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全文約6000字，大約需要10分鐘
最近，一篇題為《民國不如北洋 北洋不如大清! 》的文章震驚到了筆者。
▲圖源於網路
如果這篇文章的結論是對的，無疑是否定了1911年之後的中國歷史。
同時，也讓筆者想起一樁趣事，托克維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引進後，一些知識分子為了否定而否定，以輝格史觀為指導，接過了在外國爛名聲的國際保王黨思想，不僅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暴力，而且進一步反對歐洲和亞洲後續的一系列革命。
▲路易十六命喪斷頭臺 圖源於網路
他們認為，因為革命所帶來的暴力是不可承受的，其結果也是往往不及預期，所以，還不如緩慢改良。
在這些人看來，新不如舊，存在即合理。
可是，僅僅因為“革命暴力和結果不可測”就能說明：民國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嗎？或者說革命不如改良（改革）嗎？
01
沒有革命危機，就沒有改良
從形式上來看，改良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形態和關係的變遷，而革命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
從歷史上看，絕大部分國家的刑典裡，參與自下而上革命的人一般都會按謀反論處，會誅九族的。那麼，誰會不顧全族性命觸犯如此嚴重的法律呢？
答案只有一個：絕望。只有絕望才能讓民不畏死，而這絕望，不是指人活在糟糕的現實裡，而是人根本看不到現實變好的可能。
而歷史上所謂的改革，不一定真是為了解決社會矛盾，只不過是統治者不想讓江山變色罷了。
▲亞歷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維奇（1818年4月29日—1881年3月13日），羅曼諾夫王朝第十六位沙皇 圖源於網路
186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頒佈解放農奴的法令。
該法令的核心有兩點：一是宣佈廢除農奴制，農奴全部獲得人身自由，擁有包括遷徙、婚姻、改變職業、擁有財產、訂立契約等權利；二是規定全部土地為地主所有，農民按照規定贖買一小塊土地，贖金數額為土地實際價格的兩三倍，農民支付一部分，其餘由政府以有償債券的方式代為支付，農民必須在49年內還清本息。
農民覺得本應屬於自己的土地還要支付贖金，實在是虧了；而貴族認為農民不知好歹，白得土地，明明賺了。
雖然亞歷山大二世這項改革並沒有讓所有人都滿意，但帝國還掌握在貴族手裡，誰也不能說三道四。
▲1890年木刻版畫《俄羅斯農民舞會》 圖源於網路
隨後，貴族們覺得這場改革的步子邁的太大了，有些過於“自由化”。
於是，到了1880年代，沙俄帝國進入了所謂“反改革時期”，各種“自由”政策開始收縮，“俄華人民歷史古董的鑑賞家們”大力強化“集體主義”，宣稱公社是俄國文化的寶貝，要農民把土地還給公社。
但再“保守”的政策也不妨礙“貴族私有化”。
即便在“反改革”的最高峰時期，貴族們也沒有把割的地歸還給公社。這就造成了所謂：“集體主義”的緊箍咒只對農民念，而“自由化”的好處只給貴族享的局面。
所以，這種土地分配不合理的國家或許能夠贏得古代戰爭，但絕對不可能贏得初步現代化的日本。
▲日俄兩國簽署的《朴茨茅斯和約》 圖源於網路
1905年9月5日，日俄兩國簽訂《朴茨茅斯和約》，這場持續一年多的戰爭以沙俄失敗而告終。
對內改革失敗加上對外戰爭的失敗，導致農民起義和工人暴動層出不窮。
雖然被國內國外一攤子爛事搞得焦頭爛額，但尼古拉二世知道，國內正在發生的起義和暴動只是表面現象，其根源還是因為權利的不平等。
▲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1849年6月29日 - 1915年3月13日）俄羅斯第一部憲法的前身《十月宣言》的起草者 圖源於網路
於是，尼古拉二世只能換上支援改革的首相——謝爾蓋·維特。
謝爾蓋·維特上臺後，不僅起草了《十月宣言》，而且讓沙皇簽署了十月詔書，召開第一屆國家杜馬（全俄羅斯國家議會）。
隨後，召開的議會就把沙皇陛下嚇壞了，畢竟尼古拉二世以前沒去英國親戚那參觀過，議會里的環境就像是一個動物園。
勞動團的代表提出：需要將土地國有化後二次分配，以糾正在上次改革中遭遇的不公政策；而立憲民主黨卻極力反對，因為國有化嚴重侵犯私有產權，不僅不該國有化，而且應該一口氣全賣光，雙方吵吵鬧鬧，到底聽誰的？
