時社會出現了巨大的需求缺口，於是才誕生了巨大的供給。那個時候，國內絕大多數科學領域都是沒有人開發的處女地，任何一個智商高又勤奮又願意在此地鑽研的人，都有可能做出劃時代的貢獻（因為以前沒有啊，隨便一個貢獻都可以劃時代）。所以才會有一大批的大師誕生了。

這一批大師，就其數量和研究領域的廣度而言，只有春秋戰國的那一批可以相提並論，遠超宋明的那點突破。這一點也不難解釋，因為中國的社會制度恰好是發生了兩次大變革：

（1）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春秋戰國

（2）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民國

而宋明，是本來要向資本主義過渡卻沒變成功，被草原部落的武力和政治給阻斷了，於是大師只誕生了極少的一兩個，沒有井噴。是不是很明朗了？

再想想歐美近代的一批大師，以盧梭為代表，他們也正是歐洲從封建社會變革為資本主義社會時誕生的：

盧梭（法華人）於1778年去世，1792年法國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國，開始進入資本主義時代。

3、總結

最後總結一下：社會關係發生劇變後，一般都有大師誕生。

政治管制的力量的確很大，並且會影響大師的誕生，但它無法完全隔絕大師的誕生，它只能讓誕生滯後一段時期，例如蒙古和女真的政權讓中國的第二批大師井噴滯後了300年甚至更久，或者讓大師誕生在附近的國家或地區（例如港澳臺美等）。

民國時代自由的學術環境，的確為大師誕生創造了肥沃的條件。

但只要生產力發生了質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發生了質變，遲早都會誕生一批新的集大成的哲學思考者――大師。

人們的思考就像草原上的青草，是擋不住、燒不盡的，只要條件具備，就會順勢而生。

民國不過短短三十年，時局又變亂不斷，按理說難出大師。改開至今也差不多三十年，按理該出大師。但事實上，世人公認的大師，思想文化領域到軍事外交領域，均出於民國。而近三十年中，所謂“大師”，假冒偽劣，已然令世人對這一詞敬而遠之。這是為什麼？首先說，大師是怎麼產生的？如果大師的產生有利可圖，那麼必然會有很多假大師雲集，而且因為他們掌握著各種權力資源，藉此牟利完全是分分鐘的事。但問題是十餘年後、數十年後，你所依賴的權力資源已然消失，那麼這種所謂假大師的徹底消亡，就是分分鐘的事。

民國的大師，至今已然近百年。如果說當初他們也是依賴某種權力而得名，那麼現如今，這種權力必然已經消失了。

所以，這種大師，是世人自主的選擇。如王國維、陳垣、陳寅恪、顧頡剛、胡適、傅斯年、錢穆等等，他們以作品留世，即便是當下，也沒有人否認他們的大師地位。而當初與政治有很大牽扯的魯迅，他的作品也令人佩服，大師地位固然有人指摘，卻無法動搖。但一些攀附權勢的所謂大師，則漸漸失去光環，譬如郭抹弱云云，終將被後人所唾棄。

其次想說，為什麼這些大師會出現在民國那個相對中國國力較弱的時代？我們不妨這麼說，中國在那個時代，國家機器的相對弱小，也註定了他難以將機器的力量伸展到社會各個角落去。相對而言，在很多領域出現了自由真空。這種真空之下，可以很糟糕，譬如匪盜橫行。也可以很美好，譬如當時的大學與媒體，便允許很多異論的出現，寫文章和發表言論的人，無需去阿諛奉承各種勢力，至少是不必見每個老爺就磕頭。

再次是時局的變幻，正所謂大時局造大人物，民國時期是中國由君主王朝政治向代議制政治過渡的一個重要時期，固然不算太成功，但變化確實有。在那種時局之下產生的人物事，自然會得到後人的景仰。

春秋：那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因為思想還沒有統一，各展所長是其中之一的亮點，亂世出英雄。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活躍的人才大市場。各諸侯國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口味，跨國尋找人才；各種國家所需人才可以在各諸侯國之間比較自由地馳騁穿梭，兜售自己。雙向選擇，去就自由；有人黃金求賢，有人待價而沽；惟楚有材，惟晉用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總之是一派繁忙的交易場面。

民國是一個動亂的時代，有似於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但又不同於春秋戰國。相同的是國內軍閥割據，戰亂頻仍，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不同的是國外還有列強入侵，中華民族處於內憂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士”族，有著非常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們所想，無不是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很少關注個人的名利得失。他們有著高尚的情操，遠大的抱負，只要是能強國富民的，他們都全力以赴。這樣的一群人，怎能不培育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化教育精英？民國：生死存亡的關頭，仁人志士輩出，為了祖國，為了人民，也為了自己心中那一份期望，而且西方思想的進入這些就加劇了文化和思想的變遷。

