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全書共六十五卷，《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是目前研究三國曆史可信度最高的史料。

《三國志》是私人修史，而並非官方編著，當時魏、吳兩國已有史書，如官修的王沈《魏書》、官修的韋昭《吳書》，這兩書也是《三國志》依據的基本資料，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鑑，蒐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

《三國志》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作者陳壽就屬於當代人物，屬於當代修史。陳壽（233—297年），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三國後期的許多重要事件，陳壽都親歷或耳聞，比較真切；而三國前期的一些事件距離陳壽生活年代也很近，這帶來的優勢是：陳壽既能客觀的進行史料甄選，避免年代久遠導致的資訊失真；劣勢是：由於私人修史，大部分官方文獻未解密或未能及時獲取，導致資料相對匱乏；且由於年代太近，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導致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

《三國志》是優秀的史書，也是儲存至今最完整的三國史料，是研究三國曆史的重要文獻資料，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問題：

第一，考慮政治需要，三國以魏、晉為正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等進行曲筆迴護，例如《三國志》中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殺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與司馬昭衝突，《三國志》對此如付闕如，但記載了郭太后歷數曹髦“罪過”的令和司馬昭等人單方面的表章。

第二，史料收集太少，而陳壽修史嚴謹，對史實經過認真的考訂、慎重的選擇，對於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格的稽核，不妄加評論和編寫，從而導致敘事過於簡單，尤其在蜀漢方面，例如主要人物關羽、張飛，主要戰役漢中戰役、襄樊戰役等的記載尤其簡單，導致後人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難。

《三國志》敘事過簡的問題，早在南朝宋文帝時就已被重視，為客觀記載三國曆史，著名史學家裴松之便為其作注，又增補了大量材料。為了註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

     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採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失，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

因此，在研究三國曆史中，《三國志》和裴注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資料，但在可信度上，一般認為《三國志》原文的可信度更大。

陳壽(公元233年一公元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陳壽年輕時喜愛學習，從師於著名史學家僬周，他剛正不阿，為人率直。西晉司空張華喜愛陳壽的才華，舉薦陳壽為孝廉，擔任著作郎的副職又派任為陽平(在今山東境內)縣令。

在這期間，陳壽編完了《蜀相諸葛亮集》，上奏給朝廷後，被提升為著作號到是陰軍於釐陽障非卑是)王中數M總遠拔人才的官員，名為中正)，以後，陳壽又撰成有關魏吳蜀歷史的《三國款，共六十五篇。當時的人們都稱讚陳壽善於敘述歷史故事，有優良的治史才能。時值官員夏侯湛正在寫《魏書)，看了陳壽的《三國志》後，便把自己寫的撕掉了。司張華非常欣賞《三國志》，他對陳壽說：“以後《晉書》也要交給你寫才行。”的此可見當時的人們對陳壽治史的推崇。可是也有人不以為然。有人認為當初丁儀、丁虞兄弟是魏朝時期著名的人，陳春卻對他們的兒子說：“你們拿一萬鬥米送給我，我就會為你們的父求立個好傳。”因為丁氏兄弟後人沒有送米，陳壽竟然不給他們立傳。還有人說：“陳壽的父親是蜀國馬謖的參軍，街亭失守後，馬謖被諸葛亮所殺，陳壽的父親因受牽累，被諸葛亮處以髡刑(一種剃去頭髮的處罰)。由於諸葛亮的次子諸葛膾也很輕視陳壽，所以，陳壽在諸葛氏父子傳中寫道：諸葛亮既無劃指揮的長處，又沒臨陣應敵的才能；諸葛瞻恃一手好字畫，愛裝腔作勢，名不副實。因此，一些人又批評陳壽無良史之德。

當初，司空張華被推薦任中書郎時，大臣荀勖因為忌妒張華而遷怒陳壽。於是暗地裡指示吏部將陳壽調任長廣(治今山東萊陽東)太守，陳壽藉口母親年老，不去就職，可是大將軍杜預也要去鎮守長廣，為此再次向朝廷推薦陳壽，皇帝因此授予陳壽著史的侍御史職務。不久，母親去世，陳壽去官居喪，他的母親死前留下遺囑，說死後要葬於洛陽(今屬河南)，陳壽按母親的遺郾，葬母於洛陽。為此，陳壽又遭到人們非議，說他不尊崇禮義，未將母親歸葬故鄉，因為這件事陳壽竟被免官。西晉惠帝元康七年(297年)，陳壽病死，享年六十五歲。