看了一段時間，尼古拉二世表示，無論哪邊提出的改革要求，都是在割我的肉，並且說割肉太疼，老子就不割了。
▲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 圖源於網路
到了1906年，斯托雷平上任，附帶送了一個沙皇認可的國家政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就是尼古拉二世養的一條狗，而這條狗卻從功能上廢除了國家杜馬。
而斯托雷平的政治風格，簡單說即是“強大的權力與自由主義式改革”的合體，他對無政府主義及反對派人士，始終保持著堅決、斷然的態度。
在斯托雷平就任總理後的三年間，總共有三千七百九十六人被處決。不僅如此，斯托雷平還解散了勞工工會，並禁止許多雜誌、報紙、書籍出版。
不過斯托雷平的打算，並非是扳倒反對派勢力，重建過去那種不受限制的專政制度。
事實上，斯托雷平當時的信條，不過是要“讓依照君主意志改革的祖國，轉變成基於法律上的國家”。
1906年11月，政府決定解除公社。各省依照敕令，設定了土地整理委員會，並承認農民們對自己的用地有個人所有權；至於分散於數十處的地條，則重新畫整成一個區塊。
透過這個方法，沙俄廢除了共同的、集團的農業，使村莊農民可作為一個個人主義的農場經營者重新出發，而經營所需的經費，則由農民銀行給予財政上的支援。
在政策實行後的結果，有些村莊反而出現了人口剩餘的新問題，對於這些村莊，政府則會再次向他們提出移居西伯利亞的措施予以解決。
▲ 1910年，斯托雷平在一家農場視察 圖源於網路
斯托雷平在某份報紙的採訪中曾這麼說過：“給我們的國家二十年時間，待內部與外部穩定後，你們會看到一個自己都認不出來的俄羅斯。”
從政府的角度上看，他的改革方案可以說考慮的非常周全，但不論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還是謝爾蓋·維特以及後來的斯托雷平，他們的改革政策往往忘了照顧那些最底層的俄羅斯農民。
在沙皇實現經濟發展與江山不變色兩大目標的同時，大量失去公社兜底的農民進入城市，要麼成為鋼鐵廠的半奴工，要麼淪為流落街頭的乞丐。
然而，暫時的經濟繁華掩蓋了這一切。
▲ 尼古拉二世一家 圖源於網路
可萬萬沒想到，世界局勢轉變的如此之快，由於尼古拉二世的權力不受約束，在他的親自指揮下，帝國成功輸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隨著一戰的失敗，德國把列寧同志運回他的祖國，沙俄國內糟糕的形式變得更加危急，而在“忠犬”國家政務委員會和“廢物花瓶”杜馬裡的官僚們，自然沒能力處理好錯綜複雜的國內外政治局勢。
斯托雷平的改革，最終促生了日後布林什維克的兩大支柱：城市流民和失地農民。
本想“挽狂瀾於既倒”的改革卻成為了日後“改天換日”革命之基礎，真的是天道好輪迴。
02
誰說改良不流血？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沙俄改革的例子來看，可以簡單說成是舊的利益集團阻撓，最後出現了與改革初衷相悖的結果。
可是如果說改革不僅僅會出現偏差，甚至其代價並不比革命小，那怎麼辦？
讓我們把目光從沙俄投向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日本。
此時的德川幕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體制危機，不僅無法解決日益惡化的財政問題，而且通貨膨脹、農村土地兼併和城市無業流動人口增加等問題也無法拿出解決方案。
▲ 日本人眼中的黑船 圖源於網路
1852年至1853年，俄羅斯帝國海軍軍官普提雅廷和美國海軍將領馬休·佩裡前後來到日本，強迫江戶幕府開國。
日美雙方簽署《神奈川條約》（即《日美和親條約》），日本被迫開國。
締結條約後幕府即刻被各強藩冠以“軟弱無能、賣國求榮”等惡名，幕府為穩固其統治，發起“公武合體運動”，企圖依託天皇之名穩固其統治，同時壓制當時的尊皇攘夷運動，以避免幕府倒臺。
事實上，所謂“公武合體運動”是幕府、朝廷與強藩之間為各自利益而相互妥協的矛盾產物，雖說朝廷和強藩互相制約幕府權利，但始終不改幕府其一家獨大的本質。
眼看幕府便要一家獨大的這麼坐下去的時候，支撐公武合體的孝明天皇卻死了。
如若將這件事兒放在日本平安朝之後與黑船來航前的任何時期，大抵都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大事，畢竟日本皇族中擁有“天照大神”血統的人能從北京站排著隊一直站到八寶山，再隨便拎出來一個當傀儡，只要聽話就行。
▲明治天皇 圖源於網路
