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魯迅任職於中山大學期間，應邀到香港發表演講。他在演講中談到如何使中國擺脫舊思想的束縛時，稱讚新文化運動把原來的中國——“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魯迅回顧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演進過程說，就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胡適之“來嘗試”了，提倡“文學革命”：“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一開始，改革還是語言層面的，隨即，新文化的倡導者意識到單是語言層面的革新不夠，因為腐敗的思想，用古文能做，用白話文也能做，所以就有人來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引發社會革新運動，於是有了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剛開始時，魯迅非但不是領導者，而且他的參加還有些被動。根據《〈吶喊〉自序》和《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的記述，魯迅是在《新青年》同仁反覆勸說下才寫稿的：“《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當然，與他進行有關“鐵屋子”對話的金心異（錢玄同）也功不可沒。陳獨秀向魯迅約稿之殷切，可以從他給周作人的信中看出來：“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不曉得豫才兄怎麼樣？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我一個人獨佔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1958年5月4日，胡適在臺灣發表紀念新文化運動的演講，特別表彰了魯迅：“我們那時代一個《新青年》的同事，也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筆名叫‘魯迅’，他在我們那時候，他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我們這班人不大十分作創作文學，只有魯迅喜歡弄創作的東西，他寫了許多隨感錄、雜感錄，不過最重要的是寫了許多短篇小說。”

五四運動前後，魯迅到《新青年》雜誌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1918年到1926年間，魯迅陸續創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論文集《墳》、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