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併成為繼《詩經》以後，對中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言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一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莊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中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辭賦。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楚辭遂又成為詩歌總集的名稱。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故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 【漢賦】 漢賦是在漢代湧現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從賦的形式上看，在於“鋪採擒文”；從賦的內容上說，側重“體物寫志”。漢賦的內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遊獵；三是敘述旅行經歷；四是抒發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於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後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 漢賦的結構 漢賦在結構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稱作“亂”或“訊”的結尾。漢賦寫法上大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讚歌，只在結尾處略帶幾筆，微露諷諫之意。 漢賦的類別 漢賦分為大賦和小賦。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彙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鉅製。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捨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 賦的產生和發展 中國漢代文體。作為文體名稱，它淵源於 荀子 的《賦》；作為文學體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辭和戰國恣肆之風的極大影響。由於漢帝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為漢賦的新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統治者對賦的喜愛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爭相以寫賦為能事，漢賦遂成為漢代400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後期便已經產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作品並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雲》、《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後人偽託，尚無定論。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後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於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正由於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係，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餘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後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徵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後，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第一時期 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佔據統治地位。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這一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多是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轉變。這時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此外還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騷體的繼承,但由於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後來那種純然出於模擬《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賈誼的《鵩鳥賦》是一篇寓志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一篇文字。這篇賦一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於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誇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象，是漢初騷體賦的優異之作。 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誌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發》。 枚乘主要生活於漢文帝、景帝時期，死於武帝初年。他的《七發》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透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於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一切藥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遊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江濤的壯觀。《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漢大賦的體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劉勰稱：“枚乘摛豔，首制《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是一篇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 第二時期 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共約200多年時間,從武帝至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展的鼎盛期。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漢賦900餘篇，作者60餘人,大部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 自漢武帝劉徹到宣帝劉詢的時代，即所謂西漢中葉，這是漢帝國經濟大發展和國勢最強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為了進一步保衛國家和鞏固政權,他又北向出擊匈奴,弭除了歷年的邊患；用兵南方，結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紛爭的局面。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裡，無疑是一個值得頌揚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招納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提倡辭賦，誘以利祿，因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在所謂“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藉口下產生了。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這一時期的賦作基本上同《詩經》的雅頌一樣，是一種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服務的。