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屢遭挫折的蘇軾為什麼不歸隱？

熟讀蘇軾詩詞的人都知道，在許多詩詞當中，蘇軾一再流露出歸隱山林的強烈願望，並且這種願望是從他剛踏上仕途的時候已經有所表現。比如蘇軾與蘇轍來往詩詞中提到辭官退隱的“風雨對床”之約；又如《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中“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臨江仙·夜歸臨皋》中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沁園春·孤館燈青》中的“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樽前”，《滿庭芳》中的“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行香子·清夜無塵》中的“幾時歸去，做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等等，都反覆重複著自己要隱退的內心渴望。

二、封建社會讀書人的出路在古代，學而優則仕是讀書人最好的選擇，也是功成名就的必然選擇。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假如文采一流的蘇軾沒有進京考取功名做官，那麼他也就沒有這個平臺去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幹，沒有這個平臺便沒有知名度，他的詩詞歌賦也不會流傳那麼廣，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又假如，蘇軾如果不進京考取功名，也就無法得到文壇泰斗歐陽修的賞識和那麼高的評價，那麼蘇軾縱有經天緯地之才學，也不可能成為後來新的文壇盟主，更不可能為後世所推崇和景仰。我們都知道，蘇軾喜歡寫，他會寫能寫，而且人們也喜歡他寫；我們更知道，蘇軾性情耿直，嫉惡如仇，有什麼話都藏不住，都想一吐為快。一個人好寫會寫加上心直口快，那麼他寫出來的東西必然會得罪人，這樣的人其實是不適合混政壇的，但蘇軾他沒得選，不適合也得湊合著適合，因為政壇是他成名的捷徑。我們都非常熟悉蘇軾的“飛鴻雪泥”這首詩，這首《與子由澠池懷舊》是他二十四歲寫的，表達了他要“踏雪泥，留指爪”於青史上的雄心壯志。但是在那個時代，讀書人要實現這個願望最直接有效的途經就是當官。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一個矛盾體的蘇軾，口口聲聲說著嚮往歸隱後的田園生活，卻始終在官場沉浮。

三、蘇軾個人主觀上：歸隱是有條件的在《沁園春·孤館燈青》中有這麼幾句：“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從這幾句詞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自負且雄心萬丈的青年蘇軾。在《南鄉子·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中“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內心獨白：要歸隱可以，但必須在做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功成名就之後。又如，他在《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寫了這麼幾句：“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軒冕。”意思是要以謝安功成名就了不及時隱退為戒，一旦功成名就了就要歸隱，不要為名利所困，這首詞是寫給弟弟蘇轍的。從蘇軾眾多詩詞中我們都能瞭解到他是希望有所建樹後才甘心隱退。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驗證他這種思想的存在。

在差不多同一時期的名士，先後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人，這些人都是文壇巨匠，都是社會名流。在他們各自的鼎盛時期，文學修為和名氣上，蘇軾絲毫不遜色於前面四位。但是問題來了，前四者都曾經位極人臣，都執掌過朝政，在政治上有一展抱負的機會。唯獨蘇軾沒有，他最大的職務也就是三品官階的龍圖閣大學士，而且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地方任知州或者副職。這離他“一旦功成名遂”的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所以他不甘心，總是存有一絲希望，盼望有一日像他的恩師歐陽修一樣得到朝廷的重用，轟轟烈烈建功立業，功成名遂之後還鄉做一醉翁。

我認為蘇東坡在文學領域的地位被過度抬高，他的詞勉算一流，詩可二流，書法至多三流。我知道我這樣說，一大批蘇粉會給我丟臭雞蛋。 在這裡簡要陳述下理由。

（1）說東坡是豪放派代表比較勉強，實際上他是典型的婉約派詞人。蘇東坡的詞，印象深刻的只有三首算豪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和《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確實不錯，密州出獵壓根就是聲大而無實。史書也說東坡詞一分豪放九分婉約，最大的貢獻是他首先把詞改變了畫風。也就是說豪放詞他先發明創造的，所以他就是巨匠和大師，這個明顯是有失公允。

