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民族打不過遊牧這種說法純粹是一個錯覺。

從中國有記錄的歷史看，其實就只是兩宋在軍事上對遊牧處於劣勢。五胡亂華是西晉自己作的，是自己在經歷三國混戰之後又發生慘烈的西晉八王之亂。這才使得遊牧民族有機可乘。

在五胡亂華之前，其實農耕和遊牧之間的心態是農耕一萬個瞧不起遊牧和周邊民系。所以才會有蠻夷戎狄這種歧視性的語義。《羋月傳》裡把義渠人進入秦地描繪成飛揚跋扈，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的心態應該是劉姥姥進大觀園。農耕地區的人根本瞧不起遊牧地區的人。匈奴與中原王朝聯姻，中原也只是嫁女而不娶匈奴女。直到五胡亂華這種心態才有所鬆動。

漢朝對匈奴的作戰，長期保持勝跡，致使匈奴受到重創。內遷的匈奴本身與漢人都出自北三苗，應該能夠融合。但是因為漢地看不起遊牧，使得內遷的匈奴倍受歧視，最後也參與了五胡亂華。甚至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政權也叫漢。這種心態就像對美國羨慕的那些媚洋華人。

試想，如果農耕長期玩不過遊牧，哪還會有這種心態出現。就算周秦是從西部返回的北三苗羌人。先期返回的仍然看不上那些未返回的。連秦人都被稱作蠻夷。秦人在關中經營多年才以商鞅變法開始強大，而遊牧地區留守的民系則很多依附於秦。秦被滅後遊牧突然就被冒頓統一了，這是非常可疑的。只能說明，秦滅使得依附於秦的遊牧與別的遊牧有了統一的機會。楚人劉家當政漢朝也使得農耕和遊牧徹底斷了聯絡、劃清了界線。

中國軍事上真正受到遊牧衝擊嚴重的是兩宋，兩宋的問題是皇家為了保皇權而採取的弱兵策略。所以就出現兩宋了奇葩的現象，經濟繁榮，但軍事孱弱。趙構之所以殺岳飛，就是怕軍頭做大威脅皇權。所以兩宋活該被欺負。到了明代其實軍事上並不弱於遊牧，明代的問題是財政問題，沒錢嘛。封關海禁不僅失去了經濟來源，還增添了新的海患，倭寇和沿海漁民問題。後來的滿清入主純屬一個意外。就算明朝被李自成破壞成那樣，如果沒有海量漢奸配合，也絕無可能入主。因為人口已經決定了只要不出現非常非常特殊的情況，否則絕沒有可能入主。滿清入主其實是有神秘力量的介入。這方面我在別的回答裡簡單說過。

所謂農耕打不過遊牧是一個錯覺，農耕對遊牧最大的劣勢是不能完全消滅遊牧。因為它居無定所，只要往草原深處一跑，你又沒法實施對草原地區的有效佔領，軍需物資運輸艱難。所以對遊牧取勝容易，消滅困難，不像今天。這就使得這個打不死的小強每當他生存困難時就來侵擾，每當中原內亂時他就乘機而動。遊牧對農耕最大的劣勢又是草原養不活多少人，人口上在秦漢之後無法與中原相比了，人口差距實在太大。

謝謝邀請。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誰的戰鬥力強，不在於生產生活方式，而在於國家安邦定國的指導思想和皇帝的文韜武略。像漢武帝，明太祖朱元璋，遊牧民族都是他們的手下敗將。南宋想維持國祚，最主的條件，首先是皇帝主戰的決心。其次是文武官員的團結一心。全國上下的同仇敵愾是沒問題的。南宋首先是皇帝沒決心主戰，其次是主和派（其實是投降派）把持朝政。光這兩個原因就足夠亡國了！南宋歷任皇帝留下的主要政治遺產就是和談再和談。最後和談沒岀路，打又沒準備。那就孤注一擲玩命去瞎打。最後在廣東崖山全軍覆沒，陸秀夫揹著小皇帝跳海。這段歷史給人們最大的啟示是：和平是打岀來的，不是談岀來的！

當然不是，事實上歷史上我們農耕民族對遊牧民族的戰爭歷史，都是勝多敗少。之所以敗，是因為敗於戰馬的機動性遠遠高於步兵，還有馬上武器的殺傷力也遠遠大於步兵武器，還有弓箭的射程遠的原因。

