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是2014年的故事。

瑞典隆德大學一名伊拉克籍 博士生深陷ISIS佔領區，被導師派遣的僱傭兵乘四輛SUV武裝救出。

2014年的一天，這位名叫特納的分析化學教授，收到了學生的簡訊，簡訊表示，如果他一個星期還沒回到學校，那麼自己的博士論文恐怕無法完成了。因為他和老婆女兒目前正躲在一個廢棄漂白廠，頭頂不斷有子彈呼嘯而過，而向他們開火的是鎮外的ISIS恐怖分子。但是特納教授決不允許Jumaah的研究半途而廢。因此特納教授向自己的上級報告了這件事，得到“做你想做的事”的回答後，特納開始了營救學生的計劃。

很多人在糾結最後文末博士已經支付完了費用而對此次救援持質疑態度，我再說一下好了

事實上，這正是該導師以及本次救援最值得稱道的部分。

原文：

這是一個很少有大學可以誇耀提供的教牧關懷。隆德大學的化學教授派出一支精英僱傭兵團隊進入伊斯蘭國家戰爭區，以釋放她的一名博士生和他的家人。

It’s a level of pastoral care few universities can boast of providing. A chemistry professor at Lund University dispatched a team of elite mercenaries into an Islamic State warzone to free one of her doctoral students and his family.

分析化學教授夏洛塔特納於2014年收到了她的學生Firas Jumaah的簡訊，告訴她如果他在一週內沒有回來，就不會完成論文。

Charlotta Turner, Professor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received a text message from her student Firas Jumaah in 2014 telling her to to assume he would not finish his thesis if he had not returned within a week.

他告訴她，他和他的Yazidi家人躲藏在一家廢棄的漂白工廠裡，聽到伊斯蘭國（Isil）戰士在外面漫遊城鎮時發出的槍聲。

He and his Yazidi family were, he told her, hiding out in a disused bleach factory, hearing the sounds of gunshots as Islamic State (Isil) warriors roamed the town outside.

“我根本就沒有希望，”Jumaah告訴Lund的大學雜誌LUM。 “我很絕望。我只想告訴我的主管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知道教授能為我們做什麼。“

“I had no hope then at all,” Jumaah told Lund’s University Magazine LUM. “I was desperate. I just wanted to tell my supervisor what was happening. I had no idea that a professor would be able to do anything for us.”

但特納並不介意讓Jumaah的研究專案未完成。

But Turner was in no mind to let Jumaah’s research project go unfinished.

Firas Jumaah與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一起被救出

Firas Jumaah was rescued along with his wife and two daughters

“發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她說。 “我變得非常憤怒，以至於IS可以將自己闖入我們的世界，危及我的博士生並擾亂研究。”

“What was happening wa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she said. “I became so angry that IS could barge themselves into our world, endanger my doctoral student and disturb the research.”

她聯絡了上級，瞭解是否可以採取任何措施。“這是一個基本人性問題。我的老闆給了我綠燈，說"做就做"，“她說。她聯絡了大學當時的安全負責人Per Gustafson。

She contacted her superiors to find out if anything could be done. “It was a question of basic humanity. My boss gave me the green light and said ‘just do it’,” she said. She contacted the university’s then security chief Per Gustafson.

“這幾乎就像他一直在等待這種使命，”她說。 “Per Gustafson說我們已經與一家在全世界都有效的運輸和安全公司打交道。”

經過幾天激烈的活動，Gustafson聘請了一家保安公司，然後安排救援行動。就在幾天之後，兩輛載有四名全副武裝的僱傭兵的豐田陸地巡洋艦咆哮著進入Jumaah藏身的地區。然後他們和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小孩一起帶他去埃爾比勒機場。

“It was almost as if he’d been waiting for this kind of mission,” she said. “Per Gustafson said that we had deal with a transport and security company which was valid all over the whole world.”

