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以大量歷史文獻，看透歷史真相，請跟我來。

有人說明朝亡於萬曆。我們不要聽人胡說八道。我們只以大量歷史文獻，看看萬曆做了什麼就知道明神宗朱翊鈞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又做了什麼。

明神宗朱翊鈞在位之初十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整個朝政決策歸張居正一人之手。當時朱翊鈞只有十歲。

萬曆10歲剛登基，就是司禮監太監馮保跟高拱的爭鬥。最後張居正跟太監馮保聯合，最後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朱翊鈞將內廷的事務託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敢呼其名。

張居正推行了，“考成法”“一條鞭法”

萬曆九年（1581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誌著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歷史中評價，張居正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

萬曆中興，這一點我們在最後說為什麼一個“考成法”簡單的把官員應辦的事情定期限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跟“一條鞭法”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總為一條，就這兩條簡單的措施，會出現萬曆中興。萬曆中興的原因是什麼。

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一條鞭法，……是銀力兩差併入於兩稅也。未幾，而裡甲之值年者，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後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雜役耶!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餘用心：一條鞭法的實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一條鞭法實行差役貨幣化以後，就為封建國家打開了一條任所欲為地‘加派"銀兩的道路，稅款不斷增加，因而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明唐鶴徵：條編主田為算，……江南地土沃饒，以田為富，故賦役一出於田，賦重而役輕，以輕麗重，且捐妄費，安得不利?齊魯土瘠而少產，其富在末，故賦主田而役主戶，賦輕而役重，以輕帶重，田不足供。安得不困?

《續文獻通考》總結說：大抵歷代立法各有因時制宜之深意，而奉行不善率以病民，吏胥縱其奸，而閭閻受其困，雖復處除之詔屢頒，其及於民者能幾何矣？苟無治人，雖以三代之良法，不足以致治。（《續文獻通考》卷15）。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公曆7月9日），太師（死前九日晉）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病逝。

明神宗朱翊鈞於是下令對張居正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後萬曆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

萬曆十二年（1584年）八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矇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

《明神宗實錄》：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

《明史》：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

《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唐甄：顯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嚴師，信之如筮龜，無言不從，無規不改，雖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盡忠竭才，為所欲為，無不如意，可謂盛矣。

當年明月：他是一個天才，生於紛繁複雜之亂世，他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他獨斷專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裡不一，是個道德並不高尚的人。

陳澤敏：張居正有著天使與惡魔這兩面。即使是現在又有多少人能夠懂他。

請參考：《國榷》、《張居正大傳》。

明神宗朱翊鈞親政，對張居正抄家後，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開始不上朝。也有文獻說從萬曆十五年（1587年）正式上朝。

最後索性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這一年是24歲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登基第十五年，從這年開始，萬曆皇帝朱翊鈞再也沒上過朝，直到大臣們無比想念，強烈要求見皇帝一面，終於在1615年在金鑾殿朝會上見了一次，等於說萬曆不上朝時間長達28年之久。

嘉靖皇帝二十五年不上朝，他的孫子萬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比他還厲害。

同年，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朱翊鈞“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佈他的命令，將“梃擊案”收場。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中央機構空虛，各種事務荒廢，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次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

萬曆不上朝的期間。出現萬曆三大徵。

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

1592年—1598年（明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日本文祿元年至慶長三年）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北韓之役，

萬曆二十四年（1596），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

萬曆命太監橫徵暴斂，激起民變，成全了努爾哈赤。

自張居正死後，朱翊鈞開始透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在此以前，內庫主要收入為金花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區的田賦。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受命尚膳監高淮到遼東開礦、徵稅，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1600)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

同年六月高淮引起的軍屯兵變。錦州(今遼寧錦州)、松山(今遼寧錦縣境內)軍繼前屯軍之後譁變。

《酌中志》記遼東"少壯強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

同時期西南有宦官楊榮亂滇，

亂遼後，遼人四大恨。

明天啟元年（1621年）山西道御史畢佐周歸納的遼人對明朝的四點不滿：

“軍興以來,援卒之欺凌詬誶, 殘遼無寧宇, 遼人為一恨。

軍夫之破產賣兒,貽累車牛,遼人為再恨 。

至逐娼妓而並及張、劉 、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難動之室家 ,遼人為益恨。

至收降夷而雜處民廬 ,令其淫汙妻女 ,侵奪飲食,遼人為愈恨 。有此四恨,而冀其為我守乎?”

