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一語，是唐詩與宋詞的並稱，唐詩與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宋代被稱為詞的時代。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宋代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 唐代的詩人多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大臣個個是詞人，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著名詞人，女詞人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使宋詞得以佳篇迭出，影響久遠。
中文名
唐詩宋詞
性質
中國古代文學的兩種體裁
特點
唐代是詩的時代，宋代是詞的時代
代表人物
柳宗元、李清照
簡介
唐詩成就
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而宋代則被稱為詞的時代。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
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麼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併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幾乎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也幾乎個個是詞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
相提並論
“唐詩宋詞”一語，宋詞與唐詩並稱，不唯標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之義，而且也說明，宋詞是庶幾可與唐詩媲美的一大詩體。宋季承唐，然而如魯迅先生所言，好詩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詩歌創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確乎很難。但是，唐人所留下的豐富的文學遺產，宋人也並不有白白浪費，而是將它們更多更靈活運用在“詞”這一詩歌體式上，使詞在宋代獲得了空前絕後的發展。
我們在論宋詞與唐詩的關係時，往往更多的注意於宋詞與唐詩的區別。差別的確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書的宋詞部分，筆者也主要著眼於宋詞最主要的藝術特徵（當然也是與唐詩的不同之處）來展開論述。但在此緒論中，就像我們在論述唐詩的藝術特性前必須先說明唐詩對前代的繼承關係一樣，我們也必須先說明宋詞對唐詩的繼承關係。可以肯定地說，宋詞能取得如此顯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詩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純熟的技巧之上，是絕對不可想象的。從後來挖掘出來的敦煌曲子詞來看，詞在進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長短參差不齊外，與此前的民間歌謠並沒有什麼兩樣，一樣的主要是採用那種簡單、質樸、直率的表現方法。到中晚唐文人開始實驗填詞以後，就像一切民間文學向文人的文學的轉變一樣，詞也就不知不覺地發生著變化，漸漸地帶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藝術化的色彩（當然，也會有負面影響，例如少了質樸和直率，但這比竟是次要的）。
最早實驗詞的創作的白居易、劉禹錫，尤其是後來大量進行詞的創作的溫庭筠、韋莊等，他們本就是唐的重要詩人，他們的加入，必然地會把他們在詩歌創作中的種種技巧，帶到詞的創作中來。另外，五代、宋的詞作者，也幾乎都是詩人，他們一面作詩、一面填詞，唐詩的各種技巧自然就會融匯、滲入到詞的創作中去，使詞的創作更加精美。實際上，我們只要對宋詞的藝術稍稍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宋詞在意象、寫景抒情手法的運用方面，在詞的境界營造方面，甚至在語言的錘鍊、借代、典故等手法的運用方面，與唐詩都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倒如下面秦觀的名詞《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鏟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
春風十里柔情，怎奈何、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
濛濛細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相對於詩，這是一首地道的詞，它的情韻、它的色澤、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詞味兒的。但是如果我們再仔細一品味，卻發現它在很多方面，與唐詩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詩人的獨創，但實際上，登高抒懷、寄愁正是唐詩人常用的寫法，此類例子可以說是舉不勝舉，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登樓》）、杜牧的“樓倚霜樹外，鏡天玩一毫”（《長安望秋》）、李商隱的“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州”（《安定城樓》）、許渾的“一上高樓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州”（咸陽城東樓）；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詩的淵源，如杜甫的“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李商隱的 “江風揚浪動雲根，重碇危檣白日昏”（《贈劉司戶賁》）至於接下來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詩中常見的意象和寫法；甚到 “鏟盡還生”一語，也並非完全沒有借鑑，例如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孟浩然的“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下面的“柳外”、“青驄”也一樣，單純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說了，就是以“柳外青驄”來暗示戀情、離別的寫法，也不是完全無所本的，如李商隱的《無題》中就有“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待好風”、儲光羲的《釣魚彎》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雖然它們之間有較大的區別，但也不能說它們完全沒有聯絡。
