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作家老舍的“獨特地位與價值在於他對文化批判與民族性問題的格外關注，他的作品承受著轉型期中國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靜的審視”，這已成為學界的共識。許多學者也對此多有具體的探討，諸如老舍與中國傳統文化，老舍與北京地域文化、與旗人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等等，都曾是人們探討過的熱門話題，這些探討成果豐碩，深化了人們對老舍這位作家豐富的思想文化蘊含的認識。然而，這些探討多是從老舍作品中提取某些文化型別，進行印證演繹和意義診釋，並未能深人到老舍所處的時代語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與發展的複雜誘因，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從中瞭解到老舍何以要選取文化批判的獨特視角來展開他的文學主題提煉和文學想象。而這些，就是本文要試圖完成的研究課題。 　　

一 老舍是攜帶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於192b年正式登上文壇的，他的文化批判視角也正是在這部小說中初露端倪，隨後延續和深化加強，並逐漸形成其小說鮮明的主題特點。而實際上，老舍在走上文壇之前的20年代初，即已立志從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設了。那時，他曾表達過這樣的志向:“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為破壞、剷除舊的惡習，積蔽，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從這段話裡，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此時已經有了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識，一方面，他立志要對傳統“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進行“破壞、剷除”的去弊工作，另一方面，他又決心要“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推動中國文化的更新。事實證明，老舍這段話決不是一時衝動的激情表白，而是切實落實到了他以後的文化活動中了的，包括他的從教與從文。 探究老舍這一時期文化批判思想形成的原因，無疑與近代以來的文化啟蒙運動分不開。近代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便艱難邁上了現代化的道路，那時的思想先驅們外鑑西方列強的先進富強，內審國家的積弱積貧，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民族自尊心，努力探索並推動著中國邁向現代化。在先後歷經“技術現代化”與“制度現代化”道路探索失敗之後，他們紛紛將目光聚集在思想文化層面上，試圖從中找到阻礙我們民族現代化的深層病根和推進我們民族現代化的新的動力資源。 五四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就是近現代思想家們這一思想行為的顯著體現。這場運動高揚西方“科學”與“民主”的啟蒙精神大旗，對中國封建思想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並以“民主”與“科學”為新文化建設的價值目標，以更新國民的價值準則和倫理道德觀念，推進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程序。其歷史意義巨大，影響至今。 家居北京的老舍，那時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處在同一個時空，近距離的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發生發展的全過程，耳聞目染，常見習聞，自然而然從中獲取到思想話語資源，並由此形成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視角和話語表述的基本形式。 《老張的哲學》較早顯示了老舍對“封建有毒文化”的現象觀察與本質揭批。趙姑母與老張分別作為傳統文化的兩個載體得到了較為生動的表現。