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解體後分韓、趙、魏。獨體後的韓“故法未易，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政令多出，一片繁雜，韓昭侯任申不害為相，實施政改圖強。

申不害：鄭華人，是個講究“術”的法家，從黃老學派。其政改要點：無為、獨斷，實行中央集權、推行君主專制，明法正義、推行法治，增強了南韓力，一度出現強弓勁弩，帶甲數十萬之眾的強盛局面，縱橫於七國之間。但其後期並未堅持，遂出現倒退，成為首個被大秦滅亡的國家。

秦孝公奮發圖強，下令求賢，商鞅由魏去秦，陳述變法、富國、強兵的道理，得到秦孝公信任。 其兩次變法主要措施：編組民戶、嚴刑峻法，整頓官爵、獎勵軍功，崇本抑末，杜絕私拖，實行縣制，廢井田、開阡陌，統一度量衡等措施。變法後秦境出現“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的盛況。

由於變法深入人心，即使秦孝公死後，商鞅被殺，但其改革依然在繼續，奠定了秦統一戰爭的基礎。

戰國時的法家有三派，分別是法、勢、術，也就是法制、君主的權勢、駕馭的方式手段，分別起到制民、立威、馭臣的作用。

秦國的商鞅重“法”，實施商鞅變法，變法內容最亮點就是有軍功可授爵位，也就是平民百姓可透過軍功改變自身的地位，這透過“立木為信”證實了的，而且機會均等，並非因貴族後裔而改變。有點像任老的年終獎！

南韓的申不害重“術”，實施申不害變法，變法內容的亮點就是加強君主的權力，進而南韓穩定強盛。有點像中央集權制！弊端也明顯，南韓君主不作為，整個南韓就衰弱！

兩種變法都是富國強兵，但都有侷限性。此時的背景是戰國時期，群雄逐鹿。很明顯，商鞅變法勝一籌！

後來，韓非子集大成，將這三派合三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系統化法家理論而誕生出自己的思想，秦始皇又踐行韓非子的思想。

當然，越到後來就是“外儒內法”了，掛著羊頭賣著狗肉。

商鞅屬於法家法治派，著有《商君書》流傳於世，申不害屬於法家術治派，著有《申子》一書存世，法制派、術治派和慎道的勢治派合稱為法家三派。

秦國的商鞅變法和南韓的申不害變法各有側重，有相同之處，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最後秦法並沒有因為商鞅之死而廢除，還成為了秦一統天下的根基。而南韓的變法，在韓昭侯和申不害死後就被廢除，只能收到一時之效。

二者都做了強化君權，獎勵農耕，錘鍊新軍，整肅吏治等一些列改革，但是方法和程度不盡相同。

立秦法，寡君恩

商鞅變法凡事以法為是從，政令皆有法則，不依賴於明君，不依賴於賢臣，依賴於法制。凡事必有規則，規則人人皆知，即使君主也不能破壞，建立了秦法為上，秦君為下，群臣盡責，百姓用命的國家秩序。

樹Regal，控群臣

而申不害變法的核心是整頓吏治，君主控制群臣，透過群臣執行君主的命令，來維持秩序，所謂的帝王之術，就是申不害的術治之精要。

錘鍊新軍和獎勵國戰

申不害在南韓搞的叫錘鍊新軍，商鞅在秦國做的事叫獎勵國戰，二者的出發點有根本的不同。錘鍊新軍不過是訓練軍隊，給他們更好的待遇，而獎勵國戰則是明確表示，只要為國而戰，就可以改變階級地位獲得爵位，從而徹底打破階級固化。

秦法立，商君亡，申子死，弱韓生

秦法成為秦一統天下的根基，商鞅雖死秦法猶存，秦朝歷代君主勵精圖治，以秦法為治國之根基，終於一統天下。

反觀南韓申不害死後，韓法被廢除，導致南韓從此成為弱韓，併成為六國中最先被秦滅掉的國家，儘管申不害自己得以善終，但新法卻沒有得到傳承。

戰國時期，各國出於富國強兵的目的，紛紛施行了各種形式的變法運動，申不害和商鞅是這些變法者中的典範。有關這兩場變法運動的異同，我們從下面幾個角度來看：

首先，兩國變法的背景是相同的，變法都伴隨著封建經濟發展的需要，也都是出於各國爭霸的需要，為了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尋求本國的強大而進行的。