至於“青驄”代車馬、“紅袂”代女性的寫法，也是唐詩中龐大的借代體系中所有的。至於下片中“夜月、春風、飛花、細雨、黃鸝”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類似意象來渲染愁緒的寫法，以及它所創造的迷朦的意境，與唐詩都有著直接的借鑑關係。例如下面韋應物的《寒食寄京師諸弟》：“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著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運用了大量的這類意象來渲染愁緒，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簾、十里柔情”這些詞語及其組合，應該說與唐詩也是有關係的，如杜牧的《贈別二首》（其一）中，幾乎就包含了所有這些意象和句式，其詩如下：“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筆者選擇秦觀這片詞來說明宋詞對唐詩的繼承關係，並不是它與唐詩有特別多的雷同處、借鑑得特別多，這實在是宋詞創作中的一個普遍現象。這並不足怪，下如唐詩是在前代巨大遺產的基礎上創新、 發展一樣，宋詞亦是在唐詩豐富的遺產的基地上進行創造的。
論到這種繼承性，這裡自然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宋詩與宋詞都繼承了唐詩這一遺產，那麼，為什麼宋詩的成就遠在唐詩之下，亦不及宋詞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詩與詞不同的體式是造成這一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更好地說是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先打一個也許不十分恰當的比喻：唐詩的創作藝術好比是一種專利，宋詩人把這種專利拿來製作同一種東西，儘管他們並非完全沒有創造、沒有革新、沒有增補，但是他們製作的畢竟是詩，是同一種東西，因此，這些東西一上市，就會被人窺見雷同處、摹仿處、剽竊處，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專利。正國為此（當然還會有別的原因），宋詩就希望有一點自己的東西，例如詩的議論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這些東西新則新矣，但卻或多或少地違背了詩的藝術規律。但宋代的詞人則不同，雖然他們也繼承了唐詩的創作藝術，但是，他們製作的卻是另一種東西，是長短句的詞，儘管明眼人也能窺見它們之間的某種繼承關係，但這卻不會被人視為侵犯了專利。有一種也許較為極端的現象可以證明這一點：宋詞中也有很多摹仿、點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詩句的，這種情總如果出現在宋詩中，是萬萬逃不掉蠹魚之譏的。但它出現在宋詞裡，情況卻大不一樣，由於詞的長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韻味，卻彷彿給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幾道的《蝶戀花》：
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閒展吳山翠.
衣上酒痕詩裡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在這首精彩的詞中，不要說意象、寫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運用上繼承了唐詩的藝術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幾處與唐人的詩句有些關係的，最末兩句，幾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贈別》詩：“多情卻總似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若單以個別的句子來對照，晏幾道是萬萬逃脫不掉書袋之名的。但若從詞的整體來衡量，杜牧的這兩句詩被稍加變化，放在一首結構、韻味全新的詞中，卻並不給人以多少摹仿、陳舊之感。如果借用系統論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現象，就一點也不奇怪：詞對於詩而言，是一個不同的系統，即使同樣的詩句進入詞中，它也會獲得新的系統質。對於這種現象，前人實際也有所認識，例如明王世貞說：“‘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隋陽帝詩也。‘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少遊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說：“晏元獻《珠玉詞》集中《浣溪沙·春恨》：‘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本公七言律中腹聯，一入詞即成妙句，在詩中即不為工。此詩詞之別，學者須於此參之，則他詞亦可由此會悟矣。”為什麼“語雖蹈襲”的句子，“然入詞家尤是當家”呢？為什麼“在詩中即不為工”，“一入詞即成妙句”呢？這便是因為詞是一不同於詩的新的系統，同樣的詩句一進入詞，就獲得了新的系統質。至於更巧妙無痕跡的化用，那更可以視為一種全新的創造。如此詞中的“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可以說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秋雲無覓處”。但晏詞化用後，不僅更凝鍊，更由於句式的變化，使它比原詩獲得了更深長的韻味。這種現象在宋詞中很多，可以說舉不勝舉。