作為封建禮教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執行者的趙姑母，雖然慈祥、善良，但思想陳舊，格守古訓，在溫情脈脈中將侄女迫害致死卻並不自覺，這是一個很令人痛心的可悲可嘆的人物;而老張則是一個十分令人可憎的人物，他是一個拜金主義者，兇惡狡詐，欺壓良善，投機專營，可謂封建專制制度文化的典型體現。老舍透過對這兩個人物的描寫，對其背後蘊含的封建倫理與制度文化的弊病進行了暴露與批判，雖然這種批判還欠缺某種理性自覺的深度和高度。 老舍第一次自覺地進行有深度的文化批判，當是1928年創作的長篇《二馬》。這部作品意在“比較華人與英華人的不同處”，並重在揭出其“背後幾千年的文化”的遺留。老馬自尊自傲，自私自利，因循守舊，懶惰成性，不思進取，無所事事，只知有家、不知有國，是老一代華人的代表，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某種象徵。老舍對此感到擔憂，並予以批判嘲諷，老舍指出:“完全消極，至少可以產生幾個大思想家。完全積極，至少也叫國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幾分樂趣。就怕像老馬，像老馬的四萬萬同胞，既不完全消極，又懶得振作起精神幹事。這種好歹活著的態度是最賤，最沒出息的態度，是人類的羞恥。”而反觀英華人，他們務實、懂科學、愛國、進取，儘管有些民族偏見與民族歧視，但有更多值得欣賞和肯定的地方。透過中英兩國民族性格、文化心理與文化價值觀念的比較，老舍對民族精神老化和產生“出窩老”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剖析和批判，肯定了英國文化和英國民族精神。 這部作品對中英兩國民族性格的比較極易使我們聯想到五四時期的東西文化大論戰。如何評估東西文化，如何革新東方文化，這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文化主題。陳獨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不同解答，並引起爭論。比如陳獨秀認為中西文化性質迥異，絕不相容，須輸人西學以革新中國文化。而梁漱溟也認為中西文化有別，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國文化“意欲自為調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種既進的文化，中國文化則是待進的文化等。但梁漱溟不認為中西文化這種差別有優劣之分，他們只是中西方民族生活不同樣式而已。因此梁漱溟堅信，儘管目前中國文化存在弊端需要改革，但世界文化的未來必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老舍對中英兩國民族性的比較，毫無疑問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評估中西文化思潮的延續。但不同於陳、梁二人的評估顯得那樣的抽象和理性，老舍以小說形式表述的這種比較更讓我們覺得真實和生動。在比較中，老舍將重點放在對老馬及其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的病態的暴露和批判上，由此產生的想象和敘事成為這部小說最耐人尋味的部分。而在文化理想的構建上，老舍則與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點希望接近，他把懂科學、愛國、進取、務實等作為理想的國民精神，認為“一個華人能像英華人那樣做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老舍尤其著重對“國家觀念”的強調。由於傳統家族制的中國社會結構導致我們的國民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國民意識”和“國家觀念”，這也是導致近代以來民族、國家日漸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老舍特別注重對國民國家觀念的塑造。老舍曾在多部作品中暴露和批判了我們國民“國家觀念”的缺乏，他曾明確指出，“我們的人民沒有國家觀念”，並認為“沒有國家觀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著綠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糧食來”，因此，他把“引起華人的愛國心，提起華人的自尊心”視為“是今日最要緊的事’，。老舍對國民劣根性及其背後隱藏的傳統文化弊端的暴露批判無疑是準確深刻的，他的那些主張也很具有時代針對性，有許多時代的合理的成分，甚至有超越時空的思想價值。 　　

