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是人類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類發展的動力和生產力，不能有半點的迷信和浮誇，與人種無關，與宗教信仰無關。當然，科學也需要正確的引導和正確的指導思想，科學可以造福於人類，也可以為禍於人類。福兮禍所依。

循跡曉講 ·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之前我有寫過一篇文章（正本清源：當我們在談論科學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些什麼？| 循跡曉講），講到自己對科學的一些看法和認知，底下就有人留言，說“不要光舉前蘇聯的例子，美國阻撓錢學森回國是不是屬於政治阻撓科學技術發展？”這位讀者閱讀理解能力之差，喊口號的能力之強，實在是讓人歎為觀止，秀智商也不是一兩次了。

｜圖源於：《正本清源：當我們在談論科學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些什麼？| 循跡曉講》

｜圖源於：《正本清源：當我們在談論科學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些什麼？ | 循跡曉講》

在這種情況下還在說“科學技術”的，閱讀理解或者別的東西，大概是不及格的。

錢學森的事情有很多人寫過，錢老從事的到底是科學還是技術，稍有常識的人也都能看出，在此按下不表，話說回來，我在那篇文章裡也寫了，“允許科學發展的環境裡，人們獲得事實不應該有明顯的障礙，而且檢驗理論的只能是事實，不能是別的，這就要求比較寬鬆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氛圍，至少政審這種“絆腳石”不應該嚴重到無法忽視的地步。”

但很遺憾，類似政審這種“絆腳石”在很多國家裡都存在的，尤其是像納粹這樣的極權國家，而且，這樣極權國家的思想，直到現在還在許多人腦子裡根深蒂固。

不過，也還是有讀者說，要不要把李森科的事情單獨去講一講，在我看來這很有必要。

李森科一個人沒辦法造成如此巨大的影響，並且，一個科學家自己如果學術站不住腳，他的故事肯定不只是侷限在科學之中，事實上，李森科的故事反映了相當一批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而這樣的世界觀，到現在也還在許多人的頭腦之中作祟，值得好好講講。

01

關於進化和遺傳的爭論

李森科是個遺傳生物學家，講到遺傳就要講到生物進化，就得從達爾文開始講了。

達爾文的物種進化理論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識，所謂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物種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經歷了進化的過程。這些話大家都不陌生。

但需要指出的是，現代科學上的進化論和達爾文的學說已經很不一樣了。物種是進化的，這點毫無問題，但是接下來的幾個問題，“物種是以怎樣的速率進化的”，以及“物種進化的動力是什麼”，針對這些問題，達爾文要麼是沒有回答，要麼答案跟後來的證據很不一致。

｜達爾文的雕像，英國劍橋塞奇威克地質古生物博物館 瑞鶴供圖

先說說“物種以怎樣的速率進化”這個問題。

達爾文認為，物種的進化是逐漸發生的，一些剛開始不明顯的改變隨著代際發展越來越大，當這樣的改變已經使得原先一個種群內的兩組動物產生生殖隔離之時，新的物種就產生了。

這個理論看起來似乎沒問題。但是，古生物學家有時候看一個連續的地層裡延續時間很久的某個物種化石，卻並沒有發現“物種明顯改變”的證據，有時候一塊幾十米高的大懸崖上到處都是某種三葉蟲或者菊石的化石，但這幾十米的高差可能代表著幾千萬年的年代差，三葉蟲在底下什麼樣，在頂上還是什麼樣，沒啥變化。

所以，關於物種進化的速率，達爾文說的可能就是錯的——物種進化在許多情況下其實並非漸變，新物種可能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產生，然後在較長的時間內保持不變。