當然，我們說宋詞繼承了唐詩的遺產，也並不是說宋詞就沒有自己的創造。前面我們說宋詞繼承唐詩的創作藝術生產了一種新的東西，這新的東西之“新”，當然就是唐詩中所沒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長短交錯、變化多端的句式，這種句式，打破了唐詩（也打破中國古詩）齊言的傳統，為更自由、委婉、更有韻味的抒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它的“言長”的藝術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韻律及其所帶來的其他藝術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還表現在它的“詩餘”功能上、它的“詩餘”題材的選擇上。這種新的功能與新的題材選擇，與它特定的體式、句式相結合，又帶來了宋詞一系列新的東西，例如它委婉、傾訴式的抒情韻味、細膩而多層折的描寫、對內心生活更細膩而深入的把握、裝飾設色的藝術、輕麗婉約的風格等。這種種之新，就造成了宋詞與唐詩很不相同的面目。
對於宋詞與唐詩的區別，王國維有一段雖然簡約而不失精當的論述，他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這段評述，可以說包含了筆者以上所言宋詞之“新”，包括了它的體制、它的功能、它的題材特點等。在本書中我們探討宋詞的藝術，主要就抓住這些新的方面來進行研究。當然，對於它對唐詩藝術的繼承，我們也會給予適當的關注。
宋詞成就
宋詞不同於一般宋詩的散文化、議論化，善於將抒情與寫景完美結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礎上，宋代演為許多中調和長調，在曲折動宕、開闔變化中，使情景緊密交融，其細緻、具體、微妙處，有的甚至勝過唐詩。其次，宋詞又長於比興，多以微妙而又細緻的比興手法，藉景物表達內心複雜而隱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傳統來寄託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詞形成了眾多的藝術風格。
宋詞雖沿襲著唐五代的傳統以抒發感情、性靈為主，形成“詩莊詞媚”的分野，以婉約為宗，但後來由於時代生活的變化，題材的擴大，藝術個性得到重視，藝術手法漸趨多樣，所以使宋詞風格在婉約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曠清雄、典雅精工、騷雅清勁、密麗險澀等多種風格。
唐代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強大的國力、兼收幷蓄的文化精神與豐厚的文化積累，為唐詩的繁榮準備了充足的條件。眾多偉大、傑出的詩人把中國詩歌藝術的發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詩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見存世唐詩五萬四千餘首。這不過是唐詩的一部分，但我們從中已經可以大略窺見當時詩歌繁榮的面貌。
唐代初期，詩歌創作仍受南朝詩風的影響，題材較為狹窄，追求華麗詞藻。待到被稱為“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出現，才擴大了詩的表現範圍，從臺閣走向關山和塞漠，顯示出雄偉的氣勢和開闊的襟懷。他們無論寫邊塞，還是寫行旅、送別，都有著這樣的情思風貌。在詩的體式上，這時完成了五七言律體的定型。律詩屬於近體詩，是相對於古體詩而言的。古體分四、五、七言和雜言，平仄沒有限制，也不求對偶。近體詩平仄和押韻有一定的體式，也要求對偶。律體的定型，對中國詩歌的發展影響深遠，它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主要體式。
在初唐的後期，出現了兩位重要詩人：陳子昂和張若虛。陳子昂主張詩應該有所寄託。他的38首《感遇》詩，就是這一主張的實踐。但他寫得最好的詩是那首《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抒寫不遇的悲愴，但其中蘊含的是自信和抱負，情懷壯偉，有一種得風氣之先而不被理解的偉大孤獨感。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寫月夜春江明麗純美的境界，融入濃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轉的音調，無窮的韻味，創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陳子昂和張若虛藝術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詩歌行將到來的資訊。
盛唐是唐詩發展的高峰。此時詩壇群星輝映。王維和孟浩然善於表現山水田園的美，表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那種寧靜平和的心境。王維的山水詩融詩情畫意於一體，把人引向秀麗明淨的境界，那境界裡洋溢著蓬勃生機。《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雨後的松林間月色斑駁，流泉琮。浣紗女踏著月色從竹林間喧鬧著歸來；漁人正分開荷葉搖舟遠去。山村之夜，如詩如畫。他還有一些詩，寧靜中帶幾分禪意。在唐代的重要詩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響最為明顯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詩人，有些詩寫得慷慨激昂，有的詩表現出濃烈的人間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於寫出了人們深情惜別時的普遍感受，後來被編入樂府，成為離筵上反覆吟唱的歌曲《陽關三疊》。孟浩然善於用最省淨的筆墨，寫山水田園的秀美。《過故人莊》寫做客田家的喜悅，恬靜的農舍，真摯的友情，充滿濃郁的生活情趣。《春曉》寫春日那種明媚靜美舒暢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個字，便寫出了無盡的情思韻味：“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暮煙籠罩中的一抹樹林，一輪水中月影。在這朦朧而明淨、深遠而靜謐的境界中，瀰漫著一縷淡淡的鄉愁。孟浩然的許多詩，都這樣以極儉省的文字，表現多重境界和情思。這時和王維、孟浩然的詩歌風格相近的還有常建、儲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詩人，善於寫邊塞生活，如王昌齡、高適、岑參、祖詠等。