但我們只有勝多敗少，就是我們漢族發現了差距，馬上改進了武器和學習了別人的長處，一是同樣發展騎兵，然後唐朝發明了陌刀，能把人和馬一起砍斷。還改良了隋朝時期的明光鎧，讓遊牧騎兵的弓箭殺傷力降到最低。

這樣武器先進，防具先進，又同樣具備了戰馬機動性的騎兵自然把遊牧民族趕出邊境。

南宋續命卻學不了唐朝，因為他們已經喪失養馬之地，沒有戰馬可用。唯一能做的就是另闢蹊徑，揚長避短，發展戰船和石炮火炮，從海上和長江襲擾蒙古。但南宋殺了岳飛，失去將心，兵心，民心。一心求和。內部爭權奪利，一盤散沙，註定是被滅亡的。

遊牧民族的文化積澱是狩獵文化。其特點是多人一起圍捕獵物，講究合作精神為主。食物大家共享。看看獅子的圍獵大家一清二楚。另外遊牧民族以森林，草原為家，土地上的獵物是最重要的。所以，四海為家，敢闖。看看西方的遊牧民族來到中國，無數的冒險家。而中國就非常少。冒險精神就是科學發現的基礎。看看西方的諾貝爾獎，看看中國本土的諾貝爾獎大家心知肚明，只有莫言和屠呦呦。再看看身邊的發明創造，我們只有算盤和麻將，基礎科學和科學發現以及課本上幾乎是希臘，英國，美國，德國等原始發現。中國無疑應該感到羞恥。合作精神至關重要。坊間流傳著一個華人一條龍，三個華人一條C。不是沒有道理的。

反觀農耕文化，一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自給自足。自己發財光宗耀祖。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農耕文化的積澱是自己顧自己。缺乏合作精神。所以說，華人陌生人之間非常冷漠，一盤散沙，不團結，窩裡鬥，不好戰等等。魯迅，林語堂，柏楊，莫言，費孝通等眾多愛華人士筆下的華人大家非常清楚了。我們有成龍，但百年企業鳳毛麟角。西方國家百年企業很多。我們佛教也是大家用來保平安求發大財的。而西方的《聖經》是講究愛，愛人。所以像拐賣孩子的，開車撞孩子的很少。如果是封建社會，農耕文明還湊合，大家餓不死。但是目前是現代社會，農耕文明明顯不適合。而中國沒有實現工業化，還是前現代社會，沒有進入現代社會。和西方差幾百年。看看美國1620年的《五月花號公約》和盧梭和美國《憲法》和英國《大法》大家一清二楚。看看中國的教育。農耕文明在近現代幾百年裡，遠遠的落後於遊牧文明。祝福我們大中華，團結一致，用科學制度，不急功近利，百年磨一劍。踏踏實實搞好工業化，早點進入現代社會。不能太落後了。華人一個人精明，多個華人其實不精明呀！承認自己的落後，科學，文化，藝術，信仰都還非常落後。任重道遠，互勉，加油大中華!當官發財（導致腐敗）絕對不能成為我們主要的信仰。

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爭鬥？，在絕大多數時候，是農耕民族佔統治地位的時候居多。例如蒙古人進入史冊約有千年，進駐中原實際上只有百年左右，其餘時候只居於次要地位和被統治地位。只因鼎盛時期的蒙古汗國疆域遼闊，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已。

金國女真不是遊牧民族，而是一個生產力比遊牧生活落後的漁獵民族。而滿人在關外時是個以農耕為主，以漁獵丶放牧為輔的民族。這也是滿清入關後，能全盤接受農耕文明，繼承華夏文明的根本原因。

回頭再說南宋，南宋滅亡主要還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在蒙古汗國一統天下幾乎成定局的情況，南宋想要續命可能性不大。如果一定要這麼做，個人認為:

1，保持戰略定力。一邊去巴結討好蒙古汗國，一邊做好全國佈防，找好退路，做好最壞的打算。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2，可以跟蒙古汗國商量，以僕從國的身份保全國家，答應每年奉上豐厚的貢品。蒙古人與南宋沒有歷史仇怨，如果蒙古可汗發現南宋戰備充分，不易搞定，也可能會權衡利弊，見好就收，也未可知。