｜漸進型演化和突變-平衡型演化的不同 瑞鶴供圖

這種“突變-穩定”的進化模式似乎是物種進化的主流，直到現在，古生物學的主流教科書也都採用了這樣的說法，“物種漸變”這件事，放在宏觀的時間維度上，反而是不對的了。

關於生物進化的速率問題，達爾文字人當時做出的回答可能是不妥當的。而針對“生物進化的動力是什麼”，“代際的改變是如何發生的”，達爾文自己也語焉不詳，至少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這個問題就留待後人發掘了，關於進化的動力，後人分為了兩派。

一派是沿著孟德爾和摩爾根的脈絡走下來，孟德爾透過自己的豌豆實驗證明了生物遺傳是有規律的，而摩爾根透過果蠅的實驗，引入了代際遺傳中基因突變的理論。

在當時，科學界並不知道遺傳資訊的承載物質是DNA，但這一學派認為，遺傳資訊是在代際中傳遞的，而傳遞過程中如果有突變的話，也是在代際遺傳中產生。

｜格雷戈爾·孟德爾（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圖源於網路

另一派主張進化和遺傳的動力來自生物同環境的相互作用，代表人物是拉馬克和米丘林，其核心觀點是用進廢退，某個單獨的生物體，某個器官如果經常用給就一定很發達，而這樣的發達會遺傳給後代。

這樣的觀點聽起來貌似有道理，比如“某人個子高他的後代個子一定高”，比如“長頸鹿因為需要吃高樹上的葉子，脖子變長了”，諸如此類。

｜拉馬克學說中的“獲得性遺傳”理論 圖源於網路

雖然拉馬克這一派的理論在普通大眾的心目中很有市場，但這樣的學說經不起科學的檢驗。

二十世紀初有科學家做實驗，把老鼠的尾巴剪掉，然後讓沒有尾巴的老鼠繁殖，繁殖出的老鼠再把尾巴剪掉，如是幾十代，最終產生的老鼠後代也都是有尾巴的，並不存在“某一代的器官改變遺傳給了下一代”的事情。

在實踐的檢驗下，拉馬克學派漏洞百出，但是，這一派遺傳學卻獲得了蘇聯官方的大力支援。

02

蘇聯官方支援下的李森科

蘇聯官方支援拉馬克的遺傳學派，這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蘇聯官方的革命導師們堅信自己的那些學說是宇宙真理，可以用來解釋一切現象，指導一切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不但政治軍事工作，甚至文化，語言，生物學也能用布林什維克的真理完全應用。

斯大林曾經針對前蘇聯的語言學研究發表過一些指示，說“語言不是民族地區自然形成的，而是階級社會的產物”，這個論斷有沒有學術依據另說，但斯大林在那會兒蘇聯是什麼地位，想必大家都清楚，所以，這個關於語言學的論斷成了前蘇聯相關研究的指導思想。

當然啦，斯大林們的意志絕不會只滿足於語言學，而是“要把一切都給管起來”。

蘇聯官方在遺傳生物學上，支援拉馬克學派，反對孟德爾和摩爾根，還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原因，那就是自己的掌控欲。

按照摩爾根的遺傳學說，物種的變異是隨機的，不可控的，這跟那位德國先知的理論根本上相牴觸。按照那位德國先知的觀點，萬事萬物的發展，從宇宙到生物，甚至到人類社會，都是可以被解釋的，而那位德國先知的擁躉“不但要解釋世界，還要去改造世界”。

這樣的哲學觀，自然是不容許“機率”和“隨機”出現的。後來，那位德國先知的哲學在蘇聯高層那裡幾經發展，最終的結果就是“領袖意志絕對不容質疑”，這樣的想法，更不可能給“機率”和“隨機”留下一點點的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摩爾根學派不可能被蘇聯官方所喜，而主張“事物在發展中遺傳和進化”的拉馬克學派，跟蘇聯官方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致的，自然會得到蘇聯官方的青睞。

而李森科本人，就在“適當的時機”出現在了“適當的位置上”，充分體現了“一個人的命運，不但要靠個人的奮鬥，也要考慮到歷史的程序”這麼一句被玩爛的梗。

03

李森科的故事

在這個背景下，講述李森科的故事就變得有意義了。

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出生於烏克蘭一個農民家庭，在蘇維埃的敘事裡，這樣的出身算是根正苗紅，這為他後來的發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礎。