李化龍見高淮亂於內、便認為“遼之亡形成矣。”他驚呼:“淮去則遼安、淮在則遼亡。”，“京師去遼才七百里、遼亡則京師未得安枕臥也。”。

二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無路，鑽地無門。”“遼人無腦,皆淮剜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實則成梁代剜之，代吸之矣”，“若遭大虜還有命，若遭家丁沒得剩。”

遼東的漢人，基本上是軍士及其家屬,即所謂“遼東與腹裡地方不同,非官而軍,非軍而官”。正是由於這樣一個居民結構，高淮亂遼後，致前屯衛軍戶不堪髙淮勒索,合營男女數千人"欲攜家北投虜地"。

“強壯之人大半逃入建州,僅得老幼孤貧六七萬人。”“生於遼,不如走於胡”。

史載:弘治元年(1488)遼民"逃亡日多";

隆慶五年(1571)"開原額設兵馬五千,逃亡大半";

萬曆七年(1579)遼東全鎮"軍民逃亡者半"。他們有的"竄伏山東海島,漁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輕,往而不返";有的逃至女真居地。

《明實錄》萬曆三十年(1609)"遼兵六萬餘人,因避差徭繁重，在彼境,久假不歸"，各邊軍士卒，因官軍剝削，往往逃竄”。

遼東二十五年開原額軍士一十五萬陸仟九百餘名，今役止六萬餘名，其間，且多老弱”“開原額沒兵馬五千，逃之大半”惟一二無依窮民 ，仍依舊巢 ,抵死不去 ,曰我搬在何(別)處 ,無過活亦死, 在此亦死, 賊來且隨之而去, 即屢請之而不得也。”

當時明兵不逃者一聽徵召，惟有大哭賣妻鬻子以換快刀出征。

“強壯之人大半逃入建州”，萬曆年間遼東督撫梁夢龍承認“自災虜頻仍，軍民逃亡者半”，

而邊吏張濤已看出“建州富殖，遼人久為所有”，御史翟風坤不得不發出“我遼民以役重差煩，至於無可奈何，願隨之(指女真)去，將來之憂方大耳”。

文獻記載，遼人遷入人數多到建州經濟承載不了。以至於努爾哈赤發文詢問明朝，遼東發生了什麼事情致使遼人大遷徙，強壯之人大半逃入建州,僅得老幼孤貧六七萬人。”

我個人認為這才是，努爾哈赤統領的建州衛，能崛起的唯一重大原因。別的部落根本不具備這麼多人。

因為建州人口爆炸，努爾哈赤必然會掠奪其他部落。最後將長城以北六十六個女真部落統一。

同時埋下了薩爾滸敗亡的隱患。請看文獻。

崇禎時任大學士的徐光啟在《庖言》中說：滿洲人舊都北門，居住的大都是鐵匠，延袤數里。

滿洲兵的盔甲精良，頭盔、面具、護臂、護手，都是精鐵所制，馬匹的要害處也有精鐵護具。但明兵盔甲卻十分簡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餘部分全無保護。兵衝到近處，專射明兵的臉及脅，中箭必死。

又據當時明人程令名說，努爾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人居之，專造弧矢。”

“滿洲的兵，馬箭是最利害的，且雲拾的滿甲一副，抖出鉛子升許，此等好甲鳥槍亦不能透。”

熊廷弼於八月二十九日上書朝廷，陳述遼東明軍情況：“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敗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者……見在馬一萬餘匹，多半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備充步兵，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堅甲利刃，長槍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絃，所持箭皆無羽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禿。甚有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聞風而逃，望陣而逃，懼戰而逃。頃聞北關資訊，各營逃者日以千百計。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臣猶可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人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

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為“一”字）月赴戶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五萬兩，俱無發給……豈軍到今 日尚不餓，馬到今 日尚不瘦不死，而邊事到今 日尚下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雜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