尚書郎兼梁州大中正上奏皇帝，說：“背日漢武帝曾下詔說：因司馬相如病重，派人把他的著述都拿到朝廷來。司馬相如的遺作上面談到有關祭祀天地的事情，漢武帝看後很推重。因此，我們推薦著史侍御史陳壽作的《三國志》，該志語辭懲惡揚善正確評估王朝統治的得失，有益於教化百姓。雖然其志在行文上沒有司馬相如的文采豔麗，但在內涵上卻遠勝於司馬相如，希望皇帝能把它採納存錄下來。惠帝接受了這個建議，下令派人到陳壽家抄寫《三國志》。陳壽還撰寫過《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和其它史章，都流傳於後世。

陳壽的三國志對於魏吳的記載可信度應該比較高，至於蜀漢，我覺得可信度沒有那麼高，劉備建立蜀漢政權後，沒有設立專門記載歷史事件的史官，也就是說，蜀漢和魏，吳不同，沒有專門記載歷史事件的專門官員，這在中國歷史中是很少見的，任何帝皇都會設立專門記載歷史事件的史官，將本國發生的事件記錄下來以便於傳承下去，可蜀漢沒有，這也導致關羽為什麼會死的真像永遠不得而知，只能靠我們的猜測。陳壽對於蜀漢的記載，一個來自於民間老一輩口述，另一個就是從魏吳兩個記載結合民間傳說從而進行推斷，這麼一來，可以說與真想有一定差距

真實性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談《三國志》之前先澄清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絕對可信度，即在上帝看來史書的記載也符合事件的真相。而這個概念在歷史和史學史中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哲學和民科的史學裡。很多人張口就喜歡說史書不可信，持歷史虛無主義，就是因為自己創造了這個概念。事實上，在很多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流派看來，就連人對自己每天事情的敘述都做不到真實，人的記憶都是重新編排整合過的，在變成書面語言按照體例寫成書就更經歷了九九八十一變，那麼敘述一個龐大時代的史書怎麼可能真實呢？但這畢竟是哲學，而不是歷史。這並不是歷史學所要考慮的問題。因為沿著這個邏輯懷疑下去，你首先需要糾結的是你是否存在，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是不是一個你，你身邊的世界是否真實可信這些問題，而不是歷史是否可信。

那麼第二個概念就是歷史學中的可信度了。這個可信度是建立在一些不證自明的假設上，不是說這些假設不可以懷疑，而是如果你懷疑的話，就不要來學習歷史了。這些假設包括：我們相信人有能力書寫下相對真實的事件。史書的記載在不存在邏輯漏洞、未被其它史料和出土文物證偽的情況下，暫時預設為真。如果你想試圖從史書中構建一個歷史世界，你就必須接受這些假設。

現在再回到《三國志》本身。《三國志》裡是否存在已經被證偽的記載呢？當然是存在的，比如官渡之戰劉闢復活，高堂隆上書時劉備復活等等。這些是修訂考證不嚴謹，可以理解。相比其它史書，《三國志》的這類錯誤已經很少了，可以稱為良史。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說：

《三國志》雖多回護，而其翦裁斟酌處，亦自有下筆不苟者，參訂他書，而後知其矜慎也。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十分公允的評價。

那麼趙翼提到的“迴護”又是怎麼回事呢？除了從史記漢書繼承而來的美化傳主以外，就是被許多人指責的美化曹魏了。像官渡之戰是否真的“兵不滿萬”，攻徐州記載和《後漢書》的偏差，這都是歷來史家爭論不休，網上嘴炮也打了好多年的事情。趙翼評價說：

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覆，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清代士大夫因為價值觀的原因，對曹魏不怎麼友好，因此趙翼對陳壽的批判要打個折。陳壽迴護曹魏肯定是有的。但是否真到了故意誇大曹操事蹟，遮掩事實的地步，這仍然有待進一步探討。

除此之外，還有史書體例的問題。三國志無志、紀，為後世的史家增添了許多困難。直到今天，三國的許多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解決。這不能不說是三國志給人們留下的一個遺憾。至於這到底是陳壽本人的水平導致，還是受限於當時的材料環境，這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吧！