他們大都到過邊塞，領略過邊塞的壯麗景色，嚮往邊塞立功。在他們的詩中，祖國山河的壯美與保家衛國的豪邁情懷錶現得淋漓盡致。王昌齡寫了二十幾首邊塞詩，最有名的是《出塞》《從軍行》。他的邊塞詩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和清剛的風格。其他題材的詩他也寫得很好，七言絕句有極高的藝術成就。高適的詩風趨於雄壯慷慨：“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從這首詩裡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俠氣質。邊塞詩人的代表，還有岑參。他寫邊塞風物的雄奇瑰麗，寫軍人的豪雄奔放。荒漠與艱苦，在他筆下都成了充滿豪情的壯麗圖畫。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風貌、代表盛唐詩歌高度藝術成就的，是偉大詩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邁、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嚮往建功立業的詩人。他的詩充分表現了盛唐社會士人的自信與抱負，神采飛揚，充滿理想色彩。他的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極大地豐富了古體詩的表現技巧，把樂府詩的寫作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絕句和王昌齡的七言絕句一起被後世推為唐人七絕的代表作。他的詩有著鮮明的藝術個性：爆發式的抒情、變幻莫測的想像和明麗的意象。他把樂府和歌行寫得有如行雲流水，感情噴湧而出時，便如黃河之水，奔騰千里，一瀉而下。他生於盛唐，感受著盛唐昂揚的時代精神，晚年又親眼看到唐代社會的衰敗，理想和現實之間產生巨大反差。他的詩裡既有建立不世功業在指顧之間的信心，又常常有憤慨不平和對於朝廷黑暗的抨擊。他曾經奉詔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賞識，他以為建功立業的時候到了，得意揚揚。不久被權臣毀謗，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實已經腐敗不堪。他說自己是“吟詩作賦北窗裡，萬言不值一杯水”，有才華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卻春風得意，“驊騮拳不能食，蹇驢得意鳴春風”，直罵那些奸佞之徒“董龍更是何雞狗！”即使處在失意的境況中，他也不忘報國。安史亂起之後，他前後兩次從軍就是證明。他的詩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處。前人評他的詩，說是“發想無端”，《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帶著誇張的成分，寫愁生白髮，說是“白髮三千丈”；寫廬山的五老峰，說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寫黃河，說是“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他是一位富於想像的詩人，他的詩常常帶著強烈的主觀色彩。又由於他性格開朗豪放，他的詩意象明麗清新、色彩鮮豔。他純然是一位天才的詩人。
當時另一位偉大詩人，是被後人稱為“詩聖”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歲，兩人的深厚友情成為千古傳頌的文壇佳話。杜甫的青年時代，和許多盛唐詩人一樣，都有過“裘馬輕狂”的漫遊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動是在安史之亂以後。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致君堯舜”的抱負，而一生卻窮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體驗到民眾的疾苦。安史之亂給唐代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半個中國淪為丘墟。杜甫在戰火中流離轉徙，寫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詩作。戰爭中許多重大事件、戰爭帶來的破壞、戰火中百姓的心態，在杜詩中都有極為生動的反映。唐代沒有任何一位詩人，像他那樣深廣地反映安史之亂的歷史，因此他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由於自身的坎坷遭遇，對百姓的苦難深有感觸，發為歌吟，家國之痛與個人的悲哀也就融為一體。《春望》、《登樓》、《登岳陽樓》都是這樣的詩。“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國之悲，已經很難分開了。唐詩到杜甫是一大轉變，題材轉向寫時事、寫底層百姓的生活；寫法上採用敘事和細節描寫，在敘事和細節描寫中抒情。為便於寫時事，他多用古體，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詩。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詩中，律詩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詩的成就，主要是拓寬了表現範圍，盡力發揮律詩這一體式的表現力，既嚴格遵守格律規則，又打破格律的束縛。變化莫測而又不離規矩，寫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詩，都是例子。有時為了更完整地表現一個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採用組詩的形式。用組詩寫時事，是杜甫的創造。律詩，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詩，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藝術手法和藝術風格上，杜甫與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噴湧而出，杜是反覆詠歎；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寫實；李是奔放飄逸，杜是沉鬱頓挫。一般認為，在中國的詩歌發展史上，杜甫帶有集大成的性質，對於後來者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唐詩宋詞”一語，是唐詩與宋詞的並稱，唐詩與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宋代被稱為詞的時代。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宋代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 唐代的詩人多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大臣個個是詞人，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著名詞人，女詞人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使宋詞得以佳篇迭出，影響久遠。