明治天皇繼位後第二年（1868年），便釋出《王政復古大號令》，號召日本統治權迴歸天皇，並強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辭官，沒收幕府領地。
結果就開始了一場戲劇性質的戊辰戰爭。
1868年1月27日，薩摩和長州藩的五千天皇直領軍與幕府的一萬五千餘軍士於京都交戰，幕府軍敗北於薩長聯軍，德川慶喜敗走江戶。
一群舊精英被新精英所代替，幕府結束了統治，天皇回到東京，日本這個國家看起來正在走向正軌，不久之後就是偉大的明治維新，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美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接下來發生的故事。
▲維新後三傑 圖源於網路
在明治維新“前三傑”“後三傑”六人中，就有四人在維新過程中死於非命。
從維新前夜改革派與保守派就不斷以死刑、流血政變和恐怖暗殺等形式進行暴力鬥爭：所謂安政大獄、櫻田門事變、池田屋事變、坂下門事變、禁門之變、功山寺起義等等，更不用說維新過程中光戰爭就打了三次（徵長戰爭、討幕戰爭、西南戰爭）。
維新的戰火從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稜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薩摩藩鹿兒島。
僅僅西南戰爭中的一場田原坂之戰，就有3000多人戰死。這場所謂自上而下的改革，最後淪為幾大利益集團的傾軋，不僅非常東亞，而且也沒少流血。
從結果來看，維新改良體制變異為軍國主義溫床，你說明治維新是好還是壞？
03
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按照《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說法：“對於一個壞Government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既然改革有這樣與那樣的問題，那麼不改革又會怎麼樣呢？
答：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反應“戊戌六君子”的油畫 圖源於網路
1898年9月，清帝國的核心慈禧太后用血腥手段鎮壓了剛剛起步的戊戌變法。
1900年，想借義和團之手給洋人以顏色的慈禧太后，終於惹出潑天大禍，八國聯軍一路攻陷京師，慈禧攜光緒皇帝倉皇“西狩”。
一年後，面對聯軍“懲辦禍首”的要求，以及各地興起的反清運動和動盪不安的社會局面，慈禧太后為了維護其岌岌可危的統治，決定集中對付革命勢力，依靠洋務派官僚集團實行變法。
可惜的是，這場“改革”並沒有多少真材實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即頒佈了所謂變法詔，說要實行“新政”“變法自強”。
到了8月20日，即西太后與光緒皇帝離開西安“迴鑾”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義再發文告，表示清政府立意“變法”的決心：“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唯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為宗廟計，為臣民計，舍此更無他策。”
這些決心改革的誓言實質上是為了糊弄敷衍西方列強的託詞，雖然“新政”也做了一些事情，例如鼓勵私人資本辦工業、廢除科舉辦學堂、建立新軍等等，但這個被逼出來的“新政”恰恰迴避了變法自強的關鍵——政治改革。
▲慈禧太后，後期著色 圖源於網路
慈禧太后為了“祖宗基業永不變色”根本沒有想過走這一步。
所以，在這套敷衍洋人的“新政”下，正事也會做歪，好事也會辦壞。
例如鼓勵私人資本，成了官商勾結、強取豪奪的的新途徑；廢科舉辦新式學堂，本來是件得民心的好事，卻在地方土紳的操縱下，藉口辦學，抽收學捐，徇私舞弊，大搞儒學復興。
立憲派所期望的責任內閣，連提都沒有提，預定要設立的資政院，也不知何時才能成立。對於涉及皇室大權及滿族親貴利害的各衙門，則明確宣告不予更動。
善於權術的慈禧，更是藉口官制案，大搞派系清洗，在十一個部院中：漢4、滿6、蒙1，還不如原先規定的各部均設滿漢尚書各一員的清朝舊制。
特別重要的幾個部，如度支（財政）部、陸軍部都由滿人掌管，洋務派官員卻大部分被調離要職。
▲督辦政務處幾乎為皇親貴胄所組成 圖源於網路
到了1910年，面對江南、四川等地不穩定的局勢，清王朝勉強成立了資政院。