其次，商鞅變法和申不害變法在變法內容上也有一致性。都強調要健全法律，強化法治，注重“法”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鼓勵小農經濟的發展，發展農業；也都有任賢舉能、改善吏治的做法。在這些變法內容上，二者乃至戰國時期其他國家的變法都是相似的。

最後，這兩場變法運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雖然效果強弱有別，但都增強了國力，使國內局勢在一定時間內趨於穩定，幫助自己的國家強大起來。

而兩國變法的差異也是很明顯的。

首先也即最重要的差別是，兩國變法的指導方針有很大不同，這是由於商鞅、申不害二人雖都支援法家學術，卻在具體理念上有差別。商鞅強調“法”的重要性，以嚴刑厚賞來推廣法令，在變法過程中頒佈《秦律》，實行連坐制度，都反映了其對“法”的追求。而申不害則是法家之中重“術”的代表，特別強調君主統治臣下的“術”，主張建立完善的任用、監督乃至考核臣下的制度，從而達到吏治清明的局面，因而他在變法過程中非常注重對吏治的整頓。

其次，與申不害變法相比，商鞅變法的內容在許多方面是走在前面的。比如說商鞅對縣誌的推廣，將村落鄉邑合併為縣，由國家派長官進行管理；又如商鞅對耕戰的獎勵，制定二十等軍功爵，鼓勵秦人英勇作戰；再如商鞅頒佈度量衡的標準器，統一度量衡。這些都是申不害變法中沒有的東西。

以上，是申不害變法與商鞅變法的異同。

現代人去討論這個問題，總覺得有點怪怪的，幾千年來，政治文明的發展，早已從專制走向了民主，把幾千年前古羅馬的共和制與《商君書》馭民五術比較，把乾隆盛世的文字獄與法華人權宣言比較才有意義。才能找出差距，才能知道什麼叫政治文明。英國思想家，洛克的兩元論，和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三元政治，有多少人理解？又有多少人反對？我的中國夢，是我們的國家應該與人類文明同步，與人類文明相向而行，夢想我們的社會，少一點腐敗，多一點正義，少一點汙染，多一點青山綠水清新的空氣，夢想我們的市場，少一點假貨，多一點誠信，夢想我們的農民工，能按時拿到血汗換來的工資，並能老有所養。夢想我們的孩子能安全地幸福，健康的成長。

商鞅和申不害雖然都是法家，但我們現在所說的諸子百家都是後代人歸納總結的，也就是說在當時並沒有那麼嚴格的劃分。

申不害的側重

所以申不害和商鞅雖然都被後世歸為法家，他們的執政思想卻不盡相同。申不害吸收黃老之學的思想，重視帝王的御人之術，這也是後來的帝王心術的雛形。按照申不害的解釋：“術”是君主的專有物，是駕馭驅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開的，是臣民的行動準則，而術卻是隱藏在君主心中，專門對付大臣的。

要知道春秋戰國時期，臣下弒君，釀成習氣尤其是三家分晉以後的禮崩樂壞時期（注1），南韓本身就得位不正，所以國君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老百姓或者敵國，而是大臣。申不害一再告誡君主，對君臣關係要有清醒的認識，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搞平衡做裁判，這已經可以看到後世帝王心術的基本雛形了。而商鞅變法更側重法制，也就是嚴刑峻法，其一手建立的耕戰體系，的確迅速加強了秦國國力，但同時也將秦國變成了一部國家級戰爭機器，為後來的帝國崩潰埋下了伏筆。

個人認為不能簡單的用成敗來衡量這二人的變法，更準確的說應該是商鞅的變法順應的當時戰國諸侯征戰的大背景，而申不害的帝王心術對後世帝王也非常有參考價值。如下圖，秦國擁有殽函之固，進可攻退可守，簡直就是立於不敗之地，這也是後來“得關中者得天下”的由來。再看南韓，土地面積最小，而且處於四戰之地，與其接壤的秦國、趙國、以及魏國都是戰國時期數一數二的軍事強國。如果在和平年代經商做貿易倒是不錯，但在戰爭年代，早就註定了其命運，而不是一兩個人透過改革能改變其命運的。

鞏固皇權的犧牲品

凡是變法改革，必然觸動舊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如西漢策劃削藩的晁錯、壓榨工商業的桑弘羊，宋代推行【青苗法】的王安石以及明代創立【一條鞭法】張居正，或不得好死，或被死後清算。無一例外多難善終，所以作為改革者的商鞅、申不害並不是個例，這些人最終都成為君主鞏固皇權的犧牲品。