中文名
唐詩宋詞
性質
中國古代文學的兩種體裁
特點
唐代是詩的時代，宋代是詞的時代
代表人物
柳宗元、李清照
簡介
唐詩成就
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而宋代則被稱為詞的時代。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
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麼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併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幾乎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也幾乎個個是詞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
相提並論
“唐詩宋詞”一語，宋詞與唐詩並稱，不唯標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之義，而且也說明，宋詞是庶幾可與唐詩媲美的一大詩體。宋季承唐，然而如魯迅先生所言，好詩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詩歌創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確乎很難。但是，唐人所留下的豐富的文學遺產，宋人也並不有白白浪費，而是將它們更多更靈活運用在“詞”這一詩歌體式上，使詞在宋代獲得了空前絕後的發展。
我們在論宋詞與唐詩的關係時，往往更多的注意於宋詞與唐詩的區別。差別的確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書的宋詞部分，筆者也主要著眼於宋詞最主要的藝術特徵（當然也是與唐詩的不同之處）來展開論述。但在此緒論中，就像我們在論述唐詩的藝術特性前必須先說明唐詩對前代的繼承關係一樣，我們也必須先說明宋詞對唐詩的繼承關係。可以肯定地說，宋詞能取得如此顯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詩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純熟的技巧之上，是絕對不可想象的。從後來挖掘出來的敦煌曲子詞來看，詞在進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長短參差不齊外，與此前的民間歌謠並沒有什麼兩樣，一樣的主要是採用那種簡單、質樸、直率的表現方法。到中晚唐文人開始實驗填詞以後，就像一切民間文學向文人的文學的轉變一樣，詞也就不知不覺地發生著變化，漸漸地帶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藝術化的色彩（當然，也會有負面影響，例如少了質樸和直率，但這比竟是次要的）。
最早實驗詞的創作的白居易、劉禹錫，尤其是後來大量進行詞的創作的溫庭筠、韋莊等，他們本就是唐的重要詩人，他們的加入，必然地會把他們在詩歌創作中的種種技巧，帶到詞的創作中來。另外，五代、宋的詞作者，也幾乎都是詩人，他們一面作詩、一面填詞，唐詩的各種技巧自然就會融匯、滲入到詞的創作中去，使詞的創作更加精美。實際上，我們只要對宋詞的藝術稍稍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宋詞在意象、寫景抒情手法的運用方面，在詞的境界營造方面，甚至在語言的錘鍊、借代、典故等手法的運用方面，與唐詩都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倒如下面秦觀的名詞《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鏟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
春風十里柔情，怎奈何、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
濛濛細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相對於詩，這是一首地道的詞，它的情韻、它的色澤、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詞味兒的。但是如果我們再仔細一品味，卻發現它在很多方面，與唐詩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詩人的獨創，但實際上，登高抒懷、寄愁正是唐詩人常用的寫法，此類例子可以說是舉不勝舉，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登樓》）、杜牧的“樓倚霜樹外，鏡天玩一毫”（《長安望秋》）、李商隱的“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州”（《安定城樓》）、許渾的“一上高樓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州”（咸陽城東樓）；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詩的淵源，如杜甫的“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李商隱的 “江風揚浪動雲根，重碇危檣白日昏”（《贈劉司戶賁》）至於接下來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詩中常見的意象和寫法；甚到 “鏟盡還生”一語，也並非完全沒有借鑑，例如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孟浩然的“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下面的“柳外”、“青驄”也一樣，單純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說了，就是以“柳外青驄”來暗示戀情、離別的寫法，也不是完全無所本的，如李商隱的《無題》中就有“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待好風”、儲光羲的《釣魚彎》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雖然它們之間有較大的區別，但也不能說它們完全沒有聯絡。