3，大力發展對蒙古汗國的貿易，建立友好親善的關係，建立雙方共生共榮的互利關係，這樣一來，有可能避免雙方惡戰。因為蒙古人不缺土地，而且重實利，如果能不打仗，又能獲得實實在在的重大利益，人家又何樂而不為。況且蒙古汗國有豐厚的資源可以用來交換南宋的產品，貿易對雙方都有好處。

4，注重對蒙古汗國內部各股勢力的遊說丶公關。一邊大力宣傳兩國交好的好處，一邊給予蒙古汗國相關要員，豐厚的饋贈，並且盡力保持兩國長期的友好關係。不要忘了歷史有偶然性，有時候關鍵性人物能影響歷史的程序。

如果南宋能堅持下來，而且能熬得足夠久，也許真的能熬死蒙古汗國。只不過南宋繼承了北宋重文抑武的作風。文人從政最大的特點就是注重風骨丶人格，看重原則和氣節，不知變通。註定做不了忍者神龜，所以南宋滅亡是命中註定！

農耕民族和遊獵民族比缺少野性和飄泊，和對嚴酷環境的適應，對土地的依賴，註定了局限性。南宋要想續命，應大力發展人才的全面性，文武兼備，廣泛開放，瞭解各國民風民情，對敵人的優缺點應熟悉。提高生產力，研究高尖端武器，文官主內，武將主外，不讓外行插手。提高軍人待遇和地位。對外族應打和兩手準備，打得勝打，打不勝談。上下一心固守，應能續命多年。

遊牧民族，就是一支游擊隊；農耕民族就是是正規軍。看上去游擊隊是打不過正規軍的？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農耕民族有固定居住地，有住地就會有文明。而文明是一個民族存在的象徵。遊牧民族，再能再兇，因為居無所定，所以形不成聚居地，則沒有文明產生。

就上古以往而漸次有文字記載迄於夏商周秦漢，匈奴就是一個又一個的"游擊隊"，能侵邊而盜，卻極少深入內地。秦始皇一道長城，就阻斷了匈奴南下打游擊的路。漢武帝持續不間斷地攻擊，匈奴一次次地向北向西遷移，最後止於漠北。對匈奴百姓而言，很慘的。後來的民族融合，曹操時穩定下來，但短暫之後，司馬炎乾的後事，引發16年的八王之亂，繼之以吸收了中原文明的五胡，深入內地，荼毒中國，幾達幾百年。這是他們"居"於內陸，再不是打游擊時的樣子，建立政權，與南朝對立。自此之後，兩宋與西夏，遼，金，元的關係，西夏，遼，金，元己不是單純的遊牧民族，而是佔據了中國西北，北方，東方的廣大文明區域，聚居而建立的政權，不再是游擊隊，進步成正規軍了。所以，兩宋的不幸就在於此。遼，金掠奪後，不回長城以北，而就在長城沿線，黃河以北的地區享受，然後又掠奪。

兩宋的致命之處，就是少了四個字，主戰決心。昏書讀多了，對北方一味忍讓，讓到海邊跳海而死才罷。明朝的北方遊牧民族，幾乎與明朝有著相似的文明，對敵起來，差不多對等。邊患十分惡劣。及至滿清，人家"反客為主"，當了中原各族的主人，這真是歷朝歷代"養虎成患，虎大吃人"的惡果，讓後人吃盡苦頭，屈辱百年。

草原民族以騎兵為主有著強大的戰鬥力和機動性。中原王朝軍隊以重灌步兵為主有著很強的組織性，紀律性。歷史經驗證明在中原王朝沒有內訌國家統一時，中原王朝強大的軍隊一直是碾壓草原騎兵的，比如兩漢時期打匈奴，大唐軍隊滅東西突厥和大明軍隊幾次北伐草原都是如此。南宋在1142年同金國簽訂紹興和議，兩國以東起淮水西到大散關為界，每年給金國稅幣銀25萬兩，絹25萬匹。此後南宋延續了152年。在南宋立國初期內部矛盾不斷，軍隊叛附不定，農民起義爆發的情況下是沒有實力北伐的，但只要君臣一心整軍振武休養生息幾年恢復故土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趙構對主戰派將領岳飛和韓世忠缺泛中構的信任，用明升暗降的辦法削奪兵權。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岳飛父子。從此自廢武功，儘管宋朝經濟非常發達，但軍隊戰鬥力喪失“熙寧北伐"等幾次都沒有成功。只能偏安一隅。