二 到了30年代，中國思想界關於中國走何種現代化道路的戰略研討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之爭又熱鬧起來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化”一詞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科學詞彙，已在當時報刊上被較多地使用。1933年7月，(申報月刊)為紀念創刊一週年發行特大號，刊出“中國現代化問題號”特輯，結果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現代化趨向問題的大討論。隨後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聖等十位教授聯名在(文化建設》月刊上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號召開展文化建設運動，又引發出新一輪的文化論爭。這次論爭無論是討論的深度和廣度，都可以說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超越，是中西文化、現代化道路理論探討的新階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已大大超出了以往爭論的範圍，即使是一些老問題，也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文化語境的誘發下，老舍在30年代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思考又有了深人拓展。他寫的好幾部作品直接就是“藉故事說文化”。1934年，老舍就曾計劃寫部長篇《二拳師》，拿武俠故事表達對文化現代化問題的思考，如他所說:“內中的主角是兩位鏢客，行俠仗義，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槍之下。我的意思是說，時代變了，單刀赴會，殺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時興;大刀必須讓給手槍，而飛機轟炸城市，炮艦封鎖海口，才夠得上摩登味兒。這篇小說假如能寫成的話，一方面是說武俠與大刀早該埋在墳裡，另一方面是說代替武俠與大刀的諸般玩藝不過是加大的殺人放火，所謂鳥槍換炮者是也，只是顯出人類的愚蠢。”。顯然，老舍計劃中的這部作品意在表達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必然性事實的清醒認識和對現代化帶來的負面問題的普惕。遺憾的是老舍這部作品未能寫成。但以這部作品的材料濃縮成的短篇《斷魂槍》則繼續著他對文化問題的思考。 《斷魂槍)反映的是文化轉型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小說一開頭，就將世界正在發生的劇變形勢簡要的勾畫了出來: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炮聲壓下去馬來與印度野林中的虎嘯。半醒的人們，揉著眼，禱告著祖先與神靈;不大會兒，失去了國土、自由與主權。門外立著不同面色的人，槍口還熱著。他們的長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質，都有什麼用呢;連祖先與祖先所信的神靈全不靈了啊!龍旗的中國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車呀，穿墳過墓破壞著風水。棗紅色多德的鑲旗，綠笠皮箱的鋼刀，響著串鈴的口馬，江湖上的智慈與黑話，義氣與聲名，連沙子龍，它的武藝、事業，都夢似的變成昨夜的。 這段時代速寫把近代末期西方強勢文化對落後的東方文化的強烈衝擊生動準確表現了出來，這裡有軍事侵略，面對西方的洋槍洋炮，東方的長矛毒弩與厚盾不堪一擊，東方被迫成了殖民地。這裡有西方先進科技文明的湧人，擊垮了東方的農業文明，並導致中國社會發生劇變:火車“穿墳過墓破懷著風水”，沙子龍的鑲局被迫改成了客棧，“今天是火車、快槍、通商與恐怖”流行。這就是近代末期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的東方與中國。 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自然有著嚴重的文化失落感，如 鎮師沙子龍曾經以一條“五虎斷魂槍”橫走西北為年無敵手，那曾是何等的威風八面!可如今，鐮局改成了客棧，沙子龍的五虎斷魂槍也沒了用處，“他的武藝、事業，都夢似的變成昨夜的”了，這是何等的傷感與無奈!而另一個問題也立即浮現了出來，那就是沙子龍那套沒了現實用處的絕技“五虎斷魂槍”還有沒有傳承下去的必要呢?這卻是個令人頗費思量的嚴肅問題，“傳”還是“不傳”，在沙子龍和他的徒弟與孫老者那裡有不同的看法，孫老者和沙子龍的徒弟們希望沙師父傳授絕技，可沙子龍卻死了心，寧願被世人恥笑和遺忘也堅決不傳。對此，老舍批評道:“許多好技術，就因個人的保守，而失傳了”。。總之，這部小說借一個武俠故事將近現代時期社會文化轉型的諸多問題與資訊記錄了下來，並傳達著老舍對此進行的嚴肅思考。 此外，《老字號》這部作品也從另一個方面演繹著他的文化批判主題。《老字號》寫一老字號商鋪三合祥死守老規矩，在時代已變的情況下經營方式卻一成不變，結果將鋪子經營垮掉的故事。小說反映的是現代社會文化轉型時期所帶來的人們思想觀念與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的問題。錢掌櫃死守舊規矩經營著鋪子，結果將老字號三合祥弄垮，而周掌櫃則積極改革，雖然他的做法不合“規矩”，卻能實實在在的挽救鋪子的頹勢，後來，“周掌櫃上天成領東去了”，並最終吞併了老字號三合祥。錢掌櫃經營的老字號的垮掉和周掌櫃經營的天成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在社會轉型期，只有積極改革才能順應時代的發展，而因循守舊必遭淘汰。這正應了老舍在(大地龍蛇·序)中的一句話:“一個文化的生存，必賴有它自我的批判，時時矯正自己，充實自己。以老牌自誇自傲，固執的拒絕，更進一步，是自取滅亡”。 另外，老舍還在這篇小說中反映了社會現代化中出現的道德失範問題，並表現出幾分反感和優心忡忡的心情。老字號三合祥“官樣大氣”頗有“君子之風”，不願意使用那些下三爛手段賺取買賣，雖然最終被擠垮了，但它講規矩，有氣度，令人欣賞和敬佩。而新起的兩家商鋪正香村和天成卻不然，它們不講規矩，沒有氣度，只要能賺錢，便使盡手段，雖然它們在競爭中最終取勝了，但卻很令人厭惡和鄙視。一個經營作風正派，卻賺不了錢，一個經營作風不正，唯利是圖，卻能賺錢，如何處理這樣一對矛盾，實在是一個問題。這部小說雖然重在形象演繹唯改革才能發展這個理，但改革中出現的這些道德失範的問題，直到今天都還未能得到很好解決，確實需要認真探究。雖然，老舍並未能在小說中提出一個好的解決辦法(這也不是他這篇小說探討的重點)，但他的感情傾向還是偏向於傳統的。 　　