在200個議員中，有一半是由三歲皇帝溥儀“欽定”的，其中80人是“宗室王公世爵”和“各部院衙門官”，另一半100人是從各省諮議局議員中推選後再經各省督撫核定的。
而資政院的Quattroporte、副Quattroporte都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擔任，資政院成立後到清朝滅亡前只開過一次會。
1911年5月8日，清廷又批准成立了所謂新內閣，13個內閣大臣中有8個是滿族人，其中5個是皇族。
前有“資政院”後有“新內閣”都是實打實的皇族內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發生時，滿清的總督大臣們無一人殉國，悲乎？憐乎？
04
道路的選擇
寫到這有人會說，筆者前面把改革罵了一個遍，不是支援革命是什麼？
筆者既不反對改革，也不支援革命，這何來矛盾？為什麼我們一研究歷史就要對號入座？現在主張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張“繼續革命”時就要痛罵晚清的立憲派一樣，這不是犯傻嗎？
如果沒有暴力威脅，你覺得沙俄斯托雷平的改革能撐過三週？亞歷山大一世沙皇支援解放農奴最後還不是被貴族給抵制廢了。沒有農民起義的危險，你覺得明治維新能搞的那麼起勁？日本人學中國文化學的很好，他們知道真的爆發農民起義，這些舊精英舊貴族沒一個能活的。
▲慈禧太后命人將她本人畫像用轎子裝著送到西班牙駐華公使館 圖源於網路
而大清，除了辛亥革命前，哪次不是從民變邊緣加急搶救的。
改革和革命，就是個一體兩面的活，當改革沒有出現或者失敗的時候，那絕望會瀰漫在整個社會中給革命帶來所需的土壤與水。
兩者以何種面貌出現，取決於複雜的歷史背景，歷史對現實的啟示主要是價值觀和智慧積累方面的，歷史不能給我們開出現成的藥方。對辛亥志士未竟的理想，我們“仍須努力”，但他們的許多具體行為今人無法、也無須複製。
我們今天研究歷史做“事後諸葛亮”，並不是為了指責當年的人們是阿斗，而是為了我們自己不要變成“事後阿斗”。
就像我們可以暢想，當年法國立憲會議不濫發紙幣，是否能夠避免後面的雅各賓專政；當年維特首相不被撤換，是否能夠避免十月革命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年慈禧太后在戊戌變法後失敗，是否還會發生侵華戰爭等等。
▲《華盛頓橫渡特拉華河》油畫 圖源於網路
而且我們不能忘記，在遙遠的Continental，英國王室體面的完成了社會改革，比利時王室，瑞典王室等等都取得了成功；而革命中，也不總是失敗，十三州脫離大英帝國的美國革命，尼德蘭地區脫離西班牙王室的統治，瑞士人組建聯邦與哈布斯堡為敵而不敗。
歷史記載了無數的成功與失敗，並不需要一種非此即彼的鬥爭思維，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他們的改革（或革命）成功了？
無論是革命也好改革也罷，說到底都是社會秩序變革的過程，需要各個階層的諒解與妥協，任何一方的缺失必然需要下一輪的改革或者革命來進行彌補。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因為他們在封建貴族、官僚階級、農民階級、城市資產階級裡轉了一個遍，最後卻發現，沒有妥協就沒有未來。
結語
為何在東亞國家千百年的歷史中，存在著一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規律？蓋因國事勢必包攬於皇帝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
因而絕大部分出自皇帝之手的所謂改良，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而改革與革命並不是什麼對立的選擇，而是取決於改良結果是否真的建立了一個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政府。
如果改良沒有建立一個這樣的政府，也不要把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只有認清這一點，方能跳出那個歷史週期。
參考資料：
《清末“新政”破產的教訓》 李維民
《一次被斷送的政改》秦暉
《再議“告別革命”》榮劍、秦暉、朱學勤
《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大地》
《革命黨與執政黨》潘維
（完）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全文約6000字，大約需要10分鐘
