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經》的歷史地名學價值 中國有著頗為古老的地名學記載。從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看，已發掘到的約十萬片有文甲骨中，就有大量具有重要地理價值的地名，它們是研究商王國的政治地理結構、疆域、山川、大城、周邊方國以至對外軍事活動諸問題的重要史料[1]。由於甲骨刻辭乃至商周彝器銘文往往文字過於簡略，故學術界在運用這些重要史料研究商周時期地理方面諸問題時，歧異之處頗多，從而往往直接影響到相關諸問題的可信度。然而，成書於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詩經》卻保留了大量具有科學價值的上古歷史地名，其中涉及上古時期的國族、山川、澤藪、城邑等地理名稱。若將其與有關文獻記載及商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有機地結合起來，則往往能使諸多上古時期的地理問題迎刃而解。這一點，學術界很早即曾引起過高度重視。如宋代學者王應麟曾著《詩地理考》六卷，“其書全錄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誌》、《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地名者，皆薈萃成編”。雖是書“採錄遺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並存”[2](P91)，但其較早注意到《詩經》的歷史地名學價值，則對於我們今天深入全面地研究商周時期的沿革地理諸問題大有裨益。王氏之後，清代學者李超孫《詩氏族考》“以《詩》之為經，草木蟲魚則有疏，名物則有解，地理則有考”[3](P417)。朱桓《毛詩名物略》分天地人物四部，其中“天部則天文時令也，地部則地誌山川也”，因其“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3](P421)，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時至今日仍為歷史地理學界所重視。此外，焦循《毛詩地理釋》、朱右曾《詩地理徵》、桂文燦《毛詩釋地》、尹繼美《詩地理考略》則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或對舊說“頗多辯證”[3](P488)，或則“剪裁繁蕪，稍變其例”[3](P499)。今天，一些歷史學家更充分注意到《詩經》的歷史地名學價值，並將其與商周史研究結合起來，從而使一些長時期懸而未決的問題逐漸達成共識。如顧頡剛先生透過對《魯頌·閟宮》中有關材料的進一步整理和分析，考訂了周初徐、淮夷等東方諸族本散居於今山東蒙、陰二山一帶，以後才陸續遷徙至淮河流域[4]。楊寬先生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大雅·韓奕》中的有關記載，重新考訂了西周南韓的地望[5]。西周王朝晚年，曾大規模對玁獯用兵，晚出文獻和西周金文均有記載。然而由於文字簡略，一些基本的史實，難以講得清楚。《詩·小雅·六月》、《出車》等篇章則儲存了頗多有價值的歷史地名，從而為我們全面深入地探討西周王朝晚期的民族關係提供了大量可循的歷史線索[6](P67-68)。此外，我們藉助於《詩·大雅·常武》中的有關記載，並結合有關青銅器銘文，可以對西周王朝征伐徐淮這段歷史進行較為細緻的研究[6](P99)。凡此足以表明，《詩經》確為我們全面深入研究商周時期沿革地理的重要的信史材料，在此方面，它有著《漢書·地理志》所無法完全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詩經》的歷史自然地理學價值 歷史自然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之一。按照現代地理學的觀點，自然地理的要素包括地貌、水文、氣候、土壤、植被和動植物，因此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內容主要也體現在以上幾個方面。《詩經》中有關商周時期歷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記載頗多。若將其進行一番系統的歸納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則可對我們全面深入地瞭解這一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狀況，大有幫助。茲分別加以論說，述之如下： (1)關於地貌 《詩經》中有諸多有關先秦時期地貌的記載，其中蘊涵有重要的地理學價值，是探究先秦時期歷史地理的珍貴文獻。如《詩·周南·關雎》雲：“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傳》：“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種解釋並見《說文》、《爾雅·釋水》等。然而，先秦時期洲之形成，歷史地理學有較為合乎歷史實際的解釋。古代黃河流經黃土高原，挾帶大量泥沙，當河道展寬後，水流緩慢，挾沙能力降低，使泥沙在河床中沉積為眾多的洲。不僅黃河如此，事實上，歷史時期的長江之荊江河段由於分流眾多，在穴口附近也曾形成過眾多的江心洲。除洲外，《詩經》中還有渚、坻之名稱。《召南·江有汜》：“江有渚。”《毛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洲。”《秦風·蒹葭》：“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小雅·甫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箋》：“坻，水中之高地也。”《爾雅·釋水》：“小洲曰渚，小渚曰坻。”洲、渚、坻的形成與沿河的地質、地貌、來水、來沙和人類的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詩經》這一記載無疑為我們深入研究先秦時期黃河、長江上、中游複雜多變的地質、地貌狀況提供了一條頗為有價值的線索。《詩經》中還有丘、京、阜、陸、陵等地理名稱。《衛風·氓》：“送子涉淇，至於頓丘。”《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毛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從以上文字，我們不僅可以對先秦時期北方地區的地形狀況有所瞭解，而且還可以由此全面深入地瞭解當時人們的居住環境。徐中舒先生曾經論及：“大陸之陸，丘陵之陵，以及墜字等並從阜，阜即像穴居出入上下之階梯。《禹貢》雲：‘是降丘宅土’，丘就是穴居的形狀……這在晚新石器時代就是如此。後來降丘宅土就脫離了穴居而住在地面上。”[7](P8)《詩經》還有原之名稱。《大雅·公劉》：“篤公劉，於胥斯原。”《鄭箋》：“廣平曰原。”用今天的意思解釋，似即平原。作為專稱，《小雅·六月》中有太原，《大雅·綿》中有周原，皆當與其特殊的地形有關。《大雅·綿》雲：“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毛傳》：“膴膴，美也。”