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仲淹改革的失敗的原因，與君主昏聵有一部分關係，與時代背景也有關係，對外，宋軍對西夏作戰全面潰敗。宋朝只對外繳納歲貢，在外交中起防禦態勢。對內，國內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下，財政收入不足，土地併購嚴重，人民生活艱苦，實有農民起義爆發。嚴重威脅統治。在內外交困的之際，宋任宗終於痛下決心改革。

二、宋仁宗一代，宋朝經過百餘年的相對安寧日子，承平日久，積弊叢生，機構臃腫，財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敵洶洶，國家到了不改革不行的的地步了。面對此種狀況，范仲淹以提高財稅收入、增強軍備力量、重新整理吏治、提升效能等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十項新政綱領、改革舉措，宋仁宗將這些舉措在全國推行，改革全面鋪開，史稱“慶曆新政”。

三、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都為重新整理“吏治”，即透過“精兵簡政”的手段，來減輕國家重負，提高行政效率，最終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然而，當“擇官長”“明黜陟”“抑僥倖”等措施實行後，卻影響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無終，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顧後，利益集團頑固阻撓，這十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六項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改革派相繼被貶出朝廷，各項改革隨即廢止，“慶曆新政”以失敗告終。

四、改革就要犧牲利益集團既得利益，犧牲士大夫利益就會動搖國本根基。宋仁宗自身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註定了改革的失敗開始就註定了。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痴呆、老成尫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負，終於被現實擊得粉碎，徒留一番沉痛的感嘆

范仲淹改革失敗的原因有幾方面，第一，沒有一個決心把改革進行到底的皇帝，第二，觸犯了絕大部分勳貴和高官的既得利益。

皇帝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可是宋仁宗是一個耳根子比較軟的皇帝，想改革，卻又不願意得罪勳貴和大部分官員，本來改革就是犧牲小部分的利益來成全大部分人的利益，可是，這小部分人才是國家的高層，是能影響皇帝決斷力的人，那大部分人卻沒有機會得見天顏。

慶曆改革最根本的措施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其中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屬於人事改革，這方面阻力最大，這些都是勳貴和高官的特權，官員們推薦自己的家人朋友為官從中牟利，你讓他失去，一定是會反抗的。均公田也是反應比較大的，吃到嘴裡的田地，你讓他吐出來，很難。龐大的官員群體，龐大的利益團體，改革只進行了一年就結束了。

范仲淹是個改革家，雖然最終因為種種原因失敗了。終宋一代，也沒有解決冗兵冗官。最終間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宋朝范仲淹的改革為什麼走向失敗？

范仲淹透過科舉考試而步入仕途後，因直言進諫，呆在京城的時間很少，大部分時間都外放在地方為官。慶曆新政之前，范仲淹一直陝西前線抗擊西夏，御邊效果卓有成效，西夏李元昊與大宋和談後，范仲淹於慶曆三年被調回東京任參知政事。宋仁宗想用范仲淹朝廷改革。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

宋仁宗急於改革，是因為“三冗”問題負擔太重！所謂“三冗”就是：

一是“冗官”。宋朝因為得國不正，總是擔心臣子效仿，在吸取唐朝藩鎮割據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想方設法對臣子朝廷分權，進而產生“冗官”。冗官產生的具體原因有：機構重複設定，機構多；兵將分離造成帶兵的多；科考取仕多； “恩蔭”氾濫；“買官”成風。

二是“冗兵”。兵將分離導致將對兵的訓練、管理不到位，從而造成兵員素質下降。質量下降就從數量上來彌補，自然就造成了“冗兵”。

三是“冗費”。官多、兵多，自然各種開支費用就大；另外，宋朝實行募兵制，軍餉就是天文數字。澶淵之盟與西夏方兒以後，每年要貢給遼國、西夏大量的歲幣、絹匹，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造成了“冗費”。

二、改革舉措——范仲淹改革十策。

宋仁宗當時有銳意進取之心，多次詢問范仲淹當世之事，有意實行改革。范仲淹認為朝政積弊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變的，因此並沒有下定決心提出改革方案。但宋仁宗親自手寫詔書賜范仲淹，並把范仲淹、富弼約到天章閣內，準備好筆墨紙硯，讓他們當面寫出方案：

《宋史.列傳七十三》：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帝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

宋仁宗這是“趕鴨子上架”，讓本來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只能迎難而上！范仲淹很快拿出了改革方案，即《答手詔條陳十事》，（以下引用均來自《宋史.列傳七十三》）：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

