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首先宣告一下，陽明心學是非常深邃難懂的大學問，幾句話想說清楚是不可能的。在此試著回答一下，掛一漏萬在所難免，還請多多指正!知行合一，簡單理解就是你的認知與行為相一致，按現代語言叫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相統一。但如果是如此簡單易行，那就不是聖人之言了。陽明心說的核心有四句話:"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四句話反映就是人對主體（自身）和客體（客觀世界）認知的四個不同層次，也是由外到內，由淺入深的精進過程。從後往前講，首先，人透過對客觀世界的觀察和了解，能分辨出好與壞，善與惡;其次，有了好與壞的分別，棄惡揚善，這就是人的良知;第三，如何保持良知，不做惡，根源就在起心動念時;第四，進入到人最深的自性本體，則是無善亦無惡，也就是沒有分別心，既陽明先生所言"此心光明，亦復何求"的至高境界。所以，知行合一，就是遵循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不違揹人的良知和本性去做事，去實踐，無為而無不為。如此，才能體現人的價值所在。

搞清“知行統一”是正確的哲學觀點，“知行合一”是錯誤的哲學觀點

一一是人類廉潔不腐的突破口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行動。現在，我拋磚引玉，提一個哲學的 “知行統一”是正確的哲學觀點，王陽明哲學“知行合一”是錯誤的觀點的問題，與大家分享、討論。知行問題是哲學的一個咽喉要道的問題，就像人這一高階動物的咽飯與呼吸，都通咽喉要道一樣，搞不清，就不清明，不廉潔，甚至有生病動手術和生命危險。這不是危言聳聽。

知好比無形的呼吸，行猶如有形的咽飯。知、呼吸時不能行、咽飯，反此亦然。二者缺一不可，對立統一透過咽喉。但二者絕對不可合一，合一則嗆、咳嗽，氣管進飯等異物，如果不能自行咳出異物，還得動手術取，否則有生命危險。因此，人咽喉處有一個喉結，管食道口與氣管口的開合，協調統一。喉結外有一針灸穴位叫“廉泉”，它是人保持廉潔，氣管不進髒物的源泉。否則，人的氣管就不廉潔，就“貪髒(贓)枉法"。

所以說，知行只能相結合，對立統一，而不能知行合一。這是人類廉潔而不腐敗的根本問題。

歷史上的王陽明與當代有些人，直至大人物、偉人說過"知行合一”的觀點，意在知行相結合，知行統一，我們論心不論詞，不應挑字眼。但是，人若從哲學角度，把“知行統一”的正確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是“知行合一”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並在認識和行動上以行代知，則是形而上學，是非常錯誤的、危險的;以知代行，則會清談誤國。

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不是途徑、不是方法，更不是十五年規劃或者百年大計，它是心學給人類設定的終極目標，是心中滿滿都是誠意，類似於馬哲中的大同世界、佛家的彼岸。

你問，如何理解知行合一，也就是說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標。陽明先生指出分三步走：

想要達成目標，先立下目標和志向。

時尚界說："你就是你穿的衣服"，在整個人生中，陽明說：

“你就是你立的志向”

所以，立志做到知行合一，是第一步。

有了目標，該選擇什麼樣的路？有內外兩條。

1、內部路線：慎獨

慎獨有三層意思，講最淺的一層，就是人們一般理解的：

在獨處或無人注意時，也要規範自己的行為。

2、外部路線：事上磨練

陽明先生有個法官學生，抱怨說：

“老師，我每天判案子忙到飛，哪有時間磨鍊啊？”

陽明先生說：“你傻啊，就在判案中磨鍊。”

學生：“怎麼磨？”

先生：“四個字：秉公辦理。”

有了內外兩條路，具體要怎麼做，以及做到什麼標準呢？兩個字：誠意！

如何做到誠意？有事沒事，反躬自省：我走這件事到底是為了滿足不可告人的私慾，還是滿滿的誠意？

當內心充滿誠意而沒有一絲一毫的私慾時，就實現了知行合一的目標。

這個問題有點大，因為我們是凡人。以凡人的認知去評價一代大師，有點像是關公面前耍大刀。試著這樣回答：

單就以王陽明的成就看，我們就不能隨便以一個批評者的姿態評價。其“知行合一”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表裡如一”、“言行一致”等那麼簡單。王陽明所說的“知”決不是知道、瞭解、知識那樣表面化的意思，他的“知”更是更接近於事物的本質，所以說，它更是一種觀念和境界，決不僅僅是一種單純靠眼耳鼻舍等直觀、粗淺的認知。