農耕民族、遊牧民族的劃分視角是很沒有文明眼光和分析問題的正常腦子的。不僅在觀察華夏與北方戎狄問題上這種思維有巨大問題，而且，在東西方之間的所謂大河文明與海洋文明的用語設定上，在東西方之間的農耕文明與工商文明用語設定上也有巨大思維錯誤，而產生文明分析誤導。

農耕、遊牧的劃分只是看到一個主要的經濟形式，這個用語設定掩蓋了中華文明的複雜存在和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經濟與政治、文化變化。如華夏在伏羲、炎黃時代就創造了易文化體系，到春秋戰國燦然發華，形成諸子文化，而北方戎狄有什麼文化？所以，從文化角度說華夏文明是東方正脈文化體系發華的文明，而北方戎狄是文化粗鄙的原始宗教區域，談不上什麼文明。如從經濟形態上說，雖然傳統上華夏以農耕為主，但幾千年前已有冶煉、製陶，春秋戰國時已有百工，並形成百工典籍《考工記》體系，至遲在漢代已有廣闊大地上的貿易，並在陸海開闢了通向域外的商貿通道，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而北方戎狄有華夏這樣的工業創造能力嗎？那麼，從經濟角度說，華夏應該是有文明創造性的農工文明，傳統上講士農工商四民，農工是生產者。北方戎狄則主要是在自然條件基礎上形成的遊牧經濟，生產綿羊，生產馬牛，都是自然生產，不是人類智慧文明的創造區域。從地理位勢說，華夏主要區域在北半球適中緯度，山河壯麗，平原廣闊，北方戎狄在比較高緯度，草原雖遼闊，但水脈不足，所以，北方戎狄缺乏山川秀氣，地不靈人不傑，所以，沒文化沒文明，不能隨時代發展與人類文明相始終。

有了上述基本條件的對比和文明性質區分，你才會全面分析並理順華夏與北方戎狄的歷史關係，就是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華夏文明在深厚的文化基礎上，在比較先進的科技與經濟發展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也創造了世界上最深邃的軍事思想體系，組織了不同時代的優秀軍隊，進行了不斷的軍事鬥爭，打出了不同時代的精彩的戰爭。所以，有夏商周的早期文明，有漢唐的帝國開拓與文明秩序建構。使北方戎狄服膺華夏文明，就算在軍事上一時得力，也以融入中華文明為榮。所以，不存在農耕民族打不過遊牧民族的話語邏輯，而應該是華夏文明為什麼把北方戎狄變成了中華的組成部分？為什麼蒙古人打敗了南宋而建立的國家是元而不是大蒙古國？

雖然原始社會人們可能會更自由一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但是朝不保夕的採集生活，讓人們缺少安全感。對未來的美好的生活的憧憬，使得原始社會大約在公元前8500年時進行了一次產業大分工，這成為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拐點。有一些部落發現了農業的秘密，還有一些部落掌握了讓牲畜繁殖更多的手段，此外還有一些部落則一直沒有形成富有合作性質的生產方式，仍堅持在深山密林裡過著漁獵生活。以人類的社會化屬性來看，社會化程度越高，則意味著文明發達的程度越高。社會化最顯著的特徵即是團結協作，這也是人類沒有虎豹等大型食肉動物的尖牙利齒卻最終站到了食物鏈最頂端的關鍵。以農耕、遊牧、漁獵三種生產方式來看，生產社會化程度最高的無疑是農耕，遊牧次之，漁獵最低。

（遊牧是低層次的生產組織方式）

農耕民族在生產方面付出的勞動量是最多的，尤以水利工程最為顯著。農業需要大量的水，而且農業受雨熱同期等自然條件的影響比較大，絲毫不能耽誤農時。古話說“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華人為了互相提醒不忘農時，甚至還發明瞭24節氣。曆法最大的功用不是為了記錄年歲，而是提醒農時。春天播種，夏天灌溉，秋天收穫，即使到了冬天，農民們還要組織起來修溝渠，整治農具。相比遊牧民族夏天歇暑，冬天窩冬的生活，農民們可謂一年四季無休，而且還要時時關心天氣，乾旱或者洪澇都對造成對農耕民族的威脅。