有一些作家，作為皇帝的侍從，對皇帝歌功頌德，但他們又對自己類似俳優的地位時時感到不滿，因而也寫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諷諭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對當時漢帝國空前繁榮強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悅，但對皇室大量揮霍資財和迷於奢侈享樂的生活，無論從歷史教訓出發,還是從當時的民生出發,也曾感到擔憂。這就構成了當時一些鴻篇鉅製的大賦在思想內容方面的普遍特點，它們往往既歌頌誇耀於前,又諷諭勸戒於後,而這兩者統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這些漢代大賦思想內容的複雜性。 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選》所載《子虛》、《上林》兩賦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據《史記》、《漢書》本傳，考定二賦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獵賦》。這兩篇以遊獵為題材，對諸侯、天子的遊獵盛況和宮苑的豪華壯麗，作了極其誇張的描寫，而後歸結到歌頌大一統漢帝國的權勢和漢天子的尊嚴。在賦的末尾，作者採用了讓漢天子享樂之後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意。司馬相如的這兩篇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華麗的詞藻，誇飾的手法，韻散結合的語言和設為問答的形式,大肆鋪陳宮苑的壯麗和帝王生活的豪華,充分表現出漢大賦的典型特點，從而確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和所謂“勸百諷一”的傳統。後來一些描寫京都宮苑、田獵、巡遊的大賦都規撫它，但在規模氣勢上又始終難以超越它。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漢武帝、宣帝年間著名的賦作家還有東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漢書?藝文志》著錄他們的賦作頗多，但傳世頗少。如枚皋，據記載有賦 120篇，現已一篇無存。東方朔流傳下來的《七諫》，是一篇因襲楚辭的騷體賦，並無新意。但他的《答客難》、《非有先生論》，雖未以賦名，卻是兩篇散體賦，對以後述志賦的發展有一定影響。王褒是宣帝時重要賦家，今存《洞簫賦》和騷體賦《九懷》。《洞簫賦》是現存描寫音樂賦作較早的一篇，對後世的詠物賦和描寫音樂題材的作品有過影響。 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 100多年間，《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一時期眾多作家創作的共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範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造力,只有揚雄和班固,由於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 揚雄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賦家。《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賦在思想、題材和寫法上，都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相似，不過賦中的諷諫成分明顯增加，而在藝術水平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寫和鋪陳相當精彩，在模擬中有自己的特色。後世常以“揚、馬”並稱，原因即在於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體賦,寫他不願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縱橫論辯，善為排比,可以看出有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對後世述志賦頗有影響。《逐貧賦》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於貧困,鄙視“貧富苟得”的志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東漢前期的著名賦家。他的代表作《兩都賦》，由於蕭統編纂《文選》列於卷首，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兩都賦》在體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是西漢大賦的繼續，但他把描寫物件，由貴族帝王的宮苑、遊獵擴充套件為整個帝都的形勢、佈局和氣象，並較多地運用了長安、洛陽的實際史地材料，因而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賦作，有更為實在的現實內容。張衡以至左思的所謂“京都大賦”的出現，都明顯地受到《兩都賦》的影響。 第三時期 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這一時期漢賦的思想內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採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東漢中葉以後，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徵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凋敝。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這種情況的出現始於張衡。 張衡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二京賦》和《歸田賦》。《二京賦》是他早年有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基本上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他對統治階級荒淫享樂生活的指責比較強烈和真切，他警告統治者天險不可恃而民怨實可畏，要統治者懂得荀子所說的“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這是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對作者的啟發，表現了當時文人對封建統治的危機感。《二京賦》除了像《兩都賦》一樣，鋪寫了帝都的形勢、宮室、物產以外,還寫了許多當時的民情風俗,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的《歸田賦》。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描寫了自然風光，抒發了自己的情志,表現了作者在宦官當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不肯同流合汙，自甘淡泊的品格。這在漢賦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轉機。他把專門供帝王貴族閱讀欣賞的“體物”大賦，轉變為個人言志抒情的小賦，使作品有了作者的個性,風格也由雕琢堆砌趨於平易流暢。在張衡之前,已出現過一些言志述行的賦，如班彪所作《北征賦》，透過記述行旅的見聞，抒發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顯示了賦風轉變的徵兆，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使漢賦的發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繼張衡而起的是趙壹和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一階段那種歌功頌德，誇美逞能的大賦，已經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賦》是他在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徵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冷峻，頗具感染力。稍後禰衡的《鸚鵡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了自己生於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儘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賦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賦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在中國文壇上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在漢末文人五言詩出現之前，它是兩漢四百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封建時代的詞章家非常推崇漢賦，但他們奉為漢賦正宗的卻是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及班固、張衡等人的大賦，但也正是這些大賦，在思想和藝術形式上表現了較多的侷限性。