《鄭箋》：“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膴膴然肥美。”由此可知，周族所興周原一帶，自古以來就是平衍沃野之地，自然地理條件非常優越，因而對日後周族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頗為重要的積極作用。 (2)關於水文 《詩經》中關於水文方面的記載也頗為詳備，其中諸多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記錄，是我們全面考察先秦時期各地水文狀況的頗為珍貴的參考文獻。據初步統計，《詩經》中所涉及的水文地理實體就有江、淮、河、漢、沱、汝、沔、淇、涇、渭、溱、洧、汾、汶、漆等河流及汾沮洳、甫田等澤藪。從《詩經》各篇章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先秦時期祖國南北許多條河流水量豐沛，河水清澈，水質狀況良好。如《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毛傳》：“滔滔，大水貌。”《小雅·鼓鍾》：“鼓鍾將將，淮水湯湯。”這說明自古以來江、漢、淮等大河水量就非常豐沛。北方地區有的河流今天已水量大減，甚至幾近乾涸，但它們在先秦時期的情況卻並非如此。《齊風·載驅》：“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毛傳》：“滔滔，流貌。”《衛風·氓》：“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毛傳》：“湯湯，水盛貌。”《小雅·沔水》：“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鄭箋》：“湯湯，波流盛貌。”《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毛傳》：“渙渙，春水盛也。”從《詩經》中我們還可以瞭解到先秦時期許多條河流不僅水量豐沛，而且水質普遍良好。如《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猗。”《鄭風·溱洧》：“溱與洧，瀏其清矣。”《小雅·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毛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由此可以想見，在先秦時期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由於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程度較輕，植被狀況良好，基本上不存在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人口稠密，人類活動頻繁，黃土高原的植被破壞和水土流失似較早已開始發生。《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載清載濁。”《邶風·穀風》：“涇以渭濁。”《詩三家義集疏》引《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鬥。”並雲：“是涇濁也。”這表明黃河河水變濁是歷經了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的。《詩經》中還有有關湖泊的記載。如《魏風·汾沮洳》的記載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瞭解先秦時期以來汾水流域的川澤變遷情況。《小雅·車攻》：“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毛詩稽古編》：“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北七里。”從以上材料不僅可知，今河南中牟一帶於先秦時期曾有大的澤藪，自然環境與今日相比，顯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時也可以瞭解到圃田澤一名出現很早，且湖水不深，頗利於人們的生產、生活。據載，戰國時期魏引河水入圃田，又引圃田水入鴻溝，其成為黃河與鴻溝水系之間的調節水庫。由以上材料並結合先秦時期的其他文獻，我們則可以對先秦時期黃河下游地區的水文情況有全面瞭解。總之，《詩經》中儲存了大量有科學價值的水文資料，從而為學術界深入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自然地理提供了寶貴的參考依據。 (3)關於植被和動物 《詩經》中也儲存有大量關於植被和動物的記載。這些記錄是我們全面深入瞭解西周、春秋時期各地區植被狀況和動物地理分佈情況的珍貴文獻。從《詩經》的有關篇章可知，在西周、春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祖國各地植被狀況良好，尤其是華北和黃河中游地區有大片茂密的森林覆蓋。《邶風·擊鼓》：“於以求之，於林之下。”《召南·野有死》：“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周南·兔罝》：“肅肅兔罝，施於中林。”《秦風·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傳》：“北林，林名也。”《小雅·車附圖#》：“依彼平林，有集維鷮。”《大雅·生民》：“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毛傳》：“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詩經》中所列林木種類，極其繁多。據不完全統計，其中有杞、柳、楊、桐（又名梧桐）、栲、檜、梓、櫟（又稱柞櫟、栩）、棣、檉、棠、梅、榛、榆、樗等喬木及椐、椒等灌木。依據《詩經》各篇章所產生的地域，我們將會對這些樹木的地理分佈狀況有較為清晰的瞭解。除林木外，西周、春秋時期北方地區還有大片竹林分佈。《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詩集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任昉《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旁。”由此可見，隨著人類經濟活動的頻繁及自然環境的變化，北方地區古今植被狀況也發生了重大變遷。《詩經》中提到的動物種類也極其繁多。其中獸類有豹、虎、貔、熊、羆、豺、狸、狐、盧、貉、馬、牛、羊、豕、鹿、鼠、兔等，鳥類有鴇、鷖、鶉、鳧、鸛、鶴、鴻、燕、雞、鵜、雉、鳩、鷺、梟、鴛鴦等，魚類有鱨、鱧、鯊、魴、鮪、鱒、龜、鼉等，蟲類有蜾、螟、蜩、螗、虺、蟋蟀等。從《詩經》各篇所產生的地域加以分析，我們自然可以對西周、春秋時期動物的地理分佈特徵進行較為細緻的探討。尤其是《魯頌·泮水》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由此可知，春秋時期今淮河流域一帶仍然有大象分佈，故淮水流域的民族曾向魯國貢納元龜、象齒之類的方物。《大雅·靈臺》：“鼉鼓逢逢。”《毛傳》：“鼉，魚屬。”