首先可以肯定，陳壽的《三國志》可信度是很高的，這是繼《史記》、《漢書》之後一部偉大的歷史名著。《華陽國志》和《晉書》中都為陳壽立傳。《晉書.陳壽傳論》評價道：“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辭於東觀。自斯以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盛讚陳壽與司馬遷、班固一樣，“繼明先典”，是偉大的歷史學家。

陳壽是四川南充人，生於公元233年，死於公元297年，享年65歲。他小時候得到名師歷史學家譙周的指教，加之他天生“聰慧敏識，屬文富豔”，在蜀國作官。陳壽性情正直，不會趨炎附勢，阿諛奉承。當時朝廷中由於劉禪軟弱無能，宦官黃皓一手遮天，擅自專權，許多官員都看黃皓的臉色行事，獻媚討好於他。可是，陳壽卻不搞這一套，因此不被重用。蜀漢滅亡後，司馬炎建立晉朝。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陳壽特立獨行的性格仍沒有改變，他依然我行我素。為此，在新朝中也不得志。看來無論怎樣改朝換代，官場的習氣和規則都是相同不變的。總是有些人喜歡打小報告，以告發別人為快事。

有一年陳壽的父親去世，正趕上陳壽生病，就叫侍婢調治藥丸治病。這件事被來訪的客人碰見並傳了出去，當時的人就認為陳壽觸犯了封建禮教，受到貶責，自然當不成官了，只好在家賦閒。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朝廷中有明白人，這個人就是司空張華。他十分欣賞陳壽的才華，出面為陳壽辯護。陳壽有了伯樂張華的鼎力支援，終於在沉寂了幾年之後，走出低谷，再次步入仕途。他被舉為孝廉、作佐著作郎，又遷著作郎，出補平陽侯相。陳壽在為著作郎的時候，整理了諸葛亮的著作，對其“刪除重複，隨類相從”。到了平陽侯相的時候，編成《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呈送給了朝廷。這就是《三國志》的雛形。

陳壽48歲的時候，他將三國史事著為《魏書》、《蜀書》、《吳書》共65篇，稱為《三國志》。張華看到這部著作，非常欣賞，向吏部推薦陳壽為中書郎。可是，朝中有人嫉妒陳壽，不希望他離皇帝太近，便讓陳壽當地方官，到長廣做太守。陳壽以母親年老需要照顧為藉口，沒有就任。這時在朝中很有影響力的鎮南大將軍杜預看不過去了，他出來為陳壽打抱不平，推薦陳壽為散騎侍郎。皇帝說這個崗位的位置滿了，就把陳壽安排為治書御史，不用到地方而是留在中央了。

陳壽的仕途總是坎坷不平。不久，他的母親去世了，母親臨死遺言要葬在洛陽。陳壽作為兒子，理應照辦，可是卻出了問題。朝廷中有一幫子對陳壽羨慕嫉妒恨的人，在雞蛋裡面挑骨頭，說什麼陳壽的母親沒有安葬在家鄉蜀中是不對的，違反禮制。陳壽本來在母親死後就在家中丁憂守孝，辭去了現職，經過這次風波，再次被掛了起來。數年之後，朝廷起用他為太子中庶子，這個職位不錯，是太子屬官中的最高官階。可惜，陳壽沒有到任就病逝了。陳壽時乖命蹇，終身仕宦不得志，鬱鬱而終。《華陽國志.陳壽傳》為他不平道：“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冤之”。他的地位和名望都不及他的才能，當時人都認為他冤枉受屈。

《三國志》雖然是一部優秀的歷史名著，也有人對它進行批評和責難。其主要理由集中在《晉書.陳壽傳》中記載的兩件事情上。第一件，乞米作佳傳。這件事是說曹魏時有丁氏兄弟丁儀、丁廙（yi），很有盛名，陳壽對丁氏兄弟的兒子說，你們給我送千斛米，我就給你們的父親作佳傳。丁氏兄弟的兒子不給，陳壽竟然沒有給丁氏兄弟立傳。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是說陳壽對諸葛亮的報復。陳壽的父親是馬謖的參軍，馬謖被諸葛亮殺後，陳壽的父親因受到牽連而被判髡（kun）刑（剃髮），加上諸葛瞻又不大看得上陳壽，所以陳壽為諸葛亮立傳時就稱諸葛亮並不擅長統帥將領和戰爭謀略，沒有什麼應敵御戰的才能，又稱諸葛瞻只是長於書法，他的名氣超過了實際才能。當時的人都對此有所非議。