註釋：成語禮崩樂壞由來源自周天子對韓趙魏三家士大夫篡奪瓜分諸侯國晉國這一事件的官方認可，等於承認了這三家的諸侯地位。要知道孔子所提倡的周禮是一種君君臣臣的規則，說白了就是諸侯的後代還是諸侯，士大夫的後代還是士大夫，禮崩樂壞後，誰想升級，就看誰的槍桿子硬了。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深徹的變法，讓秦國快速從一個奴隸制國家轉變成新的封建制國家。商鞅變法的物件，不僅僅是普通的老百姓，還包括貴族，廢除了貴族在秦國幾百年來的特權老百姓除了可以透過耕種，多交糧食獲得爵位，享有權利，也可以透過殺敵來活得。以前，都是貴族的權利。秦法對秦王之下，所有人適用的，大大的觸動了秦國貴族的利益，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勢力，對商鞅是置之死地而後快，商鞅在逃亡過程中，也是為自己制定的秦法所縛，被車裂。但是，也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抱負， 秦國徹底脫胎換骨，可以主動攻打六國，最終一統天下。

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甲兵財貨正規化，雖然貴族特權部分被廢除但不夠徹底，律法在貴族階級，很難施行，魏國是戰國時期，第一個強大起來的國家，被齊國大敗兩次，在河西被秦國擊敗從此徹底衰敗。

秦國變法是是從底層到上層的變法，讓老百姓有地可耕，有功而賞。使整個國家有了對未來生活的期望，依法論罪無論是官還是民，都做到了有罪必罰。秦國的凝聚力大大加強。

南韓變法是利用君王的權力來變法，由上自下而行。百姓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國家凝聚力不行，再加上魏國的打壓，使南韓的變法半途而廢。

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之一，他在秦國推行新法，幫助秦國成為了戰國時期最為強盛的諸侯國，也為秦始皇的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從吳起、李悝等改革家的思想中提取精華，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法家理論，並靠著這套理論對秦國社會進行了徹底的革新。

雖然商鞅最終被車裂而死，但他的改革成果卻儲存了下來。

在春秋戰國那個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時代，當然不止商鞅一位取得成就的改革家。

戰國法家思想的創始人之一，申不害就曾經在南韓擔任丞相，主持變法。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讚他道："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不過，申不害去世後，南韓很快衰落，他的變法也宣告失敗。

那麼，同樣是變法，為什麼商鞅成功了，申不害失敗了呢？

周安王十七年（前385），申不害出生在鄭國京邑，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滎陽市東南部的京襄古城一帶。他本是鄭國的低階官員，周烈王元年（前375）南韓攻滅鄭國後，申不害便成為了南韓人。他憑藉自己的能力，在南韓也擔任了官吏。

周顯王十五年（前354），魏國揮師攻打南韓。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局面，韓昭侯和大臣們都束手無策。申不害建議韓昭侯拿著諸侯面見天子時攜帶的"珪"去面見魏惠王，並向他稱臣。他解釋道："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

意思是說，如今魏國強大，南韓弱小，要是南韓拿著珪向魏表示臣服，魏王肯定會更加驕傲自大。這樣一來，就會引起其他國君的反感，南韓則會被同情。南韓雖然對魏稱臣，但實際上是削弱魏國而增強南韓的權勢。

一番解釋後，韓昭侯同意前往。他拿著珪表示了對魏王的尊敬後，魏國不但撤走了軍隊，還和南韓結盟。多虧了申不害的計策，南韓才轉危為安。於是韓昭侯自此重用他，給他更多的機會來施展才華。

次年，魏惠王轉而攻打趙國，一舉包圍了趙國的首都邯鄲。緊急關頭，趙成侯向臨近的南韓、齊國求助，韓昭侯才剛剛與魏停戰，於是十分猶豫，便詢問申不害的意見。不過，申不害擔心自己的意見和昭侯心中的答案不同，就沒有直接給出答案，而是說自己要好好考慮。

隨後，申不害分別鼓動兩位大臣，讓他們對昭侯提出自己的意見，申不害則在一旁觀察。揣摩好昭侯的心思後，他建議昭侯聯齊救趙。由此，還誕生了一個著名的典故，那就是"圍魏救趙"。

