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與戴望舒的命運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傑作；他們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戀；他們在民族危亡的關頭都成了堅定的抗日誌士；他們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直接受害者……

就是這樣兩個人，他們卻有著一段不曾為人關注的友情，這段友情雖然短暫，卻又是那樣純真感人，特別是在那個特殊年代，更顯真摯。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婦將雛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萬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僅十九歲卻精明幹練的胡好的邀請，聘他擔任胡氏家族《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主編。從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陣地，憑藉港島特殊的環境，編髮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學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內外華人心中的“明星”。由於《星座》辦得出色，《星島日報》因此聲譽日隆，一躍成為抗戰時期香港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

戴望舒曾經放言：“我們可以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裡寫過文章的。”誠哉斯言！海內外的進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達夫、徐遲、卞之琳、樓適夷、蕭乾、蕭軍、沈從文等都成了《星座》的專欄作家或撰稿人。當然，戴望舒也沒有忘記身居重慶的魯迅的得意門生——蕭紅，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蕭紅，邀請他們為《星座》撰稿的。

蕭紅髮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說《曠野的呼喊》，這是1939年1月30日，蕭紅住在重慶米花街一號（今八一路雨田大廈的位置）、日本反戰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說約兩萬字，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對這篇宣揚抗戰的作品十分欣賞，收到稿件後很快就在《星座》上連載，從4月17日開始至5月7日連續予以刊發。在此後的數月中，蕭紅又陸續寄去小說《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蕭紅這篇在北碚黃桷樹寫的回憶魯迅先生的長文《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戴望舒覺得此稿文情並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談的紀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以下簡稱“香港文協”）、香港漫畫協會和香港業餘聯誼社等救亡團體，準備舉行聚會，紀念魯迅逝世三週年。戴望舒為配合這一活動，特意從10月18日至28日連載蕭紅這篇文章，獲得讀者廣泛好評。

敵機對重慶北碚頻繁空襲，為遠離敵機的轟炸，求得一個安定的寫作環境，蕭紅和端木蕻良打算離開重慶遠走他鄉。端木蕻良建議去桂林，說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裡；蕭紅主張去香港，因為香港有一位信得過的朋友——戴望舒，同時，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島》連載，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島》上發表，有較穩定的稿費收入，生活會大致無虞。

1940年1月17日下午，蕭紅和端木蕻良飛抵香港。到港後，他們租住在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諾士佛臺三號孫寒冰處。剛剛安定下來，戴望舒即突然造訪。他與蕭紅夫婦雖已神交近一年，卻素未謀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報家門：“我是戴望舒！”對這突如其來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見如故。戴望舒邀兩人去外面就餐，這或許可看作戴望舒有意為他們接風洗塵吧。三人敘談良久，戴望舒約他們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參觀，蕭紅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滿心歡喜。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協在大東酒店舉行會員聚餐會，歡迎蕭紅和端木蕻良來港，有四十多位會員參加，由林煥平主持餐會。席間，蕭紅髮了言，她談到處於戰爭狀態下的重慶文藝界生活艱苦，環境險惡，但他們並沒有放下手中的筆；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寫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關照下，蕭紅和端木蕻良以“文協總會”會員的身份，登記成為“香港文協分會”會員，此後，蕭紅數次參加由戴望舒組織的香港文協活動。8月3日下午3時，由戴望舒等人籌辦的香港文協紀念魯迅六十週年誕辰大會，在加路連山的孔聖堂如期舉行。會上，蕭紅作了魯迅先生生平事蹟的報告，晚上在孔聖堂又舉行了內容豐富多彩的晚會，其中包括演出由蕭紅執筆撰寫，經馮亦代、丁聰、徐遲改編的啞劇《民族魂魯迅》。徐遲迴憶說：蕭紅穿著黑絲絨的旗袍與會，朗誦了魯迅的雜文。她留給人的印象是“瘦卻卻的，發音不高，但朗誦得疾徐頓挫有致”。

魯迅先生六十週年誕辰紀念活動結束後，蕭紅幾乎沒再參加過香港文藝界的公開活動，潛心撰寫《呼蘭河傳》。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援她，並讓她把先前完成的章節交給他，以便在《星座》上發表。蕭紅照做了，戴望舒便從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號上開始連載《呼蘭河傳》。