（2）東坡非常自戀，恃才傲物不知自斂。 史載，一日東坡拜見王安石，適逢王不在府上。見桌上有首詠菊詩剛寫了一半，“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東坡認為菊花只會調謝枯萎而不落瓣，何來“滿地金”一說。於是揮毫續詩“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後來自己被貶到黃州，看見枯菊花瓣果然紛紛飄落，才恍然大悟改錯了王安石的詩。要知道，王安石啥人，是當朝宰相，作為下屬你還真夠能的，好在王安石肚量大，沒跟他計較。

（3）仙才天才的稱謂名不副實。個見，蘇東坡詩不如陸放翁，詞不及辛稼軒，但矯情做秀功夫遠超二人。東坡之詞，多系非月則酒，非夢則遊，格局很小，偶小驚豔，也是吟風弄月茶酒棋琴之間小吟之趣，不足久觀。世人多譽東坡詩書文三絕，抱庸以為尚可，但無一登峰造極。

（4）東坡性情雖夠風流，但為人不坦率，比較虛偽。最明顯的就是天天喊著想歸隱賦閒，就不捨不掉烏紗不願辭官。如他的詞行香子·清夜無塵：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長琴，一壺酒，一溪雲。

沒人攔著你辭職，不辭就別哼唧，光說不練，心口不一。

如果他選擇退隱，那麼就真的離死不遠了！

王摩詰有一首詩，詩中說“聖代無隱者”，也就是說，盛世之下，是沒有隱士的，反過來，如果有隱居之人，那麼就不是盛世，不是盛世，自然是皇帝努力不夠，或者朝綱不振。

孟夫子有一句詩，詩中說“不才明主棄”，也就是說，如果你退隱了，相當於暗示皇帝用人不明，識人不察，你這基本上是屬於暗中譏諷皇帝不做為，瞎眼了！

所以，唐朝之後，只要不是亂世，隱退的文人幾乎沒有！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更是不能！因為無處可隱，尤其是曾經當過官的，更尤其是名聞天下的

何況是東坡大叔！

大叔太出名了！出名到全世界都知道他，如果他不做官了，你猜世人會如何猜想？是不是受委屈了？是不是受小人陷害了？是不是對皇帝不滿了？是不是對宋朝失望了？

哪怕是無心之舉，經過有心人的揣磨和渲染之下，這個隱退就會變成另一個味道！

所以，你可以放縱，你可以寄情，你可以笑罵，但是，你偏偏不能退隱。何況，皇帝也不允許你隱退，東坡必須在皇帝的眼裡。

何況，東坡被貶，到底是一種被驅逐，還是一種變相的保護，誰又能說得清。

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他不能退！一退，就是死！或者，生不如死！

蘇軾可謂是少年得志，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二歲應試汴京，文章第一，深得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詩壇名宿梅堯臣的賞識，名動京師。

嘉祐六年，應制策試入第三等。制策考試十年一次，由皇帝親自主持，只有五名錄取名額，一二等是虛設，第三等為最。“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蘇轍入第四等。仁宗皇帝讀了蘇軾兄弟的制策，龍心大悅，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此時，蘇家兄弟紅及朝堂內外，是大宋王朝著力培養的物件。

熙寧四年(1071年)，因為反對變法與王安石產生矛盾，蘇軾於是自請離京任職。這是他政治失意的開始。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這也只能算是一小段波折，還不足以讓他對人生、對生活的希望破滅。八年後(元豐二年，即1079年)的烏臺詩案，差點掉了腦袋，才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臨江仙》)