經過這兩次事件，昭侯完全相信了申不害的能力，便提拔他為相，主持國政。

按照《史記》的說法，"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申不害學習黃老之學，卻在學說中主要強調"循名責實，慎賞明罰"的刑名之學。申不害在南韓"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對內整頓政事，對外則在諸侯之間周旋，維護南韓的利益。

申不害指掌內政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擊豪族。他先拿南韓三大家族俠氏、公釐和段氏開刀。剝奪了他們原本享受的特權，拆毀了他們有可能借以起事的堡壘，並沒收其財產來充實國庫。這一舉動不但打擊了舊勢力，也增強了南韓的財力。

申不害按照功勞和能力來授予官職，從而提高了官吏的辦事效率，也提高了人們建功立業的積極性。此外，他還將南韓各貴族的私兵招入軍隊統一訓練，提高了韓軍的戰鬥力。他重視農耕，鼓勵百姓墾荒，增加糧食收入。

此外，他還重視技藝的發展。在他的努力下，南韓的手工業和製造業領先諸國。《戰國策》中就有“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的記載。

申不害掌管內政的十五年，南韓國力不斷提升，諸侯都不敢貿然來犯。不過，申不害強調權力收歸中央，由君主來行使。這一制度導致“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也就是說，如果君王英明，國家就能穩定發展。但如果君王昏庸，權力便會被濫用，國家也就會衰敗，這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而商鞅則強調法治，連君王都要受此限制。這樣一來，哪怕君主平庸，也無法影響靠法治自行運轉的社會。秦國在商鞅所創造的框架中穩步發展，是商鞅變法成功的體現。

要說起這二人的改革過程，首先給大家介紹商鞅和申不害二人所掌握的流派。這二人雖然同是法學門下，可是商鞅是注重的是“法治”派，將秦國從上到下發展農業軍事，實行脫胎換骨的改變。可是申不害是“法術”，術代表的是“權術、政治”，以君王臣子下屬之間的關係，透過人治而非徹底的改革。

並且南韓和秦國當時所處的環境以及地勢，也制約了這兩個國家發展的前景。首先南韓作為四戰之國，與多個國家接壤。東邊緊挨燕國西邊與楚國接壤，甚至與秦國也是鄰居。這種情況下南韓基本上沒有戰略縱深，硬體條件太差，所以南韓要發展地緣劣勢成為阻礙他們壯大的困境。反觀大秦只要退縮函谷關，沒有任何勢力能對其構成威脅，加上北方犬戎早被大秦收拾得服服帖帖。

除了最重要的地勢，還有這兩國執政君王的才略。秦國自秦獻公到秦始皇這7代帝王都是勵精圖治，能將商鞅變法所帶來的好處發揮到最大化。反觀南韓經過申不害變法之後，勉強成為戰國小霸王，可整個國家200餘年只出了個韓昭侯堪當大用，其他帝王都太過平庸。小編最後總結，商鞅之所以能夠變法成功，他是徹底動了秦國貴族的利益蛋糕。由上至下打破層層貴族集團的利益統治，讓大秦由內到外變成真正強大的國家，底層寒門有了晉升之路。

可申不害的變法，也只是觸及南韓的皮毛。他所帶來的也就將韓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講究“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王穩定了國內的局勢。南韓源於春秋時期晉國，申不害的這套變法，核心思想還是維護穩定統治，申不害並沒有化解南韓所遺留下來的弊政。

申不害的變法等於是“零敲碎打”，會有效果但也不如商鞅帶給秦國的直接有效。再加上南韓作為四戰之地，南韓膽敢有強大的勢頭，楚國、魏國必將聯合將其消滅，甚至連秦國也無法容忍南韓的一家獨大，地理上的限制是申不害難以抹平。所以這二人幾乎是在同時期於不同的國家實施表發，可是取得的結果卻有天差地別。

其實商鞅死後，秦惠文王也將商鞅所遺留下的政策大部分都廢除，但是商鞅他的所作所為，已經將大秦推上了一個統治全民奮起的軌道當中。“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即使商鞅死後，秦國貴族集團又有抬頭之勢，可是底層人士奮起所產生的餘威，讓大秦成長為西北強鍋的基礎，而申不害和韓昭王死後，又有誰能記得他們對南韓實行的變法呢？帶來影響力早已消弭不