《經典釋文》引《草木疏》：“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事實上，鼉即今天的稀珍動物之一揚子鱷。這條記載為我們探討先秦時期揚子鱷魚的地理分佈狀況提供了一條可尋的歷史線索。 (4)關於氣候 《詩經》中有關氣候的直接記載不多，但其中若干條記錄則可以為我們進一步探討西周、春秋時期的氣候狀況提供大量旁證材料。根據竺可楨先生對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情況的研究[8]，我們知道西周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寒冷期，《詩經·豳風》所反映的豳地一帶的物候可證。春秋時期氣候又開始轉暖，《秦風·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及前面所引淮河流域有大象生存可證。事實上，西周時期同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乾旱期。《大雅·召旻》：“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毛傳》：“旱，山名也。”此旱麓似有可能與當時當地的氣候狀況有關。其中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大雅·雲漢》中的有關記錄。有的學者認為，《雲漢》是大旱之年周宣王為求雨祈神而寫的詩[9](614)。詩中描寫了當時旱情的嚴重情況及宣王的愁苦心情。該詩云：“旱既大甚，則不可推。”“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雲我無所。”“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邶風·終風》：“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說文》：“霾，風雨土也。”聞一多《風詩類鈔》：“大風揚塵，從上而下曰霾。”“霾”字還見於甲骨文。《合集》13465：“乙酉卜，爭貞：風隹有霾。”《合集》13466：“癸卯卜，王佔曰：其霾。”《合集》13467：“貞：茲雨隹霾。”“貞：茲雨不隹霾。”有的學者認為，所謂霾當即今天稱之為塵暴的現象，並在此基礎上綜合其他有關材料，推測商代後期殷墟的氣候是偏於乾旱的[10]。從以上所引《邶風·終風》記載看，商代後期經常發生的塵暴現象在西周時期也曾出現過。這進一步說明西周時期的氣候是較為乾旱的。如果能夠獲得新的材料作為支援，其將為我們深入瞭解西周時期的氣候狀況提供重要的幫助。 三、《詩經》的歷史人文地理學價值 歷史人文地理學也是歷史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環境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人為活動的干預，而且這種干預隨時間的發展，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因此，研究歷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環境變遷問題，就不能不考慮人類自身對環境的作用。歷史人文地理學是研究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各種活動的地理表現以及發展變遷的規律的學科，主要包括歷史政治、經濟、人口、民族、聚落城市、文化、軍事地理等。《詩經》中不僅蘊涵有大量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歷史自然地理學內容，而且也儲存有豐富的歷史人文地理學材料，其為全面深入瞭解先秦時期尤其是西周、春秋時期的國土結構、生產配置、民族分佈、交通發展、城市興衰以及文化發展的地理特點等提供大量可靠的依據，是我們全面深入瞭解先秦時期尤其是西周、春秋時期歷史人文地理狀況的珍貴的第一手文獻。 (1)國土結構 商周時期的國土構造是一個頗為複雜同時也是最令學術界棘手的問題之一。事實上，《詩經》中有關材料對這一問題的解決頗有幫助。有的學者曾引述《商頌·玄鳥》、《長髮》、《殷武》中：“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等有關記載將殷商時期的天下格局概括為殷土、四方、海外三部分，並結合甲骨文及《尚書》中的有關記載進一步指出，殷商王國的直接轄地商不僅僅侷限於殷都及其近郊一帶，還應包括殷都以外的大片地區[11]。其還引述《大雅·民勞》、《大雅·崧高》“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四國於蕃，四方於宣”等材料，並結合《尚書》及毛公鼎銘文，將西周時期的天下格局概括為中國、四土、四國及多方、不廷方三部分，指出西周王朝是一個領有中國、四土、四國之地的疆域遼闊的統一的主權國家，西周王朝的四土、四國諸侯經過周天子的大批封建，在此總體框架之下，四土、四國之境的眾多方國已萌發了一些早期的地方政區因素，西周王朝與四土、四國各封國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可以視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12]。正是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夠進一步深入探究商周時期的政治地理狀況。此外戰國時期的著作《禹貢》、《周禮》、《呂覽》等均有九州名稱及區劃，尤其《禹貢》被視為中國關於國土的最古老的著述，然早在以上著作成書之前的兩週之際，《詩經·商頌·長髮》及《玄鳥》中即有九圍、九有之名稱，歷代註疏家釋九圍、九有即九州也，由此我們可以對九州地理概念的緣起及其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有一個宏觀的認識，而這一點對正確分析商周時期的政治地理尤為重要。 (2)生產配置 《詩經》中儲存有大量珍貴的經濟史料，它們是我們全面深入研究西周、春秋時期的農業、林業、畜牧、漁獵、採集乃至手工業、原始商業部門經濟地理的重要第一手參考文獻。農業方面，《詩經》中所見谷名共有黍、稷、麥、禾、麻、菽、稻、秬、粱、荏菽、來、牟、稌、穈、芑等達15種以上。有的學者曾對《詩經》所見以上農作物的地理分佈及種植情況作過深入研究[13]，從而將中國古代農史研究不斷引向深入。《豳風·七月》是《詩經》裡的一首著名的農事詩，詩中詳載豳地農奴男的種地、打獵、釀酒、鑿冰、修房屋、備祭品，女的採桑、養蠶、紡績、縫製等活動，其不僅是探討古代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是研究周代社會經濟結構及生產配置狀況的重要參考文獻。《小雅·甫田》是西周統治者祈年、祭神的樂歌。詩中歌唱農奴主田地廣闊，莊稼茂盛，糧谷豐收以及祭祀祈福的情況，因此，不僅是研究周代社會形態的珍貴史料，而且也是研究西周農業發展狀況的重要文獻。《小雅·無羊》舊說是西周宣王時作品，詩中歌詠貴族飼養牛羊的繁盛，比較生動地描寫了牛羊放牧的情況。因此，其為探究西周時期畜牧業發展狀況的難得的信史資料。《詩經》中有關林業方面的記載也不少。如《小雅·伐木》雲：“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詩經》有關漁獵方面的材料也頗為豐富。