就是明確官員的升降問題，沒有大功勞大善舉不能升遷。二府內外在職人員至少要幹滿三年才能考慮升遷；在京各衙門的官員如果不是推選或科舉而任職的，至少要幹滿五年，才能進行升遷考核……這是針對宋朝當官滿三年，不管有沒有業績，一般都要升遷的舊習慣而提出的改革舉措。

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

這一條是針對“恩蔭”制度的弊端而發的。所謂乾元節就是宋仁宗的生日，在皇帝生日這天，是要開恩蔭的，范仲淹建議少卿、監以上的職位乾元節恩補可以去掉。正郎以下的官必須幹滿兩年以上的才能讓子孫“接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龍圖閣等館閣，大臣們不得推薦自己的子弟擔任。

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

這一條是針對科舉弊端而言的，認為進士應該先考策論，然後再考詩賦。策論寫得好、詩賦寫得差一點的為優等生，策論寫得一般、詩賦寫得好的為次等生。優等生直接給出擬授官職，次等生等待進一步選拔。范仲淹建議讓進士名實相符。

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

范仲淹認為刺史、縣令這些職位與百姓休慼與共。建議重要崗位由上級主管部門提名推舉，然後幹部部門考察這些被推舉的人歷任業績，根據舉薦的多少和業績考核結果，擇優錄用。

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

范仲淹則認為只有“厚祿養賢”， 才能減少外任官員貪腐，清廉的地方官才能管理好地方。真宗時定下的職田不應取消，而是需要公平分配。

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

宋朝因為冗官、冗兵的弊政，全華人民都熱衷於當官和當兵，所以對立國之本的農業反而輕視了。范仲淹希望朝廷下大力氣發展農業，派專人興修水利，讓農業成為立國之本。

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

這一條是針對“募兵制”的弊端而提的。范仲淹建議，恢復府兵制，招募壯丁，作為正兵，一年四分之三的時間種田，四分之一的時間訓練。並建議先在京畿的軍隊中試行，有效果了再推行到其它地方。

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置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

宋朝三年京郊祭祀頒佈的惠及百姓的“恩澤”往往被地方官員“打折”，使皇恩不能落實。因此，范仲淹建議對“貪汙”恩澤的官員要嚴懲，並且每次恩信下去時，同時派人到各地巡查，推動皇恩落實。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

宋仁宗時候的法律，制定與頒佈的時候都很草率，頒佈了沒法執行，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現象。同時，法律條款很多，許多也沒法一一落實。范仲淹建議，對法律條款數量要少而精，容易執行。法律制訂時要反覆協商，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確保不會出現朝令夕改現象。

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並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

范仲淹認為宋朝比唐朝人口少，縣卻沒有減少，各級地方官吏也沒有減少，還增多，底層的勞動人民的賦稅、徭役都比唐朝多出好幾倍。范仲淹建議，壓縮縣級編制，精減縣級辦事人員，多餘的人回去務農，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富起來。

范仲淹這改革十策，前五條和最後一條都是和吏治有關，核心都是汰減“冗官”；一條是關於農業的，一條是關於軍事的，另外兩條是關於法令的。就是今天我們讀了，也覺得切中肯綮。何況是當時感同身受的宋仁宗呢？宋仁宗非常滿意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立即批轉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執行。

《宋史.列傳七十三》：天子方信向仲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 三、改革實施——政治局面煥然一新

范仲淹雖然覺得改革不能急，但一旦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就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全心全意投身改革之中：

一是率先實施“擇長官”。慶曆三年10月，經過范仲淹嚴格考核推薦，朝廷頒詔，任命張溫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別為河北、淮南、京東、河東都轉運按察使。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丙午，以鹽鐵副使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案察使，知諫院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案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為京東轉運案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

二是下發磨勘新法。緊接著十月底，經過范仲淹修改、完善，朝廷頒詔下發磨勘新法，官吏升遷按新法考核，“明黜陟”也付諸於行動。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壬戌，詔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於舊。

三是主持起草《任子詔》並請仁宗頒佈下發。對恩蔭的年限和範圍進行了限定，同時打擊了恩蔭制度的一些變通做法，即一些大太監安排的人長期佔據重要崗位的現象。並安排專人到全國各地明察暗訪，對發現的人才予以提拔，對貪官庸才朝廷處置。朝廷還下詔：現任、前任兩府子弟、親戚不得進館閣。這樣，“抑僥倖”也開始了落實。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癸未，詔：“館職有闕，以兩府、兩省保舉，然後召試補用。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並讀書之類。”《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丁亥，詔更廕補法：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廕。自是任子之恩稍殺矣。