辛勞的生活自然也有回報，農耕最大的好處即是收穫的米穀可以儲存，來年的收成可以預做籌劃。這種對未來的穩定的預期，使得農耕社會具備了進行社會進一步分工的可能。因為不管是法律、建築、藝術還是醫學、文學、政治等，都需要大量的脫產人員來從事相關的工作，農業社會相對遊牧社會和漁獵社會最大的優勢，即是奠定了較為穩固的經濟基礎，用來攀升科技樹。現代社會最為發達的文明，無一不是農業社會起家的，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俄羅斯、美國、中國、德國等，都是透過發展農業合作塑造了民族心理認同，並且為本民族的科技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經濟基礎。

（農耕為社會脫產人員提供了經濟基礎）

遊牧民族的生產方式相對要簡單的多。夏天天氣炎熱，大量的牲畜聚集在一起容易發生瘟疫，因此在春天時，遊牧民族就要分散到各地去避暑。冬天則是閒暇時間，遊牧民族也不需要像農耕民族一樣要利用冬天準備來年的農具或者利用枯水期來修繕開挖河道堤防。不過，由於草原物產不豐，經濟結構單一，因此對自然災害的抵抗能力很低，往往一個突如其來的雪災就會讓遊牧民族元氣大傷。同時，遊牧民族的生產特性，也決定了同樣的土地面積所承載的人口數量，遠遠低於農耕民族。由於遊牧民族的這個生產特點，他們一直不可能有更為廣泛和徹底的社會分工，因此文明的發展速度緩慢。至於漁獵民族，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典型，更不可能供養脫產人員了。

所以，在文明發展的初期，農耕民族對遊牧民族有著強烈的優越感。農耕文明建設了美輪美奐的城市，發明了數不清的讓人感到生活美妙的用品，而遊牧民族卻只能在冰天雪地裡戰天鬥地，與蚊子、風雪、瘟疫搏鬥。從財富的角度來說，相同的時間內，農耕文明積累的財富要遠遠多於遊牧民族。即使從軍事角度來說，農耕社會組織的緊密性，也讓農耕民族的軍隊具備了更復雜、更具效率的作戰方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裡，一直對遊牧民族保持著戰略壓力。不管是東方的漢帝國，還是西方的羅馬帝國，都在抵擋著如潮水一樣的蠻族進攻下頑強地發展著文明。

（農耕民族的軍隊開戰成本很高）

這可能與一般人的印象有不同，因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遊牧民族的快馬彎刀時常成為農耕民族的噩夢，以至於農耕民族不得不建設長城和要塞來防衛。即使如此，這些遊牧騎兵也時常衝進內地，大肆搶劫縱火。看起來，好像遊牧民族在與農耕民族的對抗中，一直佔據著上風一樣。

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以中國為例，自夏商周三代以來，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最終底定天下不過只有元朝、清朝兩個朝代，而中華第一帝國、第二帝國都是農耕文明建立起來的。而且，農耕民族佔據的從來都是肥沃的土地，而遊牧民族雖然能夠得逞一時，最終也是回到了塞北苦寒之地。

夏朝、商朝可能是一個半農半牧的朝代，而周王朝則是完全是一個農業王朝了。周王朝以來的中原諸夏國家對域外的遊牧民族是有著文化優越感的，這在先秦的一些史籍中比比皆是。周王朝的軍隊時刻處在對抗遊牧民族的前沿，周王朝以一個初生的政權的蓬勃朝氣，壓服了四周部落，完成了殖民活動，將華夏文明的種子廣佈於關中內外，大河上下。在進入東周後，處在北方的秦、晉、燕更是對遊牧民族用兵持續上百年，最終以軍事武力做後盾，同化了大量的遊牧民族。

（遊牧民族都被趕到了邊緣地帶）

雖然農耕民族有科技、經濟、人口等方面的優勢，但是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即是過於精密的社會組織體系。農耕社會由於分工細緻，社會協同程度要求更高，尤其是在軍事作戰過程中，不管是稅收、運輸、徵兵等都需要進行大量的組織工作，為此朝廷設定了大量的組織協調的職位。在這些工作進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利益糾葛，政治鬥爭因此展開。