《邶風·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大雅·韓奕》：“其餚維何，炰鱉鮮魚。”除捕魚外，周代人們還頗為重視打獵，以獲取禽獸的肉和皮毛。《魏風·伐檀》所列周代人們所獲取的獵獲物有貆、特（三歲的獸，泛指大獸）、鶉。《豳風·七月》中另載：“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豵於公。”《毛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另外頗應引起注意的是，由於西周、春秋時期農業生產水平尚不發達，可耕作土地面積尚為有限，在當時人們的食物結構中，天然的野生植物尚佔有相當的比例，並在《詩經》中屢有反映。《詩經》中提到的採集植物中可用作食物的有荇菜、葛、卷耳、桃、芣莒（一說為李子一類的野果）、蘋、瓠、葑、菲、唐（《毛傳》：“唐蒙，菜名”。）、蕨、莫（《毛傳》：“莫，菜也。”）、苦（《毛傳》：“苦，苦菜也”）、薇、芑等。由此可知，西周、春秋時期雖然農業已經較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作為原始經濟部門的採集仍然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詩經》中反映早期手工業和原始商業的材料也不少，限於文章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總之，《詩經》儲存有豐富的經濟史料，是我們全面、深入瞭解西周、春秋時期生產配置及經濟地理情況的重要參考文獻。 (3)民族分佈 《詩經》中所提及的古代民族有徐、淮夷、玁獯、鬼方、混夷（《大雅·皇矣》作串夷）、荊舒、追、貊、蠻、戎、狄等。以上族稱，有的是專稱，更多的則是泛稱。其中有許多還處於氏族部落的發展階段，無論語言、地域、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都還是很不穩定的。我們藉助於《詩經》的有關記載，不僅可以對先秦時期的民族概念有較為深入的認識，同時也可以對先秦時期的民族構成及地理分佈情況有一些初步的瞭解。據有關文獻和西周青銅器銘文可知，到了周代，構成華夏民族主幹的中原地區各人類共同體已大體上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它們在長期的交往和遷徙過程中，由於民族之間的差別不斷縮小而逐漸走向融合，這在《詩經》中屢有反映。其中，《詩經》中的雅，都是周代朝廷上的樂歌。歷來學者認為，雅就是夏，指西周王畿地區。雅音即所謂“中原正聲”。事實上，從西周、春秋時期的歷史情況看，作為“中原正聲”的雅本身即有著和周邊地區各族文學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歷史痕跡。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早期華夏民族的文化具有高度開放的特點，華夏民族正是在不斷地同各民族的相互融合過程中得以發展和壯大的。《詩經》中反映西周王朝和周邊各族如淮夷、徐、玁獯、荊楚等族戰爭的詩篇相當多，其中諸多記載不僅是我們全面瞭解周代民族構成和地理分佈的珍貴史料，同時也是我們探尋早期華夏民族形成歷史軌跡的重要依據。 (4)水陸交通 《詩經》有關交通方面的記載也頗為豐富，它們是我們研究西周、春秋時期交通狀況的難得的第一手材料。據《詩經》記載，周代人們已非常注重道路的建設。《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當時的交通工具也頗為進步。《詩經》所載周代的陸路交通工具有輦、戎（兵車）等。從《詩經》中大量詩篇還可以知道，當時各諸侯國之間往來頻繁，說明中原各國之間早已開闢出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陸路交通線路。然而，西周、春秋時期地廣人稀，生產力水平尚不十分發達，有的地區由於特殊的地形條件，一些重要的交通路線尚未開通，故有時只得繞道而行。徐中舒先生曾結合《詩·大雅·崧高》：“申伯信邁，王餞於郿”及《江漢》、《常武》等記載，並用相關材料作為佐證，以證西周時期關中入蜀及江漢之坦途之子午、少習二道尚未開通，周自遷岐以後，得與褒斜道相近，故周人當伐紂之前，由郿以經營江漢，更有江漢以東，收撫陳、蔡、淮夷，而並有吳地[14]。由此可見，《詩經》對於研究西周、春秋時期的交通狀況顯得頗為重要。 《詩經》所載水上交通工具有舟、用木筏編的方（《周南·漢廣》：“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穀風》：“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及小型船曰刀（《衛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由此可知，當時水上交通已頗為發達。《大雅·公劉》：“涉渭為亂，取厲取鍛。”《鄭箋》：“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西周王朝對江漢、江淮地區屢屢用兵，其中諸多戰爭必當在水上進行。雖然《詩經》中對此直接記載不多，但我們藉助於有關文獻和西周青銅器銘文，亦可以對當時的水上交通情況進行科學的蠡測。 (5)文化發展 《詩經》也是一部內容豐富的文化典籍，其中儲存有大量具有學術價值的文化史料，是我們全面深入瞭解西周、春秋時期各地文化發展狀況及文化發展的地理特點的重要參考文獻。著名歷史學家班固曾以《史記·貨殖列傳》及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為基礎，分述以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衛、楚、吳、粵（越）等故國劃分的各地區的文化發展情況。在該部分，班固直接從《詩經》中徵引的史料即有20餘條。如其述及秦地人民“好稼穡，務本業”，即引“《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以證之。其論及“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室”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即引《秦詩》“在其板屋”、“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小戎》等篇“車馬田狩之事”以證之。又如為證邶、庸、衛同風，反覆引《邶詩》“在浚之下”，《庸詩》“在浚之郊”，《邶詩》“亦流於淇”、“河水洋洋”，《庸詩》“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詩》“瞻彼淇奧”、“河水洋洋”等以證之。又如為證晉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引唐風《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等文字以證之。凡此，足以說明《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自然其也是我們今天探討先秦乃至秦漢時期文化發展的地理特點的寶貴文獻。
