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內法比較明顯的其實是漢唐，其中漢更是法家橫行一直道三國，哪有什麼儒家的政治舞臺，不過宋以後基本內外皆儒了！

成立。全話是：“外儒內法，濟之以道”。即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統治模式。

一.在漢代將儒家倫理道德，和法家嚴刑峻法進行了雜糅和融合，並一定程度上加入了道家的無為。最開始的是內儒外法，但隨著時間和人們的解釋，越來越傾向接受外儒內法的說法。不過都可以接受，看如何理解。

二.統治者把自己的權利合法化又凌駕於法律，從而自己本身就是一個行走的最高法律。為了讓百姓能從心理上接受自己的“胡作非為”，便利用了儒家的倫理綱常，從人性和生理上制定的道德標準，使人們從一開始便相信，皇帝就是與眾不同的，是天的兒子。

三.為統治者，並不是不學無術的，他們要懂一術：那便是帝王之術，馭人，王道，都是他必須要會的。不會的皇帝，一般都是被稱為昏君，膽小之輩！

這套理論決定了封建社會是人治而非法治。讓封建社會能夠持續存在幾千年。

儒法本就是一家的兩個支系。儒家講人們要做皇上的孝子賢孫。法家重點研究，如何使人們不得不做皇上的孝子賢孫。一個負責洗腦，一個負責棒打。

觀點成立！本書《天命不足畏》：天下是法家弟子打下的，卻被儒家學說摘了桃子...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邊讓統治者們深深地忌憚，一邊讓他們無法捨棄，於是造成一個現象，即很多有為君主都是“外儒內法”的。

秦以後的統治者總是“外儒內法”，即以儒家為表 ，行法家之實 。對外宣傳”以孝治天下“，對內則以法治國。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外儒內法”將儒家與法家對立了起來，實際上法正來源於禮，即禮法。孔子和孟子並不反對法。中國古代的法其實很有“人情”。實際操作過程並不嚴格按照法的條例進行。例如，使用儒家《春秋》來作為法律判據。其實，這正是尷尬的地方，一面需要法律的規範和效率，一面又將儒家提升到意識形態的頂端。

聊外儒內法，必須要了解什麼叫歷史、什麼叫史書。

一、史書是昨日的新聞，新聞是明日的歷史

所以，歷史記載的，僅僅是歷史上的新聞，而不是歷史上的事實。此其一。

其二，從孔子《春秋》開始，作者或者編撰者總是以自己的主觀判斷，選擇性的書寫歷史，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春秋筆法”。從漢武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書寫歷史的權力一直掌控在儒生手裡，中國的史書是被春秋筆法了、還是沒被春秋筆法，這是一個動動腳趾都能想明白的問題。

其三，一如歷史上屢屢上演的“從此天下無文章”的儒家文化情願大遊行，儒家以“丹青史書”作為工具，要挾執政者屢見不鮮。史書，早已成為儒家要挾皇權、索要官爵俸祿、愚弄百姓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外儒內法”的歷史說法，顯然是不靠譜的。

二、儒和法是冰炭不同爐的兩個學派

儒家三解：政治學派之一的儒家，馴化百姓的儒教，夾在執政者和百姓之間上下其手的儒生。

以學派論，儒家是人治的代表。後世儒家自詡是德治，也就是有道德的治理，但客觀上儒家從未有過道德與非道德的衡量標準，也沒有德治與非德治的判斷依據。儒家有一句狂犬吠日的胡吹：“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把孔老二出生前的中國執政者統統罵成黑暗如長夜。在儒家辱罵的這個時間段中，包括炎黃、堯舜禹、周王周公。說儒家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是狂犬吠日，我相信儒家以及崇尚儒家的，都不敢站出來否認。

法治主要指的是商鞅變法，則是法家的代表。一如商鞅變法以徙木立信為開始，法治區別於人治的根本，就是公開兩個字，商鞅變法、商君書等等，無論能贊成或者反對，他們從誕生起就是以公開的形式展現在人們面前的。同樣的，西方法治也是以漢姆拉比法典為標誌的。簡單說，公開就是法治、不公開就是人治。