Over a few days of intense activity, Gustafson hired a security company which then arranged a rescue operation. Just a few days later two Toyota Land Cruisers bearing four heavily-armed mercenaries roared into the area where Jumaah was hiding.

They then drove him him away to Erbil airport together with his wife and two small children.

“我從來沒有感到如此特權，所以貴賓，”Jumaah說。 “但與此同時，我感覺自己像個膽小鬼，因為我離開了我的母親和姐妹。”

Jumaah和他的家人遵循Yazidi宗教，該宗教被伊斯蘭國宣佈為魔鬼崇拜的形式，並且在他的妻子命令他說伊黎伊斯蘭國的戰士進入鄰村後，他從瑞典飛來。

“I have never felt so privileged, so VIP,” Jumaah said. “But at the same time I felt like a coward because I left my mother and sisters behind me.”

Jumaah and his family follow the Yazidi religion, which has been declared a form of devil worship by Islamic State, and he had flown in from Sweden after his wife had rung him to say that ISIL warriors had entered the neighbouring village.

“我的妻子完全處於恐慌狀態，每個人都對伊斯蘭國的表現感到震驚。我乘坐第一架飛機與他們在一起。當我不在的時候，如果發生任何事情，我會有什麼樣的生活？“他說。

幸運的是，其餘的家人都倖免於Isil的職業生涯，而回到瑞典的Jumaah完成了他的博士學位，現在在當地一家制藥公司工作。

“這是一個獨特的事件。據我所知，沒有其他大學參加類似的活動，“古斯塔夫森說。

“My wife was in a total panic, everyone was shocked at how Islamic State was behaving. I took the first plane there to be with them. What sort of life would I have had if anything had happened to them when I wasn’t there?” he said.

Luckily the rest of the family all survived Isil occupation, while Jumaah, back in Sweden, completed his PHD and now works for a loc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

“It was a unique event. As far as I know no other university has taken part in anything like it,” Gustafson said.

首先，導師是女的；第二，學校支援；第三，完成救人。

試想，如果這發生在其他國家是什麼處理方式？

（1）私自離校，開除；（2）非法行為，開除；（3）學校和導師撇清關係，發文說不知情；

調侃歸調侃，試問有幾人能做到？

Jumaah和自己的妻子女兒一起被困，絕望中用簡訊通知了自己的導師特納。特納將此事報告了學校並僱傭了兩輛裝甲SUV和四名武裝員突進伊拉克Jumaah被困地點將其救出。他的妻兒也一併獲救。

故事中，Jumaah有驚無險的逃出了被困的伊拉克IS控制區，很幸運，不過也要感謝他的好老師特納。

作為老師，特納愛自己的教育物件———學生，這是師德。特別是Jumaah身處危險的IS佔領區時，能夠盡力並設法營救，精神可嘉。

文中特納說“當得知IS導致我的學生不能完成學業和受影響時，我特別生氣”我有責任營救我的學生。

14年，正是IS強盛時期，在伊拉克製造了很多爆炸事件。據悉，四年後Jumaah順利的完成了學業，這段師生情也被傳為佳話。

事件有積極意義，其實你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這個事件。

積極的第一角度：just do it！（有需要就去做）

遇到事情，特別是難以處理的大事情，一般來說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迴避，而不是主動作為迎難而上。在這個故事中，博士丈夫沒有放棄妻兒，冒著危險歸國保護家庭，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工作責任，告訴導師無法完成論文。導師毫不猶豫的以論文未完成為由向上司申請，這是一種主動性的承擔，學校也沒有推諉，出錢出力出面的各方沒有去考慮事後會有什麼責任，救援不成功怎麼辦，任何事情，just do it!有時候考慮太多，誰也不擔責任，似乎什麼事都沒有，但是這樣的社會會讓人感覺冷冰冰。all for one，one for all，這是三個火槍手的生死法則，也是人類最基礎的生存法則。