小說的後半部分是邊寫邊登，戴望舒於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號上，登完了《呼蘭河傳》的最後一個字，差四天整整四個月。蕭紅在這四個月的寫作過程中，始終沉浸在對故土的眷戀和對兒時生活的無限感懷中，這是她一生中最充實、最愉快的四個月。《呼蘭河傳》是蕭紅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部著名的作品，是經過戴望舒的運籌推向社會的。在這四個月中，為審稿、發排等工作，戴望舒費盡了心血。就連遠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給詩人蔣錫金的信中說：“紅姑娘創作甚努力，聞有長篇在《星島日報》副刊排日登載。”蕭紅對戴望舒這位文學前輩及好友的支援和幫助，充滿了無限的敬意和感激。

《北中國》是戴望舒為蕭紅編髮的最後一篇小說，有趣的是，此篇與他為蕭紅編髮的第一篇小說《曠野的呼喊》主題相同，情節上也有類似之處。這兩篇小說，都反映了中國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後所遭受的折磨與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敵人進行浴血奮戰的可歌可泣的事蹟。筆調同樣浸透了濃烈的故園情懷，但《北中國》卻寫得更精緻、細膩。小說於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於《星座》第901號至917號上。

戴望舒一直熱情地關心著蕭紅他們，他擔心他們不適應南國的生活，不時前往尖沙咀看望他們。端木蕻良在《友情的絲——和戴望舒最初的會晤》中曾說：“我們和望舒在香港接觸是頻繁的，談論一些問題，彼此也能理解……有點‘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味道。”隨著蕭紅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間在人格和心靈上便有了更多的溝通和信任。

蕭紅是香港文協會員，戴望舒是香港文協的實際負責人。蕭紅與戴望舒已交往近三年，有著較深的友誼，因此，在蕭紅病重之際及離世以後，於公於私，於情於理，戴望舒都不會袖手旁觀。我們從杜宣的回憶錄中可讀到，戴望舒當時是積極參與其事的。杜宣在《憶望舒》中寫道：“日軍投降後，我是第一批進入香港的……望舒告訴我，蕭紅逝世時的情況是很悲慘的……幾個朋友，搞到一輛板車，自己拉著，走了六七個小時，將蕭紅的遺體拉到了淺水灣埋葬。”杜宣說的這幾個朋友中，就有戴望舒，還有蕭紅的丈夫端木蕻良。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獄中表現出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凜然正氣。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寫下的《獄中題壁》，是他所有詩作中最光輝的篇章，是他錚錚鐵骨的表白，更是20世紀的“正氣歌”。

5月，葉靈鳳經過多方奔走，終於將戴望舒保釋出獄。經過牢獄之災，原本身強體壯的戴望舒徹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趨嚴重。馮亦代寫道：“日本地牢裡的陰溼，使他的氣管炎變成經常的了。”

儘管身體垮了，哮喘病更嚴重了，戴望舒卻一直惦記著蕭紅。待身體稍稍恢復，他便讓葉靈鳳陪著去憑弔蕭紅。1942年11月20日，正值寒冬臘月，他不顧病痛纏身，在朔風中艱難地步行六七個小時才來到淺水灣，這是何等真摯的友情啊！葉靈鳳在《寂寞灘頭十五年》中寫道：“我們去時，距離她的安葬時期已經有半年以上，但是由於當時的淺水灣是荒涼少人跡的，墓上的情形似乎並沒有什麼改變。在一道洋灰築成的大圓圈內，有由亂石堆成的另一個小圈，這就是蕭紅的葬處。中央豎著一塊三尺高的木牌，寫著‘蕭紅之墓’四個大字，墨色還新，看來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筆。當時我們放下了帶去的花圈，又照了兩張相。”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來到淺水灣憑弔蕭紅。9月10日，《華僑日報》發表了戴望舒一首題為《蕭紅墓畔口占》的短詩，這首詩後來被收入詩集《災難的歲月》中時，註明日期為1944年8月20日，這大概是他的寫作日期。