一、《詩經》的歷史地名學價值 中國有著頗為古老的地名學記載。從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看，已發掘到的約十萬片有文甲骨中，就有大量具有重要地理價值的地名，它們是研究商王國的政治地理結構、疆域、山川、大城、周邊方國以至對外軍事活動諸問題的重要史料[1]。由於甲骨刻辭乃至商周彝器銘文往往文字過於簡略，故學術界在運用這些重要史料研究商周時期地理方面諸問題時，歧異之處頗多，從而往往直接影響到相關諸問題的可信度。然而，成書於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詩經》卻保留了大量具有科學價值的上古歷史地名，其中涉及上古時期的國族、山川、澤藪、城邑等地理名稱。若將其與有關文獻記載及商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有機地結合起來，則往往能使諸多上古時期的地理問題迎刃而解。這一點，學術界很早即曾引起過高度重視。如宋代學者王應麟曾著《詩地理考》六卷，“其書全錄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誌》、《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地名者，皆薈萃成編”。雖是書“採錄遺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並存”[2](P91)，但其較早注意到《詩經》的歷史地名學價值，則對於我們今天深入全面地研究商周時期的沿革地理諸問題大有裨益。王氏之後，清代學者李超孫《詩氏族考》“以《詩》之為經，草木蟲魚則有疏，名物則有解，地理則有考”[3](P417)。朱桓《毛詩名物略》分天地人物四部，其中“天部則天文時令也，地部則地誌山川也”，因其“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3](P421)，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時至今日仍為歷史地理學界所重視。此外，焦循《毛詩地理釋》、朱右曾《詩地理徵》、桂文燦《毛詩釋地》、尹繼美《詩地理考略》則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或對舊說“頗多辯證”[3](P488)，或則“剪裁繁蕪，稍變其例”[3](P499)。今天，一些歷史學家更充分注意到《詩經》的歷史地名學價值，並將其與商周史研究結合起來，從而使一些長時期懸而未決的問題逐漸達成共識。如顧頡剛先生透過對《魯頌·閟宮》中有關材料的進一步整理和分析，考訂了周初徐、淮夷等東方諸族本散居於今山東蒙、陰二山一帶，以後才陸續遷徙至淮河流域[4]。楊寬先生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大雅·韓奕》中的有關記載，重新考訂了西周南韓的地望[5]。西周王朝晚年，曾大規模對玁獯用兵，晚出文獻和西周金文均有記載。然而由於文字簡略，一些基本的史實，難以講得清楚。《詩·小雅·六月》、《出車》等篇章則儲存了頗多有價值的歷史地名，從而為我們全面深入地探討西周王朝晚期的民族關係提供了大量可循的歷史線索[6](P67-68)。此外，我們藉助於《詩·大雅·常武》中的有關記載，並結合有關青銅器銘文，可以對西周王朝征伐徐淮這段歷史進行較為細緻的研究[6](P99)。凡此足以表明，《詩經》確為我們全面深入研究商周時期沿革地理的重要的信史材料，在此方面，它有著《漢書·地理志》所無法完全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詩經》的歷史自然地理學價值 歷史自然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之一。按照現代地理學的觀點，自然地理的要素包括地貌、水文、氣候、土壤、植被和動植物，因此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內容主要也體現在以上幾個方面。《詩經》中有關商周時期歷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記載頗多。若將其進行一番系統的歸納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則可對我們全面深入地瞭解這一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狀況，大有幫助。茲分別加以論說，述之如下： (1)關於地貌 《詩經》中有諸多有關先秦時期地貌的記載，其中蘊涵有重要的地理學價值，是探究先秦時期歷史地理的珍貴文獻。如《詩·周南·關雎》雲：“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傳》：“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種解釋並見《說文》、《爾雅·釋水》等。然而，先秦時期洲之形成，歷史地理學有較為合乎歷史實際的解釋。古代黃河流經黃土高原，挾帶大量泥沙，當河道展寬後，水流緩慢，挾沙能力降低，使泥沙在河床中沉積為眾多的洲。不僅黃河如此，事實上，歷史時期的長江之荊江河段由於分流眾多，在穴口附近也曾形成過眾多的江心洲。除洲外，《詩經》中還有渚、坻之名稱。《召南·江有汜》：“江有渚。”《毛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洲。”《秦風·蒹葭》：“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小雅·甫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箋》：“坻，水中之高地也。”《爾雅·釋水》：“小洲曰渚，小渚曰坻。”洲、渚、坻的形成與沿河的地質、地貌、來水、來沙和人類的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詩經》這一記載無疑為我們深入研究先秦時期黃河、長江上、中游複雜多變的地質、地貌狀況提供了一條頗為有價值的線索。《詩經》中還有丘、京、阜、陸、陵等地理名稱。《衛風·氓》：“送子涉淇，至於頓丘。”《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毛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從以上文字，我們不僅可以對先秦時期北方地區的地形狀況有所瞭解，而且還可以由此全面深入地瞭解當時人們的居住環境。徐中舒先生曾經論及：“大陸之陸，丘陵之陵，以及墜字等並從阜，阜即像穴居出入上下之階梯。《禹貢》雲：‘是降丘宅土’，丘就是穴居的形狀……這在晚新石器時代就是如此。後來降丘宅土就脫離了穴居而住在地面上。”[7](P8)《詩經》還有原之名稱。《大雅·公劉》：“篤公劉，於胥斯原。”《鄭箋》：“廣平曰原。”用今天的意思解釋，似即平原。作為專稱，《小雅·六月》中有太原，《大雅·綿》中有周原，皆當與其特殊的地形有關。《大雅·綿》雲：“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毛傳》：“膴膴，美也。”《鄭箋》：“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膴膴然肥美。”