西晉的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批評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他所謂“今之賦”就是指漢代興起的大賦。他認為它們“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摯虞對漢賦的社會作用以及藝術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 漢賦，特別是那些大賦，儘管有著如上所述的缺點，在文學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寫宮苑、田獵、都邑的大賦來說，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的豐盛，宮苑建築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封建統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這些賦作者反對帝王過分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了這些作者並非是對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儘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 其次,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詞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詞彙、鍛鍊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後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 最後，從文學發展史上看,兩漢辭賦的繁興,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中國的韻文從《詩經》、《楚辭》開始,中經西漢以來辭賦的發展,到東漢開始初步把文學與一般學術區分開來。《漢書?藝文志》中除《諸子略》以外,還專設立了《詩賦略》,除了所謂儒術、經學以外,又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晉則出現了“詩賦欲麗”(曹丕《典論?論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等對文學基本特徵的探討和認識，文學觀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漢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共約二百多篇，分別收錄在《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書中。 漢賦的主要代表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哀二世賦》《長門賦》《美人賦》 枚乘：《七發》（楚辭體）《柳賦》《梁王菟園賦》 賈誼：《鵩鳥賦》 揚雄：《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 王褒：《洞簫賦》 班婕妤：《自悼賦》 劉向：《九嘆》 劉歆：《遂初賦》 班固：《兩都賦》 班彪：《北征賦》 【宋詞】 宋詞是繼唐詩之後的又一種文學體裁，基本分為：婉約派、豪放派兩大類。 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後主李煜.宋代詞人：李清照、柳永、秦觀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棄疾、蘇軾、岳飛、陳亮等。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CROWN上光輝奪目的一顆巨鑽，在古代文學的閬苑裡，她是一座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奼紫嫣紅、千姿百態的風神，與唐詩爭奇，與元曲鬥豔，歷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盛。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裡汲取營養，又為後來的明清戲劇小說輸送了養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人們帶來很高的藝術享受。 詞的初期極盡豔麗浮華,流行於市井酒肆之間,是一種通俗的藝術形式，五代時期的《花間集》就很明顯地展露了詞美麗絢爛的文采，但是這期間的詞題材還僅限於描寫閨情花柳、笙歌飲宴等方面，可以說還顯得很“小氣”。雖然藝術成就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但是在思想內涵上層次還不夠。宋代初期的詞一開始也是沿襲這種詞風，追求華麗詞藻和對細膩情感的描寫。像曾因寫過“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鬱郁不得志，一生就流連於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當時的詞被認為是一種粗俗的民間藝術，不登大雅之堂，以至於宋朝的晏殊在當上宰相之後，對於他以前所做的詞都不承認是自己寫的。宋朝的豔妓之多，水平之高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們和宋朝的才子們一起共同推動了詞這一新興藝術形式在民間的廣泛流傳。 但是，隨著詞在宋代的文學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詞的內涵也在不斷地充實和提高。“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奠定了邊塞詞在宋詞中的地位，使只聞歌筵酒席、宮廷豪門、都市風情、脂粉相思之類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蘇軾詞首開豪放詞風，宋詞已經不僅限於文人士大夫寄情娛樂和表達兒女之情的玩物，更寄託了當時計程車大夫對時代、對人生乃至對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詞徹底跳出了歌舞豔情的巢窠，昇華為一種代表了時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元曲】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時期。一般來說，雜劇和散曲合稱為元曲，是元代文學主體。不過，元雜劇的成就和影響遠遠超過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單指雜劇，元曲也即“元代戲曲”。 元曲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上都體現了獨有的特色，和唐詩宋詞鼎足並舉，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來自所謂的“蕃曲”、“胡樂”，首先在民間流傳，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 隨著元滅宋入主中原，它先後在大都（今北京）和臨安（今杭州）為中心的南北廣袤地區流傳開來。 元曲有嚴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數、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雖有定格，但並不死板，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增句，押韻上允許平仄通押，與律詩絕句和宋詞相比，有較大的靈活性。所以讀者可發現，同一首“曲牌”的兩首有時字數不一樣，就是這個緣故(同一曲牌中，字數最少的一首為標準定格)。 繼唐詩、宋詞之後蔚為一文學之盛的元曲有著它獨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繼承了詩詞的清麗婉轉；一方面，元代社會使讀書人位於“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專權，社會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極為奪目的戰鬥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緒；鋒芒直指社會弊端，直斥“不讀書最高，不識字最好，不曉事倒有人誇俏”的社會，直指“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的世風。元曲中描寫愛情的作品也比歷代詩詞來得潑辣，大膽。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藝術魅力。 元曲的興起對於中國民族詩歌的發展、文化的繁榮有著深遠的影響和卓越的貢獻，元曲一出現就同其他藝術之花一樣，立即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僅是文人詠志抒懷得心應手的工具，而且為反映元代社會生活提供了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嶄新的藝術形式。