至於“青驄”代車馬、“紅袂”代女性的寫法，也是唐詩中龐大的借代體系中所有的。至於下片中“夜月、春風、飛花、細雨、黃鸝”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類似意象來渲染愁緒的寫法，以及它所創造的迷朦的意境，與唐詩都有著直接的借鑑關係。例如下面韋應物的《寒食寄京師諸弟》：“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著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運用了大量的這類意象來渲染愁緒，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簾、十里柔情”這些詞語及其組合，應該說與唐詩也是有關係的，如杜牧的《贈別二首》（其一）中，幾乎就包含了所有這些意象和句式，其詩如下：“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筆者選擇秦觀這片詞來說明宋詞對唐詩的繼承關係，並不是它與唐詩有特別多的雷同處、借鑑得特別多，這實在是宋詞創作中的一個普遍現象。這並不足怪，下如唐詩是在前代巨大遺產的基礎上創新、 發展一樣，宋詞亦是在唐詩豐富的遺產的基地上進行創造的。
論到這種繼承性，這裡自然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宋詩與宋詞都繼承了唐詩這一遺產，那麼，為什麼宋詩的成就遠在唐詩之下，亦不及宋詞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詩與詞不同的體式是造成這一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更好地說是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先打一個也許不十分恰當的比喻：唐詩的創作藝術好比是一種專利，宋詩人把這種專利拿來製作同一種東西，儘管他們並非完全沒有創造、沒有革新、沒有增補，但是他們製作的畢竟是詩，是同一種東西，因此，這些東西一上市，就會被人窺見雷同處、摹仿處、剽竊處，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專利。正國為此（當然還會有別的原因），宋詩就希望有一點自己的東西，例如詩的議論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這些東西新則新矣，但卻或多或少地違背了詩的藝術規律。但宋代的詞人則不同，雖然他們也繼承了唐詩的創作藝術，但是，他們製作的卻是另一種東西，是長短句的詞，儘管明眼人也能窺見它們之間的某種繼承關係，但這卻不會被人視為侵犯了專利。有一種也許較為極端的現象可以證明這一點：宋詞中也有很多摹仿、點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詩句的，這種情總如果出現在宋詩中，是萬萬逃不掉蠹魚之譏的。但它出現在宋詞裡，情況卻大不一樣，由於詞的長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韻味，卻彷彿給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幾道的《蝶戀花》：
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閒展吳山翠.
衣上酒痕詩裡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在這首精彩的詞中，不要說意象、寫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運用上繼承了唐詩的藝術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幾處與唐人的詩句有些關係的，最末兩句，幾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贈別》詩：“多情卻總似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若單以個別的句子來對照，晏幾道是萬萬逃脫不掉書袋之名的。但若從詞的整體來衡量，杜牧的這兩句詩被稍加變化，放在一首結構、韻味全新的詞中，卻並不給人以多少摹仿、陳舊之感。如果借用系統論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現象，就一點也不奇怪：詞對於詩而言，是一個不同的系統，即使同樣的詩句進入詞中，它也會獲得新的系統質。對於這種現象，前人實際也有所認識，例如明王世貞說：“‘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隋陽帝詩也。‘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少遊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說：“晏元獻《珠玉詞》集中《浣溪沙·春恨》：‘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本公七言律中腹聯，一入詞即成妙句，在詩中即不為工。此詩詞之別，學者須於此參之，則他詞亦可由此會悟矣。”為什麼“語雖蹈襲”的句子，“然入詞家尤是當家”呢？為什麼“在詩中即不為工”，“一入詞即成妙句”呢？這便是因為詞是一不同於詩的新的系統，同樣的詩句一進入詞，就獲得了新的系統質。至於更巧妙無痕跡的化用，那更可以視為一種全新的創造。如此詞中的“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可以說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秋雲無覓處”。但晏詞化用後，不僅更凝鍊，更由於句式的變化，使它比原詩獲得了更深長的韻味。這種現象在宋詞中很多，可以說舉不勝舉。