他的“知”是以“道”為核心的，是人認清道後，對“天人合一”最高法則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概括。當一個人真正看清世界的本源後，認識與客觀同步運轉，自然曉知利害，就會自然而然地落實到行動，自然不會抱著得過且過、碰運氣的心態做事。用句不太恰當的話說，就似“身心合一”的無限放大。我們普通人看不透，自然不會理解到那個高度。

至於有人隨隨便便把王陽明的心學理解為唯心的範疇，實則坐井觀天，有害無益。即便是唯物主義，也未必不能商榷。

如果結合時境，按王陽明賦予的意思的話，吾想應該是這樣的，知，即是良知，行就是踐行，實行、言行的意思；知行合一就是良知、踐行相合一致。如果明知違背良知而所作的踐行言行就是知行分離，這就是說的與做的兩張皮，說的一套言之鑿鑿仁義良知；做的一套不擇手段殘暴醜惡。

當然，知行合一的產生是有且也符合它的儒表法裡的時代背景需要，高層喊著民貴君輕打著孔孟仁義大旗，做著君貴民輕，其上申韓，其下佛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往往不過也是缺啥吆喝啥，是因為社會風氣普遍的說的一套高大美善，作出來的一套空大假醜，於是才有良知與踐行相合一致的彌足珍貴。

之所以，王陽明會提出良知與踐行相合的知行合一，是因為，在陽明的心學中結合了佛家的不少思想，他的核心思想建立在心外無物，心為本體，萬物一體的心為第一性的唯心論基礎之上的，既然，他認為萬物的善惡不過心之所發的念頭的產物，那麼超越人的念頭之外，萬物善惡本質是一不二，沒有所謂的好壞美醜。當然這種認識論還是有一定高度的，一方面說還是正確的，但是，關於世界觀世界本源顯然太片面了，他的認識只是侷限於只是心的作為，而不承認客觀物質存在和運動的所在，這就陷入了唯心觀裡，這是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了社會對立矛盾的原因。整體上是忽略掩飾了客觀規律的存在，誇大了心的作用，要知道，一物的存在善惡美醜是人意識的產物，不假，但是，並不能說，那一物就是我心的產物，是我心本體的一部分，要讓萬物符合相合我心的意志，那是不可能的；而恰恰相反，是人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萬物的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中。

知行合一與天人合一、形神合一、心身合一等句式結構一樣的。但語義上說是有極大差別的，心與身，形與神本來就是一體的，身是物質的所在，心是意識是第二性的，說二者合一是名正言順的，天人合一也是一樣，本質上人是天地中的人，天地是有人的天地，本就是一體，這是建立在唯物世界觀的基礎上的認識論；而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與踐行本來並不是一體的，良知只是意識的產物，它可以指導踐行，要相合一致還是有人的心念意志所為的結果。之所以，王陽明認為是一體的，是它把“心”作為萬物的本體才名正言順的，是建立在唯心基礎上的認識論。

另外，當然，知行合一，四個字隨時代的發展可以賦予它很多不同的含義。比如，知是知識，行是踐行實踐，知識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相一致，不能搞得理論一套，動手實踐是低能兒。理論結合實際，這就很好啊。

再個，比如“陰陽合同”“潛規則”“掛羊頭賣狗肉”等等的普遍存在，恰是王陽明賦予知行合一就是追求真善美的良知美德要與我們的實際活動行動相合相一致這樣的含義在普遍缺乏真誠的當下社會仍然具有巨大價值和生命力的所在。

言不盡意，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注意，以下內容純屬瞎談，請勿思考。

有一天，有一個人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閉上雙眼，頓時整個世界都清淨了，他找不到“我”在何處，我又是誰？找不到意識的根源，就這麼靜靜的住在一個“一無所有”的地方，過了許久，突然他的眼前一亮 ，哦，原來“我”根本不存在。

