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如果元朝沒有調集大量民工治理黃河，其統治只會垮臺得更快。或者說，正是因為治河取得明顯成效，元帝國才得以又延續了17年時間。

首先，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下令治理黃河水緩，啟用的工程總負責人是當時頗具才幹，而且也很體恤民情的工部尚書賈魯。

賈魯不僅籌劃嚴密、排程有方，而且比較嚴格地約束手下官吏，使其不敢太肆無忌憚地剋扣河工們的錢糧。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元政府徵發的河工大多來自受災最嚴重的黃泛區，後者對於官府治理黃河，總體來講是支援和贊成的。

因此在歷時近7個月的治河過程中，河工不僅沒有大規模暴動、逃亡，反而在前者統一指揮下比較高效地完成了河道治理工程，使為害7年之久的河患得到有效控制，貫通南北的大運河漕運（這可是元朝中央政府的命脈）又可以順利通航，之前遭到洪水威脅的山東、河北沿海各鹽場（鹽稅也是元朝一大收入來源）也因此安然無恙。

由於賈魯治河有方，不僅減輕了廣大黃泛區民眾的受災程度，還透過“以工代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程沿線民眾的生活。直到明清年間，黃泛區民眾還把賈魯所開新河道譽為“銅幫鐵底”，以此形容、讚揚這一工程的高質量。

其次，當時元朝治河並未徵調30萬民工，而且後來韓山童、劉福通組織起義，也沒有多少河工參與其中。說白了，二者之間其實沒太多聯絡。

明初編纂的《元史》記載得很清楚，賈魯治河一共徵發了民夫15萬人、軍隊2萬人，二者相加才17萬人，哪裡來的30萬之眾？

而且，賈魯由於治河立下大功，工程結束後回朝覆命，得到元順帝重賞，並封贈3代。試想，如果治河期間河工大規模暴動，工程還能否順利繼續下去？作為工程總負責人的賈魯別說升官了，只怕連腦袋都難保。事實上，參與治河的15萬民工絕大多數並未參加起義，而是在工程結束後就被遣散回家。

至於韓山童、劉福通舉事的地點潁州（今安徽阜陽），更是遠離黃泛區千里之遙。此外，在元政府嚴密監視和民工自由活動機會很少的情況下，韓、劉二人如何能在工程啟動後的短短10天內就串聯、聚集起3000人公開挑旗造反？從他們糟糕的保密工作來看（史載“事洩，縣官捕之急”），這一條就說不通。

更何況，真要在聚集了10餘萬人的工地上起事，最早趕來鎮壓的也應該是監督河工的2萬元軍，而不是一個小小的縣衙門派來的捕役。

還有個旁證——韓劉起義後，芝麻李、趙均用等人冒充河工夜襲徐州得手，若此前河工大規模參加了韓劉的義軍，元朝守軍必然對這一群體提高警惕、嚴格盤查，又怎麼可能放心大膽地讓其進入徐州城呢？

最後聊兩句“賈魯治河引發元末起義”一說的起源，有關“韓山童等人在河道工程必經之處埋下刻有“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獨眼石人，從而喚起河工起義”的說法，來自元末明初的2位學者陶宗儀、葉子奇撰寫的個人文集《南村輟耕錄》和《草木子》。

但這部古籍中謬誤很多，比如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之所以認定“賈魯治河導致元末大亂”，只是因為他抄錄了一首當時的民謠《醉太平小令》，稱“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但問題在於陶宗儀世居江南，他僅靠一句戲文，就斷言從未親眼目睹、證實的北方歷史，顯然不太靠譜。

而另一位南方學者葉子奇的《草木子》更是連元末黃河決口、賈魯治河的方向全搞錯了，還把劉福通說成是在徐州起事，而且將參與治河的民工數量誇大為26萬（這也是後來“30萬民工”一說的源頭）。總之，元朝滅亡的原因有很多條，唯獨賈魯治河很難算在其中。

一代天驕出世間，彎弓射鵰成吉汗。

蒙古鐵蹄踏東西，死傷何止有萬千。

多虧明道丘處機，一言止殺譜詩篇。

傳至三代忽必烈，統一華夏建大元。

北至陰山西流沙，東盡遼左至海南。

人分四等漢為下，儒乞居後豈能言？

喇嘛亂政淫後宮，大街搶人奪精元。

做菜難有菜刀用，保長能享初夜權。

世人心痛天落淚，海水悲憤起波瀾。

大地裂處石人出，挑動黃河天下反。

提起元朝，我們都知道他是歷史上面積最廣的朝代，根據史書記載，統一後的元朝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漢唐極盛之際不及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中國歷史疆域面積最大的王朝。提起元朝，雖然是忽必烈建立的，我們都熟悉的反而是“彎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風采。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蒙古人雖然是大元帝國的統治民族，但人數非常少，被統治的漢族的人數卻是蒙古人的很多倍。從元朝建立開始，就不停地有漢人反抗元朝的統治。從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六年的九年間，江南地區爆發了多次規模超過十萬人的農民起義。但無奈的是，在強大的蒙古鐵蹄面前，這些起義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面對漢人的反抗，元朝統治者採取嚴密監視、小心提防的政策，比如禁止漢人私藏兵器；暫停科舉，限制漢族讀書人進入朝廷做官。同時將大量精銳的蒙古軍隊派駐到重要的地方，鎮壓當地漢人反抗。為了配合派駐地方的蒙古軍隊，元朝還在全國廣設驛站，用於監視地方，同時將地方的情報傳遞到中央。