四是下詔限制職田，落實“均公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壬辰，詔限職田。

五是頒佈貢舉新法。加強策論在科舉考試中的比重，同時，允許州縣辦學，把教育與科舉結合起來。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戊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 庚申，許廣州立學。《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慶曆四年三月）乙亥，下詔令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貼經墨義。

六是韓琦在陝西前線推行變法。除了在考核的基礎上升降官吏外，還對軍隊中的老弱病殘予以淘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丁巳，詔天章閣侍讀曾公亮刪定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條貫，從范仲淹請也。

八是將部分縣降格為鎮，落實“減徭役”建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青五縣併為鎮，又析王層縣隸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議也。

慶曆新政實施僅短短的半年時間，北宋政治局面就開始煥然一新。汰冗官、精貢舉、辦教育、減恩蔭……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四、改革結果——中途夭折

慶曆新政的核心內容是“精簡冗官”，這種吏治改革必然觸動了到許多既得利益者的乳酪。既得利益者及保守勢力必然會反撲，想方設法阻撓新政實施。他們用的卑劣招數有：

首先，輿論上貶低新政。宣揚新政規模太大，難以施行。詆譭《任子法》讓皇恩變薄了，磨勘法太繁瑣了，抑僥倖給官員行政帶來不便了……等等。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案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

其次，監察彈劾。按察使對新政不時彈劾，不斷動搖仁宗的變革決心。

其三，打擊新政支持者。范仲淹變法，有許多支持者，比如滕宗諒（即滕子京）、張亢、石介等。既得利益者就打擊這些新法的支持者，彈劾滕子京、張亢貪汙挪用機要費。幸虧范仲淹力保，兩人才沒下獄，但都被貶謫。而杜衍的女婿蘇舜欽等人直接被貶為庶民。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嶽州。時中丞王拱辰言其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故再謫。

其四，用卑劣手段汙衊。老臣夏竦遭歐陽修彈劾被貶，就派人偽造石介與富弼的往來書信，指誣他們欲效伊尹、霍光行廢立之事。仁宗不信，但范仲淹、富弼開始恐懼。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

其五，指責范仲淹等結朋黨。宋朝生怕文臣武將結黨謀逆，所對朋黨非常忌憚。既得利益者就利用這點反覆彈劾范仲淹他們結黨，把持朝政。宋仁宗曾問過范仲淹如何看待朋黨，范仲淹坦蕩之人，對朋黨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而歐陽修直接上書《朋黨論》，指出朋黨也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相當於承認新政推行者是君子之朋。觸及了宋仁宗的底線。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戊戌，帝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既得利益者對新政及推行新政的輔臣無所不用其極地彈劾與攻擊，終於動搖了宋仁宗變法的決心，正好范仲淹、富弼因恐懼請求外放。宋仁宗順水推舟地就同意他們外放。

而范仲淹一外放，新政便無人再推行，漸漸地就恢復回了舊政。慶曆新政施行一年左右，便中道夭折。

慶曆五年正月，宋仁宗受章得象等盅惑，下詔罷免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職務、富弼的樞密院副使職務。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歐陽修都被貶出京城，淡出權力中樞。

五、慶曆新政失敗原因簡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分析，有指責保守派太奸詐的，也有指責歐陽修《朋黨論》是豬隊友助攻的，也有指責范仲淹太過激進的……

這些都是導致新政失敗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是在宋仁宗身上。

首先，宋仁宗是個“無定志”的人。這是王夫之的評價。宋仁宗在位期間，兩府大臣30年換了40多，造成“吏無適從”，再賢明的能臣，走馬燈似的換，也無法做出業績。范仲淹心懷天下，天下人都知道，宋仁宗也知道，但是慶曆新政受到點干擾就讓范仲淹外放，范仲淹外放，誰來主持新政的推行？這是明擺著仁宗自己對改革“心無定志”，自己退縮了……

其次，宋仁宗是“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這是蔡東藩的評價。宋仁宗之所以想改革，是因為“三冗”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但是改革勢必要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些人包括許多身邊的近臣，但是這些人一哭一鬧，仁宗心就軟，改革措施就打折扣。像《任子法》，只是象徵性地對一部分官二代加個年齡限制，對高官還是不限制。

其三，宋仁宗自己“首鼠兩端”。宋仁宗不是昏君，應該知道改革需要得罪一幫人的，對改革遭遇阻力應有心理準備並有鋼鐵般的決心。但事實上他沒有。他一方面逼范仲淹拿方案，一方面又不想傷害既得利益者。這種首鼠兩端的做法，新政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