一年後，戴望舒又來到淺水灣，想必是給蕭紅報告抗戰勝利的喜訊吧！這次是陪同杜宣一行人前往。杜宣在《憶望舒》一文中回憶道：“9月下旬，一個颱風剛刮過的下午，望舒帶著新波、紫秋和我去淺水灣……我們在淺水灣原來游泳場的沙灘上，看到了一丘孤墳，墳頭上插了一個木籤，上面寫著‘蕭紅之墓’四個字……她是魯迅先生親自培養出的才華橫溢的女作家，今天竟埋骨於此，只看到一抔黃沙，面對著無垠的荒海，怎不令人悲憤交加。望舒說，當時出於無奈，只能將她葬在這裡。”

從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離港，三年多的時間裡，戴望舒不知去過淺水灣多少次，荒灘已被他踏出了小徑，這是何等真摯、何等執著的友情啊！若蕭紅地下有知，也會為結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戴望舒對蕭紅的懷念感人至深，不僅僅在於他三年多無數次地去淺水灣掃墓祭奠，還在於他寫了一首短詩——《蕭紅墓畔口占》。臧棣在《一首偉大的詩可以有多短》中寫道：“在新詩史上十行以內的詩中，沒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這首詩是新詩桂冠上一顆閃耀的明珠，一顆無與倫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該詩全文如下：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著，長夜漫漫，

你卻臥聽著海濤閒話。

這首短詩，情感真摯，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詩的窠臼。詩人獻上的一束紅山茶，是蕭紅精神的動人寫照，也是詩人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寄託。在漫漫黑夜，詩人在等待，蕭紅在等待，等待是對民族解放事業必將曙光來臨的、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這是戴望舒從抗戰初期升騰起來的愛國主義思想情感的深化和發展。學者王文彬說：“這首詩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詩人此時早已脫下他先前的幽秘華貴的外衣，沉靜下來，運用半透明的富有質感的語言……寫出他的豐富、深刻和成熟，寫下他一生中最好的、偉大的詩篇。”

蕭紅與戴望舒的命運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傑作；他們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戀；他們在民族危亡的關頭都成了堅定的抗日誌士；他們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直接受害者……

就是這樣兩個人，他們卻有著一段不曾為人關注的友情，這段友情雖然短暫，卻又是那樣純真感人，特別是在那個特殊年代，更顯真摯。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婦將雛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萬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僅十九歲卻精明幹練的胡好的邀請，聘他擔任胡氏家族《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主編。從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陣地，憑藉港島特殊的環境，編髮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學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內外華人心中的“明星”。由於《星座》辦得出色，《星島日報》因此聲譽日隆，一躍成為抗戰時期香港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

戴望舒曾經放言：“我們可以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裡寫過文章的。”誠哉斯言！海內外的進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達夫、徐遲、卞之琳、樓適夷、蕭乾、蕭軍、沈從文等都成了《星座》的專欄作家或撰稿人。當然，戴望舒也沒有忘記身居重慶的魯迅的得意門生——蕭紅，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蕭紅，邀請他們為《星座》撰稿的。

蕭紅髮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說《曠野的呼喊》，這是1939年1月30日，蕭紅住在重慶米花街一號（今八一路雨田大廈的位置）、日本反戰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說約兩萬字，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對這篇宣揚抗戰的作品十分欣賞，收到稿件後很快就在《星座》上連載，從4月17日開始至5月7日連續予以刊發。在此後的數月中，蕭紅又陸續寄去小說《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蕭紅這篇在北碚黃桷樹寫的回憶魯迅先生的長文《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戴望舒覺得此稿文情並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談的紀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以下簡稱“香港文協”）、香港漫畫協會和香港業餘聯誼社等救亡團體，準備舉行聚會，紀念魯迅逝世三週年。戴望舒為配合這一活動，特意從10月18日至28日連載蕭紅這篇文章，獲得讀者廣泛好評。