這首《臨江仙》寫於元豐五年九月，烏臺詩案已經過去三年，驚魂甫定，蘇軾的心境跌落冰點。雖然名義上是黃州團練副史，實際上卻是被軟禁的罪人。心灰意冷屬人之常情，“長恨此身非我有”，這是他對自己遭遇的憤懣和無奈；“何時忘卻營營”，什麼時候才能擺脫虛名浮利，避開俗世，求得心靈的徹底解脫？“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據說蘇軾寫了這首詞，第二天太守徐君猷聽說後大驚，以為蘇軾真的“掛冠服江邊”駕舟而去，急忙親往東坡雪堂拜訪，卻見東坡早“鼻息已雷鳴”！

蘇軾真動避世歸隱的心思了嗎？正如他在另一首詞《行香子·述懷》中所表達的：“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什麼時候才能過上這種嚮往的“君子陶陶……其樂只且”(《詩經·王風·君子陽陽》)的日子？“幾時歸去”？心裡也沒個譜，只能期盼。看起來歸隱田園，“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的生活，對蘇軾來說可望而還不可及！

蘇軾在屢受政治和生活的打擊之下，不但沒有避世逃遁，而是採取了積極入世的態度。哲宗即位後重被啟用，先後為朝奉郎知登州、禮部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專門議定國家大政方針、提拔宰相的必經職位）……離宰相只差一步之遙，卻又不能見容於司馬光的舊黨，轉而同情王安石的“新黨”。於是又自請外調，元祐四年(1089年)知杭州……

蘇軾似乎越受打擊，他的“入世”態度越堅決。那麼，他為什麼不學陶淵明歸隱田園呢？

所謂言為心聲，從他的詩文中，似乎能尋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老夫聊發少年狂……親射虎，看孫郎。”（《江城子》）這首詞作於熙寧八年，此時蘇軾正值壯年，一時的失意並不能消磨他的銳氣。和後來的辛棄疾一樣，宋代豪放的詩人大都有著一腔濃烈的國家情懷。就是他想起亡妻“無處話淒涼”（《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的時候，仍然不忘安慰他七年未見的弟弟蘇轍“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從他在《水調歌頭》中所表達出來的思想，詩人眷戀的是現實，而非“世外桃源”。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經歷了人生的坎坷，蘇軾的思想在悄然地發生著變化，尤其是烏臺詩案以後，蘇軾的詩詞藝術和對待人生的態度都產生了蛻變：“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他的思想和藝術都昇華到了一個新的境界。蘇軾擺脫了那個誇誇其談、嚮往浮華的意氣書生，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東坡居士。

是什麼在支撐著他平靜地面對生活遭際的呢？是封建士大夫的虛榮，貪圖紅塵虛名浮利？不見得！

“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浣溪沙》）這首詞寫於烏臺詩案頭一年，蘇軾知徐州。詞中描寫的完全是農村人物和風情。有意思的是在“惟欲睡”、“謾思茶”時，蘇軾首先想到的是“敲門試問野人家”。這個舉動，放到今天，也非常親民。當時正值春旱後得雨，蘇軾前往徐門石潭謝雨途中，“敲門試問野人家”，不只是要討口水喝吧？作為地方官，他更關心的還有農時、民間疾苦。

蘇軾出身於士大夫家庭，卻常以“世農”自謂，“非餘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題淵明詩》)。這是他與社會底層民眾感情相通的地方，也是他歷任地方官時，能夠關心民間疾苦、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生產、保護民眾利益等的驅動力。一個封建士大夫能夠自覺地做到這一點，實是難能可貴。

蘇軾一生築過三條長堤，分別在杭州、潁州(安徽阜陽)、惠州(廣東惠陽)。被貶惠州時甚至是把皇帝賞賜給他的黃金都拿出來，用於捐肋疏浚西湖和築堤。“東坡處處築蘇堤”，如果只有私心，沒有一番為民的情懷，一個封建士大夫如何做得到？