“我”的存在，只是因緣和合之下，在某一個時空點塑造出來的假象，一晃就無影無蹤。對於造物主來說，“我”只是一粒塵埃，與其它世間萬物沒有什麼區別。

“我”本一“物”，當你住在假我的意識團裡面，透過某一種方式，將“我”這個物拋掉，你說會發生怎樣神奇的事件？

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為“我”的意識無法坐在觀眾席上觀看更高智慧層面上一切一切的演化過程。

儒家講入世，如同把一顆種子丟在地裡面，讓它自然生長，最後結出果來。所以“我”只是一顆被造物主丟棄在世間的種子，沒有人告訴你該怎麼狀大自己，沒有人告訴你怎麼活下去。

實際上，人人都知道怎麼活得更好，因為人人內在都安放著一個“良知”。這個良知就是你活下去的驅動力。

樹苗長歪了，去把它扶正就好。一個人如果走歪了，那麼是很難扶正的，因為內在的驅動“良知”很容易被染上汙垢，帶不動你的靈魂往正向前進。

所謂的“知行合一”，就是將“良知”上的汙垢清洗乾淨，重新啟用它的傳動力，帶著“天命”，帶著靈魂，依照上天的旨意，完成自己的使命。

就像播種在田間的一粒種子，萌芽，開花，結果，僅此而已。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科學實踐理論

這一問題最先出自《禮記·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屑，可以能行焉” 漢 鄭玄 注：“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哲學家對於知與行之先後、輕重、難易，各有所辯難，知行必須合一，卻不言自明。知行不能分離，否則就容易導致人格分裂。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與他“心即理”的思想分不開。（這一思想曾經在中學課本中被用來作批判唯心主義的典型案例，相信大家並不陌生）他曾經說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王陽明的知行觀有兩重重要的含義：一是知與行，互相聯絡，互相包含，不可分割而合一。二是心即理。就是你自己本身所具有的良知良能就是知行本體。他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他這裡強調的是你那個具備良知良能的本心，而不是被物慾私慾矇蔽和隔斷的心。為了能做到這一點，他又提出了他致良知的工夫學說。

他針對朱熹“知先行後”和當時士人知而不行的弊病提出的這一理論，他說：“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帶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他認為，一個人如果能行，那麼才能說明他知道這個道理，如果只是知道道理卻不能做到，其實便不是真的知道。他認為“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其實是一個功夫。

王陽明的這一套思想影響深遠。至今仍然是學術界熱衷的話題，也是很多人奉行的修身理念。

我讀過的有寫到王陽明的書裡面，印象最深的是他悟道前的“格物致知”和後來的“知行合一”，這兩者在我的知識體系理解來看其實就是現代社會唯物與唯心的區別，小時候的課本上所講的唯物很有可能只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為了針對封建迷信所提出思想，實則心學在思想上絕對是應該佔據一席之地的，看過一些介紹王陽明的書，我甚至產生了要去研究一下哲學的慾望， 當時王陽明在浙江老家廟宇裡遇到一位禪修三年從不開口的啞巴和尚，王陽明見到他時他正在禪修，王陽明繞著他走了三圈，問他：家中可還有其他人否？和尚猶豫良久居然開了口說家中還有老母親，未盡孝道就出了家，王陽明勸其還家以盡孝道，和尚真的開開心心回家去了，也許和尚心底一直痛苦糾結萬分，卻下不定決心最終抉擇，被王陽明一眼看穿，足以見心學的厲害，其實從古到今，各種思想成果各有利弊，佛教勸人向善，卻禁錮人的各種慾望，儒家信奉先知後行，卻往往延誤最好的時機，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講究事上練在此基礎上向前跨了一大步，偉大之處不言而喻，但思想這東西，並沒有標準答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還是取決於各人的選擇。我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上去看待和理解這些，愚昧或者不正之處歡迎糾正！

要弄明白這一問題，首先要弄清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知”指的是什麼？這裡的“知”，就是良知，而“致良知”，正是王陽明的心學之主旨，致良知的過程也就是知行合一的過程。

01  致良知與知行合一

王陽明認為，良知人人具有，個個自足，是一種不假外力的內在力量，正所謂“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傳習錄》）。而“致良知”，就是將良知推廣擴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過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對此，王陽明說：“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傳習錄》）

