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牙利與匈人無直接關係 公元453年阿提拉死亡後，匈人（Hun）帝國迅速瓦解。儘管歐洲人從此習慣把來自東方的各種遊牧民族都稱作“匈人”，真正匈人的後代卻下落不明。唯一有點證據是七世紀後期進入巴爾幹半島的保爾加人（Bulghar――保加利亞人的祖先之一）中或許有些匈人成分。 匈牙利人自稱馬扎爾（Magyar）人。當他們在九世紀下半出現於歐洲時，真正可考的匈人已經在歷史舞臺消失差不多四百年之久。根據著名匈牙利裔歷史學家Denis Simor教授的名作《匈牙利史》，把匈牙利人稱為匈人是典型的時序倒錯（anachronism），因為沒有任何歷史資料表明兩者有直接關係。 許多人想當然地誤認匈牙利Hungary一名與匈人Hun有關。這一點其實完全不對。Hungary一名原有Ungari，Hongrois，Wengri等形式，真正的來源是Onogur，也即突厥語On Oghur，按照中國歷史習慣不妨譯為“十姓”（突厥語On為“十”；Oghur是歷史上著名的突厥部族名，與維吾爾的古稱回紇Uighur不無關聯）。歐洲人的這一稱呼起因於早期馬扎爾人和突厥族的密切接觸，以致歷史上歐洲人常常視匈牙利馬扎爾人為突厥。但是嚴格地講，突厥語屬阿爾泰語系，匈牙利語屬於烏拉爾語系。兩者間雖然有遙遠的關聯，但並非同一語系，所以馬扎爾人和突厥人決不是一回事。 當然可以肯定馬扎爾人的祖先來自亞洲草原，而不是印―歐種人。今天還可以見到匈牙利人的一項文化特異：他們也許是歐洲唯一將姓列在名之前的民族。這一姓名順序與中國、南韓（北韓）、琉球、越南、日本等東亞國家反而一致。 二，匈奴與歐洲匈人的關係不明 有許多人以為歐洲匈人即是中國歷史上的匈奴（或其“西遷”的後代）。儘管這一說法非常流行，我們必須指出在歷史研究中，這是一個始終沒有確證的假設。 前引Sinor教授也有極深的漢學造詣，他在新近的《劍橋早期亞洲內陸史》中對這一點反覆強調。已故匈人史專家E．A．Thompson去年（1996）再版的名著《匈人》（The Huns）也重申在研究匈人時不宜引用關於匈奴的資料。 “匈人就是匈奴”這一假設基本上完全建立在語音的近似上，最先由法國學者De Guignes於十八世紀提出，並無其他任何歷史和考古證據。主要困難是因為從北匈奴在中國歷史上消失到匈人在歐洲的出現之間有幾個世紀的空白，再加上巨大的地理間隔，如果沒有直接間接的歷史記載或考古實物發現，光憑語音上的近似遠遠不足以成為“信史”。 除了各種或多或少靠想當然的“匈奴西遷而為匈人”的理論，最有價值的一項證據其實是本世紀在新疆發現的重要歷史檔案――《古代粟特信函》中一位在中國經商的粟特人提到了洛陽毀於他所謂Xwn人的事件。Simor教授對此曾有詳論。其他問題之外，此函的絕對年代也有爭議：歷史上洛陽有兩次可以說“毀於匈奴”。一次是東漢孝獻皇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相國董卓脅迫獻帝遷都長安時，在洛陽“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董卓軍隊中，“來兵皆胡羌”（蔡琰《悲憤詩》）。事實上，後來司徒王允借呂布之手殺了董卓以後，董卓的部下作亂是蔡琰（蔡文姬）被擄掠到南匈奴的直接原因。《三國演義》對這段歷史有相當精彩的描述。另外一次是晉懷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漢（公元319年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主（烈宗昭武皇帝）劉聰令其宗室劉曜、大將呼延晏、王彌、石勒等攻破洛陽，發掘諸陵，焚燬宮廟，虜獲懷帝，劉曜並納惠帝遺孀羊皇后，遷懷帝及傳國六璽於平陽。