可以說蘇東坡一生用情致深，於國、於家、於民、於文，把一份份深情都做到了極致。

在政治上，王安石以國為情懷，蘇東坡以民為情懷。雖然政見不同，倒也有那麼點惺惺相惜的意思。王安石罷相後，這兩個於宋之世的偉大人物都將恩怨付之予一笑。

正是有這份情懷，在他六十歲時被貶惠州，愛妾朝雲也這時去世，年僅34歲。儘管生活中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但他濟世的理想和信念仍然沒有動搖。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超然臺記》）正是這種老莊哲學使他曠達而超脫。他把對朝雲的思念都寄託在筆下，連寫《悼朝雲》、《縱筆》、《丙子重九二首》、《西江月》等多首悼亡詩詞。

陶淵明本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的態度，為母守孝三年後再度出仕，要一展宏圖，可他譽戀的是他的田園山澤，“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後終於辭官，而是一辭再辭。直到他妹妹在武昌去世，作《歸去來兮辭》，解印歸田，開始了歸隱生活。

王陽明對“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論語·子罕》）的解讀“聞”即是“聞道”，“非無聲聞也”。看來蘇東坡早在王氏數百年前就已經“聞道”了。儘管他在詩詞中屢屢慨嘆“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卻仍然執著著“一蓑煙雨任平生”，“以見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任憑人生坎，始終以樂觀向上的積極態度去追求人生的價值，在蘇東坡身上體現出來的，是一腔為國為民的抱負，這也正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高尚品質。

一、蘇東坡不懂官道，總以為憑自已才學，會有一天會被重新啟用。心裡有希望，所以想退而不退。

二、有才能，能做事。被貶到哪個地都為民做了很多好事，體恤民苦，深得民眾愛戴。心裡有牽掛，所以不忍心退。

三、在官本位的舊社會里，當官是最好的職業。心裡有榮光，所以不捨得退。

四、生活的需要。蘇軾無論哪個時期都有一個好女子愛她，有一份工資，還是能養活一家人。心裡有愛人，所以不敢退隱。

俺不是蘇東坡，不能給你正宗的答覆喔。但是，就“隱退”這倆字結合《東坡》，說幾句唄：

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

蘇軾，號東坡居士。居士者何，在家修行的佛子。東坡，乍一聽，怎麼都覺得是野外的籬笆院的山山坡坡的嘛。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這是蘇東坡拿自己的號作題目而作的一首詩《東坡》

坡，要麼上坡要麼下坡。有人會想啊，下坡路好走呀，常言道，上坡容易下坡難。其實，破路上下都不好走。可是，詩中蘇東坡卻把自己比作一個山野之人，說呀:一場雨水不期而至，市裡的熱鬧的人們已走完了，洗過的山坡映著月光格外清新呀，還有山野村夫之人悠閒的身影，我就是愛這樣的清幽山坡路即便需要拄著柺杖十分難行的，我蘇軾不嫌這東坡坡頭特難走呀......

顯然，詩言志，此詩就能看出，蘇東坡是樂於在市井市人喧鬧之隙之後的自然清幽，他的方式是一種讓心靈的迴歸，鬧中取靜而已，但他並沒有完全脫離市井市人的逃遁式的隱退之念。況且，他這自居“東坡”，築室“雪堂”的清幽生活不就是在當下嗎，又何必又去遠尋什麼隱退呢？不是不隱退，而是已經隱退式的生活了，這是他由不得自己的由己的選擇了......

在今人看來，陶淵明好像生前便是大腕，實則不然。在蘇東坡之前，陶淵明有些名聲，但顯然算不上名家大腕。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蘇東坡的大力頌揚，就沒有陶淵明今日的文化史地位。田曉菲等人就曾梳理了陶淵明是如何一步步成為“大詩人”，確立其經典地位的，其中，蘇軾的頌揚與追和陶詩，是極其重要的原因。