最近，一篇題為《民國不如北洋 北洋不如大清! 》的文章震驚到了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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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篇文章的結論是對的，無疑是否定了1911年之後的中國歷史。
同時，也讓筆者想起一樁趣事，托克維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引進後，一些知識分子為了否定而否定，以輝格史觀為指導，接過了在外國爛名聲的國際保王黨思想，不僅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暴力，而且進一步反對歐洲和亞洲後續的一系列革命。
▲路易十六命喪斷頭臺 圖源於網路
他們認為，因為革命所帶來的暴力是不可承受的，其結果也是往往不及預期，所以，還不如緩慢改良。
在這些人看來，新不如舊，存在即合理。
可是，僅僅因為“革命暴力和結果不可測”就能說明：民國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嗎？或者說革命不如改良（改革）嗎？
01
沒有革命危機，就沒有改良
從形式上來看，改良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形態和關係的變遷，而革命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
從歷史上看，絕大部分國家的刑典裡，參與自下而上革命的人一般都會按謀反論處，會誅九族的。那麼，誰會不顧全族性命觸犯如此嚴重的法律呢？
答案只有一個：絕望。只有絕望才能讓民不畏死，而這絕望，不是指人活在糟糕的現實裡，而是人根本看不到現實變好的可能。
而歷史上所謂的改革，不一定真是為了解決社會矛盾，只不過是統治者不想讓江山變色罷了。
▲亞歷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維奇（1818年4月29日—1881年3月13日），羅曼諾夫王朝第十六位沙皇 圖源於網路
186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頒佈解放農奴的法令。
該法令的核心有兩點：一是宣佈廢除農奴制，農奴全部獲得人身自由，擁有包括遷徙、婚姻、改變職業、擁有財產、訂立契約等權利；二是規定全部土地為地主所有，農民按照規定贖買一小塊土地，贖金數額為土地實際價格的兩三倍，農民支付一部分，其餘由政府以有償債券的方式代為支付，農民必須在49年內還清本息。
農民覺得本應屬於自己的土地還要支付贖金，實在是虧了；而貴族認為農民不知好歹，白得土地，明明賺了。
雖然亞歷山大二世這項改革並沒有讓所有人都滿意，但帝國還掌握在貴族手裡，誰也不能說三道四。
▲1890年木刻版畫《俄羅斯農民舞會》 圖源於網路
隨後，貴族們覺得這場改革的步子邁的太大了，有些過於“自由化”。
於是，到了1880年代，沙俄帝國進入了所謂“反改革時期”，各種“自由”政策開始收縮，“俄華人民歷史古董的鑑賞家們”大力強化“集體主義”，宣稱公社是俄國文化的寶貝，要農民把土地還給公社。
但再“保守”的政策也不妨礙“貴族私有化”。
即便在“反改革”的最高峰時期，貴族們也沒有把割的地歸還給公社。這就造成了所謂：“集體主義”的緊箍咒只對農民念，而“自由化”的好處只給貴族享的局面。
所以，這種土地分配不合理的國家或許能夠贏得古代戰爭，但絕對不可能贏得初步現代化的日本。
▲日俄兩國簽署的《朴茨茅斯和約》 圖源於網路
1905年9月5日，日俄兩國簽訂《朴茨茅斯和約》，這場持續一年多的戰爭以沙俄失敗而告終。
對內改革失敗加上對外戰爭的失敗，導致農民起義和工人暴動層出不窮。
雖然被國內國外一攤子爛事搞得焦頭爛額，但尼古拉二世知道，國內正在發生的起義和暴動只是表面現象，其根源還是因為權利的不平等。
▲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1849年6月29日 - 1915年3月13日）俄羅斯第一部憲法的前身《十月宣言》的起草者 圖源於網路
於是，尼古拉二世只能換上支援改革的首相——謝爾蓋·維特。
謝爾蓋·維特上臺後，不僅起草了《十月宣言》，而且讓沙皇簽署了十月詔書，召開第一屆國家杜馬（全俄羅斯國家議會）。
隨後，召開的議會就把沙皇陛下嚇壞了，畢竟尼古拉二世以前沒去英國親戚那參觀過，議會里的環境就像是一個動物園。
勞動團的代表提出：需要將土地國有化後二次分配，以糾正在上次改革中遭遇的不公政策；而立憲民主黨卻極力反對，因為國有化嚴重侵犯私有產權，不僅不該國有化，而且應該一口氣全賣光，雙方吵吵鬧鬧，到底聽誰的？