晉解體後分韓、趙、魏。獨體後的韓“故法未易，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政令多出，一片繁雜，韓昭侯任申不害為相，實施政改圖強。

申不害：鄭華人，是個講究“術”的法家，從黃老學派。其政改要點：無為、獨斷，實行中央集權、推行君主專制，明法正義、推行法治，增強了南韓力，一度出現強弓勁弩，帶甲數十萬之眾的強盛局面，縱橫於七國之間。但其後期並未堅持，遂出現倒退，成為首個被大秦滅亡的國家。

秦孝公奮發圖強，下令求賢，商鞅由魏去秦，陳述變法、富國、強兵的道理，得到秦孝公信任。 其兩次變法主要措施：編組民戶、嚴刑峻法，整頓官爵、獎勵軍功，崇本抑末，杜絕私拖，實行縣制，廢井田、開阡陌，統一度量衡等措施。變法後秦境出現“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的盛況。

由於變法深入人心，即使秦孝公死後，商鞅被殺，但其改革依然在繼續，奠定了秦統一戰爭的基礎。

戰國時的法家有三派，分別是法、勢、術，也就是法制、君主的權勢、駕馭的方式手段，分別起到制民、立威、馭臣的作用。

秦國的商鞅重“法”，實施商鞅變法，變法內容最亮點就是有軍功可授爵位，也就是平民百姓可透過軍功改變自身的地位，這透過“立木為信”證實了的，而且機會均等，並非因貴族後裔而改變。有點像任老的年終獎！

南韓的申不害重“術”，實施申不害變法，變法內容的亮點就是加強君主的權力，進而南韓穩定強盛。有點像中央集權制！弊端也明顯，南韓君主不作為，整個南韓就衰弱！

兩種變法都是富國強兵，但都有侷限性。此時的背景是戰國時期，群雄逐鹿。很明顯，商鞅變法勝一籌！

後來，韓非子集大成，將這三派合三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系統化法家理論而誕生出自己的思想，秦始皇又踐行韓非子的思想。

當然，越到後來就是“外儒內法”了，掛著羊頭賣著狗肉。

商鞅屬於法家法治派，著有《商君書》流傳於世，申不害屬於法家術治派，著有《申子》一書存世，法制派、術治派和慎道的勢治派合稱為法家三派。

秦國的商鞅變法和南韓的申不害變法各有側重，有相同之處，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最後秦法並沒有因為商鞅之死而廢除，還成為了秦一統天下的根基。而南韓的變法，在韓昭侯和申不害死後就被廢除，只能收到一時之效。

二者都做了強化君權，獎勵農耕，錘鍊新軍，整肅吏治等一些列改革，但是方法和程度不盡相同。

立秦法，寡君恩

商鞅變法凡事以法為是從，政令皆有法則，不依賴於明君，不依賴於賢臣，依賴於法制。凡事必有規則，規則人人皆知，即使君主也不能破壞，建立了秦法為上，秦君為下，群臣盡責，百姓用命的國家秩序。

樹Regal，控群臣

而申不害變法的核心是整頓吏治，君主控制群臣，透過群臣執行君主的命令，來維持秩序，所謂的帝王之術，就是申不害的術治之精要。

錘鍊新軍和獎勵國戰

申不害在南韓搞的叫錘鍊新軍，商鞅在秦國做的事叫獎勵國戰，二者的出發點有根本的不同。錘鍊新軍不過是訓練軍隊，給他們更好的待遇，而獎勵國戰則是明確表示，只要為國而戰，就可以改變階級地位獲得爵位，從而徹底打破階級固化。

秦法立，商君亡，申子死，弱韓生

秦法成為秦一統天下的根基，商鞅雖死秦法猶存，秦朝歷代君主勵精圖治，以秦法為治國之根基，終於一統天下。

反觀南韓申不害死後，韓法被廢除，導致南韓從此成為弱韓，併成為六國中最先被秦滅掉的國家，儘管申不害自己得以善終，但新法卻沒有得到傳承。

戰國時期，各國出於富國強兵的目的，紛紛施行了各種形式的變法運動，申不害和商鞅是這些變法者中的典範。有關這兩場變法運動的異同，我們從下面幾個角度來看：

首先，兩國變法的背景是相同的，變法都伴隨著封建經濟發展的需要，也都是出於各國爭霸的需要，為了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尋求本國的強大而進行的。