明末長城以北，本來六十六個女真部落，常年互相爭奪草場，人口，廝殺多年。建州衛的人口爆炸。徹底成全了努爾哈赤。

俺答汗兩次圍北京，要求增加貢賞，跟市賞，也先也曾攜帶英宗朱祁鎮圍住北京要錢。但是都沒事。

我到現在一直弄不明白！崇禎年間，為什麼要出兵，幫助葉赫部攻打努爾哈赤！

讓北方精銳出關，跟努爾哈赤打野戰。步兵跟騎兵相戰於野。就算明朝的決策層，都是白痴，但是百官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站出來阻攔？

漢武帝敢打匈奴，那是因為張騫出使西域，漢武帝有西域的大腕馬。出的都是騎兵啊。就算齊射不行，2個換一個，也耗死他們。讓步兵跟騎兵打野戰，尼瑪的，這是怎麼想的？

20萬精銳啊。還分兵6路。就算50萬步兵，我個人都不建議跟6萬騎兵，野戰。這讓你們守個城，就這麼難嗎？非要出去野戰？人家已經叫後金了。歷史上的金國，在護步達岡，2萬金國鐵騎追著70萬遼國大軍殺。雖然是因為金國有人馬具裝重騎兵，鐵浮屠作用。但是這都是教訓啊。為什麼非要幫助葉赫部，這葉赫部是你爹嗎？明朝反手一敗，就讓葉赫部玩了無間道，反手就投靠努爾哈赤。本來是下棋的人，為什麼要下場當運動員？國內已經爛成一鍋粥了，為什麼不以大量貢賞，市賞，歲賜，安撫努爾哈赤？然後賑災，平叛國內起義。等國內安穩了，就拉攏一批，打壓一批，肢解後金？

北宋滅亡，趙構果斷稱臣納貢。建立了南宋。延續皇朝150多年。既然崇禎已經暗中讓楊嗣昌去議和了，為什麼兵部尚書陳新甲洩露議和，被處死？你皇帝都左右搖擺不定，你讓大臣自己跳出來主持決策？議和成功了揹負罵名。主戰一旦前線失力，必然背鍋。

其薩爾滸之戰，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二月，明抵達遼東的援軍約87000餘人，加上葉赫兵一部、北韓軍隊13000人，共約11萬，號稱20萬（有文獻說47萬）明軍共損失兵力約45800餘人，戰死將領300餘人，喪失騾馬28000餘匹，損失槍炮火銃20000餘支，而清軍總共只有6萬人。也有說4到5萬人。

而清軍《滿文老檔》記載的損失微乎其微，說後金僅僅損失了不足200人，“諸申英明汗之兵陣歿者不及二百人”，有近代有學者“估計”，清軍死亡3000人。

明末，明軍經過撫順之戰，薩爾滸之戰，開鐵之戰，清河之戰，遼瀋之戰，廣寧之戰，寧遠之戰，松錦大戰，松山之戰。與明朝發生大小百餘次爭戰鬥，明朝北方精銳，損失殆盡。

蕭一山：“是役也，明傾天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北韓，葉赫精銳，分道深入，使之不能兼顧。而努爾哈赤以八旗六萬之眾，先破其一路，五日之間，全軍皆敗。金士卒僅傷數百人，而所獲則以鉅萬計。明清之興亡，此亦最大關鍵也。

李如梅：“此賊精兵七千，而帶甲者三千；此賊七千，足當倭奴十萬。厥父為俺爺所殺，其時眾不過三十，今則身自嘯聚者至於七千，雖以十人來犯境土，即報遼東而求救。西北雖有韃子，皆不如此賊，須勿忽。

明朝興亡，始於萬曆。

《明史》：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戶科給事中田大益曾忍無可忍地批評萬曆帝：“以金錢珠玉為命脈。”

北韓使臣李恆福曾評價神宗的窮奢極欲：窮極侈靡，以龍腦沉檀屑雜以椒末塗屋壁，又督珠市，盡納其珠，擇其大顆，絡為障子。又遣太監採珠於外，南方貢以珠，其重四兩，天下所貢無於此。此外大者不過三四錢，取之不遺餘力，長安市上龍腦。

民國曆史學家白壽彝評價：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徵，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

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評價：神宗親政以後，獨攬大權，怠於政事而耽於享樂，日益揮霍侈靡，不知遏止。