看了一段時間，尼古拉二世表示，無論哪邊提出的改革要求，都是在割我的肉，並且說割肉太疼，老子就不割了。
▲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 圖源於網路
到了1906年，斯托雷平上任，附帶送了一個沙皇認可的國家政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就是尼古拉二世養的一條狗，而這條狗卻從功能上廢除了國家杜馬。
而斯托雷平的政治風格，簡單說即是“強大的權力與自由主義式改革”的合體，他對無政府主義及反對派人士，始終保持著堅決、斷然的態度。
在斯托雷平就任總理後的三年間，總共有三千七百九十六人被處決。不僅如此，斯托雷平還解散了勞工工會，並禁止許多雜誌、報紙、書籍出版。
不過斯托雷平的打算，並非是扳倒反對派勢力，重建過去那種不受限制的專政制度。
事實上，斯托雷平當時的信條，不過是要“讓依照君主意志改革的祖國，轉變成基於法律上的國家”。
1906年11月，政府決定解除公社。各省依照敕令，設定了土地整理委員會，並承認農民們對自己的用地有個人所有權；至於分散於數十處的地條，則重新畫整成一個區塊。
透過這個方法，沙俄廢除了共同的、集團的農業，使村莊農民可作為一個個人主義的農場經營者重新出發，而經營所需的經費，則由農民銀行給予財政上的支援。
在政策實行後的結果，有些村莊反而出現了人口剩餘的新問題，對於這些村莊，政府則會再次向他們提出移居西伯利亞的措施予以解決。
▲ 1910年，斯托雷平在一家農場視察 圖源於網路
斯托雷平在某份報紙的採訪中曾這麼說過：“給我們的國家二十年時間，待內部與外部穩定後，你們會看到一個自己都認不出來的俄羅斯。”
從政府的角度上看，他的改革方案可以說考慮的非常周全，但不論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還是謝爾蓋·維特以及後來的斯托雷平，他們的改革政策往往忘了照顧那些最底層的俄羅斯農民。
在沙皇實現經濟發展與江山不變色兩大目標的同時，大量失去公社兜底的農民進入城市，要麼成為鋼鐵廠的半奴工，要麼淪為流落街頭的乞丐。
然而，暫時的經濟繁華掩蓋了這一切。
▲ 尼古拉二世一家 圖源於網路
可萬萬沒想到，世界局勢轉變的如此之快，由於尼古拉二世的權力不受約束，在他的親自指揮下，帝國成功輸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隨著一戰的失敗，德國把列寧同志運回他的祖國，沙俄國內糟糕的形式變得更加危急，而在“忠犬”國家政務委員會和“廢物花瓶”杜馬裡的官僚們，自然沒能力處理好錯綜複雜的國內外政治局勢。
斯托雷平的改革，最終促生了日後布林什維克的兩大支柱：城市流民和失地農民。
本想“挽狂瀾於既倒”的改革卻成為了日後“改天換日”革命之基礎，真的是天道好輪迴。
02
誰說改良不流血？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沙俄改革的例子來看，可以簡單說成是舊的利益集團阻撓，最後出現了與改革初衷相悖的結果。
可是如果說改革不僅僅會出現偏差，甚至其代價並不比革命小，那怎麼辦？
讓我們把目光從沙俄投向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日本。
此時的德川幕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體制危機，不僅無法解決日益惡化的財政問題，而且通貨膨脹、農村土地兼併和城市無業流動人口增加等問題也無法拿出解決方案。
▲ 日本人眼中的黑船 圖源於網路
1852年至1853年，俄羅斯帝國海軍軍官普提雅廷和美國海軍將領馬休·佩裡前後來到日本，強迫江戶幕府開國。
日美雙方簽署《神奈川條約》（即《日美和親條約》），日本被迫開國。
締結條約後幕府即刻被各強藩冠以“軟弱無能、賣國求榮”等惡名，幕府為穩固其統治，發起“公武合體運動”，企圖依託天皇之名穩固其統治，同時壓制當時的尊皇攘夷運動，以避免幕府倒臺。
事實上，所謂“公武合體運動”是幕府、朝廷與強藩之間為各自利益而相互妥協的矛盾產物，雖說朝廷和強藩互相制約幕府權利，但始終不改幕府其一家獨大的本質。
眼看幕府便要一家獨大的這麼坐下去的時候，支撐公武合體的孝明天皇卻死了。
如若將這件事兒放在日本平安朝之後與黑船來航前的任何時期，大抵都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大事，畢竟日本皇族中擁有“天照大神”血統的人能從北京站排著隊一直站到八寶山，再隨便拎出來一個當傀儡，只要聽話就行。