其次，商鞅變法和申不害變法在變法內容上也有一致性。都強調要健全法律，強化法治，注重“法”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鼓勵小農經濟的發展，發展農業；也都有任賢舉能、改善吏治的做法。在這些變法內容上，二者乃至戰國時期其他國家的變法都是相似的。

最後，這兩場變法運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雖然效果強弱有別，但都增強了國力，使國內局勢在一定時間內趨於穩定，幫助自己的國家強大起來。

而兩國變法的差異也是很明顯的。

首先也即最重要的差別是，兩國變法的指導方針有很大不同，這是由於商鞅、申不害二人雖都支援法家學術，卻在具體理念上有差別。商鞅強調“法”的重要性，以嚴刑厚賞來推廣法令，在變法過程中頒佈《秦律》，實行連坐制度，都反映了其對“法”的追求。而申不害則是法家之中重“術”的代表，特別強調君主統治臣下的“術”，主張建立完善的任用、監督乃至考核臣下的制度，從而達到吏治清明的局面，因而他在變法過程中非常注重對吏治的整頓。

其次，與申不害變法相比，商鞅變法的內容在許多方面是走在前面的。比如說商鞅對縣誌的推廣，將村落鄉邑合併為縣，由國家派長官進行管理；又如商鞅對耕戰的獎勵，制定二十等軍功爵，鼓勵秦人英勇作戰；再如商鞅頒佈度量衡的標準器，統一度量衡。這些都是申不害變法中沒有的東西。

以上，是申不害變法與商鞅變法的異同。

現代人去討論這個問題，總覺得有點怪怪的，幾千年來，政治文明的發展，早已從專制走向了民主，把幾千年前古羅馬的共和制與《商君書》馭民五術比較，把乾隆盛世的文字獄與法華人權宣言比較才有意義。才能找出差距，才能知道什麼叫政治文明。英國思想家，洛克的兩元論，和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三元政治，有多少人理解？又有多少人反對？我的中國夢，是我們的國家應該與人類文明同步，與人類文明相向而行，夢想我們的社會，少一點腐敗，多一點正義，少一點汙染，多一點青山綠水清新的空氣，夢想我們的市場，少一點假貨，多一點誠信，夢想我們的農民工，能按時拿到血汗換來的工資，並能老有所養。夢想我們的孩子能安全地幸福，健康的成長。

商鞅和申不害雖然都是法家，但我們現在所說的諸子百家都是後代人歸納總結的，也就是說在當時並沒有那麼嚴格的劃分。

申不害的側重

所以申不害和商鞅雖然都被後世歸為法家，他們的執政思想卻不盡相同。申不害吸收黃老之學的思想，重視帝王的御人之術，這也是後來的帝王心術的雛形。按照申不害的解釋：“術”是君主的專有物，是駕馭驅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開的，是臣民的行動準則，而術卻是隱藏在君主心中，專門對付大臣的。

要知道春秋戰國時期，臣下弒君，釀成習氣尤其是三家分晉以後的禮崩樂壞時期（注1），南韓本身就得位不正，所以國君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老百姓或者敵國，而是大臣。申不害一再告誡君主，對君臣關係要有清醒的認識，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搞平衡做裁判，這已經可以看到後世帝王心術的基本雛形了。而商鞅變法更側重法制，也就是嚴刑峻法，其一手建立的耕戰體系，的確迅速加強了秦國國力，但同時也將秦國變成了一部國家級戰爭機器，為後來的帝國崩潰埋下了伏筆。

個人認為不能簡單的用成敗來衡量這二人的變法，更準確的說應該是商鞅的變法順應的當時戰國諸侯征戰的大背景，而申不害的帝王心術對後世帝王也非常有參考價值。如下圖，秦國擁有殽函之固，進可攻退可守，簡直就是立於不敗之地，這也是後來“得關中者得天下”的由來。再看南韓，土地面積最小，而且處於四戰之地，與其接壤的秦國、趙國、以及魏國都是戰國時期數一數二的軍事強國。如果在和平年代經商做貿易倒是不錯，但在戰爭年代，早就註定了其命運，而不是一兩個人透過改革能改變其命運的。

鞏固皇權的犧牲品

凡是變法改革，必然觸動舊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如西漢策劃削藩的晁錯、壓榨工商業的桑弘羊，宋代推行【青苗法】的王安石以及明代創立【一條鞭法】張居正，或不得好死，或被死後清算。無一例外多難善終，所以作為改革者的商鞅、申不害並不是個例，這些人最終都成為君主鞏固皇權的犧牲品。