古往今來，正所謂亂世出英雄，一個朝代的滅亡，必定有一個領軍人物的存在，無論是春秋還是三國，還是民國。還是中國任何一個朝代的變更都是歷史的必然產物！有亂世就有英雄，在和平年代也有英雄，只不過被和平的時代給融入了，無法提現出來！中國現代的科學家，軍事家在亂世也必定屬於英雄人物！體現出來的方式不同而已！

春秋：那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因為思想還沒有統一，各展所長是其中之一的亮點，亂世出英雄。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活躍的人才大市場。各諸侯國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口味，跨國尋找人才；各種國家所需人才可以在各諸侯國之間比較自由地馳騁穿梭，兜售自己。雙向選擇，去就自由；有人黃金求賢，有人待價而沽；惟楚有材，惟晉用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總之是一派繁忙的交易場面。

民國是一個動亂的時代，有似於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但又不同於春秋戰國。相同的是國內軍閥割據，戰亂頻仍，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不同的是國外還有列強入侵，中華民族處於內憂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士”族，有著非常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們所想，無不是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很少關注個人的名利得失。他們有著高尚的情操，遠大的抱負，只要是能強國富民的，他們都全力以赴。這樣的一群人，怎能不培育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化教育精英？民國：生死存亡的關頭，仁人志士輩出，為了祖國，為了人民，也為了自己心中那一份期望，而且西方思想的進入這些就加劇了文化和思想的變遷。

百無禁忌，就是春秋和戰國的代名詞，各國求賢，各種言論派都比較自由，沒有任何國家敢打壓，就是打仗的情況下，如果這個地方有學宮，也都會主動繞過學宮的，個人覺得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尊重人才的時代，因為這樣才有了後來的百家爭鳴，人才輩出，從過了漢朝，在沒有百家爭鳴人才輩出的時代了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春秋五霸、戰國七雄輪番登場。民國時期，各種思想解放，兵禍連年，軍閥混戰，你方唱罷我登場。縱觀這兩個時期，有兩個個共同的特點，其一都是思想不統一，其二都是烽煙四起！思想的不同造就了各家學說的產生，亂世的出現給眾多野心家提供了展現的平臺，或者有許多原本平凡的人不得已而被被逼上梁山，亂世出英雄，亂世是人造就的，同樣，也是亂世造就了一批人！

所謂時勢造英雄。春秋時期，中華民族經歷了大一統盛世到列國紛爭的亂世；民國時期，經歷了清王朝天朝盛世到八國聯軍侵華的亂世，這兩個時期充滿了生靈塗炭的戰爭。

面對民不聊生的境況，有志之士紛紛站起來，用自己的才華和才幹拯救蒼生，挽救國家。各種理念自由碰撞，激烈爭論，從紙上走到現實中，為思想大解放創造了自由的大環境，也為各種理念提供了實踐的機遇，為人才輩出創造了豐厚的土壤。

決定人才的第一因素我覺得是思想，而春秋戰國和民國時期沒有形成實際的大一統國家，這樣才能具備思想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環境。春秋戰國和民國時期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國家林立、軍閥割據，彼此相互制衡相互合作相互競爭，不可能實現對思想的禁錮，所以各種思想竟放、各種人才有充分的舞臺展示。而大一統的國家，為了長治久安，只能選擇一種思想主導，這樣也就禁錮了思想。同時也限制了各種人才的實踐和舞臺展示。如給韓信出謀劃策的蒯徹被劉邦緝拿後所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時我只知韓信，不知道有陛下。再有天下想為您盡心效力的人多了，但苦於沒有機會，您能盡烹之嗎？”說明人才並不缺乏，多少人才是苦於沒有機會。還比如光武帝劉秀之臣多南陽人，臣下也有勸其放眼四海的。所以人才，第一就是思想。第二，不過舞臺或機會罷了。你是人才，自可脫穎而出。你是人才，敢不感激提供舞臺的人嗎？

春秋戰國時候，統治階級為拓展疆土頻繁挑起戰事，民不聊生。那麼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問題，眾所周知：水可載舟也可覆舟。如果民眾連生存的最低要求都無法自主，必然為生存為推翻不平等而揭杆起義。那麼如何推翻暴政就是一個技術問題，在苛政下逼迫出來的起義方略必然掌握在一些十年寒窗的有志向的人手中，方略的貫徹需要人，所以大多數不甘於悲慘的民眾就是實施者，有政治敏感性的那部分人自然就成了農民起義的領導者，推翻諸侯割據統一中華，實行一皇統治才可以政令統一，惠及全民，這是大多數民眾的夢想。當時的領導者深諳此道，所以就有了統一中國的逐鹿，亂世英雄，必然人才濟濟。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孔孟二聖人儒教文化，李耳道教文化，4君子，5大剌客，兵聖孫武孫臏，張口即來，文化歷史知識太濃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