02  萬物一體之仁與知行合一

王陽明在《傳習錄》這樣說道：“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也就是說，聖人之心，視天地萬物為一體，在聖人眼中，芸芸眾生沒有什麼內外之分、遠近之別，眾人都是他的兄弟、子女那樣的至親，希望他們全都平安無事、頤養天年，並且能夠加以教化、養育，以順遂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仁德、宏願。我們說，既然能“致”得如此“良知”，自然會生髮出以天下為己任、胸懷黎庶、悲憫眾生的聖賢家國情懷，正所謂“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傳習錄》），也就是知行合一。

03  “四句教”與知行合一

“四句教”即：“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陽明的“四句教”，從邏輯上是一個從認識到實踐的過程，從“心”到“物”，從“無”到“有”，從“知”到“行”，從主觀到客觀，再到“知行合一”。需要強調的是，“知行合一”的過程，並不是自發就能實現，而是需要一個“致”的“工夫”。王陽明說： “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 可見，“致”的過程，既是一個認知的過程，也是一個磨練修身的過程，也就是要徹根徹底的揚善、去惡，因此需要下艱苦的“工夫”。沒有下“工夫”的過程，也就無法致良知，更無法做到 “知行合一”。

瞭解“知行合一”要從下面這段歷史來做一個瞭解。

明正德四年（1509年）貴州提學副使毛科書聘在龍場王陽明來省城貴陽文明書院講學。毛科把王陽明當作尊貴的客人來對待，很讓王陽明感動，當時王陽明正在病中，也非常著急去到貴陽城內就醫，因而也樂意應聘到貴陽文明書院講學。王陽明在文明書院主講期間，不願改課講題，偏重研究精微之理和悟道，貴州提學副使席書在公餘之暇多次到文明書院來與王陽明討論身心之學，常至深夜，討論時圍觀的學生百人之上，王陽明著名的“知行合一”學說，是當年在文明書院第一次提出的。

當時提出“知行合一”學說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呢？當時明朝步入中葉，社會矛盾尤為突出，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土地兼併非常嚴重，賦稅和地租的加重使得民不聊生。明朝為了維持統治秩序，便加大統治力度，對人民進行專橫殘暴的壓迫。處於這種環境下的人民為反抗明王朝的壓迫多次發動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與此同時，明王朝內部皇室與藩王、宦官與官僚之間的鬥爭也愈演愈烈。這不僅威脅著當時的統治，也猛烈地衝擊著道德倫理綱常。

假傳聖旨，宦官專政對明朝社會經濟影響

王陽明感嘆當時社會道德淪喪的情況，他說：“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是人己見，莫肯相下求正。”為了挽救明朝的危機，王陽明在經歷了帶兵平定藩王的叛亂，鎮壓農民起義以及反明武裝。但是他從各種經歷中深刻體會到，要救深陷危機的明王朝，單靠鎮壓是不行的。要消除人民的反抗，還是需要透過教育，剷除人們內心的叛逆與不守本分的心理，而教育要比鎮壓更為艱難，正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他苦思冥想，終於找到了一個破心中賊的辦法。那就是從思想上消除人們對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識，做到知行合一。陽明先生“知行合一”學說的提出，是為了醫治文盛實衰、知行脫節，只知不行的時弊。

在教學上，他將自己悟道所得采用了詠歌、問答、閒聊等多種形式。其中“詠歌”王陽明是用浙江餘姚家鄉話，聽起來好像是將教學內容配以越曲教學生唱，克服了語言不通的障礙。使學生易懂、易記、易誦。我們可從其《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一詩看到王陽明在文明書院的講學情況。詩云：“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詠歌俱實學，毫釐須遺認教真。”詩中的“實學”可以理解為實踐的學問，即“知行合一”的學問。

從王陽明在貴陽的經歷來看，“知行合一”是他憂國，看出社會動亂的根源，想對當時知行脫節，只知不行的思想風氣有所革新和自我踐行，反思深省頓悟的思想果實。

我對“知行合一”的理解是：在以自我道德修養為基礎的認知，然後真的去做。舉個例子：有人說我知道要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習慣性地對父母大吼大叫，與兄弟斤斤計較。這就不是真知，也不可能做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前提是，真知，就是你知道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並且你會不由自主把它實踐在你對父母和兄弟上。

其實“知行合一”對我們來說並不是高不可攀，因為道理人人都懂。只是在踐行的時候，“知”被遮蔽了，無法合一。“知行合一”，不需要去問別人要怎麼做，因為答案就在你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