積極的第二角度：商業社會其實這種決策更加容易做。

拋開一切，實際上這依然是商業在支援救援，僱傭兵完成所有的事項，學校，教授和很多關心這件事的人，最後只需要聚焦成一筆經費，及這筆經費支付後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問題。這就是一筆交易，拯救大兵瑞恩需要各種關於付出生命和救回軍人之間的權衡，大多數看客會覺得這裡面有很多成本收益思考，為救一個兵，犧牲更多的人值得嗎？而商業社會解決了一部分問題，僱傭救援，也是一份職業。

總的來說，這是一個可以拍成大片的故事，貫穿始終的就是“責任”二字。家庭責任，工作責任，社會責任。其中最應該褒獎的還是博士最終支付完了安保公司的費用。這進一步體現了這位Firas Jumaah博士對自身責任的重視。

加丘吉爾的一句話：“偉大的代價就是責任。”

最近一個超級勁爆的新聞被刷屏了，那就是一名瑞典的教授，為了讓學生補完論文，動用僱傭兵將其一家人從被極端組織圍困的伊拉克內拯救出來，然後勒令他繼續完成論文的故事。

這個故事看上去顯得那麼不可思議，為什麼一個大學教授能為一個學生做到如此地步？而這個學生又是為什麼會被極端組織圍困的呢？

【始建於1882年的瑞典隆德大學的主樓】

【隆德大學的中央圖書館】

首先咱們還是將這個故事的細節過濾一下，這樣才能更深入瞭解這個故事背後的真相：

這位伊拉克學生是一位在瑞典隆德大學攻讀分析化學專業的博士叫做菲拉斯·尤馬爾（Firas Jumaah）。就筆者本人在德國留學的經歷看，在歐洲的中東留學生數量非常多，伊拉克的留學生筆者本人也曾遇到過幾個，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想著學成之後留在德國。

【因為極端組織，雅茲迪族人舉族向辛賈爾北部深山裡逃亡，但他們無糧無水，大量平民與兒童因此死亡】

這位伊拉克學生比起其他伊拉克學生更特殊一些，因為他屬於伊拉克的一個少數民族雅茲迪族。所謂雅茲迪族就是信奉雅茲迪教的庫爾德人，他們在伊拉克境內最多，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他們是伊拉克境內少數宗派中的少數宗派。當IS極端組織興起之後，雅茲迪族人就算是倒了大黴，他們在薩達姆時代雖然也被打壓，但在極端組織手中，他們遭到的卻是屠殺。由於宗教信仰的問題，IS在2014年組織了一場針對雅茲迪族人的大屠殺。男人被用各種方式虐殺，女人則被賣為性奴，甚至被姦殺。據雅茲迪族群和庫爾德斯坦地方政府的記錄，至少有3000名雅茲迪平民死在IS的手中，另外還有5000名雅茲迪平民被綁架，大部分是女性。

【雅茲迪的女性很多都年輕貌美，因此落到極端組織手中就會淪為性奴】

這名伊拉克學生回伊拉克企圖救出自己的老婆孩子的背景正是這場2014年IS極端組織針對雅茲迪族人的大屠殺。當時他的妻子給他打電話說，極端分子佔領了他家附近的村莊，屠殺了所有男性並將所有女性變成了奴隸。由於當時的形勢，這個學生如果不回去接老婆孩子，那麼他的家人必然會在極端分子的手中遭遇慘無人道的對待。

【當時尤馬爾想救的是他的老婆和兩個女兒】

可是一個大學學化學的博士生，又不是蘭博，能力也是有限的，他雖然當時就搭了最早的航班回到了伊拉克，但他的家鄉已經陷入了戰火，他雖然找到了妻兒卻沒有能力將他們救出，反而自己也陷入其中。

就在他們一家人都很有可能被極端組織殺害的時候，尤馬爾在絕望之際發了一個簡訊給自己在隆德大學的教授夏洛塔·特納，他說如果一週後他沒回去，那就當他的博士畢業論文再也完不成了吧。