敵機對重慶北碚頻繁空襲，為遠離敵機的轟炸，求得一個安定的寫作環境，蕭紅和端木蕻良打算離開重慶遠走他鄉。端木蕻良建議去桂林，說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裡；蕭紅主張去香港，因為香港有一位信得過的朋友——戴望舒，同時，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島》連載，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島》上發表，有較穩定的稿費收入，生活會大致無虞。

1940年1月17日下午，蕭紅和端木蕻良飛抵香港。到港後，他們租住在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諾士佛臺三號孫寒冰處。剛剛安定下來，戴望舒即突然造訪。他與蕭紅夫婦雖已神交近一年，卻素未謀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報家門：“我是戴望舒！”對這突如其來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見如故。戴望舒邀兩人去外面就餐，這或許可看作戴望舒有意為他們接風洗塵吧。三人敘談良久，戴望舒約他們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參觀，蕭紅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滿心歡喜。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協在大東酒店舉行會員聚餐會，歡迎蕭紅和端木蕻良來港，有四十多位會員參加，由林煥平主持餐會。席間，蕭紅髮了言，她談到處於戰爭狀態下的重慶文藝界生活艱苦，環境險惡，但他們並沒有放下手中的筆；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寫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關照下，蕭紅和端木蕻良以“文協總會”會員的身份，登記成為“香港文協分會”會員，此後，蕭紅數次參加由戴望舒組織的香港文協活動。8月3日下午3時，由戴望舒等人籌辦的香港文協紀念魯迅六十週年誕辰大會，在加路連山的孔聖堂如期舉行。會上，蕭紅作了魯迅先生生平事蹟的報告，晚上在孔聖堂又舉行了內容豐富多彩的晚會，其中包括演出由蕭紅執筆撰寫，經馮亦代、丁聰、徐遲改編的啞劇《民族魂魯迅》。徐遲迴憶說：蕭紅穿著黑絲絨的旗袍與會，朗誦了魯迅的雜文。她留給人的印象是“瘦卻卻的，發音不高，但朗誦得疾徐頓挫有致”。

魯迅先生六十週年誕辰紀念活動結束後，蕭紅幾乎沒再參加過香港文藝界的公開活動，潛心撰寫《呼蘭河傳》。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援她，並讓她把先前完成的章節交給他，以便在《星座》上發表。蕭紅照做了，戴望舒便從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號上開始連載《呼蘭河傳》。

小說的後半部分是邊寫邊登，戴望舒於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號上，登完了《呼蘭河傳》的最後一個字，差四天整整四個月。蕭紅在這四個月的寫作過程中，始終沉浸在對故土的眷戀和對兒時生活的無限感懷中，這是她一生中最充實、最愉快的四個月。《呼蘭河傳》是蕭紅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部著名的作品，是經過戴望舒的運籌推向社會的。在這四個月中，為審稿、發排等工作，戴望舒費盡了心血。就連遠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給詩人蔣錫金的信中說：“紅姑娘創作甚努力，聞有長篇在《星島日報》副刊排日登載。”蕭紅對戴望舒這位文學前輩及好友的支援和幫助，充滿了無限的敬意和感激。

《北中國》是戴望舒為蕭紅編髮的最後一篇小說，有趣的是，此篇與他為蕭紅編髮的第一篇小說《曠野的呼喊》主題相同，情節上也有類似之處。這兩篇小說，都反映了中國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後所遭受的折磨與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敵人進行浴血奮戰的可歌可泣的事蹟。筆調同樣浸透了濃烈的故園情懷，但《北中國》卻寫得更精緻、細膩。小說於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於《星座》第901號至917號上。

戴望舒一直熱情地關心著蕭紅他們，他擔心他們不適應南國的生活，不時前往尖沙咀看望他們。端木蕻良在《友情的絲——和戴望舒最初的會晤》中曾說：“我們和望舒在香港接觸是頻繁的，談論一些問題，彼此也能理解……有點‘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味道。”隨著蕭紅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間在人格和心靈上便有了更多的溝通和信任。

