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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得虛名的飛將軍——李廣

    《史記·李將軍列傳》描述了號稱飛將軍李廣的坎坷一生。文中洋溢著作者寄予的一種獨特的深深的同情與感慨。作者對李廣一生在貴戚的排擠壓抑中度過深為感憤,對他“引刀自剄”的悲慘結局寄予的深厚同情一直左右著讀者之心。於是後人寫道:“李將軍的保衛祖國邊疆的功績、超凡絕倫的勇敢,以及敵人聞之喪膽的聲威也透過作者的筆深深地銘刻在人們心上。”千百年來,卻幾乎沒有幾個人透過這層深厚的同情之網,冷靜地全面地觀察主人公的一生。實際上,這位深受後人尊敬的李將軍,有名將之稱而無良將之實。更準確地說,李廣是一個懷有精湛武功與異常勇敢的衝鋒陷陣的個體性的勇士,而並沒有指揮千軍萬馬、攻城破敵的大將之才。

    一、李廣實無大將之才

    李廣出身於一個將軍世家:“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裡,徙成紀。廣家世世射。”

    李廣受家庭薰陶,年青時即精通騎射,“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後來,“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漢文帝的這幾句話,常常令後人感慨不已,以為李將軍真的生不逢時,每每在詞章中驅使。如司馬貞《索隱述贊》雲:“嚋臂善射,實負其能。解鞍卻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陸游《贈劉改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又如劉克莊《沁園春·夢孚若》:“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都以為李將軍有封萬戶侯,甚而比肩張良、韓信等漢初諸將之才具,實則大謬不然。李廣既無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謀將之策,又無韓信“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的大將之才。

    綜觀自言“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的李廣實在是是少有勝仗,有的只是個人驍勇的戰例和事蹟,“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但卻並無大的戰功。

    有的只是個人神勇之事。如廣為後世傳頌的“將軍夜引弓,沒鏃石林中”:“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

    再如《史記·李將軍列傳》中詳寫的李廣救中貴人一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礶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人們常常讚頌李廣率百騎從匈奴數千騎眼皮底下脫險的急智。實際上,李廣身為一軍之將,竟然置大軍於不顧,率百騎為追殺三名匈奴軍而遭大敵,險些被擒殺,本身就是大不智。而“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則更可見李廣帶兵治軍的疏怠。《李將軍列傳》中比較了李廣與當時另一名將程不識的治軍之異: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鬥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鬥,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鹹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李廣治軍“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從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僅僅憑著“遠斥候”才“未嘗遇害”。程不識則治軍嚴整。這個比較,司馬遷當然不是想說李廣治軍之疏怠,而是想說明李廣治軍的別具一格,想透過訴說李廣與士卒同甘共苦,不擺長官威風,“其士卒亦佚樂,鹹樂為之死”來說明李廣愛護和體恤士卒。然而,實際上正因為李廣治軍不嚴,防範不嚴,計劃不周,使軍隊成了一批“烏合之眾”。雖然士卒也甘願為之死戰,但無疑長此一來軍隊整體戰鬥力大為削弱,容易被敵人襲破。程不識說:“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正中李廣帶兵之弊。偏偏李廣又“自負其能”,往往欲憑藉個人的驍勇善戰,希冀以少勝多,終於導致一次又一次的失利。大敗於雁門關外:

    《史記·李將軍列傳》載:

    其後四歲,按,時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弛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

    後人讀到此處,不僅不怪李廣之破敵不力,反而盛賞李廣之逃險有勇有智。殊不知,這些正表現了李廣僅有匹夫之勇,實無揮師千萬、攻城破敵的將才。打個比方,某造紙廠因平時疏於管理,發生火災,廠裡領導積極組織救火,儘量地減少損失。而輿論也大力宣傳該廠領導組織救火,盡力減少損失的“英雄”事蹟。反而無人追究這種火災本是平時疏於管理造成的,本是可以避免的。本來是他的失職,反倒成全他的英雄之名了。李廣上郡救中貴人事、雁門被擒佯死逃生事,均類乎此。讀者沉於司馬遷的同情感慨筆意中,而忘卻了主人公實實在在的面貌,千百年來的嘆李贊李之作大概亦系因於此了。

    二、李廣並非仁德之將

    本來,衡量一名將軍,作一般道德價值判斷並不是妥洽的事情。仁德不仁德並不是作為將軍重要的指標,關鍵還在於軍事上的成就與意義。但人們總是從《史記·李將軍列傳》中某些段落讚賞李廣的“體恤士兵,熱愛人民的品質”。如:“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還說李廣“引刀自剄”後,“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由此很容易引得一些讀者或聽者的同情與感情與感慨,以為李廣就真的是位仁德之將。但是,當我們稍稍冷靜地體察全傳,便可發現,進而驚訝,這一位“飲食與士卒共之”的李將軍並非人們所想象的一個仁德之將。且看:

    (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至軍斬之。”