註釋：成語禮崩樂壞由來源自周天子對韓趙魏三家士大夫篡奪瓜分諸侯國晉國這一事件的官方認可，等於承認了這三家的諸侯地位。要知道孔子所提倡的周禮是一種君君臣臣的規則，說白了就是諸侯的後代還是諸侯，士大夫的後代還是士大夫，禮崩樂壞後，誰想升級，就看誰的槍桿子硬了。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深徹的變法，讓秦國快速從一個奴隸制國家轉變成新的封建制國家。商鞅變法的物件，不僅僅是普通的老百姓，還包括貴族，廢除了貴族在秦國幾百年來的特權老百姓除了可以透過耕種，多交糧食獲得爵位，享有權利，也可以透過殺敵來活得。以前，都是貴族的權利。秦法對秦王之下，所有人適用的，大大的觸動了秦國貴族的利益，以甘龍、杜摯為首的保守勢力，對商鞅是置之死地而後快，商鞅在逃亡過程中，也是為自己制定的秦法所縛，被車裂。但是，也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抱負， 秦國徹底脫胎換骨，可以主動攻打六國，最終一統天下。

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甲兵財貨正規化，雖然貴族特權部分被廢除但不夠徹底，律法在貴族階級，很難施行，魏國是戰國時期，第一個強大起來的國家，被齊國大敗兩次，在河西被秦國擊敗從此徹底衰敗。

秦國變法是是從底層到上層的變法，讓老百姓有地可耕，有功而賞。使整個國家有了對未來生活的期望，依法論罪無論是官還是民，都做到了有罪必罰。秦國的凝聚力大大加強。

南韓變法是利用君王的權力來變法，由上自下而行。百姓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國家凝聚力不行，再加上魏國的打壓，使南韓的變法半途而廢。

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之一，他在秦國推行新法，幫助秦國成為了戰國時期最為強盛的諸侯國，也為秦始皇的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從吳起、李悝等改革家的思想中提取精華，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法家理論，並靠著這套理論對秦國社會進行了徹底的革新。

雖然商鞅最終被車裂而死，但他的改革成果卻儲存了下來。

在春秋戰國那個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時代，當然不止商鞅一位取得成就的改革家。

戰國法家思想的創始人之一，申不害就曾經在南韓擔任丞相，主持變法。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讚他道："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不過，申不害去世後，南韓很快衰落，他的變法也宣告失敗。

那麼，同樣是變法，為什麼商鞅成功了，申不害失敗了呢？

周安王十七年（前385），申不害出生在鄭國京邑，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滎陽市東南部的京襄古城一帶。他本是鄭國的低階官員，周烈王元年（前375）南韓攻滅鄭國後，申不害便成為了南韓人。他憑藉自己的能力，在南韓也擔任了官吏。

周顯王十五年（前354），魏國揮師攻打南韓。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局面，韓昭侯和大臣們都束手無策。申不害建議韓昭侯拿著諸侯面見天子時攜帶的"珪"去面見魏惠王，並向他稱臣。他解釋道："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

意思是說，如今魏國強大，南韓弱小，要是南韓拿著珪向魏表示臣服，魏王肯定會更加驕傲自大。這樣一來，就會引起其他國君的反感，南韓則會被同情。南韓雖然對魏稱臣，但實際上是削弱魏國而增強南韓的權勢。

一番解釋後，韓昭侯同意前往。他拿著珪表示了對魏王的尊敬後，魏國不但撤走了軍隊，還和南韓結盟。多虧了申不害的計策，南韓才轉危為安。於是韓昭侯自此重用他，給他更多的機會來施展才華。

次年，魏惠王轉而攻打趙國，一舉包圍了趙國的首都邯鄲。緊急關頭，趙成侯向臨近的南韓、齊國求助，韓昭侯才剛剛與魏停戰，於是十分猶豫，便詢問申不害的意見。不過，申不害擔心自己的意見和昭侯心中的答案不同，就沒有直接給出答案，而是說自己要好好考慮。

隨後，申不害分別鼓動兩位大臣，讓他們對昭侯提出自己的意見，申不害則在一旁觀察。揣摩好昭侯的心思後，他建議昭侯聯齊救趙。由此，還誕生了一個著名的典故，那就是"圍魏救趙"。