同時，農業社會的人口爆發，需要供應大量的土地。為了爭奪生存資源，不管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在農業社會中都容易發生內鬥、分裂。這在政治鬥爭的推波助瀾下，有時相當血腥。所以，華人有句話叫做“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農業社會的內鬥，就給了遊牧民族機會，而且這機會還幾乎是水到渠成的。由於內地戰亂產生了邊地效應，大量人口外遷，大大充實了遊牧民族人口的同時，還帶來了大量的內地人才掌握的生產技術。如鐵器鍛造、種植五穀等，這使得遊牧民族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都得到突飛猛進的增長。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正是農耕民族文明發展的溢位效應，才使得處於文明窪地的遊牧民族得到發展壯大的機會。

匈奴自夏朝時就有記載，可是一直到秦朝末年，才突然崛起並不是沒有緣由的。這是因為中原內地紛紛攘攘了500多年，使得大量的中原人士都跑到了匈奴。匈奴實力大漲，進攻漢朝，其落後的生產關係，使得匈奴社會需要承擔的風險很低，漢朝與之作戰，是一個不划算的買賣。這就如同掌握著與美軍同樣的武器裝備的阿富汗游擊隊與美軍作戰一樣。對美國而言，這是一個不划算的戰鬥。打贏了沒什麼可搶，打輸了可就慘了，可以想象一下這些阿富汗游擊隊員佔領了美國的紐約時代廣場後的情景。可以說阿富汗一名游擊隊員的性命的價值，可以抵得上十個美軍大兵的價值。

（匈奴的進攻缺少戰役決心）

所以，遊牧民族之所以有時候看起來會農耕民族厲害一點，其原因有幾點：

其一，農耕文明的內亂造成的文明溢位效應，壯大了遊牧民族的實力，也即是說，遊牧民族必須依靠著農耕民族的內應（比如鹽鐵貿易）才能實現相互對等的戰力；

其二，遊牧民族落後的制度，使得遊牧民族發動戰爭的成本極低，可謂是一本萬利。對他們來說，戰爭就是暴力團伙搶劫。我們常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如果一個強盜就住在隔壁，逮著空就要過來搶劫，農耕民族起初還能勉為應付，但是久行無輕擔，難免沒有瞌睡打盹的時候。

其三，農耕民族徹底剿除遊牧民族的成本太高，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如果正面硬剛，農耕民族可以透過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來贏得戰爭勝利。但是，草原地方不適宜耕種，農耕民族無法長期在草原保持勢力，遊牧勢力又會死灰復燃。

不過，即使如此，遊牧民族能夠取得戰爭的主動權，其核心原因還是在農耕文明在攀升科技樹時，在軍事科技的代差方面需要有社會各個學科的同步發展，相對於制度而言，有滯後性。因此，在冷兵器時代，儘管農耕文明的綜合國力要遠遠強於遊牧民族，但是在單獨地域的戰爭的主動權上，卻相對缺乏進取心，更多是透過戰略威懾獲得和平。在工業革命到來後，遊牧民族脆弱、單一的經濟，無法在科技上有所建樹，最終在轉型為工業國家的農耕文明的絞殺下落敗了。

（工業需要農業提供基礎）

所以，南宋要想挽救覆亡的命運，只需要做到改革內政，億兆一心，發揮農耕社會的合作優勢，降低社會組織內耗就足矣。南宋最大的問題在於南北黨爭，很多前線將領最終叛變投敵或戰死沙場，更多都是因為後方掣肘。黨爭的起因即是政治惡鬥，根本原因在於利益糾葛。文明發展的程度越高，存在黨爭的可能就越高。可是，黨爭可以用制度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如美國的民主選舉。南宋王朝的權相制度以及任人唯親，使得南宋難能上下一心，共同應敵。南宋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旦外部壓力稍有緩解，又故態復萌。

（過於繁榮使得南宋戰爭的成本高昂）

南宋末年財力匱乏，軍事乏力，一切看似不可挽回，其實根本原因在於朝廷失德，人心澆離。如同北宋末年宋徽宗懲罰六賊之後，東京軍民踴躍投身於汴京保衛戰，最終擊敗金人一樣，人民在關鍵時刻是可以依靠的。可是，在朝廷權貴沒有轉變國家公器為天下人共有的思想之前，權貴既不敢發動民眾，民眾也是不知有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