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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芒種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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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021水逆退散
1.語言樸實自然
漢樂府民歌多用生動的口語, 親切樸素, 敘事同抒情結合, 感情真摰動人。如《孤兒行》寫孤兒受兄嫂虐待, 詩句雖參差不齊, 而情與境會, 孤兒口狀心計之狀, 活現筆端。詩句句式長短不一, 二至八言都有,有句式整齊的齊言詩, 也有錯綜參差的雜言詩。漢樂府民歌沒有固定的章法和句法, 長短隨意, 整散不拘, 靈活自由.有繼承《詩經》四言體的:如《公無渡河》,《善哉行》;有雜言體的, 句法自由多變, 整散不拘:如《鼓吹曲辭》裡《鐃歌》中的《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 長命無絕衰.山無陵, 江水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與君絕。”二,三,四,五,六,七字也有, 變化極為自由。漢樂府還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詩, 如《江南可採蓮》,《孔雀東南飛》等, 比四言詩多了一個音節, 適應當時社會語言的發展, 又增強了詩歌的表現力。篇幅長短均有, 最長的達三百五十餘句, 短的則數句。漢樂府民歌篇幅長短均有, 最長的如《孔雀東南飛》, 便長達三百五十餘句, 短的如《雜曲·枯魚過河泣》只得四句;《江南可採蓮》便是隻有七句。
2.押韻靈活
漢樂府民歌的押韻自由, 靈活多變。有句句押韻的, 如《平陵東》:“平陵東, 松柏桐, 不知何人劫義公”,“心中惻, 血出漉, 歸告我家賣黃犢”便是;有隔句押韻的, 如《東門行》、《燕歌行》、《梁甫吟》等;也有隔兩句和三句押韻的, 如《陌上桑》的“日出東南隅”和“自名為羅敷”相隔兩句押韻, 又“照我秦氏樓”和“桂枝為籠鉤”更隔五句押韻。這都顯出押韻的變化多端。
3.用對話或獨白形式敘事
漢樂府詩巧妙地熔鑄對話刻劃人物, 聲情畢肖, 使人如聞其聲, 如見其人。如《上山採蘼蕪》甚至幾乎全由棄婦同故夫的問答構成, 表現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採用獨白的, 如《孤兒行》中用獨白寫出孤兒所受的痛苦。
4.浪漫主義的色彩
漢樂府民歌雖多抒寫現實, 但亦有不少作品運用了浪漫主義色彩。如《上邪》如山洪爆發似的激情和高度的誇張;《烏生》中烏鴉的魂魄向人們申訴;《枯魚過河泣》中腐臭了的魚會哭泣, 會寫信等。這些豐富奇特的幻想, 顯示了浪漫主義的特色。
5.排偶句
排偶句也可以說是漢樂府在形色方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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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樂府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這一特色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內容所決定的。在《詩經》中我們雖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敘事成分的作品,如《國風》中的《氓》、《穀風》等。但還是透過作品主人公的傾訴來表達的,仍是抒情形式,還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節,缺乏對一箇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繪,而在漢樂府民歌中則已出現了由第三者敘述故事的作品,出現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情節,如《陌上桑》、《東門行》,特別是我們將在下一節敘述的《孔雀東南飛》。詩的故事性、戲劇性,比之《詩經》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強了。因此,在中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標誌著敘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它的高度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
透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人物性格。有的採用對話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羅敷和使君的對話,《東門行》中那個妻子和丈夫的對話,都能表現出人物機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採蘼蕪》和《豔歌行》的對話也很成功。如果和《詩經》的《國風》比較,就更容易看出漢樂府民歌這一新的特色。對話外,也有采用獨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稱讓人物直接向讀者傾訴,如《孤兒行》、《白頭吟》、《上邪》等。漢樂府民歌並能注意人物行動和細節的刻劃。如《豔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寫那個“夫婿”的猜疑;《婦病行》用“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寫那個將死的病婦的母愛;《陌上桑》用“捋髭鬚”、“著綃頭”來寫老年和少年見羅敷時的不同神態;《孤兒行》則更是用一連串的生立即將回歸帶和糾風辦瓜車翻覆”等來突出孤兒所受的痛苦。由於有聲有色,人物形象生動,因而能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語言的樸素自然而帶感情。漢樂府民歌的語言一般都是口語化的,同時還飽含著感情,飽含著人民的愛憎,即使是敘事詩,也是敘事與抒情相結合,因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故應麟說:“漢樂府歌謠,採摭閭淨,非由潤色;然而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詩藪》卷一)正說明了這一語言的特色。漢樂府民歌一方面由於所敘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詩的作者往往就是詩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於作者和他所描寫的人物有著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生活體驗,所以敘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淺而能深”。《孤兒行》是很好的範例: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如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累累。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亂曰:裡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宋長白《柳亭詩話》說:“病婦、孤兒行二首,雖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計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後賢遇此種題,雖竭力描摹,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也。”這話很實在,並沒有冤枉“後賢”,但他還未能指出這是一個生活體驗的問題。《孤兒行》對孤兒的痛苦沒有作空洞的叫喊,而著重於具體描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形式的自由和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雜言種種,其中最常用的是新興的雜言和五言詩。漢樂府民歌沒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長短隨意,整散不拘,由於兩漢時代緊接先秦,其中雖有少數作品還沿用著《詩經》古老的四言體,如《公無渡河》、《善哉行》等,但絕大多數都是以新的體裁出現的。從那時來說,它們都可以稱為新體詩。這新體主要有兩種:一是雜言體。雜言,《詩經》中雖已經有了,如《式微》等篇,但為數既少,變化也不大,到漢樂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發展,一篇之中,句式、字數不一,有整有散,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靈活多變,如《孤兒行》“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鐃歌十八曲》全部都是雜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體,形式十分整齊。這是漢樂府民歌的新創。在此以前,還沒有完整的五言詩,而漢樂府卻創造了像《孔雀東南飛》《陌上桑》《上邪》《十五從軍行》等完美的長篇五言。從現存《薤露》、《蒿里》兩篇來看,漢樂府民歌中當有完整的七言體,可我們已看不到了。豐富多樣的形式,毫無疑問,是有助於複雜的思想內容的表達的。