三 抗戰時期，老舍站在文化的高度來認識抗戰的意義。他認為:“抗戰的目的，在保持我們文化的生存與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歷史的繁榮與延續—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隸。”。將文化的價值看得高於國家和民族的範疇意義，高於個體的存在，這是老舍此時所持的一個基本的文化價值觀。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老舍認為“在抗戰時期，來檢討文化，正是好時候，因為我們既不惜最大的犧牲去儲存文化，則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長短，都須檢討。我們必須看到它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也因此，抗戰將老舍對文化的反思批判推向了高潮。探討“抗戰與文化”的關係也成為了老舍抗戰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他留下了兩部集中探討“抗戰與文化”關係的作品供我們今天解讀，這就是《大地龍蛇》和《四世同堂》。 創作於1941年的三幕話劇《大地龍蛇》，是老舍接受東方文化協會委託，要他以“東方文化”為題寫成的一個作品。在這個劇本中，老舍試圖對“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東方文化?東方文化將來是什麼樣子?”以及“抗戰與文化”的關係等問題作出自己的解答。老舍一方面肯定了我們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固有的精神價值，認識到了我們“固有文化的力量”，認為“我們的大字不識的軍民，敢與敵人的機械化部隊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餘，碰得暴敵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種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另一方面，也指出這種文化在抗戰背景下存在許多弊端，如重“修身齊家”卻忽視“治國平天下”，“重氣節，同時又過度的愛和平”，以及詩詞書畫等文人文化對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喪失行動能力等等。《大地龍蛇》中的趙摩垛就是這種傳統文化的典型體現。 為此，老舍主張對我們的文化進行轉換更新，一是啟用傳統文化的積極因子，消解病態蒼白的“靜”的傳統文化，增強文化的“動”的力量。趙摩垛的走出家庭，服務抗戰，實際就是老舍這一思想的形象註解。二是建設剛強自信的文化，如老舍所說:“必須不再以隱忍苟安為和平，而應挺起腰板，以血肉換取真正的和平。”劇本中的趙興邦就是這樣一個文化典型。《大地龍蛇》儘管在藝術表現上有些欠缺，但老舍在其中表達的關於“抗戰與文化”命題的思考卻是絕對不應忽視的，它顯示老舍對文化的理性思考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 寫於抗戰後期的長篇鉅著《四世同堂》，繼續著老舍對“抗戰與文化”命題的思考。基於“這次的抗戰應當是中華民族的大掃除，一方面須趕走敵人，一方面也該掃清了自己的垃圾”的考慮，這部作品處處透露出老舍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批判意味，可謂老舍文化批判之集大成之作。小說中許多人物形象如祁老人、錢默吟、祁瑞宣、馬老寡婦等都分別是某種文化的符號載體，他們揹負傳統文化的重荷，在日寇鐵蹄蹂蹄下屈辱痛苦的生活著，經受著抗戰的檢驗與淘洗。透過抗戰的“愛克斯光’，老舍從他們身上照出了我們傳統文化的許多不足，如祁老人的只知有家、不管國家，在北平都快淪陷了的時候，他還想著怎麼過好自己的八十大壽，在他心中，家庭是中心，比國家更重要，“只要咱們倆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麼要緊!”這種狹隘苟安的思想在當時具有普遍性，可謂中國家族制度文化的典型體現;錢默吟則是中國傳統道家文化的典型體現，他注重自我修身，消極隱逸，整天沉醉在詩詞書法和種花養草中而不能自拔;祈瑞宣則折中敷衍，在忠孝不能兩全之間痛苦仿徨;馬老寡婦奉行“忍”字哲學，說什麼‘舊本人厲害呀，架不住咱們能忍”，這種“以德抱怨”的中國倫理文化在抗戰時期顯得是多麼的可悲可笑。所幸的是，抗戰最終激活了他們身上傳統文化的“固有力量”，殘酷的戰爭現實使他們最終丟掉隱忍苟安的幻想，由愚昧走向覺醒，由怯弱走向堅強，由隱忍走向抗爭，並迎來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這部小說一方面基露和批判了傳統文化的諸多弊害，另一方面也著意地表現了傳統文化的積極因子經過現代轉化呈現出的強勁生命活力，如錢默吟在九死一生之後發生驚人的轉變，成為一個有很強行動力的除奸殺寇的復仇大���，祈老人和祈瑞宣等人也最終拋下精神重負，走向抗日的道路。這無疑是融合了老舍許多的文化理想的。 解放後，老舍在未竟之作(正紅旗下)中繼續進行著他的文化批判工作。他暴露批判了旗人文化在清朝末年的蛻變與腐朽，養尊處優無所事事的旗人們把全部聰明才智都用在了吃喝玩樂這樣一些“小刺激與小趣味”上，結果玩物喪志，最終導致了清朝的滅亡。由此教訓的反思，老舍其實在提醒我們要時時更新文化，讓它永葆活力。