【2015年，庫爾德戰士重新奪回雅茲迪人故鄉】

特納教授一看這簡訊就急了，要知道瑞典隆德大學有這麼一條規矩，就是教授要招收一個博士生，必須保證連續四年，每年最少有一百萬克朗的經費用在這名博士生身上，換算成人民幣下來大概四年最少要花掉三百萬人民幣，而且必須專款專用，由學校控制這筆錢。這些研究經費一般都是從一些研究基金中申請而來，一旦這個博士生半途而廢，那這個教授可以說損失巨大，有了汙點，再想申請同樣的研究經費難度就大多了。因此你在隆德大學讀博，就算死了也得把博士論文給搞定再死，否則隆德大學會動用各種辦法，甚至動用僱傭兵抓你回來保證你完成論文！

【這位就是隆德大學的超級牛掰的安保負責人古斯塔夫森（Per Gustafson）】

特納教授看到學生遭遇險境之後立馬通知了隆德大學的安保負責人古斯塔夫森（Per Gustafson），這位安保負責人聽到這訊息之後不但沒覺得麻煩，還極為興奮地說，“放心，我們有遍佈全球的安保和交通的渠道……”看到這裡，相信各位以後要去隆德大學讀博士的朋友們要小心了，這大學的兇殘程度超乎想象啊！

過了幾天，古斯塔夫森就聘請了一家安保公司，動用了四名僱傭兵與兩輛SUV將尤馬爾與家人救出，最終皆大歡喜。很有趣的是，尤馬爾的朋友有的認為他是一名秘密特工，否則怎麼可能德隆的教授有權能找到僱傭兵去救這麼一個普通的博士生？

【私人安保公司的保鏢們】

當然對於我們這些軍事愛好者來說，這其中的細節其實很值得討論，當時尤馬爾躲在一座廢棄的漂白工廠內，居然還能有手機訊號。這說明當地的基站並未遭到太大的破壞，還能正常運轉。尤馬爾一家躲藏的地方環境其實並沒有想象中的差，肯定有電力供應和食物與水，否則別說順利聯絡到僱傭兵，之前等待救援的日子他們就很難熬過去。據尤馬爾所說當時周圍都在槍林彈雨中，應該是當地的庫爾德武裝在與IS極端武裝在激戰，也因此僱傭兵可以順利透過庫爾德武裝的控制區將尤馬爾帶走。否則就憑四名全副武裝的僱傭兵，想對抗當時氣焰最為囂張的IS恐怕還是力有不逮。畢竟現實和電影不是一回事，這些傭兵不是海豹突擊隊，沒有美軍那豪華的空中力量和情報支援。可以說尤馬爾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並未被極端組織所完全控制，否則他們將面臨極為悲慘的處境。最後也不知道是應該慶幸還是應該悲哀，因為從海灣戰爭起，伊拉克就活躍著非常多的私人安保公司，他們在伊拉克這塊地方活躍了很多很多年。這也是隆德大學能這麼快聯絡到人，並如此熟悉地形將尤馬爾帶出的一大原因。

【尤馬爾和特納教授】

【特納教授與她的亞裔學生】

當然順利回到瑞典並不是故事的完結，用特納教授的話來說，將尤馬爾弄回瑞典可不是單單為了人道主義而已，最關鍵的是極端組織影響了隆德大學的學術研究，這點不可原諒！因此尤馬爾回來之後不但要將學業好好完成，把該寫完的博士論文寫完，還要靠自己償還學校代出的救援行動的所有開銷。據尤馬爾自己介紹，他就職於瑞典馬爾默的一家制藥公司，辛苦了幾年終於快還清這筆錢了。

【伊拉克的局勢到現在也並不太平，雖然極端組織的氣焰已經被打壓下去，但伊拉克政府軍與庫爾德武裝卻頻頻交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