PS:腐儒們表不服氣。儒家推崇道德治國，把道德評判標準公開，歷史上的儒家沒有做過，現代儒家沒有做個，未來儒家能做到嘛？

人們決定行為的思考模式只有三種：公開、潛規則、隨機。沒有例外。外儒內法，是公開還是不公開？很顯然，沒有、也不可能有外儒內法。

三、外儒內法是一種說辭

歷史上確實有漢武帝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儒家獻給漢武帝的，僅僅是“君權神授”、“天子”的儒家理論，唯一的作用就是愚民、為劉漢皇朝“正名”。為何要“正名”？名不正言不順，才需要正名。事實上，儒家理論根本就沒有被漢武帝劉徹所接受。董仲舒“學而優則仕”為劉漢皇族正名，但只是混到一個地方政府幕僚的卑微小官，無論地理上、還是官職上都遠離劉漢廟堂。是“則仕”還是被打發，一目瞭然。董仲舒不甘心被拋棄，再次以“天意”的解說兩次皇宮失火，立馬被漢武帝劉徹定位死罪。雖然最終被赦免，但卻被打回原形，做回教書匠直至死亡。劉漢皇朝用自己的辦法治理漢朝，儒家充當“以孝馴化百姓”的走狗，才是歷史的本來面目。外儒內法是儒家對自身遭遇的一種吐槽。

崇尚學而優則仕的儒家，雖然滿口忠孝仁義，實際上是既不忠又不孝。儒家忠於漢朝，哪東漢推翻西漢、三國把漢朝封建割據，儒家為啥還效忠漢朝、三國魏蜀吳呢？儒家忠於宋朝，蒙元入侵併推翻宋朝，儒家為啥還消效忠蒙元呢？明朝也是儒家效忠過的，滿清還沒入關，儒家就急吼吼的遠赴大漠宣誓效忠滿清，算怎麼回事？2000年封建歷史上，儒家服務於每一個朝代的皇權，當皇權被推翻、被更迭的時候，外儒內法就是儒家甩鍋給執政者的一種手段。

中文有個特有的名詞叫“統治者”。變法的商鞅，被儒家描述成“為統治者服務”，秦朝封賞了70名儒家弟子為博士，這些儒家博士是不是也在“為統治者服務”？漢武帝劉徹是不是統治者，董仲舒的“君權神授”、“天子”是不是“為統治者服務”？外儒內法，是儒家一邊在統治者哪裡充當鷹犬，一邊在百姓這裡偽裝道德的說辭。

外儒內法是一種文過飾非的說法，通俗的說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賣狗肉的鋪子掛羊頭，那是一隻死了的羊的羊頭啊。

內法的“統治者”拿儒家當羊頭掛，儒家都是死人嘛？能不會反抗啊？呵呵，是拿了“統治者”的官爵俸祿，心甘情願的當羊頭、被掛著吧？

官爵俸祿一點沒少拿。這會想自己給自己立牌坊了？

歷代君主都內法外儒的說法不正確。秦朝法家思想佔統治地位。漢武帝時法家思想也佔統治地位。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重立漢文帝時已經廢除的誹謗之法、夷族連坐之法、告奸之法。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群臣和皇族屠戮殆盡。

儒家大師顏異因肚子裡罵漢武帝。被法家酷吏張湯以腹誹罪處死。

漢武帝不是內法外儒。而是明目張膽，不加掩飾的重用法家。

隋唐宋時，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

明清時期，是典型的內法外儒。統治者沒有重用一個法家酷吏。卻用法家思想治國。

要研究這個觀點，首先要看這個觀點的意義指代什麼，“外儒內法”直接理解就是儒家外皮，法家的核心，其實這種認知是有一定的誤差的。

中國近兩千年來治國理念應該是“儒法合流”，準確的說應該是儒家逐漸滲入法家的制度，形成了儒法交融的治國理念。

打個比方，法家好比是土，儒家是一碗水，漢武帝把水倒入了土裡，水就逐漸的滲入土中，這種滲入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逐漸形成了特殊的“溼土”，這就是中國兩千年以來的治國制度。