    且不說霸陵尉的實在是醉酒不知,冒犯鬥狠,就算是真的得罪了李將軍,也並非十惡不赦,而李將軍卻因睚眥之仇以斬殺相報,實在不是君子所為,哪裡還談得上甚麼仁德!這比起當時另一名將韓安國來簡直有天壤之別。《史記·韓安國傳》載: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使,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今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韓安國之大度與李廣之偏狹適成鮮明對比。再如李廣表示追悔的一件事:“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這一詐殺已降的殘暴行為,當時著名望氣專家王朔即以“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相刺,難道千百年來的讀者就一直視而未見麼?知而不言,為尊者諱,怕壞了李將軍千百年來受人仰慕的名頭,以致掩沒了李將軍本來的面目。

    最令人扼腕嘆息的是李將軍“引刀自剄”了。這的確是一幕悲劇。但悲劇的主人公真的那麼值得令人同情嗎?我們想象,當時李廣已六十餘歲了,就算是對壽命普遍高於當時的現代人來說,也算是老了,何況在那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公元前!而對一個要拼殺疆場的將軍來說,就更是不得不說確實太老了!因此,在以大將軍衛青為統帥的同匈奴決定性的大戰中,年老體衰的李廣不能作為主力,不能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確乎是勢在必行。這是符合艱苦卓絕戰爭需要的明智之舉。而李廣卻求戰心切,企圖建不世之功,不聽號令,“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左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之導或失道,後大將軍”,致使大將軍與單于接戰痛失良機,“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作為一名軍人,當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不能因一己之私念而壞國家之大事。李廣正有失於此。觸犯了國法軍紀,追查責任,應該說是很自然的事情,李廣的失職犯法,也理所當然要追查。終於,李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

    三、李廣亦非懷才不遇

    綜觀李廣一生,不能說是生不逢時,懷才不遇。他也多有建功立業的機會。而且李廣曾有與衛青等人各領萬騎,獨任一面,受到武帝信重,充分展示將才的重大機會。可是李廣卻被打得大敗,而且被生擒,只是憑一時之急智,才得逃回。“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漢書·匈奴傳》)後來,“元朔六年(前123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衛青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可見李廣的機會實在不少。

    漢武帝反擊匈奴之戰,始於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歷時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決戰勝利為標誌,在這一時期內,漢軍曾對匈奴展開三次重大反擊作戰,並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匈奴的南下騷擾問題。這三次戰略反擊,分別是河南、漠南之戰、河西之戰和漠北之戰。李廣自言“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可謂久經沙場之老將。而且李廣親歷了漢匈戰爭中最為重要的三大戰役,但實在是建功不多,值得稱道的重大軍事成就幾乎沒有。最後還因違反軍紀,延誤戰機,而落得“引刀自剄”的悲慘結局。

    《漢書·匈奴傳》載: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子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鬥闢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

    漢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安國軍,事見《史記·韓長孺列傳》、《匈奴列傳》及《漢書·武帝紀》,事在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秋,時韓安國駐守漁陽(今北京密雲縣西南)。之後,韓將軍徙右北平死。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按,石建卒年,《萬石君列傳》不載。《漢書·百官公卿表》系“李廣為郎中令”在元朔六年,則建卒年當在此年。可見,李廣為右北平太守時在元朔元年至元朔六年,即前128年至前123年的六年間,也即在漢匈河南、漠南之戰時期內。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騎兵進犯上谷(今河北懷來東南)、漁陽(今北京密雲西南)等地。漢武帝實施反擊,派遣年青將領衛青率大軍進攻為匈奴所盤踞的河南地。衛青引兵北上,出雲中,沿黃河西進,對佔據河套及其以南地區的匈奴樓煩王、白羊王所部進行突襲,全部收復了河南地。此役抽掉了匈奴進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對長安的威脅,併為漢軍建立了一個戰略進攻的基地。匈奴貴族不甘心失去河南這一戰略要地,數次出兵襲擾朔方,企圖奪回河南地區。漢武帝於是決定反擊,發起了漠南之戰,時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衛青率軍出朔方,進入漠南,反擊匈奴右賢王;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內蒙古寧城西南),牽制單于、左賢王,策應衛青主力軍的行動。衛青長途奔襲,突襲右賢王的王廷,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狽北逃。此役勝利,進一步鞏固了朔方要地,徹底消除了匈奴對京師長安的直接威脅,並將匈奴左右兩部切斷,以便分而制之。次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新任大將軍的衛青兩度率騎兵出定襄(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前後殲滅匈奴軍隊一萬多人,擴大了對匈奴作戰的戰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卻漠北一帶,遠離漢境。