▲明治天皇 圖源於網路
明治天皇繼位後第二年（1868年），便釋出《王政復古大號令》，號召日本統治權迴歸天皇，並強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辭官，沒收幕府領地。
結果就開始了一場戲劇性質的戊辰戰爭。
1868年1月27日，薩摩和長州藩的五千天皇直領軍與幕府的一萬五千餘軍士於京都交戰，幕府軍敗北於薩長聯軍，德川慶喜敗走江戶。
一群舊精英被新精英所代替，幕府結束了統治，天皇回到東京，日本這個國家看起來正在走向正軌，不久之後就是偉大的明治維新，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美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接下來發生的故事。
▲維新後三傑 圖源於網路
在明治維新“前三傑”“後三傑”六人中，就有四人在維新過程中死於非命。
從維新前夜改革派與保守派就不斷以死刑、流血政變和恐怖暗殺等形式進行暴力鬥爭：所謂安政大獄、櫻田門事變、池田屋事變、坂下門事變、禁門之變、功山寺起義等等，更不用說維新過程中光戰爭就打了三次（徵長戰爭、討幕戰爭、西南戰爭）。
維新的戰火從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稜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薩摩藩鹿兒島。
僅僅西南戰爭中的一場田原坂之戰，就有3000多人戰死。這場所謂自上而下的改革，最後淪為幾大利益集團的傾軋，不僅非常東亞，而且也沒少流血。
從結果來看，維新改良體制變異為軍國主義溫床，你說明治維新是好還是壞？
03
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按照《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說法：“對於一個壞Government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既然改革有這樣與那樣的問題，那麼不改革又會怎麼樣呢？
答：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反應“戊戌六君子”的油畫 圖源於網路
1898年9月，清帝國的核心慈禧太后用血腥手段鎮壓了剛剛起步的戊戌變法。
1900年，想借義和團之手給洋人以顏色的慈禧太后，終於惹出潑天大禍，八國聯軍一路攻陷京師，慈禧攜光緒皇帝倉皇“西狩”。
一年後，面對聯軍“懲辦禍首”的要求，以及各地興起的反清運動和動盪不安的社會局面，慈禧太后為了維護其岌岌可危的統治，決定集中對付革命勢力，依靠洋務派官僚集團實行變法。
可惜的是，這場“改革”並沒有多少真材實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即頒佈了所謂變法詔，說要實行“新政”“變法自強”。
到了8月20日，即西太后與光緒皇帝離開西安“迴鑾”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義再發文告，表示清政府立意“變法”的決心：“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唯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為宗廟計，為臣民計，舍此更無他策。”
這些決心改革的誓言實質上是為了糊弄敷衍西方列強的託詞，雖然“新政”也做了一些事情，例如鼓勵私人資本辦工業、廢除科舉辦學堂、建立新軍等等，但這個被逼出來的“新政”恰恰迴避了變法自強的關鍵——政治改革。
▲慈禧太后，後期著色 圖源於網路
慈禧太后為了“祖宗基業永不變色”根本沒有想過走這一步。
所以，在這套敷衍洋人的“新政”下，正事也會做歪，好事也會辦壞。
例如鼓勵私人資本，成了官商勾結、強取豪奪的的新途徑；廢科舉辦新式學堂，本來是件得民心的好事，卻在地方土紳的操縱下，藉口辦學，抽收學捐，徇私舞弊，大搞儒學復興。
立憲派所期望的責任內閣，連提都沒有提，預定要設立的資政院，也不知何時才能成立。對於涉及皇室大權及滿族親貴利害的各衙門，則明確宣告不予更動。
善於權術的慈禧，更是藉口官制案，大搞派系清洗，在十一個部院中：漢4、滿6、蒙1，還不如原先規定的各部均設滿漢尚書各一員的清朝舊制。
特別重要的幾個部，如度支（財政）部、陸軍部都由滿人掌管，洋務派官員卻大部分被調離要職。
▲督辦政務處幾乎為皇親貴胄所組成 圖源於網路
到了1910年，面對江南、四川等地不穩定的局勢，清王朝勉強成立了資政院。