許文繼、陳時龍評價：神宗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統治最久的皇帝。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0歲到20歲，他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權 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20歲以後，他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於政務；後期怠於政事，酒色財氣，醉生夢死。

《大明會典》確實記載了當初亞洲藩屬國給明皇室進貢鴉片的事。暹羅、爪哇、孟加拉，他們的國王定期向中國派出朝貢使團，拿著黃金鑲邊的國書，嚮明朝進貢當地土產的各種寶物，以取悅宗主國，貢品中就有鴉片，不過《大明會典》把它叫做 “烏香”。

萬曆皇帝30年不上朝，在宮中試驗、服食丹藥，他的丹藥中就有鴉片，他給鴉片起名叫“福壽膏”。他不上朝藉口是頭暈、眼花，其實主要原因是縱慾過度，再加上鴉片的毒癮所致。數百年後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後，科學家對萬曆皇帝的屍體進行化驗，發現他的骨頭中含有嗎啡成分，這是萬曆皇帝食用鴉片的鐵證。

監察御史馮從吾對萬曆皇帝的嗜酒問題曾經有過評價。他在萬曆二十年正月上疏說：“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萬曆十二年時，監察御史孟一脈就曾在奏疏中勸諫說：“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

明朝萬曆年間大理寺評事雒於仁所上的《酒色財氣四箴疏》中就評價說：“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

一代英主揹負千古罵名。我們看看萬曆到底幹了啥。

張居正改革，張居正的陰謀

萬曆在位的前十年，是張居正主政，張居正搞的所謂的改革就是欺君罔上，只是玩的政治權謀而已，說白了就是為自己攬權。

張居正改革，清查土地，全國多了1.8億畝土地，按照當時帝國的稅收政策，每年要多出五百萬兩銀子，錢呢？

誰都知道，萬曆時期土地兼併已經很嚴重，大多數土地在皇家以及官僚手中，他們自然不交稅，可是多出來的土地是他們的。

那麼錢從哪裡來？不還是百姓的？

張居正主政，下邊官員自然會逢迎他，瞞報也是正常的事情，如果徵稅的時候去較真這個錢，估計就難辦了。

所以張居正一死，大家紛紛罵他，為啥呀？

這個賬沒法對皇帝交差，如果張居正活著，估計他也不好交差，這個時候還好辦，不是你張居正查的土地嗎？皇帝跟你要賬就行，可現在張居正死了，誰也不願意接盤啊，誰都知道錢收不上來，沒人找死。

所以清算完張居正之後，張居正清查出來的1.8億畝土地一筆勾銷。

爭國本

爭國本其實很簡單，皇帝想換個太子，其實這個不是難事，為啥呢？

因為明代是嫡長子繼承製，而此時萬曆的皇后不會生孩子，這在古代是可以廢掉的。

所以接下來後位暫時空缺，其實這個時候皇帝讓誰做皇后，誰的兒子就是嫡子，也就是名正言順的太子了，這本身沒毛病，可是大臣非要干涉。

萬曆想立鄭貴妃的兒子，大臣們非說朱常洛年紀大，這不是扯嗎，他們兩個都不是嫡子，跟年齡有啥關係？

大臣為啥這麼做，其實是有陰謀的。

如果順著皇帝意思來，立了鄭貴妃的兒子，那麼這一切都是老皇帝的意思，將來新皇帝登基，他們沒有擁立之功。

而立朱常洛就不一樣了，他們以後可以跟新皇帝吹牛，當年你爸非要立你弟弟，是我們死死拉住他，才立的你啊，這樣的擁立之功皇帝能不賞賜嗎？

徵礦稅徵三餉

徵礦稅，徵三餉的問題我已多次說過，其實就是本應屬於國家的收益全部進了大臣的腰包。

而皇帝想要從大臣手裡拿過來，充實國庫，解決財政問題。

大臣們不樂意，自然要罵皇帝橫徵暴斂啊。

皇帝做的是好事，只不過為無恥大臣們給黑了。

我們看下萬曆所做的事，都是在解決國家問題，無奈大臣們太厲害，文臣集團把皇帝約束的死死的。明代從嘉靖開始，每一任皇帝都在試圖解決財政問題，但都在文臣集團的阻力下無果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