經過這兩次事件，昭侯完全相信了申不害的能力，便提拔他為相，主持國政。

按照《史記》的說法，"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申不害學習黃老之學，卻在學說中主要強調"循名責實，慎賞明罰"的刑名之學。申不害在南韓"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對內整頓政事，對外則在諸侯之間周旋，維護南韓的利益。

申不害指掌內政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擊豪族。他先拿南韓三大家族俠氏、公釐和段氏開刀。剝奪了他們原本享受的特權，拆毀了他們有可能借以起事的堡壘，並沒收其財產來充實國庫。這一舉動不但打擊了舊勢力，也增強了南韓的財力。

申不害按照功勞和能力來授予官職，從而提高了官吏的辦事效率，也提高了人們建功立業的積極性。此外，他還將南韓各貴族的私兵招入軍隊統一訓練，提高了韓軍的戰鬥力。他重視農耕，鼓勵百姓墾荒，增加糧食收入。

此外，他還重視技藝的發展。在他的努力下，南韓的手工業和製造業領先諸國。《戰國策》中就有“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的記載。

申不害掌管內政的十五年，南韓國力不斷提升，諸侯都不敢貿然來犯。不過，申不害強調權力收歸中央，由君主來行使。這一制度導致“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也就是說，如果君王英明，國家就能穩定發展。但如果君王昏庸，權力便會被濫用，國家也就會衰敗，這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而商鞅則強調法治，連君王都要受此限制。這樣一來，哪怕君主平庸，也無法影響靠法治自行運轉的社會。秦國在商鞅所創造的框架中穩步發展，是商鞅變法成功的體現。

要說起這二人的改革過程，首先給大家介紹商鞅和申不害二人所掌握的流派。這二人雖然同是法學門下，可是商鞅是注重的是“法治”派，將秦國從上到下發展農業軍事，實行脫胎換骨的改變。可是申不害是“法術”，術代表的是“權術、政治”，以君王臣子下屬之間的關係，透過人治而非徹底的改革。

並且南韓和秦國當時所處的環境以及地勢，也制約了這兩個國家發展的前景。首先南韓作為四戰之國，與多個國家接壤。東邊緊挨燕國西邊與楚國接壤，甚至與秦國也是鄰居。這種情況下南韓基本上沒有戰略縱深，硬體條件太差，所以南韓要發展地緣劣勢成為阻礙他們壯大的困境。反觀大秦只要退縮函谷關，沒有任何勢力能對其構成威脅，加上北方犬戎早被大秦收拾得服服帖帖。

除了最重要的地勢，還有這兩國執政君王的才略。秦國自秦獻公到秦始皇這7代帝王都是勵精圖治，能將商鞅變法所帶來的好處發揮到最大化。反觀南韓經過申不害變法之後，勉強成為戰國小霸王，可整個國家200餘年只出了個韓昭侯堪當大用，其他帝王都太過平庸。小編最後總結，商鞅之所以能夠變法成功，他是徹底動了秦國貴族的利益蛋糕。由上至下打破層層貴族集團的利益統治，讓大秦由內到外變成真正強大的國家，底層寒門有了晉升之路。

可申不害的變法，也只是觸及南韓的皮毛。他所帶來的也就將韓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講究“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王穩定了國內的局勢。南韓源於春秋時期晉國，申不害的這套變法，核心思想還是維護穩定統治，申不害並沒有化解南韓所遺留下來的弊政。

申不害的變法等於是“零敲碎打”，會有效果但也不如商鞅帶給秦國的直接有效。再加上南韓作為四戰之地，南韓膽敢有強大的勢頭，楚國、魏國必將聯合將其消滅，甚至連秦國也無法容忍南韓的一家獨大，地理上的限制是申不害難以抹平。所以這二人幾乎是在同時期於不同的國家實施表發，可是取得的結果卻有天差地別。

其實商鞅死後，秦惠文王也將商鞅所遺留下的政策大部分都廢除，但是商鞅他的所作所為，已經將大秦推上了一個統治全民奮起的軌道當中。“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即使商鞅死後，秦國貴族集團又有抬頭之勢，可是底層人士奮起所產生的餘威，讓大秦成長為西北強鍋的基礎，而申不害和韓昭王死後，又有誰能記得他們對南韓實行的變法呢？帶來影響力早已消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