那麼，問題來了，蘇東坡為何那麼喜歡陶淵明？答曰：陶淵明的生活方式，是蘇東坡總是渴望，卻始終無法實現的一種理想。陶淵明是蘇東坡的一個永遠不會褪色的夢！

【田曉菲名作《塵幾錄》，該書研究了陶淵明作品的傳播和接受問題。她對陶淵明經典化有著詳細的考察，蘇東坡是陶淵明的封神之路上的最重要的“貴人”。】

有人可能覺得奇怪，既然喜歡陶淵明的生活方式，官場那麼險惡，仕途那麼坎坷，蘇軾為何不乾脆退隱呢？

首先，因為蘇東坡渴望建功立業，為國家做貢獻，為人們謀福利，藉此名垂不朽。

蘇東坡之所以為蘇東坡，那般可愛可親，那般魅力十足，歷千年而不衰，是因為他是一個豐富多樣，具有多重面目的可愛善良人物。

蘇軾個性中具有多重矛盾，他厭惡官場的迎往送來，討厭過多的聚會，把頻繁無益的宴飲視作“酒食地獄”。蘇軾又好熱鬧，喜歡交際，愛與文人才士交往，切磋琢磨。

【圖：海南的東坡紀念雕像。這般打扮，比較符合蘇軾隱逸田園的人生理想了。只是在海南的幾年，生存條件極其惡劣，蘇軾衰老了許多。遇赦北歸途中，見到他的人，都忍不住感慨東坡老矣。】

他自幼嚮往隱逸生活，但最終還是迴歸塵世。老家眉山道教氛圍濃郁，他要做道士，曾“亡逃山林”。然而，卻被爹媽勸了回來，讀書成家。

讀書之後，被志士仁人感召，感佩捨身取義、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精英人物。當他意識到做範滂可能無法盡孝，甚至殃及家人時。母親程氏反問他：“如果你能成為範滂，難道我就做不了範母嗎？”

蜀地偏居一隅，而蘇軾從小便關注時政，以當時君子賢臣韓琦、范仲淹、富弼和歐陽修等人為偶像，希望成為經世治國的棟樑之才。父親蘇洵等人，看好他教導他。當世名士賢達如張方平、歐陽修、梅堯臣和韓琦等，亦以國士相期。

仁宗皇帝也看好蘇軾兄弟，認為他們都是宰相之才。這都讓蘇軾感奮不已，激發他的報國熱情。因此，雖然仕途淹蹇，他從來未放棄“有補當世”的人生理想。

其次，蘇軾生性樂觀，苦難挫折，風吹雨打，固然帶來困苦，卻從未使他絕望，放棄人生追求。

正如林語堂《蘇東坡傳》所言，蘇軾是天生的樂天派，一切困苦艱難，都會被他化解掉，成為他成長進步的養分，感悟人生的原料。他人通常以抗拒逃避的消極心態，看待人生的失意，而蘇軾卻以擁抱的心理，體驗人生的積極心態，並藉助莊子的“齊物”思想，認為不應該看低排斥苦難，忽視它們的價值，而應想追求歡樂和安寧一樣，接受和品味它們。

佛教的空宗思想，同樣幫助蘇軾走出生命的磨難。因為一切的一切，終將歸於虛空。我們所執著的此刻和此生，本來不存在，將來也必將消失，過分在意，執著於得失，皆是愚昧。因此，不如隨緣自適，藉助生命的這些際遇，破除俗諦，體悟印證佛家的真諦，祛除無名的遮蔽，促進自身的覺悟。

第三，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樂觀豁達的天性，反而使他愈挫愈勇，蘇軾不能預知命運，無法避免人生的挫折，他的一生恰處在酷烈的黨爭時期，因此仕途多磨難，人生多坎坷了。

只有經過了一生，才能說蘇軾一生多磨難，仕途多坎坷。j過完一生的蘇軾，可能發現自己仕途坎坷，有點不划算，可他無法讓時光倒流，也無法發明時光機器，穿越到從前，重新選擇，另鑄今生。因此，蘇軾生前，題主所說的問題和糾結，在蘇軾內心，並不強烈。