在200個議員中，有一半是由三歲皇帝溥儀“欽定”的，其中80人是“宗室王公世爵”和“各部院衙門官”，另一半100人是從各省諮議局議員中推選後再經各省督撫核定的。
而資政院的Quattroporte、副Quattroporte都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擔任，資政院成立後到清朝滅亡前只開過一次會。
1911年5月8日，清廷又批准成立了所謂新內閣，13個內閣大臣中有8個是滿族人，其中5個是皇族。
前有“資政院”後有“新內閣”都是實打實的皇族內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發生時，滿清的總督大臣們無一人殉國，悲乎？憐乎？
04
道路的選擇
寫到這有人會說，筆者前面把改革罵了一個遍，不是支援革命是什麼？
筆者既不反對改革，也不支援革命，這何來矛盾？為什麼我們一研究歷史就要對號入座？現在主張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張“繼續革命”時就要痛罵晚清的立憲派一樣，這不是犯傻嗎？
如果沒有暴力威脅，你覺得沙俄斯托雷平的改革能撐過三週？亞歷山大一世沙皇支援解放農奴最後還不是被貴族給抵制廢了。沒有農民起義的危險，你覺得明治維新能搞的那麼起勁？日本人學中國文化學的很好，他們知道真的爆發農民起義，這些舊精英舊貴族沒一個能活的。
▲慈禧太后命人將她本人畫像用轎子裝著送到西班牙駐華公使館 圖源於網路
而大清，除了辛亥革命前，哪次不是從民變邊緣加急搶救的。
改革和革命，就是個一體兩面的活，當改革沒有出現或者失敗的時候，那絕望會瀰漫在整個社會中給革命帶來所需的土壤與水。
兩者以何種面貌出現，取決於複雜的歷史背景，歷史對現實的啟示主要是價值觀和智慧積累方面的，歷史不能給我們開出現成的藥方。對辛亥志士未竟的理想，我們“仍須努力”，但他們的許多具體行為今人無法、也無須複製。
我們今天研究歷史做“事後諸葛亮”，並不是為了指責當年的人們是阿斗，而是為了我們自己不要變成“事後阿斗”。
就像我們可以暢想，當年法國立憲會議不濫發紙幣，是否能夠避免後面的雅各賓專政；當年維特首相不被撤換，是否能夠避免十月革命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年慈禧太后在戊戌變法後失敗，是否還會發生侵華戰爭等等。
▲《華盛頓橫渡特拉華河》油畫 圖源於網路
而且我們不能忘記，在遙遠的Continental，英國王室體面的完成了社會改革，比利時王室，瑞典王室等等都取得了成功；而革命中，也不總是失敗，十三州脫離大英帝國的美國革命，尼德蘭地區脫離西班牙王室的統治，瑞士人組建聯邦與哈布斯堡為敵而不敗。
歷史記載了無數的成功與失敗，並不需要一種非此即彼的鬥爭思維，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他們的改革（或革命）成功了？
無論是革命也好改革也罷，說到底都是社會秩序變革的過程，需要各個階層的諒解與妥協，任何一方的缺失必然需要下一輪的改革或者革命來進行彌補。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因為他們在封建貴族、官僚階級、農民階級、城市資產階級裡轉了一個遍，最後卻發現，沒有妥協就沒有未來。
結語
為何在東亞國家千百年的歷史中，存在著一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規律？蓋因國事勢必包攬於皇帝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
因而絕大部分出自皇帝之手的所謂改良，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而改革與革命並不是什麼對立的選擇，而是取決於改良結果是否真的建立了一個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政府。
如果改良沒有建立一個這樣的政府，也不要把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只有認清這一點，方能跳出那個歷史週期。
參考資料：
《清末“新政”破產的教訓》 李維民
《一次被斷送的政改》秦暉
《再議“告別革命”》榮劍、秦暉、朱學勤
《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大地》
《革命黨與執政黨》潘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