1925年李森科畢業於基輔農學院後，在一個育種站工作。四年之後，李森科的父親偶然發現在雪地裡過冬的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種稱為“春化處理”的育種法，即在種植前使種子溼潤和冷凍，以加速其生長。

｜李科森在檢視麥穗（時間1920-1930）圖源於網路

說起來，這個春化技術也不是李森科父子最早發現的，但李森科誇大自己的發現是解決霜凍威脅的靈丹妙藥，為此，烏克蘭農業部決定在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裡，設立專門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門，並任命李森科負責。

當然啦，所謂科學，任何理論的提出都得經得住實踐的檢驗，李森科推廣這種所謂的春化技術，不是依靠嚴格的科學實驗，卻是藉助於浮誇和弄虛作假。

事實上，根據解密的資料，經過春化處理的種子並不能有更高的產量，而這個所謂的春化，也沒什麼令人信服的理論依據，所以，李森科的所作所為，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其他科學家的批評。

不過，李森科在科學思想和政治素養上有敏銳的嗅覺（這種敏銳的嗅覺是任何在蘇聯式社會中的人都必不可少的）。

在20世紀30年代初，西方生物遺傳界的核心理論就是基於孟德爾-摩爾根的學說發展起來的，這其中，美國遺傳學家穆勒發現了誘發突變，也是當時西方生物遺傳學界的領軍人物。

諷刺的是，穆勒雖然身在美國，但內心還是非常認同蘇維埃的這套理論，他覺得經典的孟德爾遺傳學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不過，這樣的想法並不被李森科和斯大林所認同，李森科高調地宣稱自己支援拉馬克和米丘林的學說，並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

｜李科森在田間 圖源於網路

在當時，拉馬克的遺傳學說不靠譜在西方已經是科學界的共識了。有的科學家尖銳地質問李森科，如果按你的觀點，生物的器官用進廢退，並把特徵遺傳下去，你怎麼解釋女孩子出生時都有處女膜呢？李森科無言以對。

不過，西方的科學界怎麼樣，並不能左右蘇聯領導人的意志，而李森科雖然不能消滅在國外的反對者，但他消滅國內的反對者，這點事還是辦得到的。

蘇聯農業科學研究院院長瓦維洛夫支援穆勒的觀點，在李森科看來，瓦維洛夫不單是自己的對手，更是整個蘇維埃的敵人，於是，他把學術爭論上升到了政治路線鬥爭的你死我活當中。

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參加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

李森科在他的演說中談到，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作鬥爭。他聲稱反對春化法的科學家：“不管他是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檢討，來改頭換面地對學術界知識分子進行攻擊，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

｜1935年，李森科在克里姆林宮講話 圖源於網路

儘管連續實驗表明經春化處理的小麥並沒有提高產量，但這動搖不了李森科已經取得的勝利，春化實驗的原始資料被掩蓋，而烏克蘭的糧食災難，也被蘇聯官方解釋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陰謀”，李森科在蘇聯國內的地位，並沒有因為烏克蘭饑荒受到絲毫影響。

更重要的是，李森科的春化實驗心繫農業生產，任何跟李森科作對的行為，都被解讀為別有用心地攻擊蘇維埃體制和蘇聯農民。

李森科的反對者開始面臨噩運。瓦維洛夫自己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收集種子，希望建設一個種子庫，但他一個不得志的下屬給蘇聯高層寫信控告瓦維洛夫，指責瓦維洛夫的理論與實踐的反動分離，並建議他停止收集新奇事物並專注於可以直接引入農業生產的植物。