當時元朝把全華人等從政治上分為四等，分別是蒙古人、色目人（中西亞地區）、漢人、南人（長江以南的南宋統治區），也就是說元朝利用宋金對峙的南北隔閡，甚至把漢人分為南北兩個陣營，造成南北漢人的對立，讓他們無法聯合，用以加強蒙古的統治。

元朝又從文化上把人分為十等，分別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乞（那時元朝重武輕文，科舉制度飄搖不定，所以文人們才以說唱表演的方式生存，散曲和喜劇才會成為“一代之文學”）。所以到文革是還把教師稱為“臭老九”。

更有甚者，喇嘛還有一特殊的法門，那就是用男人純陽精氣來修行，造成了喇嘛愛好“男色”，經常到處物色男色，最後到了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街強姦男人的地步。

據記載，巴朗是順帝的弟弟，在順帝面前褻狎不諱，還聚集少壯男子和女子裸處一室，不拘同姓異姓，不分尊長卑幼，任其自相淫媾，稱為“事事無礙”。西天僧又與西番僧迭相輪轉，出入禁中，夜宿宮闈，姦淫年輕美麗的公主和嬪妃。雖有女子畏縮難堪，二僧仍然淫媾不止。順帝只知道習法為快，從不禁止。喇嘛僧人濁亂天下、淫汙朝廷，沒有比元朝更嚴重的。凡境中大小女子，先以冊藉申報姓名，至出嫁之日，不論美惡必先迎至僧人府中，強行淫媾，取其元紅，然後發歸夫家完婚。世人皆曰：不禿不毒，不毒不禿。惟其頭禿，一發淫毒。

元朝為防止漢人造反起義，實行保甲制，主要有這麼幾條：元朝制度規定十戶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保長，這十戶的財產和女人保長可以隨時、隨意取用；漢人、南人不得擁有金屬刀具，十戶人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且菜刀平日裡須寄放在保長（這也成就了一傳統名吃“刀削麵”）；保長對漢人新娶的妻子享有初夜權，漢人娶妻後必須先將妻子送至保長家，三日後再接回。

元朝對待漢人實行高壓政策，比如說漢人或南人殺了一個蒙古人，得連坐，親戚要跟著一起掉腦袋；而蒙古人殺了漢人或南人，則僅需賠償一頭牛。

從元成宗到元順帝統治初期的半個世紀裡，元朝內部爆發了多次農民起義，但這些起義都很快被鎮壓下來，並沒有威脅到元朝的統治。但堅固的堡壘往往是從內部開始崩潰的。1307年，元成宗鐵穆耳去世。由於元成宗沒有留下子嗣，於是元朝的皇位繼承就成了蒙古貴族爭鬥的中心。原本應該成為國家支柱的蒙古貴族們，為了皇位爭得你死我活。從元成宗到元順帝不到30年的時間裡，元朝換了多個皇帝，平均一個皇帝在位時間不超過4年，由此可見元朝政局的動盪。蒙古貴族之間的內訌大大削弱了元朝的統治能力。上面的人忙著爭權，下面的地方官則忙著奪財。到了元朝後期，地方官貪腐嚴重。這些在地方上任職的官員只想著從百姓身上撈錢，於是他們編造了各種各樣的名目去收取百姓的錢財。

至正五年，元順帝從中央抽調部分官員組成宣撫官，到地方去賑濟貧民，整肅地方吏治。誰曾想這些宣撫官到地方後，非但沒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反而與地方的貪官汙吏勾結在一起，一同欺壓百姓。當時就流行這麼一首民謠：“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

元朝從沒有把自己當作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只是把中原作為享受或掠奪的地方，只是把漢人當作是自己的牛羊而已。元朝後期，黃河氾濫，災民眾多，經濟凋零。而黃河氾濫更是威脅了中央政府的安全。畢竟當時由於氣候和戰爭的影響，北邊一片凋零，江南才是真正的富庶之地和財政的主要來源。

也許元朝最後是良心發現，或者說是僅僅是修一下牛圈羊圈，才有了元朝少有的一代明相脫脫治理黃河。沒有想到朝廷撥下來的治河的工程款以及民工的伙食費，大多被貪官汙吏剋扣了下來，這使得大量的民工長期在飢餓的情況下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而朝廷這邊對工期抓得又緊。為了儘快趕工，擔任監工的官吏時常鞭打工作效率低下的民工，並且給民工休息的時間也非常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量參與黃河治理的民工死在工地上。根據史書的記載，當時的治黃工地是“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

在治理黃河的過程中，突然人們在工地上挖出了一個獨眼石人，上有“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樣（有人說是韓山童和劉福通讓人事先埋的），這下不得了，爆發了有名的“紅巾軍起義”，元朝終於走到了盡頭，蒙古族也只能繼續到環境惡化的草原上去過顛簸流離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