【楚辭】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併成為繼《詩經》以後，對中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言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一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莊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中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辭賦。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楚辭遂又成為詩歌總集的名稱。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故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 【漢賦】 漢賦是在漢代湧現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從賦的形式上看，在於“鋪採擒文”；從賦的內容上說，側重“體物寫志”。漢賦的內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遊獵；三是敘述旅行經歷；四是抒發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於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後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 漢賦的結構 漢賦在結構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稱作“亂”或“訊”的結尾。漢賦寫法上大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讚歌，只在結尾處略帶幾筆，微露諷諫之意。 漢賦的類別 漢賦分為大賦和小賦。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彙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鉅製。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捨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 賦的產生和發展 中國漢代文體。作為文體名稱，它淵源於 荀子 的《賦》；作為文學體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辭和戰國恣肆之風的極大影響。由於漢帝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為漢賦的新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統治者對賦的喜愛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爭相以寫賦為能事，漢賦遂成為漢代400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後期便已經產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作品並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雲》、《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後人偽託，尚無定論。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後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於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正由於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係，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餘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後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徵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後，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第一時期 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佔據統治地位。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這一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多是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轉變。這時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此外還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騷體的繼承,但由於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後來那種純然出於模擬《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賈誼的《鵩鳥賦》是一篇寓志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一篇文字。這篇賦一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於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誇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象，是漢初騷體賦的優異之作。 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誌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發》。 枚乘主要生活於漢文帝、景帝時期，死於武帝初年。他的《七發》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透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於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一切藥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遊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江濤的壯觀。《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漢大賦的體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劉勰稱：“枚乘摛豔，首制《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是一篇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 第二時期 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共約200多年時間,從武帝至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展的鼎盛期。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漢賦900餘篇，作者60餘人,大部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 自漢武帝劉徹到宣帝劉詢的時代，即所謂西漢中葉，這是漢帝國經濟大發展和國勢最強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為了進一步保衛國家和鞏固政權,他又北向出擊匈奴,弭除了歷年的邊患；用兵南方，結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紛爭的局面。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裡，無疑是一個值得頌揚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招納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提倡辭賦，誘以利祿，因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在所謂“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藉口下產生了。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這一時期的賦作基本上同《詩經》的雅頌一樣，是一種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服務的。