由此可知，周族所興周原一帶，自古以來就是平衍沃野之地，自然地理條件非常優越，因而對日後周族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頗為重要的積極作用。 (2)關於水文 《詩經》中關於水文方面的記載也頗為詳備，其中諸多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記錄，是我們全面考察先秦時期各地水文狀況的頗為珍貴的參考文獻。據初步統計，《詩經》中所涉及的水文地理實體就有江、淮、河、漢、沱、汝、沔、淇、涇、渭、溱、洧、汾、汶、漆等河流及汾沮洳、甫田等澤藪。從《詩經》各篇章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先秦時期祖國南北許多條河流水量豐沛，河水清澈，水質狀況良好。如《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毛傳》：“滔滔，大水貌。”《小雅·鼓鍾》：“鼓鍾將將，淮水湯湯。”這說明自古以來江、漢、淮等大河水量就非常豐沛。北方地區有的河流今天已水量大減，甚至幾近乾涸，但它們在先秦時期的情況卻並非如此。《齊風·載驅》：“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毛傳》：“滔滔，流貌。”《衛風·氓》：“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毛傳》：“湯湯，水盛貌。”《小雅·沔水》：“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鄭箋》：“湯湯，波流盛貌。”《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毛傳》：“渙渙，春水盛也。”從《詩經》中我們還可以瞭解到先秦時期許多條河流不僅水量豐沛，而且水質普遍良好。如《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猗。”《鄭風·溱洧》：“溱與洧，瀏其清矣。”《小雅·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毛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由此可以想見，在先秦時期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由於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程度較輕，植被狀況良好，基本上不存在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人口稠密，人類活動頻繁，黃土高原的植被破壞和水土流失似較早已開始發生。《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載清載濁。”《邶風·穀風》：“涇以渭濁。”《詩三家義集疏》引《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鬥。”並雲：“是涇濁也。”這表明黃河河水變濁是歷經了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的。《詩經》中還有有關湖泊的記載。如《魏風·汾沮洳》的記載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瞭解先秦時期以來汾水流域的川澤變遷情況。《小雅·車攻》：“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毛詩稽古編》：“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北七里。”從以上材料不僅可知，今河南中牟一帶於先秦時期曾有大的澤藪，自然環境與今日相比，顯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時也可以瞭解到圃田澤一名出現很早，且湖水不深，頗利於人們的生產、生活。據載，戰國時期魏引河水入圃田，又引圃田水入鴻溝，其成為黃河與鴻溝水系之間的調節水庫。由以上材料並結合先秦時期的其他文獻，我們則可以對先秦時期黃河下游地區的水文情況有全面瞭解。總之，《詩經》中儲存了大量有科學價值的水文資料，從而為學術界深入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自然地理提供了寶貴的參考依據。 (3)關於植被和動物 《詩經》中也儲存有大量關於植被和動物的記載。這些記錄是我們全面深入瞭解西周、春秋時期各地區植被狀況和動物地理分佈情況的珍貴文獻。從《詩經》的有關篇章可知，在西周、春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祖國各地植被狀況良好，尤其是華北和黃河中游地區有大片茂密的森林覆蓋。《邶風·擊鼓》：“於以求之，於林之下。”《召南·野有死》：“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周南·兔罝》：“肅肅兔罝，施於中林。”《秦風·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傳》：“北林，林名也。”《小雅·車附圖#》：“依彼平林，有集維鷮。”《大雅·生民》：“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毛傳》：“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詩經》中所列林木種類，極其繁多。據不完全統計，其中有杞、柳、楊、桐（又名梧桐）、栲、檜、梓、櫟（又稱柞櫟、栩）、棣、檉、棠、梅、榛、榆、樗等喬木及椐、椒等灌木。依據《詩經》各篇章所產生的地域，我們將會對這些樹木的地理分佈狀況有較為清晰的瞭解。除林木外，西周、春秋時期北方地區還有大片竹林分佈。《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詩集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任昉《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旁。”由此可見，隨著人類經濟活動的頻繁及自然環境的變化，北方地區古今植被狀況也發生了重大變遷。《詩經》中提到的動物種類也極其繁多。其中獸類有豹、虎、貔、熊、羆、豺、狸、狐、盧、貉、馬、牛、羊、豕、鹿、鼠、兔等，鳥類有鴇、鷖、鶉、鳧、鸛、鶴、鴻、燕、雞、鵜、雉、鳩、鷺、梟、鴛鴦等，魚類有鱨、鱧、鯊、魴、鮪、鱒、龜、鼉等，蟲類有蜾、螟、蜩、螗、虺、蟋蟀等。從《詩經》各篇所產生的地域加以分析，我們自然可以對西周、春秋時期動物的地理分佈特徵進行較為細緻的探討。尤其是《魯頌·泮水》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由此可知，春秋時期今淮河流域一帶仍然有大象分佈，故淮水流域的民族曾向魯國貢納元龜、象齒之類的方物。《大雅·靈臺》：“鼉鼓逢逢。”《毛傳》：“鼉，魚屬。”《經典釋文》引《草木疏》：“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事實上，鼉即今天的稀珍動物之一揚子鱷。