｜瓦維洛夫（1887～1943） 圖源於網路

在1931年，瓦維洛夫被蘇聯官方壓下了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到了1934年，他被召到人民委員會，以解釋他研究中理論和實踐的分離。這件事情標誌著李森科徹底贏得了蘇聯當局的信任，而瓦維洛夫的命運則急轉直下。

1940年，瓦維洛夫被捕，罪名是“英國間諜”。他先是被判極刑，後又改判為20年監禁，1943年因營養不良在監獄中死去。

他生前一直致力建設的種子庫後來即使經歷了蘇德戰爭的炮火也完好無損，一些後世的人們想當然地以為，瓦維洛夫的道德高尚，寧死都沒有去動用自己種子庫裡的糧食，其實這是有意無意地弱化李森科和蘇聯當局在這一時期的所作所為，而把一切的罪責都歸到了“萬惡的德國法西斯”頭上。

瓦維洛夫並不是唯一一個跟李森科作對而倒黴的科學家。

李森科發跡之時，正趕上蘇聯的大清洗。在瓦維洛夫被捕之前，蘇聯生物學家的損失已經令人震驚。1936年，所有在生物學理論領域工作的共產主義者，都被公開譴責為“人民的敵人”並被捕。

人民內務委員會對科學家們的指控涉及“孟什維克唯心主義”和他們與托洛茨基主義陰謀的聯絡。

至於醫學遺傳學研究所所長萊維特，他對人類遺傳的研究據說使他成為納粹學說的教唆者，最終，萊維特在監獄中死亡，他的研究所被關閉，還有好幾位蘇聯科學家被槍殺。

1939年，李森科視察農作物

這樣一來，蘇聯反對李森科的“反動勢力”大受打擊，計劃於1937年8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七屆國際遺傳學大會被取消。當大會確實於1939年在愛丁堡舉行時，沒有蘇聯科學家在場，甚至連當選主席的瓦維洛夫也沒有出席。

與其他蘇聯學者的悲劇相比，李森科那幾年可謂是春風得意。

1935年，李森科獲得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並當上了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反對李森科的科學家也不能說沒有，有些人明裡暗裡支援已經被李森科弄下臺的瓦維洛夫，然而，在更多的在壓力下屈服，進行了自我批評，並承認了李森科的超凡智慧。

按照李森科的說法，自己的生物學和瓦維洛夫的生物學之間存在著你死我活的鬥爭，就像“布林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鬥爭一樣“，此言一出，任何的反對派如果不閉嘴，也就只能是被打倒，於是，李森科的學說在整個二戰期間，成了蘇聯生物學的指導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科學家對國防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的影響大為增加。有人因此希望戰後放鬆對科學家的控制。

1947年蘇聯生物學家錫馬爾豪森在蘇聯主要哲學刊物上，發表了明確批判李森科主義的文章。1948年，當時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里·日丹諾夫（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幾位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日丹諾夫在隨後的一次報告中對李森科進行了批判。

然而，李森科這個時候見風使舵的本事爐火純青，他看準了斯大林絕不容許自己犯錯的弱點尋求斯大林的支援再次獲得成功。

｜李森科在“八月會議”上 圖源於網路

1948年8月，蘇聯召開了千餘人參加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又稱“八月會議”)。李森科在大會上作了《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論”、“新見解”，概括為幾個方面，作為“米丘林生物學”的主要內容，聲稱“米丘林生物學”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

經斯大林批准，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李森科在大會上宣佈，這次會議“把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從科學上消滅掉，是對摩爾根主義的完全勝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是偉大的節日”。

“八月會議”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在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有資料說，1948年一年，全蘇聯有三千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李森科曾稱嫁接後的作物可以改善家畜的遺傳 圖源於網路

“八月會議”的惡劣影響，甚至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八月會議”使李森科達到了“事業”的巔峰。李森科的個人勝利，無疑是科學的悲劇。

李森科繼續作威作福，直到斯大林去世。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文化生活出現了一次解凍。1955年底，三百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蘇聯最高當局，要求撤銷李森科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