    司馬遷敘寫李廣聲威,“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實際上,司馬遷的這種褒揚,完全是一種虛美之詞。李廣為右北平太守的幾年,正當漢武帝發起的反擊匈奴的第一次大規模戰役,即持續數年的河南、漠南之戰。在這次戰役中,李廣自始至終不在主戰場上。雖然此役之起,在於匈奴騎兵進犯上谷(今河北懷來東南)、漁陽(今北京密雲西南)等地。但漢軍大規模的反擊一開始便以永久性地解除京畿地區的壓力,保障京畿地區的安全,進而獲得戰略進攻的主動權這一戰略目標為行動方針,故而漢軍專力於靠近京畿地區的西線戰場,而以部分兵力固守東線,牽制匈奴兵力。而且漢武帝時期漢匈戰爭之重心自始至終不在東線,而在西線。李廣擔任的是牽制匈奴軍力,策應漢軍主力作戰的作用。匈奴亦不以東線為主要進攻方向。而匈奴失守河南地後,多次力圖恢復,不斷襲擾朔方等地。漢軍亦拼力保護,企圖長久獲得戰略進攻之要地。故而漢匈隨後戰爭的主戰場交織在太行山以西的西線之河南、漠南一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雁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眾。”(《漢書·衛青霍去病列傳》)東線之右北平並非雙方爭奪的重點,雙方於此發生的戰役稀少,規模也不大。因此司馬遷所謂“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云云,褒表李廣之威赫,不過虛美之詞耳。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前123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衛青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

    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武帝發起了漢匈戰爭中有名的河西之戰。河西即現在甘肅的武威、張掖、酒泉等地,它為內地至西域的通路,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時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對漢朝的側翼構成威脅。漢廷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鞏固西部京畿地區,遂決定展開河西之役。為此,組織強大的騎兵部隊,委派青年將領霍去病出徵河西匈奴軍。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騎萬人出隴西,越烏鞘嶺,進擊河西走廊的匈奴。他採取突然襲擊的戰法,長驅直入,在短短的6天內連破匈奴五王國。接著翻越焉支山(今甘肅山丹大黃山)千餘里,與匈奴軍鏖戰於皋蘭山下,連戰皆捷,殲敵近9000人,斬殺匈奴名王數人,俘虜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多人,凱旋而還。同年夏天,漢武帝為了徹底聚殲河西匈奴軍,再次命令霍去病統軍出擊。為了防止東北方向的匈奴左賢王部乘機進攻,他又讓張騫、李廣等人率偏師出右北平,攻打左賢王,以策應霍去病主力的行動。霍去病率精騎數萬出北地郡,繞道河西走廊之北,迂迴縱深達1000多公里,遠出敵後,由西北向東南出擊,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大破匈奴各部,在祁連山與合黎山之間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與河西匈奴主力展開決戰,殺敵3萬餘人,取得決定性勝利。是役,霍去病共俘獲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國、將軍等百餘人,收降匈奴渾邪王部眾4萬,全部佔領河西走廊地區。漢廷在那裡設定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移民實邊戍守生產。河西之戰,給河西地區的匈奴軍以殲滅性打擊,使漢朝統治延伸到這一地區,打通了漢通西域的道路,實現了“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標,為進一步大規模反擊匈奴提供了可能。

    而《史記·李將軍列傳》載:

    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在這次河西之戰中,霍去病戰果輝煌,而李廣則仍然是損兵折將,功過相抵,未得獎賞。可見漢武帝給予了李廣一次又一次的機會,可是李廣偏偏不能有任何重大戰功,屢戰屢敗。一次又一次的機會,換來的是接二連三的失利與恥辱。後人常常嘆李廣生不逢時,懷才不遇,果生不逢時耶?果懷才不遇耶?司馬遷於漢匈戰爭中軍功最著的衛、霍二人殊無真誠讚譽由衷敬佩之詞,倒是私心以為衛、霍出於外戚,其功亦出於僥倖。衛、霍誠出外戚,然其功果僥倖耶?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領五萬騎,步兵從者數十萬,霍去病出代郡,衛青出定襄擊匈奴。此役即漢匈戰爭中最為顯赫最具有決定性的漠北之戰。李廣得罪於斯役。《史記·李將軍列傳》載:

    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

    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並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广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人們常常嘆息李廣生不逢時、受人排擠壓抑的坎坷遭跡,卻幾乎沒誰真正瞭解這位將軍來說實在是太多了的感傷和仰慕,這也算是一個習焉不察的歷史誤會吧。這個誤會當然是司馬遷造成的。司馬遷忍恥苟活,發憤著述,一腔心思、滿腹牢騷都貫穿書中。由於史家的素質和個人的遭際,他對劉漢王朝有許多不滿和怨忿,故而《史記》中時時可見強烈個人色彩的撰述和評判。他同情失敗的英雄,放逐的臣子,帶悲劇色彩的人物。屈原、項羽、韓信、賈誼、李廣等等,這些人的傳記成為《史記》人物傳記中最為出色的篇章,洋溢著一種深深的敬惋。相反,他對那些成功的了人物如漢高祖劉邦、衛青、霍去病卻別有一種冷峻挑剔的目光,別有一種不以為然的譏刺。如對於漢匈戰爭中功勳最為卓著的衛霍就殊少由衷讚佩之詞,而私心以為出於僥倖。相對感人至深的《李將軍列傳》而言,記錄衛霍二人之《衛將軍驃騎列傳》就極顯平庸,論者甚至有謂“不值一錢”的。傳記的這種出彩與沉晦的鮮明對比,直接導源於作者司馬遷的個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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