這條記載為我們探討先秦時期揚子鱷魚的地理分佈狀況提供了一條可尋的歷史線索。 (4)關於氣候 《詩經》中有關氣候的直接記載不多，但其中若干條記錄則可以為我們進一步探討西周、春秋時期的氣候狀況提供大量旁證材料。根據竺可楨先生對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情況的研究[8]，我們知道西周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寒冷期，《詩經·豳風》所反映的豳地一帶的物候可證。春秋時期氣候又開始轉暖，《秦風·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及前面所引淮河流域有大象生存可證。事實上，西周時期同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乾旱期。《大雅·召旻》：“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毛傳》：“旱，山名也。”此旱麓似有可能與當時當地的氣候狀況有關。其中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大雅·雲漢》中的有關記錄。有的學者認為，《雲漢》是大旱之年周宣王為求雨祈神而寫的詩[9](614)。詩中描寫了當時旱情的嚴重情況及宣王的愁苦心情。該詩云：“旱既大甚，則不可推。”“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雲我無所。”“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邶風·終風》：“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說文》：“霾，風雨土也。”聞一多《風詩類鈔》：“大風揚塵，從上而下曰霾。”“霾”字還見於甲骨文。《合集》13465：“乙酉卜，爭貞：風隹有霾。”《合集》13466：“癸卯卜，王佔曰：其霾。”《合集》13467：“貞：茲雨隹霾。”“貞：茲雨不隹霾。”有的學者認為，所謂霾當即今天稱之為塵暴的現象，並在此基礎上綜合其他有關材料，推測商代後期殷墟的氣候是偏於乾旱的[10]。從以上所引《邶風·終風》記載看，商代後期經常發生的塵暴現象在西周時期也曾出現過。這進一步說明西周時期的氣候是較為乾旱的。如果能夠獲得新的材料作為支援，其將為我們深入瞭解西周時期的氣候狀況提供重要的幫助。 三、《詩經》的歷史人文地理學價值 歷史人文地理學也是歷史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環境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人為活動的干預，而且這種干預隨時間的發展，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因此，研究歷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環境變遷問題，就不能不考慮人類自身對環境的作用。歷史人文地理學是研究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各種活動的地理表現以及發展變遷的規律的學科，主要包括歷史政治、經濟、人口、民族、聚落城市、文化、軍事地理等。《詩經》中不僅蘊涵有大量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歷史自然地理學內容，而且也儲存有豐富的歷史人文地理學材料，其為全面深入瞭解先秦時期尤其是西周、春秋時期的國土結構、生產配置、民族分佈、交通發展、城市興衰以及文化發展的地理特點等提供大量可靠的依據，是我們全面深入瞭解先秦時期尤其是西周、春秋時期歷史人文地理狀況的珍貴的第一手文獻。 (1)國土結構 商周時期的國土構造是一個頗為複雜同時也是最令學術界棘手的問題之一。事實上，《詩經》中有關材料對這一問題的解決頗有幫助。有的學者曾引述《商頌·玄鳥》、《長髮》、《殷武》中：“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等有關記載將殷商時期的天下格局概括為殷土、四方、海外三部分，並結合甲骨文及《尚書》中的有關記載進一步指出，殷商王國的直接轄地商不僅僅侷限於殷都及其近郊一帶，還應包括殷都以外的大片地區[11]。其還引述《大雅·民勞》、《大雅·崧高》“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四國於蕃，四方於宣”等材料，並結合《尚書》及毛公鼎銘文，將西周時期的天下格局概括為中國、四土、四國及多方、不廷方三部分，指出西周王朝是一個領有中國、四土、四國之地的疆域遼闊的統一的主權國家，西周王朝的四土、四國諸侯經過周天子的大批封建，在此總體框架之下，四土、四國之境的眾多方國已萌發了一些早期的地方政區因素，西周王朝與四土、四國各封國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可以視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12]。正是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夠進一步深入探究商周時期的政治地理狀況。此外戰國時期的著作《禹貢》、《周禮》、《呂覽》等均有九州名稱及區劃，尤其《禹貢》被視為中國關於國土的最古老的著述，然早在以上著作成書之前的兩週之際，《詩經·商頌·長髮》及《玄鳥》中即有九圍、九有之名稱，歷代註疏家釋九圍、九有即九州也，由此我們可以對九州地理概念的緣起及其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有一個宏觀的認識，而這一點對正確分析商周時期的政治地理尤為重要。 (2)生產配置 《詩經》中儲存有大量珍貴的經濟史料，它們是我們全面深入研究西周、春秋時期的農業、林業、畜牧、漁獵、採集乃至手工業、原始商業部門經濟地理的重要第一手參考文獻。農業方面，《詩經》中所見谷名共有黍、稷、麥、禾、麻、菽、稻、秬、粱、荏菽、來、牟、稌、穈、芑等達15種以上。有的學者曾對《詩經》所見以上農作物的地理分佈及種植情況作過深入研究[13]，從而將中國古代農史研究不斷引向深入。《豳風·七月》是《詩經》裡的一首著名的農事詩，詩中詳載豳地農奴男的種地、打獵、釀酒、鑿冰、修房屋、備祭品，女的採桑、養蠶、紡績、縫製等活動，其不僅是探討古代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是研究周代社會經濟結構及生產配置狀況的重要參考文獻。《小雅·甫田》是西周統治者祈年、祭神的樂歌。詩中歌唱農奴主田地廣闊，莊稼茂盛，糧谷豐收以及祭祀祈福的情況，因此，不僅是研究周代社會形態的珍貴史料，而且也是研究西周農業發展狀況的重要文獻。《小雅·無羊》舊說是西周宣王時作品，詩中歌詠貴族飼養牛羊的繁盛，比較生動地描寫了牛羊放牧的情況。因此，其為探究西周時期畜牧業發展狀況的難得的信史資料。《詩經》中有關林業方面的記載也不少。如《小雅·伐木》雲：“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詩經》有關漁獵方面的材料也頗為豐富。