綜上所述，在20世紀的大半個世紀裡，老舍持續地進行著自己對中國文化現代化問題的思考，自覺承擔著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設的歷史重任，其所具有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認識，為許多現代作家所不及，值得我們高度肯定。他曾探討過的許多社會文化問題，比如“文化啟用”，“文化失落感”，“道德失範”，“文化傳承”，“文化更新”等等，不但在當時具有時效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著積極的思想價值。一些是他過去發現但未能找到對策的文化問題如“道德失範”等，至少也給我們今天以某種啟示。這，足以顯示老舍思想的敏銳和深刻。

老舍出生在貧苦人家，他從小熟悉城市貧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經歷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下耳聞目見的各種不合理現象激起了他對社會惡勢力的憤怒和對生活在底層者的同情，這給他以後的創作的作品對舊社的黑暗具有鮮明批判精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初露鋒茫

一九二四年老會去英國教書，由於他精通英語，這個時期他讀了不少英國小說。客居異鄉的寂寞，又使他落入對國內所知的一切的追憶中，將其中的一些事件用文藝的形式寫下來。其中有《老張的哲學》《二馬》等。

這些小說在《小說月報》發表以後，以其文筆輕鬆酣暢，引起了讀者關注。《老張的哲學》描寫了惡棍為非作歹，拆散了兩對青年的爰情，把他們逼得死的死，跑的跑，在嘻鬧的氣氛中，演出的卻是一出人間悲劇。

《二馬》的用意原是在比對中英兩國民族性的不同，在一連串笑謔中顯示了海外僑胞受歧視的處境，它們涉及嚴肅的課題，對黑暗的社會有所揭露。不過老舍當時立意要幽默和看戲的態度從事寫作，他並沒有有意識地從揭露黑暗、批到醜惡這方面去挖掘發揮，卻從欺壓者的惡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尋找笑料。讓對於前者的噴恨和對後者的同情，被笑聲所沖淡以至於淹沒，不免影響了作品思想意義。

二，艱苦礪練

老舍回國以後，在一九三二年發表了《貓城記》，本是作家有感於對國事的失望而寫的，卻顯露了不少問題，小說對於黑暗現實比其早期作品有較多的批判，卻同時歪曲了人民革命運動，並錯誤地嘲笑革命者。相當長的時期內老舍對於政治採取旁觀，以至厭惡、嘲弄的態度。對革命的政治更是缺少認識，儘管他痛恨社會的黑暗和不平，但對變更現實的革命運動卻抱有懷疑。《貓城記》就集中暴露了這一點。

在一九三四的《離婚》，透過在反動政府任職的一群公務員灰色無聊的生治圖景，間接地暴露出官僚機構腐敗，立意使這部小說返歸幽默，但這些大部分大多不再外加笑料，有助於主題的表達。對書內人物的自私、庸俗、苟且偷安、相互傾軋等等，雖然諷刺不夠有力，卻在含淚微笑中作了批判。發揮了幽默的效用，這是一部有較多現實內容和積極意義的作品，顯示他向前摸索的努力。

以後幾年，老舍開始了他的短篇小說創作，在他諸多的小說作品中，用漫畫的筆法，批判和揭露了黑暗社會的醜惡嘴臉，發揮了諷剎力量。

三，利劍高懸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年，老舍先後發表了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寫的是他所熟悉的北京貧民生活，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舊社會人吃人的醜惡現象，《駱駝祥子》是他優秀的代表作。

《駱駝祥子》真實地描寫了北京一個人力車伕的悲滲命運。祥子來自農村，在他拉上租來的洋車以後，立志買一輛自己的車拉，做一個獨立的勞動者。個體勞動者雖然地位卑微，卻是祥子這種貧苦人的追求。但是他的夢想卻被舊社會碾壓得粉碎。他喜愛的小福子的自殺，更是吹滅了他心中最後一朵希望的火花。他失去了對生活的企求和信心，一個上進好強，正直善良的祥子被舊社會折磨得不復存在。這個悲劇，有力地揭露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罪行。這部作品具有激憤的控訴力量和強烈的批判精神。

四 乘勝前進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老舍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擔任重要職務。民族的深重災難，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一九三九年，他到延安參觀訪問，受到毛主席的熱情接待。在重慶一直在周恩來同志的關懷下工作。在黨的領導下，老舍為擴大和鞏固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做了許多工作。

這期問老舍寫了不少的小說和話劇。其中最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世同堂》。故事是以祁家祖孫四代為中心，包括他們居住的那條小衚衕中的各種人物，來展開錯綜複雜的畫面和情節。老舍此時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書中對那些富有民族氣節的人物寄予了祟敬和同情，更多是爆露和鞭笞了反動統治階級和漢奸的醜惡嘴臉。

老舍是中國著名作家，他的絕大部分都具有鮮明的批判精神，給後人流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