當然，我們說宋詞繼承了唐詩的遺產，也並不是說宋詞就沒有自己的創造。前面我們說宋詞繼承唐詩的創作藝術生產了一種新的東西，這新的東西之“新”，當然就是唐詩中所沒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長短交錯、變化多端的句式，這種句式，打破了唐詩（也打破中國古詩）齊言的傳統，為更自由、委婉、更有韻味的抒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它的“言長”的藝術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韻律及其所帶來的其他藝術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還表現在它的“詩餘”功能上、它的“詩餘”題材的選擇上。這種新的功能與新的題材選擇，與它特定的體式、句式相結合，又帶來了宋詞一系列新的東西，例如它委婉、傾訴式的抒情韻味、細膩而多層折的描寫、對內心生活更細膩而深入的把握、裝飾設色的藝術、輕麗婉約的風格等。這種種之新，就造成了宋詞與唐詩很不相同的面目。
對於宋詞與唐詩的區別，王國維有一段雖然簡約而不失精當的論述，他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這段評述，可以說包含了筆者以上所言宋詞之“新”，包括了它的體制、它的功能、它的題材特點等。在本書中我們探討宋詞的藝術，主要就抓住這些新的方面來進行研究。當然，對於它對唐詩藝術的繼承，我們也會給予適當的關注。
宋詞成就
宋詞不同於一般宋詩的散文化、議論化，善於將抒情與寫景完美結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礎上，宋代演為許多中調和長調，在曲折動宕、開闔變化中，使情景緊密交融，其細緻、具體、微妙處，有的甚至勝過唐詩。其次，宋詞又長於比興，多以微妙而又細緻的比興手法，藉景物表達內心複雜而隱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傳統來寄託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詞形成了眾多的藝術風格。
宋詞雖沿襲著唐五代的傳統以抒發感情、性靈為主，形成“詩莊詞媚”的分野，以婉約為宗，但後來由於時代生活的變化，題材的擴大，藝術個性得到重視，藝術手法漸趨多樣，所以使宋詞風格在婉約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曠清雄、典雅精工、騷雅清勁、密麗險澀等多種風格。
唐代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強大的國力、兼收幷蓄的文化精神與豐厚的文化積累，為唐詩的繁榮準備了充足的條件。眾多偉大、傑出的詩人把中國詩歌藝術的發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詩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見存世唐詩五萬四千餘首。這不過是唐詩的一部分，但我們從中已經可以大略窺見當時詩歌繁榮的面貌。
唐代初期，詩歌創作仍受南朝詩風的影響，題材較為狹窄，追求華麗詞藻。待到被稱為“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出現，才擴大了詩的表現範圍，從臺閣走向關山和塞漠，顯示出雄偉的氣勢和開闊的襟懷。他們無論寫邊塞，還是寫行旅、送別，都有著這樣的情思風貌。在詩的體式上，這時完成了五七言律體的定型。律詩屬於近體詩，是相對於古體詩而言的。古體分四、五、七言和雜言，平仄沒有限制，也不求對偶。近體詩平仄和押韻有一定的體式，也要求對偶。律體的定型，對中國詩歌的發展影響深遠，它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主要體式。
在初唐的後期，出現了兩位重要詩人：陳子昂和張若虛。陳子昂主張詩應該有所寄託。他的38首《感遇》詩，就是這一主張的實踐。但他寫得最好的詩是那首《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抒寫不遇的悲愴，但其中蘊含的是自信和抱負，情懷壯偉，有一種得風氣之先而不被理解的偉大孤獨感。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寫月夜春江明麗純美的境界，融入濃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轉的音調，無窮的韻味，創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陳子昂和張若虛藝術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詩歌行將到來的資訊。
盛唐是唐詩發展的高峰。此時詩壇群星輝映。王維和孟浩然善於表現山水田園的美，表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那種寧靜平和的心境。王維的山水詩融詩情畫意於一體，把人引向秀麗明淨的境界，那境界裡洋溢著蓬勃生機。《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雨後的松林間月色斑駁，流泉琮。浣紗女踏著月色從竹林間喧鬧著歸來；漁人正分開荷葉搖舟遠去。山村之夜，如詩如畫。他還有一些詩，寧靜中帶幾分禪意。在唐代的重要詩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響最為明顯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詩人，有些詩寫得慷慨激昂，有的詩表現出濃烈的人間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於寫出了人們深情惜別時的普遍感受，後來被編入樂府，成為離筵上反覆吟唱的歌曲《陽關三疊》。孟浩然善於用最省淨的筆墨，寫山水田園的秀美。《過故人莊》寫做客田家的喜悅，恬靜的農舍，真摯的友情，充滿濃郁的生活情趣。《春曉》寫春日那種明媚靜美舒暢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個字，便寫出了無盡的情思韻味：“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暮煙籠罩中的一抹樹林，一輪水中月影。在這朦朧而明淨、深遠而靜謐的境界中，瀰漫著一縷淡淡的鄉愁。孟浩然的許多詩，都這樣以極儉省的文字，表現多重境界和情思。這時和王維、孟浩然的詩歌風格相近的還有常建、儲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詩人，善於寫邊塞生活，如王昌齡、高適、岑參、祖詠等。