西晉於此實際滅亡。 三，匈奴的族屬未定 即便我們接受歐洲匈人就是匈奴這一沒有確證的假設，不論從種族還是語言，匈奴的族屬至今仍是一個撲朔迷離的問題。 從語言上講，白鳥庫吉是第一個借中國歷史記載中的零星資料企圖將匈奴語言歸類的學者，但是他自己也遊移於突厥和蒙古兩種可能之間。白鳥的結論早已被後來的阿爾泰語專家否定，他的研究無非表明突厥和蒙古等阿爾泰語曾經從匈奴語中繼承和吸收了不少詞彙，但不能證明匈奴語屬於兩者之一。例如一代雄主冒頓單于之名一般被認同為北朝隋唐出現的突厥語“莫賀咄”，也即外蒙首都烏蘭巴托（紅色英雄）之“巴託”和清代常見的“巴圖魯”稱銜。但是該詞在阿爾泰語中並無完滿解釋，反而在伊朗語中可以找到詞源。匈奴不屬於蒙古語族今天可說已成定論。 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更用中國史料證明匈奴語和阿爾泰語互不相容的幾項特徵，因此提出匈奴語甚至不屬於阿爾泰語系，而可能與葉尼塞區域的幾種語言有關。 另一方面，前蘇聯和俄國的語言學者近年來作了不少比較研究，初步表明葉尼塞區域和高加索區域的語言和漢藏語系有某種親屬關係。所以到頭來匈奴語和漢藏語可能還會變成“親戚”。其他不說，最近便有人提出匈奴―鮮卑語的“祁連”（義為“天”――祁連山和天山均由此得名）和漢語的“天”或“昊天”同源。 從人種上講，匈奴的成分也很複雜，決不能以“蒙古人”概之。例如外蒙古發掘的匈奴古墓中曾發現匈奴人像，其眼睛被繡成藍色。另外中國歷史上的羯族曾是匈奴的一部，在西晉滅亡後建立後趙。當冉閔滅後趙時，史載“高鼻多須者”被濫殺。被認為是匈奴漢主（高祖光文皇帝）劉淵“苗裔”的稽胡到隋唐時還被諺語說成是“胡頭漢舌”。現代學者公認匈奴部落聯盟中肯定包括許多高加索白種人。至於匈奴帝國的“領導部族”究竟屬於什麼人種，至今還是一個懸案。
一，匈牙利與匈人無直接關係 公元453年阿提拉死亡後，匈人（Hun）帝國迅速瓦解。儘管歐洲人從此習慣把來自東方的各種遊牧民族都稱作“匈人”，真正匈人的後代卻下落不明。唯一有點證據是七世紀後期進入巴爾幹半島的保爾加人（Bulghar――保加利亞人的祖先之一）中或許有些匈人成分。 匈牙利人自稱馬扎爾（Magyar）人。當他們在九世紀下半出現於歐洲時，真正可考的匈人已經在歷史舞臺消失差不多四百年之久。根據著名匈牙利裔歷史學家Denis Simor教授的名作《匈牙利史》，把匈牙利人稱為匈人是典型的時序倒錯（anachronism），因為沒有任何歷史資料表明兩者有直接關係。 許多人想當然地誤認匈牙利Hungary一名與匈人Hun有關。這一點其實完全不對。Hungary一名原有Ungari，Hongrois，Wengri等形式，真正的來源是Onogur，也即突厥語On Oghur，按照中國歷史習慣不妨譯為“十姓”（突厥語On為“十”；Oghur是歷史上著名的突厥部族名，與維吾爾的古稱回紇Uighur不無關聯）。歐洲人的這一稱呼起因於早期馬扎爾人和突厥族的密切接觸，以致歷史上歐洲人常常視匈牙利馬扎爾人為突厥。但是嚴格地講，突厥語屬阿爾泰語系，匈牙利語屬於烏拉爾語系。兩者間雖然有遙遠的關聯，但並非同一語系，所以馬扎爾人和突厥人決不是一回事。 當然可以肯定馬扎爾人的祖先來自亞洲草原，而不是印―歐種人。今天還可以見到匈牙利人的一項文化特異：他們也許是歐洲唯一將姓列在名之前的民族。這一姓名順序與中國、南韓（北韓）、琉球、越南、日本等東亞國家反而一致。 二，匈奴與歐洲匈人的關係不明 有許多人以為歐洲匈人即是中國歷史上的匈奴（或其“西遷”的後代）。儘管這一說法非常流行，我們必須指出在歷史研究中，這是一個始終沒有確證的假設。 前引Sinor教授也有極深的漢學造詣，他在新近的《劍橋早期亞洲內陸史》中對這一點反覆強調。已故匈人史專家E．