有一些作家，作為皇帝的侍從，對皇帝歌功頌德，但他們又對自己類似俳優的地位時時感到不滿，因而也寫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諷諭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對當時漢帝國空前繁榮強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悅，但對皇室大量揮霍資財和迷於奢侈享樂的生活，無論從歷史教訓出發,還是從當時的民生出發,也曾感到擔憂。這就構成了當時一些鴻篇鉅製的大賦在思想內容方面的普遍特點，它們往往既歌頌誇耀於前,又諷諭勸戒於後,而這兩者統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這些漢代大賦思想內容的複雜性。 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選》所載《子虛》、《上林》兩賦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據《史記》、《漢書》本傳，考定二賦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獵賦》。這兩篇以遊獵為題材，對諸侯、天子的遊獵盛況和宮苑的豪華壯麗，作了極其誇張的描寫，而後歸結到歌頌大一統漢帝國的權勢和漢天子的尊嚴。在賦的末尾，作者採用了讓漢天子享樂之後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意。司馬相如的這兩篇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華麗的詞藻，誇飾的手法，韻散結合的語言和設為問答的形式,大肆鋪陳宮苑的壯麗和帝王生活的豪華,充分表現出漢大賦的典型特點，從而確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和所謂“勸百諷一”的傳統。後來一些描寫京都宮苑、田獵、巡遊的大賦都規撫它，但在規模氣勢上又始終難以超越它。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漢武帝、宣帝年間著名的賦作家還有東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漢書?藝文志》著錄他們的賦作頗多，但傳世頗少。如枚皋，據記載有賦 120篇，現已一篇無存。東方朔流傳下來的《七諫》，是一篇因襲楚辭的騷體賦，並無新意。但他的《答客難》、《非有先生論》，雖未以賦名，卻是兩篇散體賦，對以後述志賦的發展有一定影響。王褒是宣帝時重要賦家，今存《洞簫賦》和騷體賦《九懷》。《洞簫賦》是現存描寫音樂賦作較早的一篇，對後世的詠物賦和描寫音樂題材的作品有過影響。 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 100多年間，《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一時期眾多作家創作的共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範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造力,只有揚雄和班固,由於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 揚雄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賦家。《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賦在思想、題材和寫法上，都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相似，不過賦中的諷諫成分明顯增加，而在藝術水平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寫和鋪陳相當精彩，在模擬中有自己的特色。後世常以“揚、馬”並稱，原因即在於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體賦,寫他不願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縱橫論辯，善為排比,可以看出有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對後世述志賦頗有影響。《逐貧賦》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於貧困,鄙視“貧富苟得”的志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東漢前期的著名賦家。他的代表作《兩都賦》，由於蕭統編纂《文選》列於卷首，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兩都賦》在體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是西漢大賦的繼續，但他把描寫物件，由貴族帝王的宮苑、遊獵擴充套件為整個帝都的形勢、佈局和氣象，並較多地運用了長安、洛陽的實際史地材料，因而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賦作，有更為實在的現實內容。張衡以至左思的所謂“京都大賦”的出現，都明顯地受到《兩都賦》的影響。 第三時期 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這一時期漢賦的思想內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採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東漢中葉以後，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徵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凋敝。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這種情況的出現始於張衡。 張衡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二京賦》和《歸田賦》。《二京賦》是他早年有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基本上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他對統治階級荒淫享樂生活的指責比較強烈和真切，他警告統治者天險不可恃而民怨實可畏，要統治者懂得荀子所說的“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這是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對作者的啟發，表現了當時文人對封建統治的危機感。《二京賦》除了像《兩都賦》一樣，鋪寫了帝都的形勢、宮室、物產以外,還寫了許多當時的民情風俗,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的《歸田賦》。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描寫了自然風光，抒發了自己的情志,表現了作者在宦官當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不肯同流合汙，自甘淡泊的品格。這在漢賦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轉機。他把專門供帝王貴族閱讀欣賞的“體物”大賦，轉變為個人言志抒情的小賦，使作品有了作者的個性,風格也由雕琢堆砌趨於平易流暢。在張衡之前,已出現過一些言志述行的賦，如班彪所作《北征賦》，透過記述行旅的見聞，抒發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顯示了賦風轉變的徵兆，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使漢賦的發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繼張衡而起的是趙壹和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一階段那種歌功頌德，誇美逞能的大賦，已經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賦》是他在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徵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冷峻，頗具感染力。稍後禰衡的《鸚鵡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了自己生於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儘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賦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賦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在中國文壇上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在漢末文人五言詩出現之前，它是兩漢四百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封建時代的詞章家非常推崇漢賦，但他們奉為漢賦正宗的卻是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及班固、張衡等人的大賦，但也正是這些大賦，在思想和藝術形式上表現了較多的侷限性。