事實上儒家對於中國影響的最深的並不是政治制度，而是另一個東西，儒家推崇“禮”，禮是什麼呢？禮是約定俗成的條例。

它並不像法律一樣有政府的暴力機關背書，觸犯了就可能會受到懲戒，它更像畫地為牢一樣，無形的約束人的行為，一旦跳出那個圈子，違背了這些條例，就會被人群指責和排斥。有沒有感覺這個東西很熟悉？是的，這就是道德。

儒家基本上塑造了封建中國大部分道德觀念，並加了不少私貨。

而在法律方面，儒家則和法家融合，形成了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華法系”，其主要特點是“宗法為主、皇權至上、政法合一”。

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言行都可以作為法律，行政官吏同時擁有司法權，並會視犯法者和受害者的親屬關係而減免或加重刑罰。

然後我們來看，這樣的治國理念是怎樣的形成的。

實際上在秦朝，中國的法律還是比較講究公平的，秦王朝是法家締造的王朝，可以說是法家影響最深的王朝。法家的理念是什麼呢？

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韓非子·有度》

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

——《韓非子·顯學》

法家的思想偏向於任人唯能、執法唯公，法家還制定了一系列詳細的選拔人才的制度。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秦軍功爵制度。

秦將爵位分為二十級，每一級都制定了詳細的升級標準。是的，秦國士兵打仗就跟打遊戲一樣，只要你有能力，攢夠了經驗就可以升級。而且前期還可以充錢。

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史記•秦始皇本紀》

封建時代中國的法律和制度體系，都是在秦的基礎上逐漸演變過來的。法家的思想是立國策，而不是治國策。秦十四年未能使六國歸心，最終楚人一炬，亡於戰火。

漢承秦制，西漢初期，除了簡化了一些秦的法律，基本延續了秦的制度。但是漢前期以黃老無為治國，講究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生息，最終“垂拱而天下大治”。

黃老學說極大的緩解了秦制的嚴苛，使得漢朝能夠整合六國思想，從連年戰火中脫離出來，休養生息，國力大幅提升。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

——《漢書·食貨志》

但是黃老學說淡化了天子的影響力，一定程度的削弱了皇帝的中央集權。

到了漢武帝時代，武帝文治武功，個人權力慾急劇膨脹，但是黃老學說只是緩和了國家內部矛盾，法家施政又過於嚴苛容易激發矛盾，武帝急需一個在道法之間的學派，既能鞏固集權，又能統一天下的思想，這個時候董仲舒出現了。

這個時候的儒家其實已經不是孔子時代的“儒家”了，而是融合了一定法家思想的“新儒家”。董仲舒不光為武帝帶來了儒法合流之後“大一統”思想，還給武帝帶來了“天人感應”，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君權神授”。

漢武帝採用儒家學說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按照先秦的規則來說，漢劉氏其實是“得國不正”的，為什麼這麼說呢？

漢以前，夏、商、周、秦其實都是有顯赫祖先的，是神在人間的後代。

夏源於禹，而大禹拋開本身已經神化，他還是黃帝的“玄孫”；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

——《史記·夏本紀》

商，先不說詩經中所載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的始祖“契”，本身就是“五帝帝嚳之子”、黃帝“玄孫”；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

——《史記·殷本紀》

周的始祖“棄”，是“五帝帝嚳之子”、黃帝“玄孫”，是的，商周始祖是同父異母的兄弟，都是是帝嚳的子孫；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 。

——《史記·周本紀》

秦的始祖大業是顓頊的孫子，也是黃帝的後人。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

——《史記·秦本紀》

但是劉邦不是，劉邦只是泗水亭長，一個混混流氓。所以劉氏才會編出高祖斬白蛇起義、蛟龍產子的神話故事。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史記·高祖本紀》