《邶風·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大雅·韓奕》：“其餚維何，炰鱉鮮魚。”除捕魚外，周代人們還頗為重視打獵，以獲取禽獸的肉和皮毛。《魏風·伐檀》所列周代人們所獲取的獵獲物有貆、特（三歲的獸，泛指大獸）、鶉。《豳風·七月》中另載：“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豵於公。”《毛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另外頗應引起注意的是，由於西周、春秋時期農業生產水平尚不發達，可耕作土地面積尚為有限，在當時人們的食物結構中，天然的野生植物尚佔有相當的比例，並在《詩經》中屢有反映。《詩經》中提到的採集植物中可用作食物的有荇菜、葛、卷耳、桃、芣莒（一說為李子一類的野果）、蘋、瓠、葑、菲、唐（《毛傳》：“唐蒙，菜名”。）、蕨、莫（《毛傳》：“莫，菜也。”）、苦（《毛傳》：“苦，苦菜也”）、薇、芑等。由此可知，西周、春秋時期雖然農業已經較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作為原始經濟部門的採集仍然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詩經》中反映早期手工業和原始商業的材料也不少，限於文章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總之，《詩經》儲存有豐富的經濟史料，是我們全面、深入瞭解西周、春秋時期生產配置及經濟地理情況的重要參考文獻。 (3)民族分佈 《詩經》中所提及的古代民族有徐、淮夷、玁獯、鬼方、混夷（《大雅·皇矣》作串夷）、荊舒、追、貊、蠻、戎、狄等。以上族稱，有的是專稱，更多的則是泛稱。其中有許多還處於氏族部落的發展階段，無論語言、地域、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都還是很不穩定的。我們藉助於《詩經》的有關記載，不僅可以對先秦時期的民族概念有較為深入的認識，同時也可以對先秦時期的民族構成及地理分佈情況有一些初步的瞭解。據有關文獻和西周青銅器銘文可知，到了周代，構成華夏民族主幹的中原地區各人類共同體已大體上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它們在長期的交往和遷徙過程中，由於民族之間的差別不斷縮小而逐漸走向融合，這在《詩經》中屢有反映。其中，《詩經》中的雅，都是周代朝廷上的樂歌。歷來學者認為，雅就是夏，指西周王畿地區。雅音即所謂“中原正聲”。事實上，從西周、春秋時期的歷史情況看，作為“中原正聲”的雅本身即有著和周邊地區各族文學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歷史痕跡。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早期華夏民族的文化具有高度開放的特點，華夏民族正是在不斷地同各民族的相互融合過程中得以發展和壯大的。《詩經》中反映西周王朝和周邊各族如淮夷、徐、玁獯、荊楚等族戰爭的詩篇相當多，其中諸多記載不僅是我們全面瞭解周代民族構成和地理分佈的珍貴史料，同時也是我們探尋早期華夏民族形成歷史軌跡的重要依據。 (4)水陸交通 《詩經》有關交通方面的記載也頗為豐富，它們是我們研究西周、春秋時期交通狀況的難得的第一手材料。據《詩經》記載，周代人們已非常注重道路的建設。《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當時的交通工具也頗為進步。《詩經》所載周代的陸路交通工具有輦、戎（兵車）等。從《詩經》中大量詩篇還可以知道，當時各諸侯國之間往來頻繁，說明中原各國之間早已開闢出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陸路交通線路。然而，西周、春秋時期地廣人稀，生產力水平尚不十分發達，有的地區由於特殊的地形條件，一些重要的交通路線尚未開通，故有時只得繞道而行。徐中舒先生曾結合《詩·大雅·崧高》：“申伯信邁，王餞於郿”及《江漢》、《常武》等記載，並用相關材料作為佐證，以證西周時期關中入蜀及江漢之坦途之子午、少習二道尚未開通，周自遷岐以後，得與褒斜道相近，故周人當伐紂之前，由郿以經營江漢，更有江漢以東，收撫陳、蔡、淮夷，而並有吳地[14]。由此可見，《詩經》對於研究西周、春秋時期的交通狀況顯得頗為重要。 《詩經》所載水上交通工具有舟、用木筏編的方（《周南·漢廣》：“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穀風》：“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及小型船曰刀（《衛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由此可知，當時水上交通已頗為發達。《大雅·公劉》：“涉渭為亂，取厲取鍛。”《鄭箋》：“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西周王朝對江漢、江淮地區屢屢用兵，其中諸多戰爭必當在水上進行。雖然《詩經》中對此直接記載不多，但我們藉助於有關文獻和西周青銅器銘文，亦可以對當時的水上交通情況進行科學的蠡測。 (5)文化發展 《詩經》也是一部內容豐富的文化典籍，其中儲存有大量具有學術價值的文化史料，是我們全面深入瞭解西周、春秋時期各地文化發展狀況及文化發展的地理特點的重要參考文獻。著名歷史學家班固曾以《史記·貨殖列傳》及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為基礎，分述以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衛、楚、吳、粵（越）等故國劃分的各地區的文化發展情況。在該部分，班固直接從《詩經》中徵引的史料即有20餘條。如其述及秦地人民“好稼穡，務本業”，即引“《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以證之。其論及“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室”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即引《秦詩》“在其板屋”、“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小戎》等篇“車馬田狩之事”以證之。又如為證邶、庸、衛同風，反覆引《邶詩》“在浚之下”，《庸詩》“在浚之郊”，《邶詩》“亦流於淇”、“河水洋洋”，《庸詩》“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詩》“瞻彼淇奧”、“河水洋洋”等以證之。又如為證晉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引唐風《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等文字以證之。凡此，足以說明《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自然其也是我們今天探討先秦乃至秦漢時期文化發展的地理特點的寶貴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