換言之，題主之問存在巨大缺陷，蘇軾不可能預見磨難的出現，他的一再復出和重起，固然因為他渴望繼續參與權力的遊戲，還在於老天為他提供東山再起的機會。看好蘇軾，或者希望借重蘇軾才華和名望的人，一再希望蘇軾再起，這都是促成他繼續從政的重要原因。

【圖：河南平頂山郟縣的三蘇園】

第四，蘇軾一生仕途確實坎坷，然而，相對絕大多數一流的文人才子，他在政治上已經比較成功了，只是相對其才華抱負，蘇軾顯得政治上比較失敗了。

一流的文人，能夠做到部長級，已經非常了不起了。蘇軾官至禮部尚書，相當於今天的教育部（文化部）部長。蘇軾為官的政績，也非常突出，只是政績不似文章，受其恩惠的百姓過世後，這些政績便逐漸被人遺忘了。而蘇軾的文章又那麼精彩出眾，以致人們以為蘇軾政績平平了。

憑個人能力，官位比蘇軾高的大作家，只有做過副宰相（相當於副總理）的歐陽修和蘇轍了。一個是他老師，一個是他弟弟，而他們也只是比蘇軾高一級而已。晏殊雖然做到宰相，但文學成就跟蘇軾不是一個量級的。

題主的疑問，當是出於對蘇東坡才華的認可和惋惜的基礎上，並放大了蘇軾渴望隱逸，酷愛自由的一面了。

一個大詩人、大詞人、大文豪，並不意味著他就是超人，更不意味著他就是仙人，他也是飲食男女，他也有自己功成名就的理想，他也不能輕易脫離俗世塵緣，連人稱至聖的孔子都不能，何況蘇東坡。

確實，在平凡的俗世，蘇東坡是不俗的代表，他一生在官場摸爬滾打幾十年，卻一直喜歡參禪，喜歡禮佛，喜歡遊寺院，喜歡與方外之人交朋友，他自己取的號便為“東坡居士”，居士，是對在家信佛者的尊稱，可以說，蘇東坡是當時文人官員中最有佛緣的一個人。

蘇東坡主張禪淨兼修，以詩文弘揚佛法，以禪喻詩、論詩，發人深省，曾與佛印禪師等方外人士成為至交，一生往來，傳為佳話。他寫了很多與佛教有關的詩歌，包括參禪詩、禮佛詩、與僧眾的交遊詩。據統計，蘇軾存世的2700多首詩歌中，單是詩題中有“寺”“院”“僧舍”等字的作品就達140多首。

蘇東坡最著名的一首參禪詩，便是他在遊覽廬山期間，題於西林寺牆壁上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而其他觀寺遊院、與僧師對答之類的詩歌則比比皆是，隨便搜尋一下，便是一束：

《戲答佛印偈》：“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遊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勤師壁》：“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従雙狻。當時修道頗辛苦，柏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

《戲答佛印》：“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而同時，蘇東坡在官場行走，也頗不得意，尤其是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改革以後，蘇東坡因為說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遭到排斥和打擊，遭遇“烏臺詩案”，坐牢百餘天，後數度貶官，十數年間，先貶黃州、再貶登州、又貶惠州、遠貶海南儋州，然而，無論遭到怎樣大的打擊，無論貶得多麼遠的地方，蘇東坡始終沒有隱退或出家。這是為什麼呢？

理由其實很簡單，蘇東坡太熱愛塵世的生活了！

蘇東坡對生活熱愛的程度，在林語堂先生寫的《蘇東坡傳·序》中記錄無遺：“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伽術的修煉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飲酒成癮者，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

而更重要的是，蘇東坡還是一個天生的美食家，愛到要命的“吃貨”。這樣一個活色生香的人，有可能放棄人間俗世那麼多鮮美之味而去隱退或出家當和尚嗎？

蘇東坡，本性豪放，心底純澈，樂觀豁達，都是被生活逼迫，否則活不下去。他是保守派中開明的，為改革派所不容，最後也為保守派所不容，一個人不站隊，就會被所有人攻擊汙衊，一生仕途坎坷，古今一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