A．Thompson去年（1996）再版的名著《匈人》（The Huns）也重申在研究匈人時不宜引用關於匈奴的資料。 “匈人就是匈奴”這一假設基本上完全建立在語音的近似上，最先由法國學者De Guignes於十八世紀提出，並無其他任何歷史和考古證據。主要困難是因為從北匈奴在中國歷史上消失到匈人在歐洲的出現之間有幾個世紀的空白，再加上巨大的地理間隔，如果沒有直接間接的歷史記載或考古實物發現，光憑語音上的近似遠遠不足以成為“信史”。 除了各種或多或少靠想當然的“匈奴西遷而為匈人”的理論，最有價值的一項證據其實是本世紀在新疆發現的重要歷史檔案――《古代粟特信函》中一位在中國經商的粟特人提到了洛陽毀於他所謂Xwn人的事件。Simor教授對此曾有詳論。其他問題之外，此函的絕對年代也有爭議：歷史上洛陽有兩次可以說“毀於匈奴”。一次是東漢孝獻皇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相國董卓脅迫獻帝遷都長安時，在洛陽“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董卓軍隊中，“來兵皆胡羌”（蔡琰《悲憤詩》）。事實上，後來司徒王允借呂布之手殺了董卓以後，董卓的部下作亂是蔡琰（蔡文姬）被擄掠到南匈奴的直接原因。《三國演義》對這段歷史有相當精彩的描述。另外一次是晉懷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漢（公元319年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主（烈宗昭武皇帝）劉聰令其宗室劉曜、大將呼延晏、王彌、石勒等攻破洛陽，發掘諸陵，焚燬宮廟，虜獲懷帝，劉曜並納惠帝遺孀羊皇后，遷懷帝及傳國六璽於平陽。西晉於此實際滅亡。 三，匈奴的族屬未定 即便我們接受歐洲匈人就是匈奴這一沒有確證的假設，不論從種族還是語言，匈奴的族屬至今仍是一個撲朔迷離的問題。 從語言上講，白鳥庫吉是第一個借中國歷史記載中的零星資料企圖將匈奴語言歸類的學者，但是他自己也遊移於突厥和蒙古兩種可能之間。白鳥的結論早已被後來的阿爾泰語專家否定，他的研究無非表明突厥和蒙古等阿爾泰語曾經從匈奴語中繼承和吸收了不少詞彙，但不能證明匈奴語屬於兩者之一。例如一代雄主冒頓單于之名一般被認同為北朝隋唐出現的突厥語“莫賀咄”，也即外蒙首都烏蘭巴托（紅色英雄）之“巴託”和清代常見的“巴圖魯”稱銜。但是該詞在阿爾泰語中並無完滿解釋，反而在伊朗語中可以找到詞源。匈奴不屬於蒙古語族今天可說已成定論。 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更用中國史料證明匈奴語和阿爾泰語互不相容的幾項特徵，因此提出匈奴語甚至不屬於阿爾泰語系，而可能與葉尼塞區域的幾種語言有關。 另一方面，前蘇聯和俄國的語言學者近年來作了不少比較研究，初步表明葉尼塞區域和高加索區域的語言和漢藏語系有某種親屬關係。所以到頭來匈奴語和漢藏語可能還會變成“親戚”。其他不說，最近便有人提出匈奴―鮮卑語的“祁連”（義為“天”――祁連山和天山均由此得名）和漢語的“天”或“昊天”同源。 從人種上講，匈奴的成分也很複雜，決不能以“蒙古人”概之。例如外蒙古發掘的匈奴古墓中曾發現匈奴人像，其眼睛被繡成藍色。另外中國歷史上的羯族曾是匈奴的一部，在西晉滅亡後建立後趙。當冉閔滅後趙時，史載“高鼻多須者”被濫殺。被認為是匈奴漢主（高祖光文皇帝）劉淵“苗裔”的稽胡到隋唐時還被諺語說成是“胡頭漢舌”。現代學者公認匈奴部落聯盟中肯定包括許多高加索白種人。至於匈奴帝國的“領導部族”究竟屬於什麼人種，至今還是一個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