關於這兩件事情，一直存在信與不信兩種爭議。在這些爭議中，更多的學者是持不同意見的，他們認為，丁氏兄弟“蓋巧佞之尤，安得立傳”？這兩人德行不好，不給他們立傳是對的。陳壽本人對諸葛亮推崇備至，不存在因為私人恩怨而對諸葛亮進行歪曲抹黑的說法。總得來看，陳壽的治史態度還是很嚴謹的，《三國志》的可信度很高，是研究三國曆史必不可少的一部重要著作。有志於瞭解和研究三國曆史的同好，看看此書，必有收益。

《三國志》是西晉陳壽所著，後世歷史學家對其著作評價極高。一本歷史著作，重不重要，寫得好不好，要看能不能被列入正史。什麼是正史，就是國家承認，具有權威性。從漢代到清朝，入選正史的有二十四史，《三國志》就位列其中。而且，還和《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並列，被稱作“前四史”，可見《三國志》在歷史書中的地位。

《三國志》雖然尊魏為正統，但是蜀國和吳國都是分開寫的，三足鼎立陳壽是承認的。以魏為正統符合歷史事實，魏國是親手從漢獻帝手中接過權柄的，而晉又是承接魏國政權，最終由西晉統一天下。

《三國志》寫魏國最多，但據有關資料記載，蜀國沒有史官，史實資料缺乏，這也是少寫的原因。

《三國志》雖然簡單，但是在魏、蜀、吳中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取捨十分嚴肅。

當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完美無缺，如對曹操和司馬懿袒護，也可能這兩個人是他的偶像。

首先非常感謝在這裡能為你解答這個問題。

《三國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全書共六十五卷，《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是目前研究三國曆史可信度最高的史書了。

《三國志》是優秀的史書，也是儲存至今最完整的三國史料，是研究三國曆史的重要文獻資料，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問題：

第一，考慮政治需要，三國以魏、晉為正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等進行曲筆迴護，例如《三國志》中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殺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與司馬昭衝突，《三國志》對此如付闕如，但記載了郭太后歷數曹髦“罪過”的令和司馬昭等人單方面的表章。

第二，蜀漢的可信度沒有那麼高，劉備建立蜀漢政權後，沒有設立專門記載歷史事件的史官，也就是說，蜀漢和魏，吳不同，沒有專門記載歷史事件的專門官員，這在中國歷史中是很少見的，任何帝皇都會設立專門記載歷史事件的史官，將本國發生的事件記錄下來以便於傳承下去，可蜀漢沒有。

第三，晉朝是承接了魏國的傳承，所以在對待魏系文臣武將自然寫的要美好一些，對其他兩國的文臣武將描寫的就會黑化一些，但是大體上還是比較接近歷史的。

因此，對於《三國志》，應當多信知，但不能盡信之。

無論當時還是後世，陳壽的《三國志》可信度還是最高的。

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三國時蜀漢及西晉時著名史學家。

作為史作者首先是正直、公允的人品，其次是嚴肅、博學的治學態度。

陳壽少年時好學，師從同郡學者譙周學習，研習《尚書》、《三傳》，精通《史記》、《漢書》。陳壽聰明機敏，所寫文章以富麗著稱。譙周曾經對陳壽說：“你必定會憑藉才學揚名天下，但常會遭到詆譭傷害，這未必就是不幸，你要謹慎從事。”

最初，陳壽應益州聘請，擔任姜維主薄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唯獨陳壽不願依附，因此多次被貶謫。適逢陳壽父親去世，就回家守喪。因為自己生病，陳壽就讓婢女伺候服藥，被來客看到，鄉黨因此對他紛紛議論、指責。

蜀漢滅亡之後，陳壽因此不被舉薦。西晉時期的政治家、文學家、藏書家張華，欣賞陳壽的才華，認為他雖然有行為不檢點的嫌疑，但依照情理不應該被貶廢。於是舉薦其為孝廉，授官佐著作郎。陳壽撰寫《諸葛亮集》，上報朝廷。朝廷任命陳壽兼任巴西郡中正。在此期間，陳壽撰寫了《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向朝廷呈獻此書，得到晉武帝嘉獎。

張華準備舉薦陳壽為中書郎，中書監荀勖因為忌恨張華而厭惡陳壽，示意吏部改任陳壽為長廣太守。也有說法認為，一開始荀勖也很欣賞陳壽，但因為不滿意陳壽所寫《魏書》的內容才外放他。