西晉的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批評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他所謂“今之賦”就是指漢代興起的大賦。他認為它們“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摯虞對漢賦的社會作用以及藝術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 漢賦，特別是那些大賦，儘管有著如上所述的缺點，在文學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寫宮苑、田獵、都邑的大賦來說，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的豐盛，宮苑建築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封建統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這些賦作者反對帝王過分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了這些作者並非是對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儘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 其次,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詞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詞彙、鍛鍊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後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 最後，從文學發展史上看,兩漢辭賦的繁興,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中國的韻文從《詩經》、《楚辭》開始,中經西漢以來辭賦的發展,到東漢開始初步把文學與一般學術區分開來。《漢書?藝文志》中除《諸子略》以外,還專設立了《詩賦略》,除了所謂儒術、經學以外,又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晉則出現了“詩賦欲麗”(曹丕《典論?論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等對文學基本特徵的探討和認識，文學觀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漢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共約二百多篇，分別收錄在《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書中。 漢賦的主要代表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哀二世賦》《長門賦》《美人賦》 枚乘：《七發》（楚辭體）《柳賦》《梁王菟園賦》 賈誼：《鵩鳥賦》 揚雄：《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 王褒：《洞簫賦》 班婕妤：《自悼賦》 劉向：《九嘆》 劉歆：《遂初賦》 班固：《兩都賦》 班彪：《北征賦》 【宋詞】 宋詞是繼唐詩之後的又一種文學體裁，基本分為：婉約派、豪放派兩大類。 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後主李煜.宋代詞人：李清照、柳永、秦觀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棄疾、蘇軾、岳飛、陳亮等。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CROWN上光輝奪目的一顆巨鑽，在古代文學的閬苑裡，她是一座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奼紫嫣紅、千姿百態的風神，與唐詩爭奇，與元曲鬥豔，歷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盛。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裡汲取營養，又為後來的明清戲劇小說輸送了養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人們帶來很高的藝術享受。 詞的初期極盡豔麗浮華,流行於市井酒肆之間,是一種通俗的藝術形式，五代時期的《花間集》就很明顯地展露了詞美麗絢爛的文采，但是這期間的詞題材還僅限於描寫閨情花柳、笙歌飲宴等方面，可以說還顯得很“小氣”。雖然藝術成就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但是在思想內涵上層次還不夠。宋代初期的詞一開始也是沿襲這種詞風，追求華麗詞藻和對細膩情感的描寫。像曾因寫過“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鬱郁不得志，一生就流連於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當時的詞被認為是一種粗俗的民間藝術，不登大雅之堂，以至於宋朝的晏殊在當上宰相之後，對於他以前所做的詞都不承認是自己寫的。宋朝的豔妓之多，水平之高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們和宋朝的才子們一起共同推動了詞這一新興藝術形式在民間的廣泛流傳。 但是，隨著詞在宋代的文學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詞的內涵也在不斷地充實和提高。“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奠定了邊塞詞在宋詞中的地位，使只聞歌筵酒席、宮廷豪門、都市風情、脂粉相思之類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蘇軾詞首開豪放詞風，宋詞已經不僅限於文人士大夫寄情娛樂和表達兒女之情的玩物，更寄託了當時計程車大夫對時代、對人生乃至對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詞徹底跳出了歌舞豔情的巢窠，昇華為一種代表了時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元曲】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時期。一般來說，雜劇和散曲合稱為元曲，是元代文學主體。不過，元雜劇的成就和影響遠遠超過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單指雜劇，元曲也即“元代戲曲”。 元曲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上都體現了獨有的特色，和唐詩宋詞鼎足並舉，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來自所謂的“蕃曲”、“胡樂”，首先在民間流傳，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 隨著元滅宋入主中原，它先後在大都（今北京）和臨安（今杭州）為中心的南北廣袤地區流傳開來。 元曲有嚴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數、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雖有定格，但並不死板，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增句，押韻上允許平仄通押，與律詩絕句和宋詞相比，有較大的靈活性。所以讀者可發現，同一首“曲牌”的兩首有時字數不一樣，就是這個緣故(同一曲牌中，字數最少的一首為標準定格)。 繼唐詩、宋詞之後蔚為一文學之盛的元曲有著它獨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繼承了詩詞的清麗婉轉；一方面，元代社會使讀書人位於“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專權，社會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極為奪目的戰鬥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緒；鋒芒直指社會弊端，直斥“不讀書最高，不識字最好，不曉事倒有人誇俏”的社會，直指“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的世風。元曲中描寫愛情的作品也比歷代詩詞來得潑辣，大膽。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藝術魅力。 元曲的興起對於中國民族詩歌的發展、文化的繁榮有著深遠的影響和卓越的貢獻，元曲一出現就同其他藝術之花一樣，立即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僅是文人詠志抒懷得心應手的工具，而且為反映元代社會生活提供了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嶄新的藝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