蕭紅是香港文協會員，戴望舒是香港文協的實際負責人。蕭紅與戴望舒已交往近三年，有著較深的友誼，因此，在蕭紅病重之際及離世以後，於公於私，於情於理，戴望舒都不會袖手旁觀。我們從杜宣的回憶錄中可讀到，戴望舒當時是積極參與其事的。杜宣在《憶望舒》中寫道：“日軍投降後，我是第一批進入香港的……望舒告訴我，蕭紅逝世時的情況是很悲慘的……幾個朋友，搞到一輛板車，自己拉著，走了六七個小時，將蕭紅的遺體拉到了淺水灣埋葬。”杜宣說的這幾個朋友中，就有戴望舒，還有蕭紅的丈夫端木蕻良。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獄中表現出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凜然正氣。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寫下的《獄中題壁》，是他所有詩作中最光輝的篇章，是他錚錚鐵骨的表白，更是20世紀的“正氣歌”。

5月，葉靈鳳經過多方奔走，終於將戴望舒保釋出獄。經過牢獄之災，原本身強體壯的戴望舒徹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趨嚴重。馮亦代寫道：“日本地牢裡的陰溼，使他的氣管炎變成經常的了。”

儘管身體垮了，哮喘病更嚴重了，戴望舒卻一直惦記著蕭紅。待身體稍稍恢復，他便讓葉靈鳳陪著去憑弔蕭紅。1942年11月20日，正值寒冬臘月，他不顧病痛纏身，在朔風中艱難地步行六七個小時才來到淺水灣，這是何等真摯的友情啊！葉靈鳳在《寂寞灘頭十五年》中寫道：“我們去時，距離她的安葬時期已經有半年以上，但是由於當時的淺水灣是荒涼少人跡的，墓上的情形似乎並沒有什麼改變。在一道洋灰築成的大圓圈內，有由亂石堆成的另一個小圈，這就是蕭紅的葬處。中央豎著一塊三尺高的木牌，寫著‘蕭紅之墓’四個大字，墨色還新，看來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筆。當時我們放下了帶去的花圈，又照了兩張相。”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來到淺水灣憑弔蕭紅。9月10日，《華僑日報》發表了戴望舒一首題為《蕭紅墓畔口占》的短詩，這首詩後來被收入詩集《災難的歲月》中時，註明日期為1944年8月20日，這大概是他的寫作日期。

一年後，戴望舒又來到淺水灣，想必是給蕭紅報告抗戰勝利的喜訊吧！這次是陪同杜宣一行人前往。杜宣在《憶望舒》一文中回憶道：“9月下旬，一個颱風剛刮過的下午，望舒帶著新波、紫秋和我去淺水灣……我們在淺水灣原來游泳場的沙灘上，看到了一丘孤墳，墳頭上插了一個木籤，上面寫著‘蕭紅之墓’四個字……她是魯迅先生親自培養出的才華橫溢的女作家，今天竟埋骨於此，只看到一抔黃沙，面對著無垠的荒海，怎不令人悲憤交加。望舒說，當時出於無奈，只能將她葬在這裡。”

從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離港，三年多的時間裡，戴望舒不知去過淺水灣多少次，荒灘已被他踏出了小徑，這是何等真摯、何等執著的友情啊！若蕭紅地下有知，也會為結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戴望舒對蕭紅的懷念感人至深，不僅僅在於他三年多無數次地去淺水灣掃墓祭奠，還在於他寫了一首短詩——《蕭紅墓畔口占》。臧棣在《一首偉大的詩可以有多短》中寫道：“在新詩史上十行以內的詩中，沒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這首詩是新詩桂冠上一顆閃耀的明珠，一顆無與倫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該詩全文如下：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著，長夜漫漫，

你卻臥聽著海濤閒話。

這首短詩，情感真摯，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詩的窠臼。詩人獻上的一束紅山茶，是蕭紅精神的動人寫照，也是詩人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寄託。在漫漫黑夜，詩人在等待，蕭紅在等待，等待是對民族解放事業必將曙光來臨的、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這是戴望舒從抗戰初期升騰起來的愛國主義思想情感的深化和發展。學者王文彬說：“這首詩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詩人此時早已脫下他先前的幽秘華貴的外衣，沉靜下來，運用半透明的富有質感的語言……寫出他的豐富、深刻和成熟，寫下他一生中最好的、偉大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