他們大都到過邊塞，領略過邊塞的壯麗景色，嚮往邊塞立功。在他們的詩中，祖國山河的壯美與保家衛國的豪邁情懷錶現得淋漓盡致。王昌齡寫了二十幾首邊塞詩，最有名的是《出塞》《從軍行》。他的邊塞詩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和清剛的風格。其他題材的詩他也寫得很好，七言絕句有極高的藝術成就。高適的詩風趨於雄壯慷慨：“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從這首詩裡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俠氣質。邊塞詩人的代表，還有岑參。他寫邊塞風物的雄奇瑰麗，寫軍人的豪雄奔放。荒漠與艱苦，在他筆下都成了充滿豪情的壯麗圖畫。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風貌、代表盛唐詩歌高度藝術成就的，是偉大詩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邁、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嚮往建功立業的詩人。他的詩充分表現了盛唐社會士人的自信與抱負，神采飛揚，充滿理想色彩。他的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極大地豐富了古體詩的表現技巧，把樂府詩的寫作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絕句和王昌齡的七言絕句一起被後世推為唐人七絕的代表作。他的詩有著鮮明的藝術個性：爆發式的抒情、變幻莫測的想像和明麗的意象。他把樂府和歌行寫得有如行雲流水，感情噴湧而出時，便如黃河之水，奔騰千里，一瀉而下。他生於盛唐，感受著盛唐昂揚的時代精神，晚年又親眼看到唐代社會的衰敗，理想和現實之間產生巨大反差。他的詩裡既有建立不世功業在指顧之間的信心，又常常有憤慨不平和對於朝廷黑暗的抨擊。他曾經奉詔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賞識，他以為建功立業的時候到了，得意揚揚。不久被權臣毀謗，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實已經腐敗不堪。他說自己是“吟詩作賦北窗裡，萬言不值一杯水”，有才華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卻春風得意，“驊騮拳不能食，蹇驢得意鳴春風”，直罵那些奸佞之徒“董龍更是何雞狗！”即使處在失意的境況中，他也不忘報國。安史亂起之後，他前後兩次從軍就是證明。他的詩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處。前人評他的詩，說是“發想無端”，《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帶著誇張的成分，寫愁生白髮，說是“白髮三千丈”；寫廬山的五老峰，說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寫黃河，說是“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他是一位富於想像的詩人，他的詩常常帶著強烈的主觀色彩。又由於他性格開朗豪放，他的詩意象明麗清新、色彩鮮豔。他純然是一位天才的詩人。
當時另一位偉大詩人，是被後人稱為“詩聖”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歲，兩人的深厚友情成為千古傳頌的文壇佳話。杜甫的青年時代，和許多盛唐詩人一樣，都有過“裘馬輕狂”的漫遊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動是在安史之亂以後。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致君堯舜”的抱負，而一生卻窮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體驗到民眾的疾苦。安史之亂給唐代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半個中國淪為丘墟。杜甫在戰火中流離轉徙，寫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詩作。戰爭中許多重大事件、戰爭帶來的破壞、戰火中百姓的心態，在杜詩中都有極為生動的反映。唐代沒有任何一位詩人，像他那樣深廣地反映安史之亂的歷史，因此他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由於自身的坎坷遭遇，對百姓的苦難深有感觸，發為歌吟，家國之痛與個人的悲哀也就融為一體。《春望》、《登樓》、《登岳陽樓》都是這樣的詩。“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國之悲，已經很難分開了。唐詩到杜甫是一大轉變，題材轉向寫時事、寫底層百姓的生活；寫法上採用敘事和細節描寫，在敘事和細節描寫中抒情。為便於寫時事，他多用古體，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詩。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詩中，律詩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詩的成就，主要是拓寬了表現範圍，盡力發揮律詩這一體式的表現力，既嚴格遵守格律規則，又打破格律的束縛。變化莫測而又不離規矩，寫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詩，都是例子。有時為了更完整地表現一個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採用組詩的形式。用組詩寫時事，是杜甫的創造。律詩，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詩，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藝術手法和藝術風格上，杜甫與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噴湧而出，杜是反覆詠歎；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寫實；李是奔放飄逸，杜是沉鬱頓挫。一般認為，在中國的詩歌發展史上，杜甫帶有集大成的性質，對於後來者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