陳壽就以奉養老母為由不就職。

278年，陳壽母親去世，其母臨終遺言將她埋葬在洛陽。陳壽恭行母親的遺志，可能是沒有將其與父親合葬的緣故吧，又因此遭到非議貶官。

280年，西晉滅掉了吳國，結束了分裂的局面，陳壽經過十年艱辛，撰寫完成了《三國志》，共計六十五篇。完整記述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前四史”。

當時的人都盛讚陳壽善於敘寫史事，具有良史的才幹。夏侯湛當時也在撰寫《魏書》，看到陳壽的《三國志》以後，便銷燬了自己的《魏書》。張華對陳壽倍加讚賞，對他說：“應該把《晉書》委託給你來撰寫。”陳壽當時就是如此受到時人的器重。

由於陳壽寫作《三國志》時，離這段歷史比較近，更容易找到一些第一手的資料，可信度也就比較高。但另一個因素也同樣重要，那就是當事者的子孫都在，還具有很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司馬氏家族繼承了曹魏政權，主掌朝政。陳壽作為西晉的官吏，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影響。在主觀意識上，不可能絕對的直抒歷史真實，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整體而言，既然時人和後世，都推崇《三國志》，那就是最為可信的史書之一。

任何史書不可能做到絕對的真實，客觀因素及主管意識都會影響史書的可信度。無論任何史書，就可信度而言，都是相對的。任何史書都做不到絕對真實，那也就不可苛求《三國志》絕對的可信。

相比較而言，《三國志》比其他一些關於此時期的史書，可信度更高一些。

應該很高的，陳壽的爺爺是被諸葛亮斬了的大將陳式的後代，既然是官三代，所以比小老百姓知道的多，而且後面蜀被滅之後，對蜀的官員都很好，他們掌握第一手的資料，只是他各人對諸葛亮不友好，當然政治上也是需要講司馬家的好話的！！！

我認為可信度應該很高 不高也不會流傳到現在。寫的時候也離三國的時代不遙遠，我相信作為作者史記這些基本節操還是有的。

《三國志》主要善於敘事，文筆也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讚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也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譭棄了自己本來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曆史的一些史書中，獨有陳壽的《三國志》可以同《史記》、《漢書》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還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作品缺點

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三國志》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因黃皓弄權，陳壽不肯阿附黃皓。因此被遭排擠。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蒐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與其他史料對比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 《三國志》

《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蒐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鑑，蒐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蹟，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

取材精審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以至重傷而死。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行文簡明乾淨

《三國志》行文簡明、乾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佔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品題人物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優點評價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複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6）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不臣之舉。陳壽在這裡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 《三國志》

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其他評價

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虯、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三國志》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恆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迴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為之迴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於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殺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與司馬昭衝突，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餘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最後，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迴護曲筆，不竟讓趙翼困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迴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迴護，不得不先為魏迴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 《三國志》

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範（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陳壽的《三國志》是從東漢末年的戰亂開始記載，重點也是東漢末和三國時代的歷史為主，並不是以晉朝結束三國統一為主，對三國中後期的歷史事件記載簡略。這不是陳壽故意維護魏晉，不顧歷史事實，因為當時王隱的《魏書》是記載魏國曆史為主，陳壽在創作《三國志》時沒有完全侷限於魏國曆史，也是不願與王隱的著作重複，他沒有過多記錄司馬氏的所作所為，是因為當時晉朝正在準備《晉書》的創作，正為年限起始爭論，但是已經著手準備了，張華、杜預也都推薦了陳壽參加《晉書》創作。陳壽在寫三國曆史時，不過多寫司馬氏是不願與當時《晉書》的創作準備工作衝突，在陳壽書中雖然沒有記述司馬氏的隱諱，但是也沒有記載司馬氏的很多歷史功績、言行，不能說他是故意為司馬氏迴護。陳壽的《三國志》以東漢末到三國的中期為主，總體上是真實可以相信的。

《三國志》是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歷史。作者是西晉初的陳壽。陳壽（233—297年），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陳壽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蒐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蒐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鑑，蒐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蹟，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只好捨棄了。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虯、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定《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然而，《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注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迴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松之便為其作注，又增補了大量材料。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為了註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採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失，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註文當作正文來讀。魏、蜀、吳三書，原是各自為書，一直到北宋才合而為一，改稱《三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