1956年2月，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後，對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於形勢提出辭職，並得到蘇聯部長會議的批准。

但是，赫魯曉夫雖然反對斯大林，但他反對的只是斯大林本人，對於斯大林時期“政治管控學術”，他是原樣繼承了下來，更何況，如果說李森科是錯的，那麼豈不是證明蘇聯二十多年的建設走了彎路？

1958年12月14日，《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科學家們發起的那場論戰，一大批反對李森科物種和物種形成“新見解”的科學家被撤職，一批實驗室被關閉。

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這個時候，蘇聯的生物學因為李森科主義的原因，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李森科主義在蘇維埃科學院被投票否決。至此，李森科喪失了在蘇聯生物學界的壟斷地位，他在蘇聯的影響才終於被劃上一個不光彩的句號。

｜蘇聯遺傳與科學時間表 圖源於網路

李森科主義沒有實現蘇聯人“麵包會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們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學遭到了不可救藥的落伍，蘇聯失去了兩代現代生物學家。

就在蘇聯生物學家們在李森科的淫威之下瑟瑟發抖之時，20世紀五十年代初，英美科學家沃森和克里克發現了真正承載遺傳資訊的DNA鹼基排列順序，自此揭開了生物學的新紀元。

從孟德爾開始，到摩爾根，再到沃森克里克，生物遺傳和進化的本質是基因代際轉移時候的突變，這個觀點已經被西方學界公認，而李森科所謂的“唯物主義生物遺傳學”，在他去世之後則是鮮少有人提及了。

1976年李森科去世之後，西方科學界用設問句的形式釋出了一則簡短的訃告——李森科是騙子麼？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

04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教訓？

李森科這樣的學術騙子，在蘇聯這樣的國家並不罕見。這些學術騙子的故事給人們的教訓也是很深刻的，任何被行政力量干預的科學研究，其動機和成果都很可疑。這應該是一個常識一樣的存在。

在英美歷史上，這樣的行政干預不能說沒有，但在這方面拿英美跟蘇聯比，這有點類似於英國足總盃裡第八級別聯賽球隊海運聯對陣英超豪門托特納姆熱刺，根本就不在一個數量級。

但我覺得，李森科事件給後人的啟示遠遠不止如此。

為什麼李森科堅持的那個生物學流派可以被蘇聯領導人垂青？歸根到底，是蘇聯領導人覺得自己可以解釋一切，掌控一切。

而李森科信奉的那一派生物學，因為排除了“機率”，“隨機事件”，就很討喜，總有些人覺得自己的意志可以百分之百的作用到這個世界上。而李森科信奉的那些理論，剛好為這樣的人提供了來自學術界的支援而已。

｜1951年，中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李森科春化法的應用》圖源於網路

在我看來，自然界的演進和人類的歷史發展充滿了偶然。如果六千五百萬年前那顆小行星偏離一點點，可能恐龍還會活著，人類就根本不可能誕生。

如果奧匈帝國的王儲斐迪南大公被刺殺之後各國的反應稍微冷靜一點，二十世紀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類似地，如果齊達內在那次世界盃決賽上不衝冠一怒，結果怎樣，都很難說。

“機率”，“隨機事件”這樣的東西，可能是和這個世界如影隨形，並且根本不受人的意志掌控。

但是，總有些人，覺得自己的理論可以解釋一切，自己的學說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們把自己的想法說成是科學，把自己的遠景說成是“解天下蒼生於倒懸”，看上去一副正義凜然，道德高尚的樣子。

但是對於這樣的救世主，不管他是幹什麼的，我一定充滿了警惕。

因為在我的認知裡，“解決一切問題”是不可能的，而當這樣的救世主不能自圓其說之時，他就一定會把自己的反對者幹掉，不管用何種方式。

所以，只要人類對烏托邦和救世主的幻想還在，像李森科這樣的人，大約還會再次出現，或早或晚而已。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