其四，“朋黨論”只是放棄改革的藉口。雖然歐陽修承認自己是君子之黨，范仲淹也不否認為了做事而結黨，但這個與承認不承認沒有關係，因為朋黨不是承認才存在，也不是否認就不承在，章得象、賈昌期、夏竦不是因為他們不承認是朋黨就不是“朋黨”。作為一代仁君，對這個應該有清醒判斷。

其五，人即使有錯，法無錯，人廢法不應該廢。秦惠文王就是這麼做的，商鞅變法得罪了貴族和老世族，秦惠文王車裂了商鞅，平息了老世族的憤怒，但商鞅之法保留了，繼續不折不扣地執行。范仲淹十策和韓琦的“7+8”方案，有利於國家和百姓，有利於大宋朝的江山穩固，即使范仲淹有朋黨問題，也應該“去其人，用其法”，而不是“人貶法廢”。秦惠文王能做到的事，宋仁宗為什麼做不到？

簡單一句話：如果把宋仁宗換成秦孝公，那麼慶曆新政一定能成功！

范仲淹是一位集政治、軍事、書法、文學與一身的北宋名臣，同時也是一位改革家，一生心繫百姓和國家，曾寫出著名的岳陽樓記！他從小時候起就歷經磨難，幼年生活十分貧苦，兩歲喪父母親貧困無依，無奈帶著幼小范仲淹改嫁給了常山朱氏，等長大後知曉了自己的身世，縱觀諸多事情，他感到唯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於是立志透過讀書來自立門戶，於是他晝夜苦讀，夜晚讀書睏倦了，就起身把臉浸在涼水裡，以此來讓自己清醒，他常常白天讀書什麼也不吃，直到傍晚才吃一些東西，就這樣他透過寒窗苦讀，終於精通了六部經典著作的要義，發憤要識遍天下字、立志讀盡人間書！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登上蔡齊榜由寒儒而成為進士，官居九品從此開始他的為官生涯！

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時代，正是處於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當時吏治腐敗財政危機嚴重，也不斷有農民揭竿而起，邊境上契丹與黨項結成犄角之勢，還不斷南擾東犯真是內憂外患，此時的大宋王朝看似繁華的表象下，實則危機四伏！身處官場的范仲淹自然是對當時官僚政治的腐敗，以及下層百姓的疾苦是很瞭解的，這也引起當時其它有識之士的警惕，他們杯著強烈的憂患意識要求朝廷變革，企圖挽救大宋王朝的統治危機，這中間由於范仲淹是最為倡導變革者！當時的仁宗也認識到改革的勢在必行，慶曆三年提范仲淹與韓琦為樞密副使，之後又升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改革，范仲淹上了著名的（十事疏）作為基本的改革方案，十事包括明罷黜、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對於范仲淹提出的十事，仁宗多於詔令的形式而頒行全國，史稱慶曆新政，政治上限制恩蔭懲辦貪官，嚴格按政績考核官員，改革科舉制度，選拔能治理國家的人才，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須嚴格執行取信於民，經濟上減輕徭役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以挽救財政危機，軍事上在東京開封附近招募民兵且耕且戰，這樣即可省養兵費用，還可加強京師的守衛力量，同時增強軍隊戰鬥力，再從士兵中選拔人才！提到的這些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等多方面，核心就是整頓官吏，范仲淹希望透過官僚政治體制的改革，以挽救宋王朝潛在的危機！

但是這樣一來就限制了權貴們的特權，侵犯了官僚階層的權益，以致遭到它們猛烈的攻擊和阻攔，還有的使出了卑劣的手段，想制他於死地，當時范仲淹等人也感到政治形式的險惡，在推行慶曆新政初期還算順利，不過後因觸及到了權貴們的利益，所以他是飽受排斥，甚至最後被排擠出了朝堂，在反對派的攻擊下，改革進行下不去了，范仲淹還被罷免了宰相的職務，貶到了外地當了個小小的知州，富弼與韓琦也被解除了樞密使出任地方官，因此慶曆新政是無疾而終，宣告失敗！其實范仲淹所提出的這些新政措施，都是金玉良言正對北宋的時政弊端，而由於涉及到了權貴的利益，它們寧可最後國破家亡，也不顧及國計民生！在古代封建朝廷制度下，一個有識之士國家棟梁之才，想為國家與百姓辦些有益社稷之事，那是何其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