劉氏急需一個證明自己統治權合法的東西，這個時候董仲舒站了出來，開起了中國“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道路，後面的皇帝也順手把這個拿來用了。這是儒家之所以能代替法家和黃老在漢代被獨尊的原因之一，當然，皇帝用著好用，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儒家順利的取得了思想的統治權，但是這時候實際上只是代替黃老，漢的制度還是法家的制度，儒家開始逐漸滲透法家的制度。

首先是法，法家最重要的其實就是法。

在無法修訂法律的情況下，儒家是怎麼做的呢？儒家掀起了“引經決獄”的活動。

就是儒家官員在無法改變法律的情況下，直接拋棄法律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判案依據。

儒家作為“執政者”，推崇親親相隱，並且罔顧法律。

這也導致了漢代基於法家思想建立的軍國主義制度逐漸瓦解，形成了世家大族制度。三國演義裡常說的，四世三公的袁家，潁州世家，就是這樣形成的。世家大族能夠集中資源培養優秀人才，草根和寒門再不能依靠法律和軍功成為貴族，世家逐漸壟斷整個知識分子階級。

經歷兩漢到晉，儒家的思想終於深入到了方方面面，晉朝頒佈的《晉律》直接“納禮入律”，“禮律並重”成為中國上第一部儒家化法典。

魏晉南北朝以後到隋唐，儒家終於完成了法律的儒家化。隋唐形成了成熟的儒家法典，我們常說的“十惡不赦”就是隋唐律裡出來的。

《唐律》裡規定有十種惡行是不能被赦免的，包括挑戰皇帝權威的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四項，嚴重危害他人生命權的不道一項，和違法儒家倫常關係的惡逆、不孝、不睦、不義、內亂五項，這五項基本涵蓋了弒殺親屬、傷害親屬、辱罵親屬、親屬喪而作樂，親屬亂倫等等情況，這些都在不可赦免的行列。

到唐代，儒家基本完成了對整個中國的儒家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階級觀念和三從四德的道德要求成為國家的基本準則。

科舉制度的建立以後，儒家作為考官、儒家思想成為考題更是直接完成了整個政府的儒家化。

唐以後，宋、明、清皇帝開始被儒家挾持而不得不做一些儒家認為“對”的事情。 到這個時候，諸子百家都基本被儒家融合了。

後期的思想家，如朱熹、王陽明等人，開始在儒家的框架下建立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獨立出儒家自己建立一個學派。

所以自秦漢以降，整個中國的治國理念都是被儒家化的，或者說被儒法合流以後的“新儒家”所主導的。

君臣以德治，而法律主要用來治普通民眾，以維護大地主階級利益為根本，這是封建中國的核心治理原則。

歷代朝代都是因為腐敗而失敗的呀？何來外儒內法？如果換另一種思考框架，對平民人性確實是法禁，打壓慾望。對外文化入侵避免戰爭，和親、抵禦外患，鮮有主動出擊？日本很象。不明白怎麼回事。

事實上就是這麼回事。

面上說尊儒，就是給讀書人和老百姓說的，讓你們仁義禮智信，實際上主要是要你們忠君，乖乖聽話。

內裡用法家，是為了管住儒家思想沒騙住的一部分不聽話的你們。

家裡地暖，建築面積八十多平，有一年冬天，孩子總病，具體就不說了，找了個兒童醫院專家，醫生說家裡溫度太高，太乾燥，把暖氣全關了。果然一週後孩子症狀好了。(關了暖氣，家裡也不冷)。第二年，依然關了暖氣，問題是交不交暖氣費？一冬天也就一千多點。

必須的，外儒內法是個非常厲害的治國方法，全用法家過於嚴苛，特別是對自己人，統治者需要用特權來籠絡支援自己的政治力量。也需要儒學來控制百姓的思想，要是他們自己也信這個就不會造反建立政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